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在这套10卷本的《罗兰·巴尔特文集》中，《符号学原理》和本书《符号学历险》，是比较偏于符号学方法论技术性讨论的。实际上法文原版中，前书本来是后书第一篇中的部分内容，考虑到《符号学原理》内容的独立性和篇幅的长度，我们才决定像该书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做法一样，将其抽离出来，单独出版。《符号学历险》是在作者故世后，由其好友哲学家兼专职编辑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什么是结构主义》一书的作者。他们两人均参加过1974年著名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访华团”）选编的。由于巴尔特大部分作品均为中短篇，主题比较分散，这部选集不仅内容较为丰富全面，而且编选精当，便于读者系统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所以在1985年出版后相当流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这部选编，实际上包括了两大部分内容：叙事符号学的原理和实践，以及根据符号学方法对历史思想和现代文化进行的意义构成分析（包括古典修辞学史的构成分析）。如果说《符号学原理》主要从横向或系统的角度，论述“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符号学历险》则侧重于将符号学知识运用于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实践。本书各篇均为作者讲稿辑录，显示出师生对话的文体和风格。换言之，讲演者作为结构主义“作者”，甚至于是通过讲述过程来呈现其本人思想探索的历程的，其讲课过程，也即思想创造过程，也就自然流露出任何精神创造初始阶段中所含有的探索性或“冒险性”（指对传统、主流、权威的批评和背离部分）。

被编辑者选为本书“导论”的文章，原为作者在1974年米兰首届“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大会”的讲演稿。我在了解了此文背景后曾向上届学会会长德国罗兰·波斯纳询问情况。他告诉我确曾亲自参加该会。 IASS自1969年创建后，包括欧美和东西方各国符号学家，但因当时东欧政治情况复杂，未能顺利召开大会。于是，当时仅为“助理教授”的年轻学者艾柯（Eco），毅然倡导在米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会。艾柯是新闻记者出身，据说自60年代初有一次在听过巴尔特讲演后，对自己先前的文化分析文章不免有些“自惭形秽”，从此积极转入符号学研究。巴尔特在此次国际大会上的发言，反映出当时西方不同学者对于“符号学”身份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波斯纳在来信中感慨说，他们当时与会的各国青年人文学者都被大会煽起的“科学革命”热情所感染（遂于次年在德国发起创建了德国符号学学会），而巴尔特在此公然反对一种符号学“科学观”。巴尔特这篇讲演稿，以及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多为其在各相关课题领域内的“开山之作”，而相关主题其后几十年自然继续有发展和变化。但作为这些研究课题的创始人之一的巴尔特，在各篇中特别表现出了如何根据新的视角来处理旧的论题的构想和尝试。这对于我们今日的东方人文学者如何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旧的题材来说，意义自然特别重要（甚至于比西方人更重要）。作者在这篇导论中简要回顾了相关问题、背景、构想和展望的方方面面。虽然是“一家之言”，一向温文尔雅的作者，却在此讲演中把符号学看成了法国人的专利。为什么？编者瓦尔在回忆好友巴尔特时曾说：“他最不喜欢与人争执！”但我们都知道，60年代中期，当时尚非正教授的巴尔特，曾因拉辛研究方法问题与大学名教授皮卡尔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论。这是有关学术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于理于义，岂容回避？（事过境迁，今日来看，实际上双方各有其理，各有其用。但不同意见均应公之于众，以使后人得以了解全面。）巴尔特对自己和法国同事的符号学方向的绝对肯定，其自信来自哪里呢？本导论特别对“符号学历险”的意思做了说明。这部讲稿汇编，也较清楚地展现了作者的“符号学创新实践”涉及范围之广、之深，因此他确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法国符号学的“创始人”——比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第一身份一定是“人类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的第一身份多半是“语义学家”，只有巴尔特是以“符号学家”名义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这个比喻意义上的“创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作者坦承，他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无不来自他人，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将甲的理论方法“恰当地”施用于乙的文本上去；他只是理论的“综合实践者”而不一定是理论的创造者。时人比高比低，“专业”成为“排比”的物质性依据，而巴尔特强调的是总体学术方向，这个有关方向的学术判断，必须“集众家之言而有以超越之”。这正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学术生产不应该是像商品生产那样以最终让各家均“获一己之利”为目标，而应着眼于人类集体的真知探求。为此必然需要在万千专业深耕的基础上进行横向贯通，以成就解释学上“临门一脚”的总体实效。在此意义上，“巴尔特学术现象”不过是因缘际会、水到渠成而已。他和列维-斯特劳斯共同领衔所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可视作人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探讨方面的阶段性“集大成”工作。

