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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意识形态的工作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基础，这就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宗旨。为此，我们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在国内要反对过去那种“意识形态中心论”，牢固树立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当今国际社会的复杂局势，警惕和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错误思潮。
从国际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普遍流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思潮。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斯、丹尼尔·贝尔、李普塞特等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丹尼尔·贝尔对此深刻地总结道：“五十年代是政治幻灭的时代。当时正值知识分子同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决裂，他们对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信仰也经历了破灭。所以，有不少社会学家——如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塞特和我自己——开始把五十年代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借此我们是要说明，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念已经失掉了活力，它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
意识形态终结论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其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企图。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们宣称他们对极权主义的谴责和批判只是出于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不满和愤慨，但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如日中天的“冷战”思维和西方社会的反共思潮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底牌。俄国学者科洛米采夫就把这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批判看作是“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的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西方实在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用来对付苏联的‘心理战’工具了”
。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又出现了一股以福山和亨廷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社会思潮。1989年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震撼西方思想界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的构想。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福山明确地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民主制战胜了诸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晚近的共产主义等与之相竞争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或者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消失，这样的历史终结本身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化”。福山特别强调，虽然共产主义曾经挑战过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但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大面积坍塌，尽管共产主义的政权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但它已经不再产生一种充满活力并且具有号召力的思想魅力了。“当今世界上，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来，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将来”
。他因此断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福山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另一方面却又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种最为完善、最为民主的社会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用他们主导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与核心价值观。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高度警惕这种“混淆视听”的社会思潮并揭示其理论实质和要害，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正面回应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以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纷繁芜杂、乱象丛生，在学术界，不同的学者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现在思想界一论及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指涉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反映某一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国家）的利益要求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就像西方学者麦克里狄斯认为的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为许多人信奉的观念和信仰。它要阐明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什么必须保留，什么必须变革。因此它塑造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的态度”
。可见，政治意识形态是人们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而且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很强的实践品格。
以意识形态建设为载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来的，是指社会不同的要素、部分结合为一个有机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亦称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整合的基础建立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挥制约和控制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来看，政治意识形态为其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它突破了哲学思辨的色彩，被西方学者们誉为一种有效的“社会黏合剂”，甚至还是“世俗的宗教（世俗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通过引导人们对利益追求的合理化和平衡化，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为社会整合、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列宁那里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年代产生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但是后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转移，重新调整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其根本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好服务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思想上的严重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遭遇挫折。针对国内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等情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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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席卷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这时国内外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江泽民同志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极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此，我们党又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开展了反对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滋长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斗争。
迈入21世纪，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我们更加重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胡锦涛同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重要一环。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和感召力。
为了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发展先进文化，再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四个划清界限”，我们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路和方法中不断走向成熟。
新时期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宣传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在变化变动中一以贯之，既肯定主流又正视支流，有利于形成既有国家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既坚守基本的社会思想道德又向着更高目标前进”
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局面。
从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努力把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与解决实际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在中央和地方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切实为群众办实事。人们的思想困惑和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物质力量的直接体现和反映，因此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正当需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群众得实惠、拥政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撑。“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形态，意识形态是基于特定的利益背景而通过认知、解释、判断进而构想对社会存在做出的反映，经过职业思想家或政治领袖进一步或多或少地系统化和理论化后，这种反映往往以观念的形式表现为在维护的基础上完善现实社会，或者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构未来社会。为此，可将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
。在意识形态的三个层次中，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转化为现实实践的中介，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奋斗目标上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各项重大政策的过程。党的意识形态要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首先需要一个把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转化为政策、再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过程。在路线、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关注民生问题，或者说解决思想困惑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脱离，那么人民群众就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对意识形态建设不再信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信心，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因此，要把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正当利益需求，切实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切实为人民促发展、谋幸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才能落到实处。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的过程中，要根据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的各种社会心理，面对实践中存在的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功效。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形式和方法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以老大自居、以势压人，而是要循循善诱，做到情理并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增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名论断，理论工作者要不断向群众学习，加深对群众的感情，运用群众的语言，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鲜活生动的个人，不是千篇一律的物品，要注意分清层次、因材施教，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实处。要防止简单的“一刀切”和单向的“灌输”，采取对话和启发的方式，“不愤不启”，把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转化为群众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教育。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时代，对话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今天，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值得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精辟地指出：“大众传播机构的迅速扩散和传输网络的发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过它们传向日益扩大的受众领域。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构成了与现代社会兴起有关的主要转型之一。了解这个过程对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被体制化的传播网络所传阅，个人的经历越来越被象征生产与传输的技术体系所中介。了解这个过程也将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理论构架，使重新阐述过的意识形态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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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前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特别要重视现代传媒的发展，懂得宣传和教育的艺术。意识形态强调的是政治性，但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总是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政治姿态，而是要在依赖大众传媒的中介过程中讲究一定的策略和技巧。在大众传媒时代，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要注意引导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密切关注人们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变化，保持一种指导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开展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自高自大、自说自话不符合全球化开放与多元的话语逻辑，只有交流和对话才是消除各种误解、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在价值多元多样的情形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会有许多潜在的竞争对手，只有在对话、辩论和说理中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声音更加响亮。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建设方面，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广泛容纳各种健康有益的思想文化的，人民群众自觉认同的，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开放性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绝不能返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也不能把意识形态放到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并为之服务。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作风，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展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并使之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源自其科学性、价值性和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的生动体现。我们要从理论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继续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从各个层面全方位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其次，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创新能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做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具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和包容意识。最后，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化。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者要走进群众、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把握群众的所思所虑，析事明理，解疑释惑，让理论学习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理论教育和宣传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