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层累造成说

层累造成之古史观，最为近人所称道，然此说不自今日发之，先儒已多有见及者。

《淮南子·缪称训》云：“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此云“积”者，非所谓“层累”乎？是汉人已略启其端矣。至宋刘恕《通鉴外纪》云：

六经惟《春秋》及《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故知《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子》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于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穀梁传》《荀卿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惟《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唐世尝辨此书后出，非古《鹖冠子》，今书三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孔子并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议辨博，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道也。……秦初并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五帝，独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

刘氏以三皇五帝，古无其人，仲尼所不道，秦以前或言五帝，犹不及三皇。其识甚卓！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亦曰：“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悉详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尚书》《论语》第及尧舜，不应远出孔子之后之太史公乃上述黄帝。欧阳修此言亦与刘恕同见。

及乎清代，崔述著《考信录》，益畅言斯旨。其《补上古考信录》云：

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其《考信录提要》又曰：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亦有不雅驯者而亦载之。

崔氏以古籍于古史所以层累增加者，一则谓由于“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一则归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然则究由于传闻愈繁抑采择益杂乎？盖二者兼有之。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亦已云：“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此即采择益杂之说也。

至“其世愈后，传闻愈繁”一点，则其故甚多：古者书籍，皆属竹帛，卷帙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从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故古人有所论说著述，仓卒之间，皆凭记忆，岂能一一不失本真？近代治神话学者，原有语言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人类学派（Anthropological School）之别，语言学派以为神话传说有起于语言之讹传者（Theory of Disease of Language），近人颇非议之，然此实神话演变分化之主要关键也。古者崇尚口说，以声载义，名辞尤可同音通假，相传既久，传者不复知其通假，于是一人化为两人，一事化为两事。如毛宗澄、邹汉勋等之证驩兜即丹朱，崔適之证黄帝即皇帝，宋翔凤之证许由即伯夷，章炳麟之证许由即皋陶，苏时学、夏曾佑之证盘古即盘瓠，盖无非以语音之讹转为传说分化之关键。

不特名辞之演变若此，即故事之演变，亦多以音转而横生异说，如刘师培证伊尹为庖之说，乃出“保衡”之“保”音转为“庖”。刘氏云：“知古说之互歧，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此诚通人之通说也。传说亦有因人名之偶同而讹传者，如《说苑·敬慎篇》云：

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卜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

而贾谊《新书·春秋篇》《新序·杂事四》又以为宋康王时事。《新序·杂事四》云：

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贾谊《新书·春秋篇》“巨”作“大”） ，必霸天下 （《新书》作“必伯于天下”） 。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 （《新书》作“伐诸侯”） ，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之 （《新书》“斩”作“伐”） ，剖伛者之背，锲朝涉之胫 （《新书》“锲”作“斮”） 。

帝辛为殷亡国之君，而康王为宋亡国之君，其所处地位既似，瑞应又全同。故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尝疑之云：

刘向《新序·杂事篇》云：“宋康王……”，此直与纣相符合，真不可解，然《说苑·敬慎篇》又云：“昔者殷王辛之时，……”不几与《新序》两相矛盾欤？然自是《新序》之误。余按《吕氏春秋》载射天事，亦谓宋王，不引武乙，岂真纪载之误欤？抑事适相类，而纪事者因各举其说欤？何前殷后宋之适相符也？噫异矣！

顾颉刚著《宋王偃的绍述先德》 （《语丝》第六期及《古史辨》第二册） ，亦以二射天事相比拟，云：“宋王偃所绍述之祖德，不但他的二十六世从祖纣而已，更有他的二十九世祖武乙。”败国亡家之君王，瑞应既同，行动亦多相类，结果又甚似，天下事有若是巧合者乎？顾氏疑宋王偃之绍述先德，乃出齐王之宣传，余意与其谓出于一人以至数人之宣传，不若谓其出于大众之误传与牵合之为得。何则？一二人有意宣传之力有限，众人无意之误传与牵合，其势最大也。

