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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俊
白先勇以小说家名世，他的《台北人》已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因了白先勇在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人们常常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他的小说世界，而相对忽略他在其他文体上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白先勇在散文创作领域也成就不凡，风格独具，卓然成家。
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明星咖啡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昔我往矣》等。白先勇的散文，或谈文论艺，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题材广泛，主题多样，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美文》一文中就提出“美文”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散文创作正是周作人所提倡的“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传统的当代延续。
收在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世纪之交（最早在一九九三年，最晚在二〇〇一年，以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为多，有几篇是访谈或他人的记叙），体现了那个时期白先勇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写“人”，也是写“爱”。虽然这一特点不见得只属于这一时期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但用它来概括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的总体特征，应当说相当贴切。
白先勇《树犹如此》散文集的命名，源自他的一篇同名散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在这篇散文中，白先勇对他和挚友王国祥三十八年的相知相交进行了回顾，对王国祥的为人和一生进行了追忆。文章的核心是王国祥的两次患病（一次是在大学时代，一次是在去世前）、在与疾病搏斗时王国祥的坚忍顽强，以及体现在王国祥治病过程中，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互相扶持的患难真情。王国祥的疾病是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世界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也是他们友情的试金石。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他们两人都还是年轻的大学生。那次患病，王国祥“倔强的意志力”和白先勇“加油打气”的精神支持，以及中医的神奇功效，终于使王国祥转危为安，得以治愈。那时白先勇正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其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常常下课后，“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王国祥。王国祥病好后，对于在治愈王国祥疾病中功不可没的一味药——犀牛角，白先勇也爱屋及乌，多少年后在看到犀牛时，“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白先勇和王国祥之间的深挚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中年之后，王国祥的疾病复发。这次与疾病的抗争，王国祥没能像上次那样战胜病魔——而这次与疾病斗争的惨烈程度却胜过以往，其间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感情由此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王国祥生病，白先勇自然承担起了照顾的重任，他不但常常从异地赶往洛杉矶开车接送王国祥输血，而且还在输血时陪他。“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次为了送王国祥去医院急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的白先勇飞车急驰，“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除了照顾王国祥之外，白先勇还“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他不但向台湾的有关专家通信探讨，登门求教，而且在大陆的医疗杂志上查到有关治疗“再生不良性贫血”的信息后，还亲赴大陆，寻找希望。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白先勇为使王国祥能够康复所付出的这份虔诚、执着和努力，无疑令人动容。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共同努力最终没能挽救王国祥的生命，“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知己，终于“天人两分，死生契阔”。王国祥的去世对白先勇而言“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白先勇住宅后园中的树木花草似乎也有所感应，在王国祥去世后全都“黯然失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犹如此》可以说是白先勇怀人散文的一个高峰，文章发表后，首先在台湾文坛引起了广泛注目和巨大反响，随后影响波及整个华文文学世界。
《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是白先勇的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怀人之作。姚一苇因《现代文学》杂志而与白先勇结缘，在《现代文学》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姚一苇长期鼎力相助，与《现代文学》休戚与共。在这篇文章中，白先勇对姚一苇所表示出的敬重和感怀固然与姚一苇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跟《现代文学》的因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姚一苇对文学宗教般虔敬的热爱、无私无悔的献身精神，以及在文学观念上既开放包容又不随波逐流的执着坚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这篇怀人之作可以被看作他在通过对姚一苇的尊重、赞扬和肯定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体现在姚一苇身上的那种热爱文学、献身文学和对文学信念的坚守，其实也正是白先勇自己的人生追求。
