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文学如酒，历史如茶

从目录上看，这本书显得有点杂乱无章。

其实我的人生也与此有点相似。提笔写字到今天二十年，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规划，甚至来到人世四十多年，我也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过什么规划。

青年时代，我经常一个人背包出门，到陌生的地方旅游，只凭一个好听的地名。出门前我不读攻略，不作计划，不查目的地的资料，因为发现和惊喜，才是旅行的目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建议父母教小孩背太多古诗，因为自小熟习的诗词，往往被童稚印象蒙蔽，长大后往往不容易领略其真义。

因此套用一个别人用过的书名，我的人生其实也是一场不带地图的旅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我生命的基本动力。如果抽离了好奇心，可能我的生命也就块然委地，各部分无法拼接了。所以今天回头看，我的生命轨迹颇为曲折不定：童年时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威风凛凛的卡车司机，大学却读了财经专业；父母希望我在国有银行里当到副处级，我却在办公室电脑上偷偷写散文，成了一个文学青年；最后，文学之路又一次偏离正途，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我的写作也与此相似，一直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引发我对一个人或者一个话题的兴趣，我就会陆续搜寻相关资料，深入进去，如有所得，则开笔为文。整个过程，心是宁帖而快乐的。

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个满足自己兴趣的过程。我的人生，也是好奇心驱动下的一次知识拼图。即使在历史领域，我的写作兴趣也是不断跳跃，既写过明清，又曾上溯春秋战国。既关心国民性的演变，也梳理过中国的俸禄史。很多人都问我《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七个人是怎么选择的。其实我当时只是沿着兴趣，写了一系列十几个历史人物随笔。事后才发现，其中的七个人都生活在明代，又恰好角色不同，放到一起，可以拼出一个大明王朝的整体轮廓，因此就有了这样一本书的问世。

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也是一样。本书的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先后几年间在零散时间写出来的。《鲁迅的收入与生活》是为了回答以前翻鲁迅日记时积累的一些疑惑。《巴尔扎克的天才与虚荣》相当于茨威格《巴尔扎克传》的一篇读书笔记。而了解黄仁宇这个人，则是最早读《万历十五年》时就埋下的动机。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是关于自己青年时期的几篇旧文，以前收录于旧版《千年悖论》和《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此次有所修订。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主要是回顾自己是怎么更深地走入历史写作与历史研究，既记录了葛剑雄老师和戴逸老师等人对我的帮助，也阐述了我对历史学术与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当然，这些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的文章放到一起，背后也确实埋藏着一条逻辑线。我的兴趣虽然广泛，但主要还是徘徊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所谓夏日读史，春日读文，在中国文化当中，文与史本是不分家的，《史记》是史学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个历史爱好者，也必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虽然自民国年间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以来，文史哲就开始分家，但是90年代之前，中国的史学家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其中的大家们更都是“有趣的人”，是“通人”，从王国维、胡适到戴逸、葛剑雄、秦晖老师无不如此。一直到90年代之后，“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学风突然到来，文学与史学才真正分离，内部分科也越来越细，直到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

但是对我来讲，文学如酒，历史如茶，都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文学之樽中是源自生命本能的冲动和热情，而历史之杯中更多的是理智和清醒。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文字中自然饱含激情和蛮力，而到了中年，在枯瘠的过程中渐渐深入，水落石出，世界在一个人的眼中以更骨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是上天安排的正常人生过程。“酒罢又烹茶”，“酒阑更喜团茶苦”，是一个读书人应得的一点生命享受。至于从美酒当中提纯酒精，用于工业，那是另一行当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思路，就有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和“我与历史写作”这两部分。至于“大家们”，则是因为既为同一行当，虽然才力不能望其项背，但是生命历程和在某些具体情境中的生命滋味总有容易共鸣之处，“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因此这本书呈现了我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游荡的轨迹，也呈现了我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的生命轨迹。

春风修禊忆江南，酒榼茶垆共一担。

寻向人家好花处，不通名姓即停骖。

——唐寅《题画》

正如同我在另一本书的后记当中所说，我的写作，生于“兴趣”，死于“兴趣”，难免立意不高，深度不够。然而如果余生中仍能够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仍然能够写，并且继续有人读，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