又汤祷之传说，见于《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说苑》《论衡》等书。《墨子·兼爱下篇》云：“……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火将燃，即降大雨。”《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亦云：“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诸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言未已，而大雨至数千里。”而《艺文类聚》六十六亦引《庄子》云：“昔宋景公时，大旱 （《类聚》二作“大旱三年”） ，卜之，必以人祠乃雨 （《类聚》二作“用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 （《类聚》二“而大雨”作“天下大雨方千里”） 。”不特两传说之内容绝类，而“商汤”之与“宋景”古音又相近。王国维《说商》云：“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其说甚是。

“宋”古从“木”声，而“木”古有“桑”音。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七“木有桑音”条云：“古‘木’字有‘桑’音，《列子·汤问篇》‘越之东有辄木之国’，注音木字为又康反。《山海经·东山经》‘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注扶桑二音，是也。字书‘木’字失载‘桑’音，人多如字读之，误矣。”其论至确！案，《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有大木，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吕氏春秋·求人篇》云：“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皆足证“扶木”“榑木”即“扶桑”。《淮南子·时则训》：“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注：“榑木，榑桑。”此皆“木”有“桑”音之证。“汤”“景”古声亦同“唐”部，前商后宋之传说互相牵合有如此！其牵合讹传之故，无非以名辞之音同耳。吾人汇集先后之传说，比较其异同，并由语音以求其分合之关键，则纷然杂陈之古史传说，可以澄清见底矣！

不仅口说流传传闻多歧误，亦有因古今字体变迁而传写错误，于是望文生训，穿凿附会而全失本意者。例如殷商铜器，“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图记，以示其所有” （用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语） 。其最详者亦仅铭“某时某人因某事为某作器”而已。殷商铜器铭文既类多人名，而《大学》所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属破例。近郭沫若著《汤盘孔鼎之扬榷》 （《金文丛考》） ，据商《勾刀铭》：

（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2）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3）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因疑《汤之盘铭》本作“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郭氏云：“今依铭文例书之，当如图，铭盖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读之故成今次。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形如图中曲线所界，故又误‘兄’为‘苟’，误‘且’ （古文祖） 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父’字缺上，与‘又’形近，‘且’字缺上，与‘日’形近，均无可说。‘兄’之误‘苟’，亦因形近而然。‘苟’字之见于金文者，……字作 ，……更有省作‘ ’者，……鼎文作 ，殷文作 ，均‘ ’之省‘口’作，案乃象形之文，盖狗之初字也。……知此，于‘兄’之误‘苟’之由，可以恍然也。”其说诚巨眼卓识！因古铭文人名之残缺，一变而为有哲理之文句。古书文句类此而附会者，定不在少！传说安得不纷繁哉？

近人治古史者，多追踵崔述，昌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颉刚倡之最先，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曰：“东周的初年只有禹，从《诗经》上可以推知者；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辈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古史辨》第一册） 此说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

顾氏《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又云：“按战国时人每以尧舜包于三代之中，故《孟子》惟称三王，称三王即兼有尧舜也。《墨子》中其证尤多，如‘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 （《天志中》）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 （《贵义》） 。……至汉乃以三代广为四代，《大戴礼记》中遂有《四代》之篇。”此说亦疏略。如墨子《明鬼下篇》即云：“且惟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非命下篇》云：“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皆明于夏商周外，多一虞氏，实已有四代。既有四代而仍称“三代”者，盖时人惯用“三代”之名，《墨子》初增四代，一时不便改口，仍混称为“三代”耳。是不特古帝王之传说为层累地造成，即朝代之传说，亦因时而俱增也。

顾氏又尝谓古史传说之层累，由于各民族互相并吞之结果。其《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云：“在《左传》上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则大皞与有济是任宿诸国的祖先。又说：‘陈，颛顼之族也’，则颛顼是陈国的祖先。至于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被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于是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

