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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二十五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幻灯片事件受到刺激，弃医从文，投入文学事业，发愿要用文学唤醒国人。
而事实上，鲁迅直到三十七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
那么，三十七岁以前的鲁迅主要在做什么呢？
做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做“官”。
辛亥革命是“海归”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个关键契机。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本来只是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马上被委任为“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然而上任不过两个月，1912年初，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他的朋友许寿裳从南京给鲁迅来了封信，说他已经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请他到南京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
鲁迅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前往南京。
1925年，鲁迅回顾当年从政的心情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三十四岁中了进士，步入仕途。鲁迅进入教育部这一年是三十二岁，与祖父相仿。
有趣的是，祖父中进士时向朝廷申报的年龄是二十七岁，少报了七年
，目的是将来多做几年官。而鲁迅进入教育部时，也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一岁，动机也是相同。
从地方奔赴首都的鲁迅，怀抱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志向。绍兴人天生有从政基因，何况周家本是官宦世家。乡人也都认为鲁迅从此要“阔”了。数年后鲁迅回乡接母亲时，邻居“豆腐西施”就对他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可见此次鲁迅出仕，亲戚邻里们都认为是周家中兴的开始。
民元初创的教育部，机构相当精简，一共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个司下面有两个到三个科，全体人员不过73名。
刚到南京，鲁迅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科员”。数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鲁迅也随之北上，半年之后即获升迁：官阶被定为“佥事”，实职则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这个科长，不同于今天的科长。因为鲁迅的顶头上司是司长，所以按今天的级别，应该算是处长。
至于官阶“佥事”，则比今天的处级还要高。“佥事”是民国沿用清末的官阶名，在清末，佥事为从四品
。
所以鲁迅的官位，如果从品级看，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也就是现在的副司局级。从职务来看，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在佥事之下，还有主事、技正、办事员、录事、工友等级别
，因此晋升之后的鲁迅在教育部是正儿八经的中层领导，在部中日常事务有人负责给他跑腿
。鲁迅认为这个官还是比较“大”的。后来1926年7月的一天，已经久不到部的鲁迅到部里办事。“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因此感慨道，“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进入仕途后，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外放做了几年江西金溪县知县，后来回京任从七品内阁中书。综而较之，与鲁迅的这个官位大体相当。
因此获得这个任命的时候，鲁迅是相当兴奋的。1912年8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
当天晚上，鲁迅约好友钱稻孙、许寿裳到广和居欢宴，“每人均出资一元”，在当时属于非常阔气的一餐。饭后回家，日记记载“归时见月色甚美”。这种反映心情的景色描写在鲁迅日记中是极罕见的。五天之后第一科科长的委任状颁下，鲁迅当晚又“大饮于季市之室”。
后来鲁迅在与陈西滢等打笔仗的时候，因为陈氏讽刺他是“区区佥事”，鲁迅回击说：
据我想，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从这些叙述可见，鲁迅对这一职务是相当看重的。
那么，鲁迅这个“较大”的“官”，都主管什么呢？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辖以下内容：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关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
关于诵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
管辖范围颇广。1920年以前，鲁迅对他的工作是相当尽职和努力的。作为民国创始阶段一个中级官员，鲁迅在这个崭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最初都是由他参与首创的。
国家图书馆的设立与管理是鲁迅的职责范围。“社会教育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筹办一个京师图书馆。”为了筹办京师图书馆总馆和通俗图书馆，鲁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
鲁迅也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的筹建。1912年6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是为了察看国子监是否适合设立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的采购事宜鲁迅也参与。日记记载有“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
中华民国的国歌审定也是鲁迅的工作内容。因为要审定新的国歌，1917年，鲁迅“往高等师范学校听校唱国歌”。1919年，鲁迅被指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颇为此事奔忙了一段时间。
中华民国的国徽更是由鲁迅直接设计的。钱稻孙回忆说：“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图案并不很好，但文章写得很好，是用六朝文写的，部里其他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教育部的人都很佩服。……国徽上是十二件东西，拟好之后交部里了，很用了一阵子，驻各国使馆用了，国书上用了，证书上也用了，钱上也用了。”
此外鲁迅还受蔡元培所托为北大设计校徽。这一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注音字母方案也是鲁迅参与制定的。1913年2月，鲁迅参加“读音统一会”，因为与会人员达不成统一意见，鲁迅作为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努力居间调停，促成了解决方案。
