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史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原夫史学之研究，基于史料，无史料，斯无史学也。史学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咨访与考证批判，考证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仅能淘汰虚妄之传说；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成见，故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史料本为间接之知识，史学方法本亦间接之推理，记录为撰人工作之终点，而为吾人工作之起点；事实为撰人工作之起点，而为吾人工作之终点；上溯史料之来源以探求事实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必经之步骤此疑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史料之为物，以内容分，或属原始，或属孳生；以形式分，有属实物，有属传说（笔传，口传，画传）；以来源分，有无意传世者，有有意传世者。传说之史料，多属孳生，相传愈久，讹谬愈多，演变亦愈甚，且皆形诸笔墨，又多有意传世，不免有造作虚伪之处。地下实物之史料，多属原始，又多无意传世者，自较纸上之史料为可靠。然古器物在当时本为应付人生之需要者，类多无意传世，欲据少数器物以推论前人活动之全部，实非易事。必有极丰富之实物，比较其大量异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迹，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发掘之所以尚也。历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

自王国维创二重论证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论证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但卜辞多断片，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犹多未能论定，仍不得广为证明），夏以上则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阴村之发现为夏民族之遗址（如陈钟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腾》，刊《现代史学》二卷三期；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五本一分），或以仰韶之彩陶文化为夏民族所遗留（徐中舒《再论仰韶与小屯》，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皆证据薄弱，仅因与夏民族之地域传说相合而谓即夏民族之遗址，实近武断！至若因彩陶文化遗物分布于中国北部辽宁、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地，黑陶文化遗物分布于河南东部及山东全境，遂臆断虞、夏为彩陶文化期，太皞、有济、少皞为黑陶文化期（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附记），更属比拟不伦。盖据后冈下层之彩陶以与仰韶村、西阴村相比较，陶质可相比美，而形制则较安特生于甘肃发现之六期彩陶皆简单，陶业又较幼稚，可知其文化实较仰韶为早。以后冈中层龙山文化层之实物与后冈下层仰韶文化层相较，除鼎类三实足之陶器外，无有相类者，但以与仰韶村出土物相比，则相似处至多，可知仰韶文化实较后冈之仰韶层为晚，仰韶之文化实由后冈传往，非由仰韶传来（见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殷墟文化既非承接仰韶，仰韶亦非夏民族文化，要可断言。已发现之遗址，既不足以证古史传说，亦有主发掘古迹以证古史传说者，如陆懋德之主掘大禹陵是（《评顾颉刚〈古史辨〉》）；然吾人稽之《易·系辞传》称古之葬者“不封不树”，《礼记·檀弓》及《汉书·刘向传》并称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盖远古冢墓，不封不树，无有丘垄，吾国于殷及周初尚无丘垄之制，此可由安阳殷代古墓与浚县辛村古墓判知之；今大禹陵丘垄甚高，实不待发掘而明其伪也。古史传说中之古墓，本多后人造作，《山海经·海外南经》郭注谓古墓每多“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为冢”。实则今所传之远古冢墓，亦多由传说而附会者；如《汉书·武帝纪》曰：“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武帝据神话以疑附会之冢墓，亦可谓伟识矣。

自科学史观传入我国，群以社会形式解释古史传说，于是有社会史之论战，诸说纷纭，多至不可胜辨。有以盘古、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为旧石器时代，五帝为新石器时代初期氏族社会者（胡秋原说）；有以神农以前为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陶唐为村落共产社会者（熊康生说）；有以五帝为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者（郭沫若说）；有以五帝为初期封建国家，唐、虞为次期封建国家者（某人说）；有以黄帝为图腾社会，唐、虞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夏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者（李季说）；有以尧、舜、禹为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启为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者（吕振羽说）；此类古史传说之解释，最流行者莫若图腾社会一说，无非以古帝王之名号有与动植物有关者，即据以释为图腾而已。如黄帝之号有熊，蚩尤之“蚩”从“虫”，舜之为植物，帝俊帝喾之为夔，鲧从鱼，禹为虫，近人多据以为图腾之名号。次则母系社会之说，近人亦颇乐道，或据《孟子》记象之欲“二嫂使治朕栖”，以为舜、象乃娥皇、女英之公夫；或据古史传说中父子兄弟之不同姓，谓即母系时代之证；其笃信传说之处，盖与信古者无以异；彼辈既笃信传说，其终极自亦必与信古者同途，故李季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乃一反诸家用史前社会解释古史传说之方法，竟以为唐、虞之世已入有史时代，已有文字，已有铁器，已以男性为本位，已有私有财产，及夏代而有专制政府，帝王世袭，农业发达，一如《尚书》《史记》之所载矣。

余之治古史学，本无家派之成见存于心，仅依据一般史学方法之步骤以从事而已，初唯取先秦古籍有关古史之材料，类而辑之，而比察其异同，久之乃知夏以上之古史传说类多不可信，又久之而后晓知传说之来源出于神话，顾前人罕有畅论之者。明知吾说若发表，长者见之，必斥以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非圣无法”之罪将无可逭，而犹必呶呶不已者，盖求真之心人之所同具耳。余之立意草创《中国上古史》，在二十二年春，时正求学于光华大学，课余读书，偶有所见，辄随笔录之，尚未暇作系统之整理也；是年秋，《光华大学半月刊》征文及余，乃择古史传说中最不经之盘古传说而论之，成《盘古传说试探》一文，刊于二卷二期，其于黄帝、尧、舜、禹等古圣贤王者，犹不敢露布其怀疑之意。及二十四年冬，郑师许先生约余合编华文《大美晚报·历史周刊》，一时无暇草专篇，因将旧作随笔札记，陆续刊布。二十六年夏间，《禹贡半月刊》征文及余，又成《说夏》《说虞》二文以应之，然犹未有组织系统之决心也。秋间避地粤西，执教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为诸生讲“中国上古史”，因将昔日所论略加补订，编为讲义，于是关于夏以上古史传说之论述，系统粗具，而于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自信益坚。盖史料具在，有不容熟视无睹者也。

考辨传说之演变分化，首贵客观之态度及史学常识，苟不审慎从事即不免流于穿凿附会。如法人某，有《拿破仑有此人否》一书，论证拿破仑之无其人，以为莫斯科等役无非希腊神话之演变。则荒诞之讥，又岂能免。

吾人今兹所论，据古史传说之史料及史学常识以比较推断，其渐次演变分化牵合之迹，实有规律可寻，循环论证，无有不可得其会通者。其非偶合明矣！吾人为培植新古史学之基础，即不能不于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作一番澄清之开导工作，以探索传说演变分化之系统，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非云破坏古史，实为建设古史耳。盖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之出于神话，具有明确之直接证据，苟将前后之史料排列比较，已甚了然，初不待辨而自明，惜乎世人囿于成见之深也！不得已乃为此书以明辨之，此非吾人之巨眼卓识，亦时代潮流使之然也。

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固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为之背景者。吾国古史传说，如盘古之出于犬戎传说之讹变，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与天地阴阳之哲理，黄帝出于“皇帝”之音变，本为上帝之通名，此皆纯出虚构。

至若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东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少皞、羿、契之为殷人东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话，益、句芒之为东夷之鸟神及祖先神话，鲧、共工、玄冥之为殷人东夷之河伯神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之为殷人东夷之火正神话，王亥之为殷人东夷之畜牧神神话；又若颛顼、尧之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话，禹、句龙之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话；则皆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然此类亦仅为殷周东西两氏族原始社会之史影而已，乌有所谓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