徐中舒著《陈侯四器考释》 （《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三本四分） ，据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论蒙古史之构成，亦谓：“铸为黄帝后，黄帝即铸民族所构成之传说，此犹之后稷之于周，契之于商，禹之于夏，舜之于陈，少皞之于郯，太皞之于风姓，盘古 （即槃瓠之音转） 之于南蛮，原皆各民族之传说。中国历史自商周以来始用文字写定，同时此民族乃由黄河流域渐次同化其邻近不同之民族，因此邻近民族固有之传说，乃随其同化之先后，而渗入中国文化中，使之渐次构成一荒远古史系统。其同化愈后者，其在古史系统中之年代，转愈高而愈远，故中国商周以前之古史，实即一部古代民族史。吾人如由商周上溯，夏民族当最先同化，陈民族次之，铸民族又次之，郯及风姓民族又次之，最后南方之蛮族，至东汉时乃渐次同化于中国。故盘古之传说，最初乃见于东汉应劭之《风俗通》 （此据《路史·发挥》所述，今《风俗通》已佚） 。”

中国古史之构成，在长期演进中，固不免融合他民族之神话。然亦不必如顾徐二氏所云。盘古传说初非由南蛮传入，乃由犬戎传说之演变，铁案如山，余尝列举其证 （见下《盘古、槃瓠》篇） 。大皞即帝喾高祖夋，陈梦家已言之；少皞即契，舜亦即帝喾高祖夋，郭沫若已证之；皆无非商民族神话之演化。中国古史传说酝酿与写定，在商周之世，盖无非东西二系神话之分化与融合而成。

考辨古史传说之方法，贵乎比较其先后异同，异中见同，同中见异，究其分化融合之经历，然后古史传说之真相可得而明。《论衡·语增篇》云：“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郑玄亦云：“天下之事，以前验后，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诗·生民》疏） “考察前后”，“以前验后”，即治理古史传说之不二法门也。

胡适尝分别考辨古史传说演变之方法为四步骤：

（1）将每一事之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次第排比。

（2）研究此一事在每一时代有如何之传说。

（3）探索此一事渐次演变之迹象。

（4）遇可能时，解释其每次演变之原因。

其方法偏重于时间性之探讨而略于地方性之注意，犹为未达一间！胡氏又尝分析古史传说之来源与演变之程序：

（1）由简单变为复杂。

（2）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

（3）由神话变为史实，由陋野变为雅驯。

（4）由寓言变为事实。

就中古史传说以神话变为史实一例最为普遍，古史传说之初相几无非为神话也。

廖平《世界哲理进化退化演说》，黄镕《笺释》云：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说，由来旧矣。假令中国古史果有三皇，则史公作史，奚为嚆矢五帝？厥后班氏《人表》，略增名号；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徐整作《三五历》，至唐小司马乃补《三皇本纪》 （多采纬说） ；后儒撰《通鉴前纪》《外纪》者纂辑益多，相矜博洽，不知《书》始唐虞，《大戴》因详五帝，乃命义和五节，综统六宗为皇道，伏《传》《纬》书乃说三皇 （天皇地皇人皇即由三王三正推而大之者也） ，董子谓之尚推，《周礼》外史乃掌三皇五帝之书，经立其纲，传详其目，由春秋而上溯，莫非孔经托古之文 （……此孔经先小后大之标本传记，由经而生，非上古即有三皇五帝也） 。……故古之皇帝，疆域愈广，将以立后世之楷模。……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驯，此真古史之帝也；择言尤雅，著为本纪，所谓孔子所传也。……