有的主张用音韵来代，反对的说，各地方言音韵都不同；有人主张去掉汉字，反对的说，去掉汉字就是割断了中国的历史；有人主张用简字，反对的又说，简字是不正当的，等等。……我们教育部的五个人提议用注音字母的方案，大家同意了。因为这三十九个注音有许多好处，是篆字演化来的，又是独立字，又有音韵，笔画少，所以大家同意了。
戏曲也是归第一科管理的。1912年6月，鲁迅为了考察戏剧，前往天津出差。任务是观赏新旧戏剧。到了天津，他前往洋行“购领结一”“革履一”。显然，因为代表官方看戏，他需要西装革履出席。
此外，鲁迅也参与过“大内档案”的整理，主持过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规程草案的编订，在溥仪出宫后被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在中华民国文化奠基的很多方面做过自己的贡献。
当然，也有一些活动，今天看起来不甚光彩。比如，从1913年至1923年，鲁迅每年都要参与祭孔。这在当时被进步知识分子认为是反动的文化活动，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鲁迅对此也不以为然，不过他每次都按时参加，行礼如仪。日记中此类记载不一而足，比如，1913年9月28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1915年3月15日：“赴孔庙演礼。”16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17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
鲁迅的同事钱稻孙回忆说：“袁世凯想做皇帝，我们是不以为然的，比如做执事生，虽然不乐意也得去，不敢怎么反抗。”
除了祭孔，鲁迅还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过自己的名字。钱稻孙说：“有一次，袁世凯与日人订了廿一条，把廿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地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把公务员工作当作一个饭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在公务员生涯早期，鲁迅这个“官”，做得是很认真的。所以进教育部两年多后，他又从五等官进叙为四等官，后又得过北洋政府颁发的五等嘉禾勋章，这些他均郑重记录在日记中。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颁大总统策令，对各部门公职人员进行封赏，封鲁迅为“上士”，由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盖大总统印的策命文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守学弥敦，当官无阙，才既胜于吏事，职当列于清班，兹策命为上士。”袁氏称帝后的洪宪元年二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
后来他这样总结自己：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鲁迅的勤勉和尽职，背后有两个动力。
第一个是晋升。刚刚进入公务员体系半年，鲁迅就成为中级官员。下一步如果晋升，就会成为司长，数年乃至十数年后成为次长乃至总长，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数年以后，鲁迅的很多同事都纷纷“进步”。1915年，他的老同学伍仲文升为普通教育司司长，与他同级别的佥事陈仲骞做到了代理次长，他的下级主事李梦周做到了司长，甚至小小技正范吉陆后来也做到了司长
。连老朋友许寿裳，也先到外省做了教育厅厅长，后来回到北京，做了高校校长。1922年，和鲁迅一样留学日本、同样做过师范学校校长的汤尔和甚至出任教育总长。此人进入教育部比鲁迅晚，1914年做校长时还专门跑到教育部巴结过鲁迅，鲁迅日记中记他“似有贺年之意”，语气颇为鄙视，没想到数年后却成为鲁迅的最高领导。
所以鲁迅对自己的仕途有一定的期望值，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鲁迅的仕途虽然起点较高，但是却后劲不足。1915年之后，鲁迅在仕途上就陷入停滞，“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却一直没有再能升官。这一走势与祖父也非常相似。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离开翰林院外放为江西金溪县知县后，虽然也颇想有所作为，但是因为性格因素，在官场待得并不如意。他言语刻薄、愤世嫉俗，与上司和同僚都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只做了四年知县，即被沈葆桢以“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参劾，灰溜溜回到北京。
和祖父一样，鲁迅固然精细、勤勉，愿意尽职，但是他性格中的偏激和苛刻导致他无法很好地处理与上级和同僚的关系。周建人说：
鲁迅……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祖父曾经做官，但……他却常常顶撞上司，与衙役争斗很厉害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时亦与上司争意见，与章士钊就闹得很凶。
鲁迅对“高等做官教科书”不是读不懂，而是做不到。他表面上言语不多，内心中却相当倨傲，几乎所有上司都不入他的法眼。招鲁迅入部的蔡元培不久就离职，继任者为范濂源。鲁迅听了他的演讲后在日记中记载“其词甚怪”，显然有些瞧不起。范氏干了不到一年又走了，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鲁迅听了他的就职演说后评价说“不知所云”。对次长梁济善，鲁迅的评价则是“山西人，不了了”。
他的直接领导也就是社会教育司司长，一开始是夏曾佑，是著名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今天仍然得到较高评价。“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夏学问很好，在当时也比较有科学的头脑。”然而鲁迅对他的评价是“阴鸷可畏也”，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虾公”。
内心鄙夷如此，鲁迅自然很难搞好和上级的关系。他有时甚至还会犯官场之大忌，顶撞上司。
鲁迅在教育部中任职的时候，他当社会司下面的一个科的科长，是管图书馆等事情的。有一回，一个次长叫他把一件公事给他批准，他看了一看公文，说不能批准。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是不照做官的规矩。
他与大部分同事的关系也并不算好。他对部中同事大都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观念落后，不学无术。1912年7月12日，鲁迅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决定，取消美育教育。鲁迅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
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1918年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
钱稻孙自认为是鲁迅好友，相知甚深，他哪里想得到自己会被鲁迅私下称为庸妄人。对待好友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相似的个性，导致祖孙两人的公务员生涯走势大致同步。周介孚被弹劾回到北京后，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熬了十来年，也没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家，结束了十四年京官生涯。鲁迅和祖父一样，从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整整做了十四年京官，到离职那一天，级别仍然是一个“处级”，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虽然得不到升迁，鲁迅仍然愿意继续在部中效力，因为这里还有第二个吸引他的因素，那就是丰厚的薪水。
