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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之说，发自廖平、康有为。廖平著《知圣篇》，已略启其端，及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益畅论之。康氏先论上古茫昧无稽曰：
杞宋无征说，凡三见。 （按即《论语·八佾》《礼记·中庸》《礼运》） 且著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传政也，久故也。” （《荀子·非相》） 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五经以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 （《论衡·谢短》） 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 （案康氏主五经为孔子作，故云然） ，儒生安得而知？
孔子时已不能明考夏殷之礼，荀子时犹不能明考五帝之传政与五帝以外之传人，王充时犹不知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为谁，何时代愈前而于古史愈不明？其茫昧无稽，固断断也！康氏因谓：
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 （《孟子》：“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 （述） 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
此可谓直截了当者！孔子已叹夏殷之礼不足征，何后此载籍反甚详备？自殷墟发现甲骨文字，经三十年来学者之研求，殷商之礼已可得而征，此固吾人有胜于孔子者。虞夏以前之为传说时代，晚近史家已多公认，吾人试观周初之《多士》《多方》《立政》诸篇，虽皆以夏殷相提并论，于殷较详，而于夏则空洞无史迹；更观《无逸》《君奭》，叙商史颇详而于夏史则绝口未提，于此亦可见夏史在周初尚未有若何之传说。《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盖惟殷人有文献，殷以前但传说而已！
《墨子·节葬下篇》云：“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则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韩非子·显学篇》亦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康氏据此因断言先秦诸子无非托古改制，尧舜之道仅为孔子寄托之轨则耳：
同是尧舜而孔墨称道不同，韩非当日著说犹未敢以为据，非托而何？不能定尧舜之真，则诸子皆托以立教，可无疑矣！
“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云云，则当时诸子纷纷托古矣，然同托于尧舜禹汤文武而相反若是与？《韩非·显学》所谓“……皆自谓真尧舜……”可知当日同为托古，彼此互知以相难。
合比两书观之，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
廖平《书经·大统凡例》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此人否：
书中帝王年号，如傀儡登场，不过装饰仪表，借以立名。《韩非·显学篇》言：“孔 （指子思） 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定儒墨之是非。”由儒墨 （儒家之尧舜美备，墨家之尧舜质野） 推之诸子：道家之尧舜天神，农家之尧舜并耕，兵家之尧舜战争，法家之尧舜明察，各执一偏，言人人殊，皆非真尧舜也。善夫曾文正之言曰：“汉高祖不知有是人否？”兹为增转一语曰：“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是人否？”故学说中之皇帝王伯，皆如六书假借之例，不宜以迹象拘之也。
廖氏竟疑及文武周公成康，实不免变本加厉！康氏之说，既以诸子论史为改制托古，而诸子中孔子尤为魁首，于是乃谓六经皆孔子之所制作，此亦不免变本加厉，未为当也！
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〇九年 （明治四十二年） 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
《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于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观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 （据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录白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汉学研究会演讲辞）