黄氏此说实已洞悉古史之为层累地造成，且为不雅驯神话之润色，可谓伟识！

西方学者如夏德（F.Hirth）于一九〇八年刊《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908）已以尧舜等传说为神话之幻影。近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尚书中的神话》（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Journal Asiatique CCIV， 1924），亦考论《尚书》中羲和洪水等神话之演变 （冯沅君已有译本） 。格拉勒（M.Marcel Granet）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又以禹或为铜匠们的神话人物。日本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以炎帝神农氏为保护农业之神。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又以大皞炎帝等五帝为天之五行神。小川琢治著《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 （《支那历史地理研究》） ，亦认尧舜全为天上之神，禹启羿为降自天上以治下土之后 （地神） 。我国学者顾颉刚亦以禹为社神，尧舜有天神性；郭沫若亦以帝喾、帝舜、帝俊即殷人之上帝；虽论证犹多未充，结论有待修正，而古史初为神话之说实不可移易！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尝云：

吾读《书》自《虞书》外，未尝有言尧舜者；《召诰》……《多方》……《立政》……，皆夏殷并举，无及唐虞者；盖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开口辄引以为鉴；尧舜在洪水未治之前，中国未辟，故《周书》不称之。……《吕刑》有三后矣，“皇帝清问下民”，古人主无称皇帝者，盖上帝也，则亦无称尧舜者。若《虞书》《尧典》之盛，为孔子手作，观《论衡》所述“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作；皋陶有“蛮夷猾夏”之辞，尧舜时安得有夏？其为孔子所作至明矣！

《尧典》等非孔子所作，然其书固晚出，《周书》但举夏殷而不及唐虞，《周书》又但举上帝而不及尧舜，尧舜之传说实即出上帝神话之转变耳。《周书》言伯夷、禹、稷三后为上帝所命，而后世传说乃一变而为尧舜之所命矣。因知古史之层累造成，实由于神话之层累转变，非出伪托也。《墨子·非攻下篇》称“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又曰：“高阳命禹于玄宫，以征有苗。”“高阳命”即“天命”，高阳即天帝也，而后世传说乃一变而为尧舜之事矣。《墨子·尚贤中篇》又云：“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 （墉） ，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此所谓帝自指天帝，鲧为天帝之子而为天帝所刑耳。《国语·晋语八》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此与《山海经·西山经》“钟山其子曰鼓，……是与钦 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于钟山之东，曰 崖，钦 化为大鹗……”，不尤相类似乎？《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 （腹） 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朱熹《楚辞辨证》云：“详其文意，所谓帝者，似指上帝。”盖古书中之“帝”本皆指上帝者，鲧禹本为上帝之属神，后乃变而为尧舜之属臣也。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可知矣。《墨子》《楚辞·天问》《山海经》等所载，乃传说之初相，儒家所陈，转多润色之辞。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本末；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释也。

由神话润色而为古史，其润色之迹，吾人尚多可寻。如《大戴礼·五帝德篇》云：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是黄帝之非人，早有人疑之，初不自今日始。此称孔子释三百年为“生”“死”“亡”影响三百年，以为古人纪年，不以生卒，而以名势之所及。其润色神话之迹显然也。

贾谊《新书·数宁篇》云：“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之，因生为明帝，没则为明神。”实则本为明神耳。又如《吕氏春秋·本味篇》曰：“贤主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故黄帝立四面。”盖黄帝本有人首四面之神话，儒者又从而润色之也。《太平御览》七九又三六五引《尸子》曰：“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谓四面也。’”此言孔子释“四面”为“四人使治四方”，正儒者润色四面神话之铁证。《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高诱注云：“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是黄帝之为天神，早有人言之，亦初不自今日始也。《论衡·实知篇》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帝喾生而自言其名，……黄帝帝喾虽有神灵之验，亦皆早成之才也。”此亦王充无法为之润色，乃曲解为“早成之才”耳。王充《论衡》于神怪传说，往往以人事释之，此实儒家固有之惯技也。

又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此当为夔神话之初相。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吕氏春秋·察传篇》《论衡·书虚篇》亦同此说。此等润色神话之说，皆称“孔子曰”者，益足证其为儒家润色之辞也。考《庄子·秋水篇》云：“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蛉踔而行，予无如矣！”《国语》韦注又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或作 ，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是南方固有一足兽夔之传说也。又《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好其音，乃令 先为乐倡， 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是古神话中本有帝令兽作乐之说，此则润色之未尽者耳。