巴尔特是思想和文化的“意义分析家”，他将新的视角、方法和目标施用于旧有的文本材料上去。巴尔特的“价值”正体现在此创造性的“意义分析实践”之上。这样，他就对世人理解传统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方式产生了一种冲击效应。巴尔特不是要在各个传统学科领域内部去营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贯通”文史哲艺各科理论，来重新读解各个领域内文本的多重意义结构，以图系统地提升人类对传统文化的“可理解性”。所谓学术思想的“革新”，首先是“价值标准”的革新；如果延续传统旧标准，满足于在某一学科专业内的技术学之成，自然不会接近巴尔特之类的“学术新思维”。学科内容的意义和理解都是在传统学科结构和程序中“钉死”的，学习了学科“专业”就是接受这些既定的专业内容及其结构和程序，不存在什么按新方法寻求历史文化之意义和理解的需要。简言之，学科“专家”习惯于历史纵向内形成的定式思维，“符号学家”则强调横向的“理解”贯通。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解”，不是指学科内容的简单并列和比较，而是指在一般思想层面上的打通、提升、深入。为什么有此需要？两百年专业现代化过程之后的新时代，要求学术贯通的根本理由在于学科专业内学术思想机构的局限性已被日益感受到，而专业权威们以专业为职业利益之根基，所重视的是对专业技术面的“掌握”、运用和传播，遂体现为技术面上的以“量”取胜，因此忽略了一般思想之质量提升的问题。符号学家由于跨越专业藩篱，倾向于综合运用多学科材料和方法的资源，以便重新组织思维和学术，他们的观察、思考、目的，也就与专家型学者拉开了距离。其直接结果是，观察到和分析出传统学术思想本身的混乱、呆滞、保守和无效。（泥执古典者的痼疾在于不知道古典遗产只是“材料”，不是价值和方法的来源。在此问题上，虽领域不同，顾颉刚氏与巴尔特氏，何其相似乃尔！）结构主义运动最积极的成果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学问”不再是指对社会传承的学科资料本身进行的记诵，而是依据现代认识论、方法论对古典资料进行的分析和理解。而今日对古典学问的“深入理解”则必须超出本专业之格局。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学问的高级目标在于探索学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法国结构主义者所说的“文本间性”，不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理解作“意义的永恒流动”，而不妨理解作一种“学科间性”，即学科间理论的互动关系。

当然，迄今为止，“符号学”的主要成效，仍然是表现在批评性方面，也就是批评传统学术思想内部的大量历史存留问题。在此意义上，巴尔特符号学，就是一种学术、思想、文化的批评学。为了使此批评实践提升效力，需要先组织一套（甚至于只是临时性的）分析原则和程序，置于分析实践开头，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思考方便，也是为了读者的读解方便。这样就产生了若干符号学“理论”，所谓理论不过是具体意义分析实践的程序性总结、前提和运作框架，其内容大量取自其他学科成果，其中符号学家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对不同材料进行“搭配”的方式或设计上。在本书各篇中，以及在当代电影符号学文本分析中，随时会看到文本分析之前的理论性前导。符号学家的分析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是在文本细节字面上具体地去“感觉、分解、拼合、理解”。关键的是对文本内容意义结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一致性的探索。符号学实践是一种意义读解法，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相当谦逊而读解层次上相当细致的实验。经过符号学的意义分析实践，我们会发现传统文本的意义结构比专家们理解的深广复杂得多。这往往是古典文本“制造者”的“旧心智形态”和现代读者的“新心智形态”之间的触碰、冲突、调节、理解的过程。不要忘了，今日符号学实践只能发生于索绪尔之后，而索绪尔只能发生于近代科学之后。而古典学科的专家们，却因偏重学科历时性过程中的传统方法论积累和其专业运作的固定技术性条件，所以才对新学术、新思维的合理要求视而不见（一些西方哲学家，或以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欠缺对法国结构主义的同情，此因他们一来囿于“理论即系统”的偏见，二来因为都不曾“感受”索绪尔“二分法”的奥妙之所在。顺便指出，不懂“所指—能指”的意涵，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巴尔特的文化理论思想的价值）。