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 （《东洋学报》二卷二号三卷三号四卷一号四号） ，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 （《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又以泰皇本于“太一”。
近吾国钱玄同亦以尧舜为理想的人格之名称：“尧，高也；舜借为俊也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 ，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 （《古史辨》第一册） 蒙文通著《古史甄微》，亦谓五帝之说起于驺子五运之义。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虽力言三皇五帝之为人王，然亦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
衡以情理，传说中因人而异之成分较少，展转讹传者为多，以一人一派之力而欲伪撰古史，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此托古改制之说所以不能尽通。古人好古亦诚有之，《墨子·公孟篇》云：“墨子谓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其争附好古之情，跃然纸上。故古人立言托之古圣贤古帝王者，亦诚有之。如《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淮南子·修务训》亦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其写古人托古立说之情，又跃然纸上。
诸子意在立说求用，其引据古史传说，无非欲以发摅己意，以申其说，其取舍有不同，亦诚有之。若《庄子》等固或虚造故事，所谓寓言十九是也。唯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虽常提及夏殷，而语焉不详。此谓夏殷之礼文献不足征，又曰：“吾能言之”，能言之者盖传说耳。孔子又尝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于古史材料取去之审慎，于此可见。今必谓其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吾人所不敢信！苟孔子既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而又谓夏殷之礼不足征，以自破其托古之根基，何孔子不敏至此？故晚近顾颉刚乃开脱孔子之罪，而以墨子为托古改制之魁首。
顾颉刚著《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 （刊《史学年报》二卷二期） ，以为墨家之托古改制有三事：
（1）墨家尚贤，因生尧舜禅让说。
（2）墨家非命，因以桀纣为命定论者。
（3）墨家节用，事物之创制归之“古者圣王”，因生古圣创制事物之传说。
尚贤节用之说，墨家首发之，有关尚贤节用之故事传说，又突发于《墨子》书，墨家托古改制之嫌疑，固无可遁逃。
然此等传说疑亦非绝无素地者。墨家本平民贫贱者之集团，墨子自称其书为“贱者之所为” （见《墨子·贵义篇》） ，盖贫贱之集团，目击社会贵贱贫富之不均，富贵者骄侈无度，贫贱者痛苦不堪，故大呼其尚贤兼爱节用之口号；尚贤兼爱节用之思想，本平民贫贱阶级所固有，其钜子制度疑本亦贫贱阶级所固有，犹今日下层社会之所谓“老头子”也，一切皆不自墨子始发之，惟墨子始为之发挥光大耳。此等有关尚贤节用之传说，或非仅起于墨子之托古改制，而民间早有此等传说之酝酿。
赵贞信《评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此文尚未刊）
，尝举《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齐侯镈云：“虩虩成唐
（汤）
，又
（有）
严在帝所，旉受天命，
（剪）
伐
（夏）
司，败
灵师，伊小臣隹
（辅）
。”以证周以前已有小人登王位，小人登相位之传说
（《天问》称伊尹为小臣，《墨子尚贤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小臣亦皆指伊尹）
。而《西伯戡黎》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多方》曰：“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墨子·非命上篇》亦引《仲虺之告》与《太誓》，此等书远在《墨子》前，命定论当非出于墨家之托古。器物创制之传说，或亦不必起自墨家，人情本有推源之欲，故民间至今不乏“推原论”之故事也。