《左昭元年传》云：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实沈，……迁……于大夏，主参，……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骀，……封诸汾川，……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据此，实沈、台骀等初为山川星辰之神，卜人言之而“史莫之知”，叔向“未之闻也”，而子产又详知之。神话之渐化而为古史，盖无不由“博物君子”之务博而润色传布耳。

古者南方文化较低，又宿好鬼神，神话怪说在中原已润色为人话史说者，而南方犹能保存其原样。淮楚本与殷人同族，殷民族固有之神话多保存于南方，前已论之。《楚辞·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等所述昔人视为荒诞不经者，今日始知其为探索古史传说之瑰宝也。诸子中《墨子》著作较先，墨家质实，又主天志明鬼，故于神话之初相，亦每得保存。《国语》《左传》等书，取材本杂，间亦有足以探索神话初相之材料。吾人当以此等古籍为依据，参验旁通，以求其演变之迹象，则古史传说问题之解决，可以纵一苇之所如矣！

要之，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二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及战国诸子，各自立说，亦各自有其历史哲学，其征引古史，无非欲以发摅己意，故又不免于托古改制。如《荀子》之性恶论实本于《墨子》，《墨子》主张圣贤治世论，以为乱之所自起，由于自爱不相爱，故《墨子》以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大乱，如禽兽然” （《尚同上》） 。而《韩非子》主功利，又主历史进化论，以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刑罚不用而民自治”。然则上古之民大乱如禽兽乎？抑不争而自治乎？《孟子》主历史退化论，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告子下》） ；故盛称尧舜之道。《荀子》创历史不变论，以为“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 （《非相》） ，故云：“天子者，势位至尊”，而以尧舜禅让为浅者之传。《韩非子》又主历史变化论，云：“世异则事异”，故谓“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薄厚之实异也” （《五蠹》） 。然则尧舜禅让之事，果可信乎，不可信乎？可称乎，不足称乎？古人非绝无古史之知识，上古质野，殆为战国时人所共知，《墨子》称古人“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 （《辞过》） ；《孟子》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韩非子》称古有构木为巢之有巢氏，钻燧取火之燧人氏 （《五蠹》） ；《吕氏春秋》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恃君》） ；此等历史进化观，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秦晋淮楚之间，夷狄杂处，所见文化程度不一，其进化之迹显然，故《庄子》称太古为至德之世，《山木篇》又谓：“南越有邑焉，名为至德之国。”此其明证。据近今社会学者之研究，上古野蛮之世，未发明火食居室时，尚无国家之组织，安得有有巢氏燧人氏等人君？顾名思义亦可知其出于伪托。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谓“大抵依其名而示其性，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庖牺等，无一不然”，盖无一非出于意造。吾人治古史，于此等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不能因其有合历史进化之论，遂从而信之也！

自顾颉刚断言禹之传说为神话，国人之治古史者，乃多主自启始入历史时代。如杨筠如《中国史前文化的推测》 （《暨南文学院集刊》第二集） 云：

据我个人的见解，中国的有史时代，应从夏代为始。我的理由，约有下列几点：

（一）据较早史料——《诗经》和《书经》里面承认夏在殷朝之前的，有《荡篇》《长发》《召诰》《多士》《多方》《立政》《汤誓》七处 （《虞夏书》不计） ，虽然只讲到一个夏桀，但夏这一个部落，和夏曾为一时各部落的霸者，这是无可疑的。

（二）《史记》所载商代世系，经甲骨文的证明，大致不算错误，知史公所记，大略根据古代谱牒，那么夏代的世系，也不能认为全伪，并且夏之季世的君主，有孔甲和履癸，或者就是殷人十干为名的先声，也可说是与商民族接触的结果。

（三）《周书》里尝自称为有夏，《周颂》也自称时夏，都以代表中国，好像后来以秦汉唐代表中国一样，大概夏是一个最早在中国有文化的民族，比较旁边各部落文化势力都大，就此相袭为中国之称。