巴尔特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普遍功利主义学术心态不同，其思想探索的创造性动力来自其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本身。巴尔特是“为思想而思想”的时代大思想家，其真纯的思想家人格（绝非皮卡尔等传统型学者所讥刺的哗众取宠之辈）是其思想学术产生全面持久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成就绝不是没有缺点，或只能盲目加以遵循的。我们应该理解此处所说的历险、探索或挑战的符号学实践，必然包含着其自身的局限和弱点。所谓提倡深入研究巴尔特学术思想，必然是指同时关注其学术探索中包含的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研究巴尔特不仅要按照他希望我们接受的方式进行，也须适当地超脱巴尔特的思想背景来更客观地理解和评价他的思想成果（这也是一个普遍原则：第一要正确读解原典，第二要分析批评原典。而各种偶像崇拜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既不深入研究原典，也不分析批评原典，而是将其“利用”作个人肤浅崇拜之工具）。在我看来，巴尔特学术中最具有持久性价值的是其文本意义结构分析技术方面，与此相伴产生和宣表的许多“准哲学性”智慧，如其时时流露的反实证论、反实在论、思维安纳奇主义、美学乌托邦主义等等，主要含有一种“批评学”价值。因此在其文本分析实践中反复读到他对所指、所指者、实在、因果性等概念的明确否定，和对“唯写作论”、写作快乐论、意涵论（signifiance）以及对文学唯美主义独断论的颂扬，这些都应当从解释学角度加以整体把握。加之巴尔特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并非均有同样深入的研究，其得其失均在于此。一方面他不致因此受限于传统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也在高层理论层次上尚有待深入。我们在作者的社会批评（如对“资产阶级”的套式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的立场，都仅属于“从外部”对哲学知识之片面性“借用”，而非独立深入研究的结果）和认识论批评（如对历史“实在”的否定）话语中，随时可看到流于口号式的武断评论。这些武断评论，与其视之为作者的学术性结论，不如视之为一种操作性的临时“工具”或“思维边界”。这是巴尔特推动自身结构主义实践的一种操作论“修辞学”（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独立看法）。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作者一生从未卷入同时代人的任何极端言行中去。例如对密友索莱尔斯、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和德里达（Derrida）等“极端主义者”，他虽然不时表达敬意和欣赏，却从不实际上介入他们的各种（兼及政治和哲学）极端性言行。在被问到彼此的思想联系时，他常“顾左右而言他”（抽象肯定，具体回避）。我认为这并非暗示了他习于隐讳的心态，而是显示了他的思想“边界”。他把各种当代极端言行视作自己的思考“边界”（反映着他对一种“理论乌托邦”的憧憬，因为不属其研究核心，故相当于通过“提示其理论之存在”以表现对当前某种主流思想之批评态度而已：即通过推崇“不在”来批评“存在”的一种批评修辞学手法），而使自己的思想运作局限于“文本意义分析”本身。正是在此主要实践领域内的“一以贯之”风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巴尔特思想。这是他的思想成果最终将远远超出萨特的原因之一。巴尔特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学的敏锐“触觉”，可视为其思想的“原动力”，但并非其深入研究的“结论”。而这类论断确可间接揭示传统文本意义构造本身的混杂性；他不过以反实在论方式对简单化的实在论话语的固有缺欠表达了批评之意。而此批评正有助于我们在高层认识论领域继续思考实在论问题（尼采的作用亦应如是看待）。因此，当我们读到作者表面上的“反科学”、“反理性”之论时，应该注意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所指”，不妨说，他有时习惯于用某种“一般表达”来传达某种“特殊表达”。