近人又群以孟子为托古改制之健将，以《孟子》证《孟子》，每多自相违反，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尝列举之。孟子既以伊尹为耕于莘野之人，乃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既以百里奚自鬻于秦之说为“好事者为之”，乃又曰：“百里奚举于市”，其任情臆说，固所不免，然其说又非绝无根源者，其说与《墨子》固往往而同，蒙氏亦已证之，故蒙氏断为三方传说之源流本相殊。
诸子托古改制之说，吾人颇首肯之，但必非诸子之向壁虚造，无中生有也！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既谓孔子遍造六经，诸子遍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康氏著《新学伪经考》，又谓刘歆遍伪群经，遍伪古史，以助新莽窃篡；“三皇之事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之歆手，《左传》郯子之少皞共工等说，既无非歆之伪窜，《国语·楚语》观射父之论及少皞，又无非歆之窜入；羿促代夏之事，亦“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 （皆见《伪经考》） ，“其实少昊羿促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 （此见《改制考》） 。崔適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亦从康说，惟于羿促代夏事不言歆之伪造，谓“此寓言，非实事”。康氏“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全用主观，显非科学方法，康氏以今文“遍考周秦西汉之书”，见有相合，遂证今文为孔门相传之旨，亦即刘歆作伪古文经之证；遇有群书与古文合者，则曰“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 （《伪经考·后序》语） 。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无取焉。康氏既据《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以证少皞羿浞之无其人，又谓《吴世家》之羿浞出歆之窜入；崔氏亦谓《史记·封禅书》之祀少皞事出歆之伪窜，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崔適既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五帝为歆所增入，《史记·封禅书》又本“为《三统历》与《郊祀志》而后人削为《封禅书》者”，《左传》郯子之言亦歆伪造，邹衍五德终始之义，又“歆为莽典文章”而造者，然按之《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世经》，与《左传》郯子之言既不合，郯子言共工水纪而《世经》在木火之间；与《封禅书》亦不类，《封禅书》秦金德，汉水德；而《世经》则秦在木火之间，汉为火德；邹衍五德终始说一派又以秦为水德。夫《世经》五德之推移，欲以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典文章之要义，而歆辈同时所伪之《左传》等书，竟自相凿枘若是，岂非自乱其典据，将何以取信于人？而崔適则曰：此乃“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其他不能画一尚不足怪，其首要之典据，而伪者竟不能画一以坚人之信，则歆辈之遍伪群经固何为哉？崔氏以古籍之与歆说合者，谓此固歆之所伪；其与歆说首要之义绝不相容者，又谓此必歆之伪窜，曰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
经学中今古文之问题，本非一言可决，晚清今文家必以古文说一切皆归之刘歆作伪，则实失之武断！近陈寅恪著《武曌与佛教》
（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
以古文经比之武曌颁行之《大云经》，新旧《唐书》称乃出伪撰以陈符命者，今幸得敦煌发现残卷而辨其诬枉
。按新莽之所为，固不尽伪托，例如度量，据“新嘉量”以校洛阳金村出土周铜尺
（四
钟尺）
与商鞅量皆合，即此一端，已足见莽政之不尽无据
。惟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与武曌之颁《大云经》不类，武曌颁《大云经》在即帝位后，而歆之争《左氏春秋》等四博士在莽窃篡前十年，时莽犹无窃篡之隙也，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预伪群经以待莽篡而媚之？歆于汉哀帝时以争立古文，为博士诸儒所憎恶，出京为郡守，及平帝时王莽柄政，歆卒赖莽之力以立《左传》于学官，谓歆借莽力以表章古文可，谓歆伪古文以媚莽，则非其实也。疑少皞为伪托，刘为尧后说为汉人媚世之说，此隋唐时已有人在，隋刘炫于《左传》范氏处秦为刘之说，“谓非丘明之笔”
（《左襄二十四年传》正义引）
，唐孔颖达又谓“寻讨上下，其文不类”，汉人“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