不过夏代的首王——禹，是神话中的人物，不见实有其人。……禹之成为夏代的首王，也正因为从夏代以来才有史可考。所以把开天辟地传说中的禹就做了一个起点。

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亦尝谓：“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至因《殷本纪》与卜辞相合，以推论《夏本纪》可靠，丁文江亦云：“既在同一书有同等之夏代帝王世系，当不尽神话。总之，吾人不用怀疑夏代之存在。”（ How China Acqiured her Civilization， p.10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亦同有此说。

至以禹为不可信而以启以下为可信之说，傅斯年亦主之。傅氏《夷夏东西说》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云：

“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塗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涉禹者，应一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然近日顾颉刚、童书业著《夏史三论》，已明证启羿亦为神而非人，太康又为启之分化。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燕京学报》二十期） ，又明证夏史中不乏商神话及历史之成分。殷商与夏代密接，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又绝未见夏代之踪迹；古器物出土至夥，又绝未有夏后氏之古物。是故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云：

照现在由地底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智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只还是石器时代，究竟已经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周书》上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夏代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它的比较详细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尽，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殷朝才是有史时代。《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话也说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便是文献，便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史录，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见殷以前是没有了。单是根据这项周人的记录，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为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郭氏虽力言夏为传说时代，仍断言夏代之存在，然吾人于此犹不能无疑。殷以前既为石器时代，自无国家组织之可言，更何来朝代与国王？《墨子》称禹为高阳或天所命，《洪范》称禹为天帝所兴，《天问》《离骚》《山海经》又皆言启上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天问》《山海经》又称羿为天帝所降之人物，《吕刑》又谓禹、伯夷、后稷同为上帝所命，夏史既多出神话演变而成，安知“有夏”“夏后”二名必非出于神话乎？

吾人今日论有史时代之历史，自当断自殷墟物证。殷以前之古史传说，自在神话之范围，此非曲士之拘笃，史料之批判已优足为证。王国维《古史新证》云：“传说与史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缘饰，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近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盖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此二重论证之方法，至王氏始成立之。惟王氏又谓：“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为学诚当如王氏之审慎，然据史料以批判，古史传说之全出殷周东西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已铁案如山，无可动摇。至世人之信尧舜禹等而不之疑者，以其见于《尚书》也，然《虞》《夏书》既非尧舜时实录，《尚书》除《虞书》外又无及尧舜者，《诗经》中亦绝无尧舜之踪迹；后世以伯夷禹稷为尧舜之属臣，而《吕刑》乃以为上帝之属神，为上帝所命；则尧、舜、伯夷、禹、稷非皆出神话而何？《吕刑》称皇帝遏绝苗民蚩尤，而后世传说乃以为《黄帝》伐蚩尤，尧舜窜苗民。《洪范》称鲧禹为天帝所殛所兴，而后世传说乃以鲧禹为尧舜所殛所兴，则黄帝尧舜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诗·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又称“帝立子生商”，是商人为天帝所降生，而后世传说乃以为帝喾生商契，则帝喾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此吾人据《诗》《书》已可证尧舜禹等必为神话中人物也！传世古书惟《诗》《书》为最古，其可稽考者若是。诸子书中《论语》《墨子》较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故《论语》绝不及神话；《墨子·非攻下篇》则称禹受天帝高阳命而征有苗，后世传说乃以禹为尧舜所命；《墨子·尚贤中篇》称鲧为天帝之元子，为天帝所刑，而后世传说乃以鲧为颛顼之子，为尧舜所殛；则颛顼尧舜鲧禹又非出神话而何？尧舜禹等之由神话演变为人话，《墨子》中亦了如指掌。近人犹信尧舜禹为真有者，盖习熟见闻，积习生常，实未尝于古史之史料好为整理批判耳！ csrEGFMf7T0qrj9GOD40IGwGs2L6KU1qkn1Akv/evUMh7ZMx2jV3F91LkGC+9o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