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天下事从何而知之？有传闻而知之者，有推论而知之者，有亲历而知之者。天下之大，时间之久，非能事事而亲历亲见也，出诸传闻者为多。传闻有直接闻之者，有展转间接而闻之者，天下之大，时间之久，非能事事直接亲闻也，出诸展转传闻者为多。以人事之繁复，亲历传闻，亦多未能事事而亲历传闻其全境也，多局部而已矣，世人于其所不知者，又往往以意推论之。传闻者可信乎？推论者又可信乎？天下之大，非能人人皆诚实且聪明也，况增巧饰美，又夫人之常情，舌生于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于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之所欲言欲书而已；亦何所不至者！即其人诚实且聪明矣，偶不经意，犹不免传闻失实；况有意之增饰乎？

是故传闻不可以不察也，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矣！“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 （用《吕氏春秋·察传篇》语） 《吕氏春秋·察传篇》云：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喜而〕 （“喜而”二字从《太平御览》一八九引及《风俗通》增） 告人曰：“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

本无其事，展转讹传，传之愈广，而信者益众，一若真有其事矣。当鸦片战争前，国人所传西人之情况，往往如《山海经》。有福建举人王惠田呈《平夷策略》云：“逆夷由海放桅而来，日食干粮，不敢然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骆秉章奏又称：“该逆兵目以象皮铜兵包护其身，刀刃不能伤，粤省义民，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而倒。”虽自称深悉外夷之林则徐亦奏称：“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又称：“且夷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者。”盖时人见洋商采办茶叶大黄最多，遂臆断其“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又见其军队足缠绑腿，遂臆断其屈伸不便耳。余幼时，闻乡里人言洋人无膝，不可屈曲，下跌不能自起，言之凿凿，一若洋人真无膝者。盖时人见其西装裤直挺，遂臆断其无膝耳。苟西人此时犹不大批东来，此等传说必至此时犹不稍息，此“无膝国”上可与《山海经》之贯胸国、奇股国、一臂国、玄股国……先后比美矣！虽近人述近事，其可哂笑尚如此，况千古以上之传闻，吾人据何而信之？

是故传闻不可以不察也，《论衡·奇怪篇》云：

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见奇怪，谓德不异。……世间诚信，因以为然；圣人重疑，因不复定；世士浅论，因不复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说。

故奇怪巧美，世俗之所好也，“言事者好增巧美，……百与千数之大也，实欲十则言百，百则言千矣” （用《论衡·儒增篇》语） 。非特言事者好增饰，即听闻传布者亦然，《论衡·艺增篇》云：

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当义和团之役，时人传义和团之神话，有如《封神榜》。时值大旱，有谚曰：“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洋鬼头不知与雨何涉，必杀之而后下流？而人多信之！及义和团既起，民间又纷传其神技，唐晏《庚子西行记事》称义和团焚铁路，“火时并不见人，但铁路自生火耳，自此传闻者众。有传义和拳当战时，人马高丈余，刀若门扇，绝无可敌之理。又谓不畏火器，衣服为炮子所击，斑如雨点，而身无少损，谈者津津，闻者栗栗”。义和团之技俩本属欺人，传者好奇，竞相夸耀，传闻愈广而信者愈众，虽朝廷大臣如端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等无不信奉拳匪有若神明，国事遂不可为。原夫愚民之仇视洋人，半亦受虚伪传说之影响，慈禧于拳匪乱后，尚信西洋教士挖眼取心以配药剂之说。盖人之情，好以己度人，国内既有方士炼丹采补摄取人精之事，浅人遂妄为此说。时人又信教士窃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盖见教会收养婴孩，男女信徒同在礼拜堂祈祷，故又妄为此说耳。虽近人传近事，犹妄诞如此，况千古以上之传闻，吾人据何而信之？

述三皇五帝虞夏之事者，无非战国秦汉时书；以战国秦汉之人而侈谈三皇五帝虞夏之事，可信乎？不可信乎？

昔儒尊经卫道，动谓六经为圣人之道，其言皆有所据；近世迂浅之士，犹尊之宗之，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惑于汉儒之迂言，囿于成见，实未尝细究其书也。夫《尚书》之《虞夏书》，本非虞夏时之制作，《尧典》开宗明义，即曰“曰若稽古帝尧”，既为“稽古”而作，明为后世传说，而学者必以为尧舜时实录，何哉？

自来无三皇五帝虞夏之书传世，《诗》《书》除《虞书》外，亦无及尧舜者，时人盖不知有唐虞，何论三皇五帝！“言必称尧舜”，战国诸子始有此风习耳。五帝之称，《荀子》始有，三皇之号，秦时乃见，而学者必以为古代信史，又何哉？盖二千年来学者披艺就学，即诵习经史，先入内心，积习生常，此战国秦汉之谰言，所以蒙蔽千载而不可破也！

清儒崔述著《补上古考信录》，尝疑羲农以前之古史，曰：“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有文字而后有历史之记载，无文字斯无历史记述，古籍如《易传》等，既称伏羲结绳作八卦，黄帝尧舜作，然后易之以书契，羲农以前，未有书契，岂其史迹凭十口之相传以留于后世耶？据近今民俗学者对于野蛮民族之研究，野蛮人记忆本不甚强，则其史迹又不能凭十口之相传以留于后世也。

《楚辞·天问篇》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伪《列子·杨朱篇》亦云：“太古灭矣，孰志之哉？”盖古人已有见及此者矣！迩年吾国考古之学，已由试探工作而进于研究，殷商文字已得实物之证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年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文字至夥，而虞夏之文字迄今未有发现，殷商以前为先史时代，已为国内外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不特三皇十纪之古史传说来源为可疑，即五帝虞夏之古史传说，亦同为可疑矣！

宋育仁《虞初小说序说》云：“帝舜之贤，则行为大孝，德为圣人；帝舜之才，则自耕稼陶渔，所在成都成邑。其初遭遇之厄，则不得于亲，至于捐阶掩井；其后遭遇之隆，则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妃匹之爱，则二妃皆帝女，风云之会，则五臣皆圣贤。成治水之大功，狩苍梧而仙去。实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所绝无仅有，说部家所穷思极想而万难虚构者，乃于帝之实事得之。”然则古史传说之与传奇究相去几何耶？

古史传说何自来乎？何由而造成乎？《论语·子张篇》曰：“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荀子·非相篇》《正论篇》皆云：“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淮南子·缪称训》亦云：“三代之称，千载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是古史传说之造成，由于“皆归”，由于“必稽”，由于“积誉”“积毁”。古史传说之多增饰，古人已多见及之矣！晚近学者探讨古史传说之来源者，要不外三说：

（1）托古改制说

（2）层累造成说

（3）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托古改制之说，晚清今文家廖平、康有为主之，晚近钱玄同等又张之不遗余力。层累造成之说，刘恕、崔述引其绪，而顾颉刚张其军。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近蒙文通证成之。三说观点既殊，其所论断，亦自不同。主托古改制者，谓古史尽出诸子臆说；主层累造成者，乃谓古史皆由传说者展转演变；主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者，又悉以地域之不同判之。骤观之，三说若水炭之不相入，实则本相成而不相害也。口说流传，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固不独古史传说为然也。托古改制之说，此言因人而异；层累造成之说，此言因时而异；三方传说相殊之说，此言因地而异；皆所见一偏耳。治古史传说者，能运用此三说而不囿于一偏之见，循环通证，斯为得之！ Zbd3pnRJ6KJs3XSDlf8EBRzubN5iEPZ3n+t/wnThR1eWoJy2Bqg2pr859GCIY/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