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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人，在北京生活过十多年。
个性强毅好斗，擅长骂人，能骂到令人“镂心刻骨”的水平。
喜欢文艺，文笔优长。
数十年坚持记日记，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
读了以上这些描述，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此公只能是鲁迅。其实这些文字，也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描述他的祖父周介孚。
遗传的强大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以至于隔辈人之间的相似可以达到复印式的精确。
周作人回忆祖父周介孚，说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脾气乖张、极善骂人。骂人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周作人说，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子侄孙儿，都被他骂遍了。他骂起人来，“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嘎嘎作响，乃是常有的事情”。
他骂人总能一针见血。他骂慈禧是“昏太后”，骂光绪是“呆子”，骂夫人是“王八蛋”。有时拐了一道弯，则更蕴藉有味。比如有一次，鲁迅三兄弟一起在桂花明堂站着聊天。
祖父笑嘻嘻对我们说：“乌大菱壳氽到一起来了。”
为什么骂“乌大菱壳”呢？绍兴水多，人们吃完菱角后，往往把菱角壳扔进水里。时间久了，漂浮着的菱角壳变成乌黑的一片。“乌大菱壳”，实际上就是废物的意思，又兼具“腹中空空”的含义。
骂人显然是祖父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经常对族人大讲《西游记》里的故事。周作人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讽刺本家堂弟媳“衍太太”（鲁迅作品中写到过这个人物）。“衍太太”作风不好，与族侄周五十姘居。人们传说周五十是因为偷看了“衍太太”洗澡而发生奸情，周介孚便以猪八戒偷看蜘蛛精洗澡来加以讽喻。“介孚公对于这事很是不满，不过因为事属暧昧，也只好用他暗喻的方法，加以讽刺，于是有在堂前讲《西游记》的事情，据族叔官五（别号观鱼）所记，所讲的是猪八戒游盘丝洞这一节，这故事如何活用，我因为没有听到过，无从确说，但总之是讽刺他们两个人的。”
此公不仅善于以口诛，亦长于以笔伐。他生前留下了一副挽联，是自挽的：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鲁迅看了以后说：“这是在骂人。”他对弟弟解释说：“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只有地下才能找到骨肉，那么，他的意思是在说，活着的这些亲人，和他并不亲热，对他不够孝顺。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病逝以后，他也曾写有一联：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分明是指责这个死去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辜负父母之恩。这种曲折深刻，后来在鲁迅的文字中多有继承。
鲁迅在尖刻的同时也以幽默著称，而他的祖父也是既善骂又善谑。周作人说：“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
胡适日记记载：
演讲后，去看启明……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
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天赋，都与这位祖父的遗传及培养有关。
周介孚是翰林出身，自然文笔优长。后来，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他的时候，考语是“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
他著有一本诗集《桐华阁诗钞》，还有一本名为《恒训》的家训。这本家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些阐明大道理的小故事写得如同《聊斋志异》一样精彩可读。
他的读书品位和普通老夫子也颇有不同，不喜读高头讲章，而喜读小品文
，祖父指导鲁迅兄弟读书时，主张可以让孩子们多读小说，如《西游记》等。这一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开明甚至惊世骇俗的。另外，他高兴的时候，还会带孩子们去看戏，或者给他们讲故事。这些无疑对鲁迅兄弟一生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虽然鲁迅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但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念念不忘，他说：
他的影响却也并不是全没有，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
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诗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
祖孙俩性格之强毅也非常相似。
周介孚说，“予性介”。确实，周家并非世家，家计不丰，甚至请不起老师，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科举成功，并且成为翰林，没有点奋斗精神是不可能的。
介孚公幼年时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就三台门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介孚公也是趁机进修，他天资高，易于领会，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
鲁迅继承了祖父的这种奋斗精神。他在家道破落的过程之中，依靠个人的发愤挣扎，才得以走出家乡，获得留学资格。
周介孚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极有恒心和毅力，一个表征是他记了一辈子日记。周建人回忆，祖父的日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无独有偶，鲁迅一生也是不间断地记了数十年日记，方式也与祖父一模一样。“（鲁迅）日记以毛笔竖写在印有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张十八行的‘乌丝栏’稿纸，一九二二年以后用的是每张二十行的‘朱丝栏’稿纸。……共计二十五本。”
周介孚的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而鲁迅的日记也是临终前一天才停止。
周介孚一生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场轰动朝野上达天听的科场案。事发之后，审案官员为了大事化小，向上汇报说他精神有问题，神志不清。周介孚却毅然呈供自己精神完全正常，并且当堂揭发质问为什么某某和某某都行贿考官平安无事，只有我倒霉？搞得审案官下不来台。
入狱之后，有一次臬司到狱中点名，犯人按例都应答“有”。臬司因为周介孚以前也做过官，算是官场前辈，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以示尊敬。没想到他却恨恨地回了声“王八蛋”。“可见他的倔强气魄。”
犯人出狱时，狱卒照例会来敲诈上一笔钱。周介孚被释放时，狱卒也前来伸手。周介孚明白这一套，拿起门闩就打，打得狱卒抱头而逃，他还在后面追了一段，才恨恨地停下脚步。
鲁迅一生“不怕鬼”，敢于并乐于与各色人等争斗，临终前仍宣布一个也不宽恕，这些都颇似祖父的风格。
人类心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并不喜欢与自己个性过于相似的人。鲁迅对他的祖父正是如此。
“在周氏三兄弟中，真正在个性、性格上承袭了祖父遗风的，恰恰正只是鲁迅。”
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录中，都多次写到祖父，既指出他的缺点，也论及他的长处。只有鲁迅，虽然写了很多回忆早年生活的文章，多到能汇成集子，但是绝口不提这位对他一生有极大影响的祖父。
1919年，鲁迅返回绍兴迎接家人移居北京。三兄弟卖掉了祖宅，并处理了很多无法携带的生活杂物。关于如何处理祖父的日记，兄弟们产生了分歧。周建人说，有些东西，比如账目、课本和一些不重要的书籍，一股脑儿放在火中烧了。但是，“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周建人在鲁迅面前一再表示他对于祖父遗物的珍惜，建议鲁迅把它们带到北京，作为传家之宝。可是鲁迅却说，里面记的无非是娶小老婆等无聊的事，没有任何价值。在鲁迅的坚持下，祖父那些文笔娟秀的厚厚的日记都被烧成了灰烬。周建人遗憾地回忆道：“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
吴俊分析说：“如果说鲁迅在形成这些个性心理倾向的过程或最初萌芽时，祖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是非常明显和深刻的话，那么，第一个遭到鲁迅这种心态还击和报复的人，恰恰也正是他的祖父。……从这件事中，我能够想象并似乎看到了鲁迅因报复了祖父对自己的虐待而感到的那种充满了复杂感情却又是带有恶意的心理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