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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产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产业革命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为公开对抗。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则表明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己任，在深入社会实际、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历史的规律，进而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解答了时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
“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我国学术界将这一论断概括为“两个必然”。《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两个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在此，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以最经典的形式问世。“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其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进而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因而一切生产关系必然要经历历史的变更，要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时候，生产关系就一定会发生变革。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动因，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出发，论证了一切社会形态都带有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一种社会形态终究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许多尖锐矛盾，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大规模、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这表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建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过程的分析，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指出，迄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都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因而这类社会制度的更迭必然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阶级社会的明显区别在于，它使阶级矛盾简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的财富，拥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了生产力的阻碍者。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自己。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造就了运用这个武器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是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主要承担者。可是，资产阶级支配下的大工业的发展，却使无产阶级变得一无所有。“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他们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摧毁资产阶级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否则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以科学的推理、严密的逻辑，揭示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孤立地论述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将它们联系起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表现，是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杠杆。“两个必然”实际上是一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一个阶级斗争进程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一个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个必然”是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预言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另一方面预言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这既展现了前者的灭亡与后者的胜利之间的联系，又使得历史必然性的论断在内涵上更为丰富和充实。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经济经过调整之后的繁荣，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调整空间，还能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唯物史观的逐渐成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两个必然”理论的重要补充，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提出的一些不正确想法，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需要“物质存在条件”，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历史过程。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两个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表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定制度的关系；“两个决不会”是唯物史观的命题，解答了所有新旧制度替代的问题。“两个必然”虽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层面的，但也有历史观的依据；“两个决不会”虽然是历史观层面的，但它既然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当然也就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适用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问题。因此，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理解：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后者讲的是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尽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成熟起来，否则，必然性绝不会变成现实。
“两个必然”理论提出后，不仅指导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结论的“两个必然”论断也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的“一般”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个别”；第二，它虽然粗略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但并没有就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形态作具体的、经济的解剖，因而缺乏经济学的唯物主义确证；第三，它虽然看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但并没有从经济上去论证这种对立的经济根源，因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理论还比较抽象。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资本论》论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科学论证了唯物史观，从而使“两个必然”由理论假设变成了科学论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贯穿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演进之中，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科学论证；运用具体材料，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自然历史运动”的客观必然性；运用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依据，对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作了科学的预测。
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
此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丰富和发展了“两个必然”的原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政治矛盾的总根源。这一基本矛盾，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经济上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这一基本矛盾的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化的生产力日益发展，必然要求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和本质，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是向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对“两个必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两个必然”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主要是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实现“两个必然”的道路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独立地进行探索和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一系列异常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步理解、掌握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锻造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要不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证明了“两个必然”的真理性。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20世纪后期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而陷入低潮，在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曲折性。邓小平认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针对社会上人们思想混乱、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的重大课题。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坚定地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又指出，“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科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