中国研究者最可注意的应该是他的广义历史文本意义分析和广义文学文本意义分析。历史，实际上就是广义的思想史，这是巴尔特符号学实践的中心领域。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想到巴尔特思想遗产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么具有启示性了。我甚至倾向于断言，在一切西方人文学术成果中，没有其他人的学术成果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的现代化更有“用处”了。此处所说的“用处”是从非常具体的、技术性的角度说的。读者在阅读了本书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古典文本不能再按其“直意”来领会的缘故。古典文本的表面意思是一回事，其深层、旁涉、引申、效果等等的意思是另一回事。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必然需要不同的读解和利用方式。所以，我个人特别认为巴尔特著作，特别是本书，对于研究传统文史哲艺的中国新一代学者，是最需要研读的。那种西学家研究西学，国学家研究国学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国学家中，我还特别想指出，最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文献学专业者，将可从符号学意义分析中体察到，古典“文本”的多重、多层意义构造，今日必须加以精确分析、解释，而不是像传统上那样直观、笼统、实用主义地加以处理。为此，研究者需要同时增加现代方法论学习，而现代方法论的掌握不是可以在“国学”或“汉学”内部自然办到的。

巴尔特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双重性格，当然使其符号学思想最接近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在特定意义上，巴尔特符号学就是文学符号学。而本书由于侧重于叙事学和修辞学，也就特别与中国现代小说实践“全方位地”发生了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是舶来品，百年来却自然跃升为中国社会中“第一”重要的“文化产品”（兼指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而言）。巴尔特对西方“小说世界”的意义结构解剖，对于中国文化界理解自己的百年来小说世界的性质和功能，具有直接启发作用。不妨说，“叙事学”的主要社会学功能就是“剖析”小说形式的“吸引力机制”（“神秘化作用”），并直逼一个根本性问题：人们为什么要阅读凭想象力任意编造的“故事”或“情节”呢？（换言之，“情节”有那么重要么？）通过编造故事的方法，能不能再提升、深化我们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选择？也就是，新世纪的“小说”能不能继续成为表达严肃思想的工具？为什么“告别小说宣言”要在20世纪后半叶陆续出现？我个人认为，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自主体的成形，已经根本改变了小说写作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想前提。当然，作为通俗娱乐的“畅销书”（武侠、侦探、科幻、言情）将会和电影电视、漫画、歌舞等大众娱乐品一样，永远存在，正像“食色”永远存在一样。但它们不属于此处所谈的人类高级精神产物的“文学”，或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世界则属于严格文学范畴）。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那种用“编织情节、引发激情”手段来维持一种现代小说艺术类别的习俗，将不得不成为批评思考的课题。“大众文化”和“人文科学”是两个越来越分离的文化范畴，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而今日人文科学发展正深受此“雅俗混淆”之害，其根本原因是无孔不入的“全球商业化”（而不是法国左派思想家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制度”，二者不是一回事）正在系统地“瓦解着”人文科学的动力和品质。人文世界需要“仁学精神”！]

巴尔特的“怀疑主义”首先是指其“文学怀疑主义”。作者的怀疑主义实践含一币之两面：舍弃和期待。作者当然也属于“后先锋派时代”的“未来小说幻想家”行列。从早年的戏剧现代派关怀到后来对“新小说”的颂扬，以至于晚年幻想转攻小说写作，作者实际上毕生为其迷恋的“小说美学”问题所困扰。作者的“解决”之道，属于“艺术乌托邦”一类。此“解决”不过是代表着一种对过去之不满和对未来之“憧憬”。对此我们当然要从更深、更广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化学术视角，来思考小说和文学的问题。然而巴尔特却为我们准备了无比丰富深刻的观察和思考经验。与我们这些从外部“客观地”研究文学的人不同，巴尔特是“双面人”，他能从内外两侧体验、实践、分析文学现象。本书特别着重讨论的叙事学问题，虽然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界的“显学”，但我们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实质知识，仅是小说或故事结构和意义构成方面的偏于技术性的成果。这一点与电影叙事学研究类似。我们知道，克里斯汀·麦茨（Metz）正是在巴尔特研究班的启发下，大约与巴尔特等人文学叙事学形成的同时，率先开创了电影结构主义研究时代。由此可见，叙事学是今日文本分析的基本方法。但是从文学和电影这两大“故事系统”的结构分析中，我们是否在“小说美学”领域达到了认识论突破呢？结构主义乃是人文科学前进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但它只是我们相关探讨的开始，而非终结。当完全独立于文史哲艺传统的大量“汉语话语和文本”参与人类学术世界后，人类文史实践前景将大为改观。“符号学历险”也就进入了另一个更具有“冒险性”的阶段。这却绝不是西方理论家仅凭其“禅、无、天、虚、空”等浪漫主义汉字玄想所能悟会的思想境界了。他们感受到了“跨文化”学术交流的魅力，但此交流必须在同时兼顾实践和理论的“跨学科”层次上才能进行。我们今日有理由说，这是主要有待于中国新一代学人来参与推进的人类集体学术事业目标。