（《文十三年·正义》）
。又谓：“《月令》‘秋其帝少皞’者，直以五行在金，唯托记之耳。”
（《祭法正义》）
然皆臆说，初无实证。及晚清今文家乃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尝云：“今文家乃以己所不喜，或与己说抵触之论证，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此在逻辑上本不能成立，何况经典上问题至为繁复，亦非歆莽伪造一语所能解决，……当别寻解决而不能一概指为莽歆所伪造或窜乱。”
（《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三本四分）
此言诚然！惟徐氏因陈侯因
称“高祖黄帝”，与《左传》《国语》以陈为舜后，《帝系》《五帝本纪》以舜为黄帝后之说合，遂谓“睹此一证，可见王莽并不能臆造何说，即其《自本》亦有依据”。此又未审。《世经》《自本》之说，以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固灾异家之成说，眭弘于昭帝时已有此论
（《汉书·眭弘传》）
，但其以共工、帝挚、秦居木火间之闰位，由颛顼水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既不合《左传》郯子之所言
（郯子言共工水纪，次第亦不同）
，又不同秦汉人之旧说
（《史记·封禅书》记秦为金德，汉高祖祠黑帝，与《世经》不同）
，更相异于邹衍五德终始之义
（邹衍以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邹衍之徒又以秦为水德，与《世经》亦异）
，非臆造而何？《世经》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次，实出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之五帝说，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据《左传》，但《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之说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果为逆数，又何不由颛顼逆数至于大皞？乃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皞，又次顺数少皞颛顼，有是文理哉？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辨之曰：“且大皞少皞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皞’名？而太皞纪官为龙，少皞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皞氏固当继太皞而帝，《左传》非逆数。”是刘歆《世经》曲说《左传》明甚！《世经》不特曲说《左传》，且又以《易·系辞传》之包羲神农强与《左传》之大皞炎帝相牵合，以包牺即大皞，炎帝即神农，亦歆之妄作新说尔，古无是也，崔述亦尝明辨之。然则歆之曲说《左传》，牵合《易传》，意固何在？实无非欲借以表章《左传》，故牵合《易传》以壮《左传》声势耳。《左传》郯子之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此实出于东夷神话，本不涉于五行。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云龙鸟，何说焉？刘歆欲表章《左传》，强加比附，此真“其罅隙终不可掩”也。
《左传》一书，原本当著作于战国之世，据高本汉（Karlgren）之推断，在纪元前四世纪；据新城新藏之推断，在纪元前三百四五十年间，其所载古史传说本甚驳杂，有属原始神话者，如昭公七年传子产述鲧化黄熊事，亦有出于后世讹传误说者，如襄公四年传及哀公元年传羿浞代夏，少康中兴事。康有为《伪经考》既以《左传》羿浞少康事为歆所伪窜，然《天问》《离骚》亦述及羿浞少康事，康氏乃谓：“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惟不知歆伪撰羿“代夏政”，“淫游”“鲜终”，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复禹之绩”，固何为哉？羿窃篡夏政而身为家众杀烹，子死而妻为人夺，窃国者遭遇之惨痛，一至于此！少康生于异国，寄人篱下，以一旅之众，一举而复国，诚可使失国者发奋！歆之伪造此事，其又将惩莽之窃篡而期汉之复国耶？必不然矣！故晚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乃摆脱刘歆之罪而以少康中兴事为出于光武中兴以后人所伪造。
