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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主要的耕具是耒和耜，其中以耜比较流行，在《诗经》的西周诗篇里曾再三提到。西周主要的耨的工具是耨和镈，在近人论述西周史的著作里，《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这句话是被引用得烂熟的。但是，耒、耜、耨、钱、镈等，究竟是怎样的农具，却至今还分辨得不够清楚的。
现在，我们先来谈耒和耜。
我们现在分辨不清楚耒和耜这两种耕具，是不足怪的，因为汉代以来，许多经学家和注释家们把我们的头脑弄糊涂了。自从汉代学者京房认为耒是耜上的“句木”，耜是耒下的“耓”
，许多注释家都误认为耒和耜从来就是一件耕具上的两部分。其实，耒和耜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耕具，到春秋战国间还是如此，我们只要细读一下《考工记》就可以分明的。在清代学者中，已有些人能辨明耒和耜，最著的有徐灏、邹汉勋两人。徐灏在其所著《说文解字注笺》中，曾根据《考工记》和《说文解字》，断定“耒之初制，盖其末为歧头”，而“耜”是和“臿”相同的“伐地起土之器”。邹汉勋在其所著《读书偶识》卷十中，曾对历来耕具名称加以分析，断定“古之耒制”是“曲柄枝刃耕器”，而耜是直柄的“单刃耕器”
。徐邹两氏的论断，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使得汉代以来对耒和耜的误解得到了纠正。
徐中舒同志的《耒耜考》，从甲骨文、金文“耒”“
”（耜的初字，即“以”字）等字形来考察，认为“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
，结论和徐邹两氏相同。徐同志认为耒是木制的曲柄的农具，下端有歧出而锐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是耕田时足踏处。这是正确的。耒下的尖锐锋利部分，《考工记》称它为“庛”，郑玄注说：“庛读为棘刺之刺”，庛就是用来刺的。所以《考工记》说：“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徐同志又认为耜是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
”或石蚌类刀铲
。那就并不正确。
木耒的遗迹，在考古发掘中已有发现。在庙底沟早期龙山文化的窑穴和殷墟的窖穴壁上，都发现了耒所遗留下来的劳动痕迹，耒确是歧头的木叉，两“庛”（刺）间宽四到八厘米，“庛”径有四到七厘米，这和古文献的记载很符合
。
从甲骨文、金文中耜字的初字“
”的字形来看，耜确是圆头半叶式的农具，但是象形字毕竟不是图画，不可能画得十分逼真。据我们的考察，耜该是和现在的铲差不多的工具，它原来是曲柄带有长方形平版和方刃或弧形的刃的。
《考工记》说：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
。
这里所谓“伐”，就是把土块发掘起来，所谓
，就是田中垄亩间的小沟。这是说：耜的锋刃广五寸，一伐能掘去方五寸的土块，二个耜相并着同时去伐，就能掘去“广尺深尺”的土，掘成“广尺深尺”的沟。耜这工具，能够按照它锋刃的宽度，把土一方块一方块掘起来，很分明的，是如同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吕氏春秋·任地》篇说：
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
）也。
高诱注说：“耜六尺，其刃广八寸。”《吕氏春秋》所说耜的锋刃，已比《考工记》加宽。《考工记》所说的耜，锋刃“广五寸”，要两耜同伐，才能掘成“广尺深尺”的“
”；而《吕氏春秋》所说的耜，锋刃“博八寸”，只要一耜之伐，就能掘成八寸广深的“
”了。这可能是由于《吕氏春秋》的著作年代较晚，那时耜的锋刃已较宽，但它还和《考工记》一样，认为耜是掘成“
”的工具。
在《说文解字》中，“耜”写作“
”，说：“
，臿也。”臿和耜是异名同实的，同样是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说文解字》说：“坺，坺土也，一臿土谓之坺。”这里所说“一臿土”的“坺”，也就是《考工记》所说的“伐”。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伐即坺之借字，其字又通作发，俗作
。”耜是“为沟洫”的主要工具，同样的，臿也是开掘沟渠的主要工具。《汉书·沟洫志》记载白渠完成后，人民有歌称颂说：“举臿为云，决渠为雨。”颜师古注说：“臿，锹也，所以开渠者也。”
[9]
臿，也或作“插”，也或作“锸”，《释名·释用器》说：“锸，插也，插地起土也。”臿原来是耜的别名，曾经长久流传，在元代王祯《农书》上，还是把它作为“起土具”的，从王祯《农书》上所画臿的图形来看，它是和铲相同的。
根据上面的论证，耜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古农具，它是铲一样的“伐地起土之器”，可以无疑的。
《诗经》里曾再三提到耜，或者说“有略其耜”（《周颂·载芟》），或者说“畟畟良耜”（《周颂·良耜》）。过去注释家们有认为“略”“畟畟”是形容耜的锐利的，有认为“略”是解释为“刀剑刃”的“
”的假借字的，但是我们仅凭这些形容字，还是不能断定西周的耜是否有金属锋刃的。清代学者倪倬在其所著《农雅》第四篇《释器》中说：
案《易·系辞传》，惟言“斲木为耜”，不言用金，……然《周颂·臣工》“庤乃钱镈”，传：“钱，铫也”，已用金，……铫，耜属，则耜用金，其昉于周欤？
这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见解。