最后来谈一下本书翻译的问题。西译中的理论翻译，同西文之间的互译，甚至于同广泛利用假名直接译音的西文日文之间的翻译，都极为不同。这不仅是一种需要多方面准备的创造性的工作，而且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文化思维方式未来演变的思想活动。如果说文学作品翻译涉及的是修辞学方面的语言类创造，那么理论性翻译涉及的就是思维单位和单位连接方式的系统性调整，这也是涉及思想内容和思想方式“双改变”的一种民族思维革新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又是通过语言单位的拆解分合之翻译实践来完成的。因此，理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实践。这一情况在翻译现代西方理论作品时尤其突出。为什么一些老一辈的西学理论研究者胜任于西方古典理论作品的翻译，却不一定胜任现代理论翻译？此即因现代西方理论方式本身发生了明显变化，系统地改变了思想的单位和论述方式（西方古典类文史哲文本内容较偏重自然性、直观性，所以较易于找到汉语中的对应词）。此外，有关中西之间语义学结构分歧问题，20世纪初中国学界相当受益于当时日本学界有关东西比较研究在汉语词汇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经过此类语义学调整的翻译（如严复的翻译）难以流传的本质原因。因此中译者面临的挑战有两个阶段：先是了解原作的特殊思考方式，然后在母语世界进行“再创造”。相应的翻译表达有时需要借助特殊术语的创造，有时须借助于上下语境的“限定”。为什么说现代理论翻译会对中国文化思想本身进行“冲击”，就是因为中译者“发明了”许多新名词、新表达法。这些一开始读起来不免别扭的词语，经长期文化碰撞拣选过程后，一部分会存留在新文化世界之内，丰富和改造了固有语言环境。一些不明实情者认为理论翻译应该尽量表达民族语言风格。这是不一定可行的。理论翻译只应尽量设法忠实于原著，因此也就是只能对中译文进行词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语义学创造或调整”。不言而喻，这种创造和调整，是纯粹尝试性的，需要在社会学界广泛、长期阅读实践中经受考验的，并准备不断进行修订和再尝试的。理论翻译的困难根本上是源于两种语言系统的语义学组织不一样，也可以说源于两种词汇学组织间的巨大差异性（欧美语言之间的互译则绝大部分没有这种根本性困难。他们的理论翻译家所支付的“辛苦”，比我们要少若干倍。而没有跨文化知识的西方学者对此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中西语言之间在词语的意素构造方面存在着系统的差异性。西方现代理论话语对词语中的多义性的运用要比古典理论话语多得多，所以在译成中文时就构成了更多的挑战。这就是说，有些常用词（如recit，object，communication，discourse）的不同意义方面，随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显示，而该词的书写形态不变（因为作者要使这类常用词担负扩大的和多层次的意义负载）。但在不同语境中中文词必须有所改变，从而失去了用一个书写单元承载若干意义的方便，并必然因此带来概念理解和用法方面的混淆。就此而言，对现代理论翻译文本的理解离不开译文的整体环境。读者应该与译者配合，按照他所试译的方式去把握原著意义。这对于理解文学理论类的翻译尤其必要，因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话语比现代西方哲学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在词语的歧义性和多义性方面又要复杂得多（现代西方哲学比西方古典哲学难翻译，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又比现代西方哲学难翻译，主要是彼此所使用的术语之词义多重化程度不同，牵扯到的中文语义调整复杂性也就不同）。有鉴于此，我改变了早先喜欢制作术语表的做法，而是在文内必要时加添原文或简单注解，以提供读者临时理解文义的方便，而不再奢求所谓“名词确译”的效果。