顾颉刚、童书业二氏著《夏史三论》 （《史学年报》二卷三期） ，疏证《左传》少康中兴事多出误解与牵合《天问》《离骚》之说，周详明晰，有如捕贼之搜得贼赃然！然误解与牵合者未必为东汉人，战国时非不能有此误解牵合之说。顾童二氏据《华阳国志》引《光武与公孙述书》：“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后汉书·窦融传》称张玄说窦融背汉，谓“一姓不再兴”，以证前此无少康一姓中兴事。然西汉甘忠可、夏贺良固已有“汉有再受命”之符之说，哀帝且尝从之以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西汉灾异家之言，虽获罪于当时，而多见用于后世，眭弘“刘为尧后，有传国之运”之说，虽以罪死，而新莽之窃篡，即用其说。甘夏之流，虽亦以反道惑众之罪死，而光武之中兴，时人又用其说，赞为博物道术之士 （见《窦融传》） 。西汉灾异家说本纷然杂陈，后世取其利于己者以为符命，一姓得再兴与否，本无定说也。少康中兴事，固不为西汉以前人所称道，然东汉时亦未见有表章者，及曹魏之高贵乡公始出表章之，当以少康中兴事仅见于《左传》，《左传》初不显于世，不为世人所注意，东汉《左传》虽大行，治史者犹沿袭旧说未及注意于此耳！不然，果出东汉人之伪造，何东汉人未见有表章之者？造此固何为哉？童书业《夏史三论·后记》谓因光武中兴之事已过去，故不为人称道，插入《左传》者乃“增加材料，以求适合于东汉人的胃口而已”。亦或因古书残缺，表章少康中兴事不为吾人所见。然少康中兴事既为光武中兴之护符，何光武中兴之际，亦未见人称道之者？窦融部下既称光武有再受命之符，而不举少康中兴之护符，此又何故？苟少康中兴之护符，非出光武中兴之际而出光武中兴之后，则“时代已过去”，作此又何用？若谓“以适东汉人的胃口”，何东汉人对此佳点又未见有如何适合胃口之赞美？若谓“古书残缺”，吾人因此不得见东汉人表章之语，则吾人亦可谓“古书残缺”，故战国秦汉人之表章少康中兴语，吾人并不得而见之也！
吾人不欲为《左传》古史作辩护士，《左传》一书今所传者本非初相，惟此不仅《左传》然，战国时之著作无不皆然。若谓《左传》古史有出歆之伪窜如晚清今文家所言者，要非吾人所敢信！别详《刘歆冤词》 （见《附录》） 。
古代交通不便，各地之思想传说往往不相协调。传说因地而异之成分自较多。然则蒙文通氏所创邹鲁、晋、楚三方传说各本民情之说，固不容忽视也！蒙氏《古史甄微》云：“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贤；晋人宿学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者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原于其思想之异。”其说甚中肯綮！但蒙氏又谓：“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反不免于理想虚构。”此说未然！
非难尧舜禅让之说者，首见《荀子·正论篇》，《正论篇》云：“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是不过以理论非难之耳，犹未言篡窃也。及乎《韩非子·说疑篇》乃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韩非子》既以舜禹等为逼伐，则古无禅让美事矣，乃忽又承认尧舜尝让天下，且从而以功利之见释之。《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
蒙氏以《孟子》证《孟子》，或自相违反；今以《韩非子》证《韩非子》，亦自相违反也。盖《韩非子》以舜禹为逼伐者，出于学派之反宣传，以禅让之说与其功利性恶之说不相容，故作此反宣传以托古改制耳。《韩非子》疑儒墨所道之尧舜非真，实则儒墨两家所道古史不甚相远，惟《韩非子》所论，则与儒墨绝不类，殆韩非子既自为托古，遂亦力诋儒墨之托古，实无异韩非之自作供状耳！
蒙氏尝列举十有四证，以明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而断定三晋韩非一派为有征。其第一证曰：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使人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所陈与万章所问各异，而《韩非·难言》：“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以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则韩非之说，足证万章之非诬，固别一说也。若《天问》说伊尹之事，又自不同。其曰：“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说既荒唐，异于《孟子》《韩非》所论。《墨子》“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则孟子之说，惟墨翟与合，岂以邹鲁所传自相同，而与晋楚之说各异耶？《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则非耕于莘野之人也。治亦进，乱亦进，圣之任者，《墨子》亦言“成汤举伊尹于庖厨”，则割烹之说，反若可信。以《孟子》证《孟子》，则韩非之说有征，而孟子之说可疑也。