1912年8月，鲁迅成为五等佥事后，月工资定为240元。1914年8月，鲁迅从五等晋升为四等，工资也由240元上涨为280元，与当时的大学一级教授的薪俸相同。1921年，鲁迅又获得了佥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
这样的薪俸购买力如何呢？陈志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北京1911年至1920年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植物油每斤7分钱。”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2元。鲁迅所雇的女佣，每月工资是2元至3元。因此鲁迅的收入是普通市民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堪称巨款。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收入，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才能以自己近3000银元的积蓄，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的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四合院。八道湾11号是北京典型的“三进”大型四合院。
前院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共9间，每3间1套，当中3间是鲁迅的书房。中院有高大的北房3间，东房西房各3间，后院内有后罩房9间。这在当时已是颇为阔气的住宅，今天更是价值起码过亿。
也正是有了这笔薪俸，鲁迅在北京才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他在北京时期，嗜好下馆子、看戏、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才能做的事。他平时上下班常坐黄包车。钱稻孙回忆有一段时间鲁迅曾“包了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包的时间不长。不包车时，也总是雇车，走路的时候很少。因为当时道路很不好走。……教育部门口车有的是，雇车好雇”。今天的公务员午饭都在食堂解决，而鲁迅是到馆子吃包饭的。1914年3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午与稻孙至益锠午饭，又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食，每六日银一元六角。”鲁迅日常生活也有仆从伺候。1914年8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佣剃去辫发，予银一元令买帽。”“佣”就是仆人。
能享受这样“上等人”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有这个公务员身份。因此，1913年底，教育部宣布要裁员，并且说佥事、主事要裁去一半时，部中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鲁迅也非常提心吊胆。好在最终鲁迅的职务没有受到影响。
1913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26日日记：
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鲁迅自己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但是对于那些落职的同事颇感同情，因为他深知这个饭碗的重要性。
1920年起，也就是从政八年之后，鲁迅对公务员生涯终于开始感觉厌倦。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迟迟得不到升迁，而且也已经明白自己不太可能升迁了，因此生活重心已经从恪尽官守转向文学创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20年起，由于政局动荡，教育部开始欠薪，经常几个月不开支。
因此他在教育部工作的两大动力至此都已经近乎熄火。
民以食为天，欠薪直接影响到鲁迅的日常生活。此时他肩负着包括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内的整个大家庭的养家重任，不得不另想他法。1920年8月，他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每周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18元。从那之后，他又陆续接受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甚至黎明高中等校的邀请，频繁奔波于各处，靠积少成多的讲课费来维持高水准的生活。
这其实也是教育部很多同事的共同选择。既然拿不到钱，没多少人愿意为政府义务劳动，因此很多部员都外出兼课。当然，班还是要上的，每天至少要到部里去一次，点个卯，然后再偷偷开溜。鲁迅后来曾向郁达夫描述他亦官亦教的生活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在大学兼职讲课的时候，鲁迅开始经常公开讽刺官员的做派。
夏丏尊1937年说：
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门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这种半官半学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多。到了1925年，有几个因素促使鲁迅决定告别公务员生涯。一个是这一年，一名叫许广平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生活。由于他的结发妻子和老母亲都生活在北京，这一著名的师生恋在当时并不为主流舆论所接受，要想继续这份感情，他需要离开北京。
另一个是正好在这一年，因为文学创作已经文名大著的鲁迅经好友林语堂介绍，收到当时创办不久的厦门大学抛出的橄榄枝。厦门大学邀请他担任研究教授，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月薪400元。
因此1925年底，鲁迅决定离开北京。作为告别官场的第一步，鲁迅开始积极讨薪。因为工资遭到长年拖欠，教育部门的公务员已经组织了多次“索薪”斗争，不过鲁迅以前态度并不积极。1920年教育部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静坐抗议，但查鲁迅日记未见记载。陈明远说，直到1926年初，决心离开公务员队伍的鲁迅才开始积极参与。
1926年1月，鲁迅、陈启修代表女师大，与各校代表同赴国务院索薪，并且有所收获。1926年2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份”。“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这笔薪水已经拖欠两年多。但是，因为北洋政府财政极度紧张，索薪活动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1926年7月21日，鲁迅公开发表《记“发薪”》一文，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然而这一曝光行动没有什么效果，据钱稻孙回忆，教育部所欠的薪金后来都没有还清，只用一张八行书写了张欠条就算完事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差旅费100元和月薪400元后离开北京，结束了十多年的公务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