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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其中，政治法律思想是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最直接、最集中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在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载体的政治法律思想所发挥的反作用也最为直接和明显。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独特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总体来讲是在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之后，随着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甚至污蔑。在这其中，德国的保尔·巴尔特最为典型，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只承认经济因素单方面决定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巴尔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根本不讲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是自动发展的，人只是经济的奴隶。他还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歪曲为“技术决定论”。
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及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了一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桎梏和扭曲。他们把经济看作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宣扬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革命阶级不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自觉的革命，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总而言之，经济决定论者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对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揭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进一步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这些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也包括通过阶级斗争的胜利夺取的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制定的宪法与法律，还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
列宁在1902年完成的《怎么办？》一书中，进一步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祛除了意识形态的负面含义，提出了更为中性的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基于俄国革命实际的需要以及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考虑，提出了“科学的思想体系”（或“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认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在工人阶级的头脑中自发形成的，列宁主张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从有产阶级中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这种政治教育要通过对党的理论积极地宣传、教育和引导。“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理论是其重要的主题。在马克思去世之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历史情境的深刻变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一定的挑战，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列宁的理论资源，创造性地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赖希、弗洛姆、阿尔都塞等人的推进和深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嬗变和转型。按照英国学者安德森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实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倾力于研究上层建筑并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