蒙氏为井研廖平高弟，廖平著《今古学考》，论经学以鲁、齐、古为乡土异学。今蒙氏据此以治史，别古史传说，以邹鲁、晋、楚为乡土异学。其说似矣！然犹非探本穷源之论！兹就其所举第一例证论之：案《墨子·尚贤中篇》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尚贤下篇》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皆已谓伊尹为有莘氏女之仆庖。《天问》谓：“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王逸注：“小臣谓伊尹也”） 是汤之得吉妃由乞伊尹。而《吕氏春秋·本味篇》称伊尹欲归汤，故有侁氏以伊尹媵女，《史记》谓阿衡欲干汤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正与《天问》相反。
《墨子·贵义篇》又云：“昔者汤欲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正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是伊尹固贱人，固由成汤先求伊尹，非伊尹以割烹要汤也。《墨子》谓伊尹举于庖厨之中，亦犹谓“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耳。功利主义者见此传说，遂又谓伊尹以割烹要汤，非初相矣！以《孟子》证《孟子》，《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之说诚可疑，而《韩非子·难言篇》《难一篇》《难二篇》之言伊尹为庖宰干汤，亦非可信。伊尹之传说，在诸子中要以《墨子》之说为初相，三晋人士执其为庖人之说而虚造干汤事，孟子辈又执汤往见之说而增饰耕于莘野事。三方传说固不同，亦自有其相因演变之迹。余故曰：蒙氏之说，犹非探本穷源之论也！
刘师培《伊尹为庖说》又云：
及考《吕氏春秋·本味篇》，……盖本古《伊尹书》，故《应劭》引“箕山之东”数语，均以《伊尹书》为称；然观《吕书》所载，则尹有媵女及说汤至味事，无身为庖人之事也。因思尹为媵臣《墨子》称为女师仆，女师仆即阿保，古人训保为养，故养育婴儿者谓之保，而女师亦为保，《列女传》卷四言伯姬待保傅，《后汉书·崔实传》注云：“阿保谓傅母”，均即女师之保也。伊尹以媵臣为女师，故称保人，嗣称阿衡，“阿”亦“阿保”之“阿”，“阿”正字作“妿”，《说文》引杜林说云：“女师也”，尹为汤相，仍沿阿保之称，故《周书·君奭篇》称保衡，后世因之，遂以保为三公之称，“保”“包”二音之字，古籍互通，音靡区别，观“葆”训草盛
（《说文》）
，“泡”亦训盛
（《方言二》）
，“苞”训为本
（《小尔雅·广言》）
，“葆”训亦同
（《广雅·释诂二》）
，“
”或作“罦”与“保”均从“孚”声，此其征矣。古崇口说，“包”“保”音同，故为“保”为“包”，书无定字。诸子著书，习闻伊尹说汤至味事，遂以“保”为“庖厨”之“庖”而负鼎执刀之说兴，《墨子》《史记》并载媵女为庖二事，亦以“保”“庖”书无定事，故两著其词。若《吕书》“令烰人养之”，“烰”亦“保”字，此即养育婴儿之保也。孚保古通，与《左传》庄六年卫俘《公》《穀》作“宝”，《繁露》作“葆”者同例，高注以“庖人”为训，则由伊尹为庖事迻及之，不足信也。循此例而递推之，则知古说互歧，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
（《左盦集》卷五）
刘氏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无伊尹为庖事，以证为庖之说后起，未是。其据《君奭》称伊尹为保衡，以证“庖”为“保”之讹转，豁通疑义，殊为卓见！然则《墨子》之伊尹传说犹非初相矣。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非机械的相互并立，实亦同其源流而相互演变者。伊尹之由“保衡”而讹为“庖人”，在墨子以前当早有此讹传，据此亦可见《墨子》所传之古史不尽托古。
然则因地而殊之传说，吾人果不能据此以比较而窥其端倪乎？是又不然！韩非之说晚出，多功利主义者臆度古人之说，固无足取。然邹、鲁、淮、楚与秦之载籍，固甚多远古相传之说，邹鲁之所传多为周人西戎之神话传说，而淮楚与秦之所传乃能保存殷人东夷之神话传说。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二大系，其神话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二系：
（一）东系民族：殷、东夷、淮夷、徐戎、楚、郯、秦、赵……
殷
殷为东系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已成定论。徐中舒著《从古书中推测殷周民族》
（清华大学《国学论丛》）
以殷周为不同系之民族，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及《夷夏东西说》
（《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
，更详考殷之为东系民族，如殷神话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东北民族神话中祖先之朱明，亦由鸟卵产生。近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燕京学报》二十期）