在《树犹如此》中，写“人”之作还有《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写高克毅、叶佩霞）、《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写顾福生）、《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写隐地）、《冠礼——尔雅出版社二十年》（写隐地）、《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写王祯和）、《邻舍的南瓜——评荆棘的小说》（写荆棘）、《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写韩森）等。这些作品在写“人”时有个特点，就是写“人”常与评文论艺结合在一起，在评文论艺中，突显人物个性，呈现人物风采。《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中的高克毅和叶佩霞，前者儒雅包容，英文出神入化；后者个性鲜明，博学多闻；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在翻译《台北人》时认真投入、尽职尽责以及具有团队合作的精神。《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充分展露出顾福生为了艺术，勇于探索、“奋不顾身”的个性，并且正是这份“赤子之心”，成就了顾福生不凡的艺术境界。对于好朋友出版人隐地，白先勇知之甚深，隐地在成长过程中艰辛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执着于文学出版事业，并最终成功创办在出版界声名卓著的尔雅出版社的历史轨迹，都在白先勇的笔下得到形象的展示——而在这种展示中，台湾一代人的成长和台湾文学的茁壮发展，也尽在其中。王祯和是白先勇台大外文系的师弟，也曾是《现代文学》作家群中重要的一员，对于王祯和的创作特点和他在台湾文学界的地位、价值，白先勇了然于心，因此他在评说高全之著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阐述他自己对王祯和创作的认识，以及他与王祯和的深厚感情。荆棘曾经是白先勇的邻居，也是《现代文学》的作者，可是阴差阳错，他们直到多少年后才得以相识相知。对于荆棘的成长痛史以及后来的写作成就，白先勇既感慨又赞赏！联系《树犹如此》中其他写“人”之作，我们发现，对成长和往昔岁月的一再注目不但是白先勇小说世界的重要母题，也是他散文书写的关注重点。
除了写“人”，“忆旧”在《树犹如此》中也相当重要。《上海童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台北Pastoral——为黄铭昌的田园画而写》《逝者如斯》等作品就是白先勇对自己个人史、家族史以及对台北的回顾性书写。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虽然写的是个人记忆，根子里其实写的是历史，留在白先勇童年记忆底片里的是上海“最后的一抹繁华”，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漫长过程闪回的是二十世纪中国人（以个人和家族经历为视角）历史的流变沧桑。这些作品与《冠礼——尔雅出版社二十年》《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等作品一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对过去岁月的描摹和组构。如同历史和时间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样，在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中，历史和时间同样是其中的核心构成。
白先勇在散文集《树犹如此》中于写“人”（忆旧）的同时，也写了“爱”！这里要强调的是，白先勇在他的这些散文中对“爱”的涉及，这个“爱”不是通常意义上狭义的“爱情”，而是一种广义的“大爱”。这个“大爱”，可以体现为对亲朋好友的“爱”，也可以体现为对生活过的土地的“爱”；可以体现为对文学和艺术的“爱”，也可以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爱”！如果说在《树犹如此》中，写“人”（怀人）与忆旧的文章着重体现了前两种“爱”的话，那么在其他篇章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文学和艺术的深情，以及对艾滋病蔓延的担忧和对艾滋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关爱！
在《树犹如此》中，白先勇写到每一个人——无论是他的亡友王国祥，还是他的文学知己姚一苇、高克毅、叶佩霞、隐地；无论是他的好友顾福生，还是他的学弟王祯和；无论是邻居朱立立（荆棘），还是“山之子”韩森——他的笔锋都饱蘸感情，充溢着对他们的深情挚爱！
在《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一文中，白先勇对姚一苇以宗教的虔敬之心对待文学表示了钦佩和赞赏，写姚一苇对文学的这种挚爱之情，其实也是白先勇的夫子自道。由是，爱文学就成了姚一苇与白先勇之间的心灵共振与精神默契，而书写姚一苇对文学的爱，也就是表达白先勇自己对文学的爱！
白先勇与昆曲的相遇是在他的童年时代，那次相遇使昆曲的美从此积淀在他的内心深处，也种植下他对昆曲“爱”的种子！许多年后，当他创作小说《游园惊梦》的时候，对昆曲美的记忆得以激活——昆曲最终成为小说《游园惊梦》的核心和灵魂。对昆曲的迷醉使白先勇下决心要把这一中华文化中的“至美”推介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这促使他后来持续十数年精心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昆曲《玉簪记》《白罗衫》等，并在全世界进行推广。在《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一文中，白先勇把自己与昆曲的因缘际会以及对昆曲之美的膜拜、敬爱尽情展现在读者眼前。对于昆曲，白先勇将之视为“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认为“我们实在应该爱惜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宣传昆曲的美，除了直接撰文，还面向媒体，现身说法，与余秋雨、蔡正仁等就昆曲的发展历史、美学特征、著名曲目、表演技巧等话题展开对话。这些对话（《白先勇与余秋雨论〈游园惊梦〉、文化、美学》《与昆曲结缘——白先勇vs蔡正仁》）在媒体上登出后，对昆曲的深入人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中也可看出白先勇对昆曲的那份痴迷和挚爱。
艾滋病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对于艾滋病已经并将可能对人类特别是亚洲地区造成的重大危害，白先勇忧心如焚，一再写文章呼吁人们重视对艾滋病的了解、防范和治疗护理工作——这也是《树犹如此》中又一重要的“专题”。在《世纪末最大的挑战——艾滋病（AIDS）对人类的袭击》一文中，白先勇对艾滋病的来龙去脉、基本模式、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的区别进行了介绍，对台湾面临的潜在艾滋病危机以及应当如何应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呼吁和建议。在《防治艾滋——医学治疗vs人文关怀》的对谈中，白先勇率先提出对艾滋病患者要有人文关怀，展现了他对弱势群体充满深情的精神和心灵关爱！对于身为艾滋感染者，却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的韩森，白先勇专门撰文《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对韩森感染艾滋后的精神痛苦和内心挣扎进行了描摹，对亲人给予韩森的接纳、呵护和支持予以了充分肯定，对韩森以艾滋义工的身份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的义举大声喝彩。从韩森的身上，白先勇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的自尊自立，也看到了社会对艾滋病患者日益增加的理解、同情和帮助——而白先勇的所有这些艾滋书写，映透出的正是他对人类充满悲悯、同情的大爱之心！
事实上，白先勇在散文中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爱”，“人”和“爱”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写“人”展示“爱”，通过写“爱”刻画“人”，构成了白先勇散文作品中“人”“爱”一体的基本特点。就此而言，白先勇在《树犹如此》这本散文集中，写“人”，其实也就是写他对人类（文学和文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