过去的注释家们，因为古书上常见耒耜连文，误认为耒耜是一器。又因为《诗经·臣工》篇钱镈连称，又误认为钱和镈是同类，同样是耨的工具。后世的农书也以误传误，例如王祯《农书》说：“钱与镈同类，薅器也，非锹属也。”其实恰恰相反，钱不是耨器而是锹属，也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周颂·臣工》篇说：“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是把所有重要的农具都列举了，钱是有金属锋刃的耕具，镈是有金属锋刃的耨具，铚是有金属锋刃的收获工具。
我们认为钱确是带有金属锋刃的耜，有下列三点理由：
第一，前面我们说过，耜和臿是异名同实的，而在古代的字书上，钱和铫、锸又是异名同实的。《说文解字》说：“钱，铫也，古田器。”“铫”古或作“
”，《尔雅·释器》篇说：“
谓之疀”，郭璞注说：“皆古鍫锸字。”臿和疀，原是一声之转
[10]
。《说文解字》说“
”的或体作“梩”，而《方言》说“臿”有
、铧、
、畚、喿、梩等不同名称
[11]
。我们从耜、臿、钱、铫等名称的关系来看，可知钱和耜是同类的。
第二，钱的所以称钱，该是由于它能刬削的缘故。《释名·释用器》曾说：“锸……或曰销，销，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实际上，钱就是后世所谓刬，也就是铲。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九说：“铲今作刬，刬削之也。”
王祯《农书》虽然分钱、臿、铲为三种农具，但是从他所画的三种农具的图形来看，形制是基本相同的，并不是三种不同的农具。
第三，《国语·周语下》篇说：周景王二十三年“铸大钱”。至少到春秋后期，称为“钱”的货币已经铸造和流通。这种称为“钱”的货币，显然是从农具中的“钱”演变来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式货币中，只有流行于周和三晋等中原地区的“布”币，是铲的形式的，该就是从农具中的“钱”演变来的
。一九五三年秋在安阳大司空村曾发掘到一把殷代的青铜铲，从其形制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它是农具的。可知钱这类农具已有很长的源流了。耜既是铲一样的农具，钱也是铲一样的农具，而钱字又从金，那么，无可置疑的，钱是一种带有金属锋刃的耜。也惟有因为钱是耜一类的有金属锋刃的耕具，所以人们才会重视它，作为交易的媒介物，逐渐成为一种货币形式。
由此可见，西周农业的耕作工具，除了遗址出土的石铲、蚌铲、骨铲之外，还有木制的耜，更有带有金属锋刃的耜叫“钱”。
上面我们谈了钱，接着就谈镈。
镈是一种耨具，《诗经》交代得很清楚，《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削），以薅荼蓼。”中国原始的耨具是蚌器
[14]
，到西周时代还在应用，但是这时出现了有金属锋刃的镈，该是农具上的一大进步。镈是一种短柄宽刃的小锄头，《吕氏春秋·任地》篇说：“耨柄尺，此其度也；博六寸，所以间稼也。”这种短柄宽刃的小锄头，是农夫伛偻着身体拿来除去田间的杂草的
[15]
。它是用句曲的树枝制成的，所以也或称为“句
”
[16]
。
镈用于耨耘，运用的时间较长，因而镈在金属农具中数量是较多的。《考工记》把金属农具称为“镈器”，在“攻金之工”中有“段氏（锻氏）为镈器”，又说：“粤（越）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金属农具所以会总称“镈器”，该是由于镈最流行的缘故
。
西周时代已有钱、镈、铚等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是很显然的。究竟这些农具所带的金属锋刃，是铁制的呢？还是青铜制的呢？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农具，因为无论在考古发掘中，在古文献中，都还没有铁农具存在的真凭实据。如果这时农具的锋刃是青铜制的，青铜比较贵重，当然不可能像冶铁技术发展后铁农具那样普遍。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农具的金属锋刃和后世农具很不相同，仅仅在锋刃的边缘上有一条金属包着，这种情况直到战国秦汉间铁农具相当普遍流行时，还大都如此。古人使用的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除了锋刃边缘上镶有一条金属锋刃外，农具整个是用坚韧的木材制成的。它们不但讲究挑选木材，还讲究斩伐的季节。《周礼·地官·山虞》说：“凡服（车箱）、耜，斩季材，以时入之。”据郑玄注，“季材”就是“穉（稚）材”，就是生长年龄较轻的木材，要在仲冬、仲夏等季节斩伐，为的是“尚坚刃（韧）”。钱这样和铲相同的耕具，下部长方形的平版连同柄都是木制的，只有平版下边的锋刃边缘是有金属镶包着的。像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殷代青铜铲那样，整个平版连同锋刃全是青铜制的，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很少发现。镈这样和锄相同的耨具，是用句曲的树枝制成的，也只有锋刃边缘是有金属镶包的。由于古代农具只是在锋刃边缘上有一条金属镶包着，所需的青铜是很少量的，那么，我们说西周时代的农具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有青铜锋刃的农具，如钱、镈、铚之类存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钱、镈之类带有金属锋刃的农具，在西周春秋间还是希罕之品，如何可能成为交易的媒介物，到春秋战国间出现大量由农具的“钱”转变来的各式铜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