更谓朱明即殷祖先之昭明，“朱”“昭”声之转。姜亮夫著《夏殷民族考》
（见《民族杂志》一卷十一及十二期，二卷一及二期）
更明证“殷”即“夷”之分化字。古书于殷本多称夷，如《左传》昭二十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墨子·天志上》引《太誓》又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此皆直以夷称殷人之证。“夷”金文作
，“殷”金文作“
”，俱象射形，“殷”在《殷韵》，“夷”在《脂韵》，为阴阳对转字。
淮夷、徐戎 淮夷徐戎等皆东夷民族，本居东土沿海，《后汉书·东夷传》谓东夷于武乙，以后“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楚、郯
楚本亦东夷，亦与殷商同族。卜辞有云：“……辛卯帚楚”
（见善斋藏拓本）
，楚为商王田猎所及之地；令
云：“隹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春秋“郯子来朝”之郯，郯为东夷，楚与郯当为相邻之国。春秋时更有地名楚丘者，一在山东曹县，一在河南滑县，当皆楚之故土；《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之南。”盖楚民族本居中土，于殷周之际为周人所逐而南者。胡厚宣著《楚民族起源于东方考》
（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考之甚辨。
秦、赵
秦赵本亦东夷而迁居西土者，《史记·秦本纪》称其祖先之后有郯氏、徐氏、嬴氏，是郯、徐戎俱与秦为同族。殷人东夷有玄鸟降生之神话，《秦本纪》亦谓“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逸周书·作雒篇》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熊为楚氏，盈即嬴，为秦姓氏，盖秦楚本亦同族。刘师培著《偃姓即嬴姓说》
（《左盦集》）
以熊盈偃嬴为一姓之分化，“‘盈’‘嬴’古通，如
贾字伯嬴，《吕氏春秋》作伯盈”，“熊者，盈字之转音也，如《左传》夫人嬴氏，《公》《穀》作熊氏，是熊盈均与嬴同”。“《汉书·地理志》以皋陶后为偃姓，曹大家《列女传注》以伯益为皋陶子
（《潜夫论·志氏姓篇》同）
，而《史记·秦本纪》则言舜以嬴姓赐伯翳，伯翳即益，盖偃即嬴也。”“‘嬴’姓转‘偃’，犹舜妹女罃作女匽，《左传》败邾于偃，《公羊》作缨也，《潜夫论·姓氏篇》谓秦赵皆嬴姓及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后
（下文所举偃姓又列六国）
，《世本》又以六蓼为偃姓
（《史记·陈杞世家》索隐引）
，则‘嬴’‘偃’同字明矣。”又按《左昭元年传》云：“周有徐奄”，杜注云：“二国皆嬴姓”，《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自注：“故国盈姓”，是嬴姓固即盈姓。又群舒亦即徐，“舒”即“
”之讹
（徐中舒有说）
，而《世本》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是嬴姓固又即偃姓也。吾人于诸国姓氏传说，皆可明证其同出一族。尤有进者，殷古或作
，读如衣
（见《吕氏春秋·慎大篇》高注）
，《中庸》“壹戎衣”亦即殪戎殷，可证。《周语》言黄帝之后有依姓，依姓疑由此出。刘师培又谓：“依隐偃古通，疑即偃姓。”按“依”与“隐”古通，《书·无逸》“则知小人之依”，谓知小人之隐也，“隐”与“殷”通，“如有隐忧”，《韩诗》作“如有殷忧”可证，“隐”与“偃”古又相通，《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隐王，是其证。据此，不特熊盈嬴偃为一姓之分化，即殷偃依亦无非一姓之分化，盖皆东系之族耳。
（二）西系民族：周、羌、戎、蜀……
姜姓本西方羌戎之族，章炳麟《序种姓》云：“羌者，姜也。”傅斯年《姜原》
（《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二本一分）
亦谓“羌”“姜”本一字，“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犹卜辞“鬼方”之“鬼”，或从“人”或从“女”。姜姓传为太岳之后
（《左庄二十年传》）
，或四岳之后
（《国语·周语下》）
，姜戎亦“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案，姜戎即陆浑戎。范宣子谓姜戎“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
（《左襄十四年传》）