关于本书第一篇古典修辞学分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它相关于一切文化传统中的文本修辞学的意义结构问题。对于此篇的翻译，译者必须承认，由于不懂希腊文、拉丁文和不熟悉古典修辞学本身，其中难免出现理解的错误。而且在该文中，以及在其他篇章中，作者的口语文体和随兴行文的习惯导致颇多省略式表达。为了读者理解方便，译者在个别地方的字词有所增添，不当和错误之处，自然由译者负责。关于修辞学术语，凡属于文中出现拉丁文原文之处，在与出版社商定后，决定大多数拉丁文字词照录原文，而不另行翻译。一来因为这些用语均已非今日所习见；二来因为这些词语的意义及其在不同历史学科制度分划中的内容，也一直在改变中（如elocutio），因此同一个词形可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侧重。对于少数专门读者来说，他们本来不需要阅读中译文；对于多数读者，满足了解“大意”即可（有深入了解西方古典修辞学史需要者自然需要去读西文专著）。在中文中这样大量地出现不翻译的修辞学名词，好像日文中大量出现假名西方术语一样，阅读起来或有不适宜之感，希望读者谅解。

笔者在进行罗兰·巴尔特作品翻译时，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法语语言本身修养不够，不免使我对一些细致的词语表达未能把握确义并因而可能产生理解偏误的问题。在翻译本书时，译者有德译本和英译本参照的方便。但是理论概念的把握只能依据法文原文进行。在对比过程中，作者不时发现英译本的不大严格的译法。例如英译者对巴尔特行文中langue和langage的译法竟然不加区别，应该说是一个专业性的失误。在中文译本中，我则不得不宁肯采取笨拙的办法，如用“语言结构”译“langue”，虽然后者中的“结构”意思没有那么明显或突出。此外我自1977年开始翻译结构主义文本起，就特别感觉到中文读者未必充分领悟结构主义的一个最显著思维变化：在“产品、个体”和“作用、过程、关系”之间的观念性区别。这样就产生了我经常选择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这样的译法。因为在通常用法中，此词在表达“个别意义”和“意义作用”之间并无区别。而结构主义者在以同样词语来强调此新意义时，连法国非结构主义者们往往都不能习惯其意义差别的缘由（更不要说一些美国习惯于行为主义思维的学者了，他们不能了解法国结构主义，可以从此例中体会一二）。像“所指”、“所指者”这类专有名词，更须在译文整体内把握，不必将其随意与“汉语世界”的整体环境内的词语用法相混淆。

此外，应该注意到存在有“两个巴尔特”：作为理智分析家和作为美学艺术家。对前者而言，我们会惊叹其观念的清晰和准确；对于后者而言，如他对“快乐”、“色情”、“意涵”等词的故意反常用法，连西方专家的读解都难以一致，我们也只能勉强示意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中译本对一些表达特殊的中文词语，自行添加了引号，以方便读者把握中文专门词语间的区隔。

译者在2006年出乎意外地接受了“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任务之后，很想在此表达一下个人的一种体验。我们这类“以书为生”之人，同出版社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才渐渐相信今日还真出现了在“出版社、编辑、著译者、读者”之间的全面态度一致的关系。出版社不需要为特定社外学术关系服务，而只需为广大读者服务；这样我也才不必再对“相关方”的“诚意”和“动机”之可能变化时时花费心力，才能够相信在我的学界人际关系中真会出现这样的正常状况：自己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会受到合作方各层次的真诚欢迎。这种新时期的正常出版人事环境的存在，无疑使我更有动力、更愿支付代价来完成这项本来于我的年龄来说有所“不合时宜”的工作。只是限于个人条件，最后完成的译作质量，未必符合预期。不可避免的误译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让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文集”策划编辑李颜，以及责任编辑胡颖、翟江虹，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不仅使我个人获得了继续研习和判断罗兰·巴尔特学术思想的机会，也使我远在万里之外能继续对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建设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李幼蒸
2007年9年9日
于迁美十周年之日 JuoVh21ISGasYb5g6soumVUZftC0fRELKkgS6SwWf9/2XUfHhvIZQrCsS8mMTM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