。《左僖二十二年传》又谓“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陆浑之戎又称九州戎：《左昭二十二年传》杜注：“九州戎，陆浑戎。”九州戎亦即鬼方，《礼记》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是其明证；鬼方为西方羌戎之族，本无疑义。姬姓与姜姓，实亦一族，《孟子》谓“文王西夷之人也”，是周亦西戎。傅斯年云：“《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为姜嫄’，《诗·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周以姬姓而用姜姓之神话，则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大族之两支。”郭沫若又举睘卣“王姜令作睘安夷伯”，睘尊“君令余作册睘安夷伯”，以证周本姜姓。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令彝、令
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左定四年传》，武王克商，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康叔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唐叔封于夏墟，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何晋地不疆以周索而疆戎索，当以周与戎本同族耳。又《牧誓》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皆从武王伐纣，此八族本皆西南夷，八族中蜀羌微濮皆见卜辞，皆为殷之敌国，尤以羌为劲敌，时当在殷之西，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蜀”与“戎”亦一声之转，春秋时齐人邴
，《左文公十八年传》《国语·楚语》《汉书·古今人表》俱作邴
，《史记·卫世家》亦同。而《齐世家》作丙戎，是其例证。
东西二系民族分辨既明，则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乃亦可得而理。《左传》记郯子盛称高祖少皞，《史记·封禅书》记秦主少皞之祠，《吕氏春秋·十二纪》又有大、少皞之五帝说，《国语·楚语》观射父亦称少皞，盖秦楚与郯，无非东夷之族。《山海经》记及大、少皞者，盖《山海经》亦淮楚之作，是大、少皞为东夷传说中之人物，则邹鲁
（周系）
载籍不见少皞之说又何足怪？晚清今文家必以诸书少皞之说为刘歆伪窜，盖未辨其本末耳。《山海经》为淮楚地带之作品，故盛称帝俊，帝俊即卜辞中之高祖夋，亦即帝喾、大皞、帝舜，近王国维、郭沫若、吴其昌、陈梦家等已次第明证之。《孟子》亦谓：“舜，东夷之人也。”又《山海经·海内经》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既为东夷之帝，其属神羿自亦东夷之神，故《楚辞·天问》亦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下民）
”，《左襄公四年传》引《虞人之箴》作帝夷羿，《海内西经》称仁羿，“仁”即“夷”之借字，“夷”之重文古作“
”，与“仁”音形并近。羿为东夷之神，故称夷羿。楚淮盛称羿善，谓其“扶下国”，“恤下地”，“革孽下民”，而邹鲁之传说乃力加诋毁，谓“不得其死然！”
（《论语·宪问篇》）
民族敌忾之情，盖隐约可见，而殷周东西民族神话传说之初相，亦不难于此推知也。《潜夫论·五德志》称禹为戎禹，《尚书纬帝命验》称为姒戎文命禹，《史记·六国表》《吴越春秋》《后汉书·戴良传》《新语·术事篇》又称禹出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之人也。”禹与九州关系最密，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
（《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
，以传说中之九州即九州戎之九州，顾颉刚著《九州之戎与戎禹》
（《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
以禹乃戎之宗神，九州本为戎地，故禹有治九州之说，其说卓矣！马培棠著《三代民族东迁考略》
（亦见《禹贡·古代地理专号》）
谓“吾华南北二系种族，皆出鬼戎，又皆远祖大禹”，虽未审，然以鬼方祖大禹，殊为有见
（马氏谓别有考，恨未得见）
，鬼方即九方，亦即九州戎，其地名九州也。《吴越春秋》又以禹所生之西羌为石纽，在蜀，蜀本亦西戎之族。周人盛称禹德者，周人亦西戎之族也。东夷盛称夷羿之善，西戎又盛称戎禹之德，此东西二系民族原始固有之神话意识有以致之。虽观察战国秦汉之传说，犹能得其大较也。古史传说之初相，无不可据此以为探索；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又无不可据此以明辨之。得此绳准，庶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乎！
各民族皆各自有其神话传说，及民族相混，神话传说亦渐相杂，又各以民情之不同，而分别演化，若据邹鲁、晋、楚分别演化之传说，谓即初相，则又未免过于近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