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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必然”理论在当代的价值和命运与两大问题有关，一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二是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现在仍未完全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走出。世界社会主义在曲折中行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蓬勃发展。在这样复杂的历史境遇中，“两个必然”既遇到了挑战，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印证，体现出其当代价值。
20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变化，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发展态势。
首先，在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管理。劳动者是诸要素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随着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素质相应提高，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呈现出“两升一降”的态势，即脑力劳动者比例大大提升，高级科研人员、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大大提升，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大下降。目前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比例数下降到工人总数的20％，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的比例数则上升到工人总数的70％左右。此外，还出现了高度熟练、掌握高精尖技术的“金领工人”，从事精密仪表与机器的维修、设计、开发、营销的“灰领工人”，从事女会计、女教师、女医护人员的“粉领工人”，等等。劳动力已从原来的体力型转变为“文化型”进而转化为“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劳动者的主体，经济也成为知识经济。生产力的另一要素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是人肢体的延伸。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机器人等智能化人格化的生产工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和管理，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发展为“四机系统”，即在原来的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计算机控制。如果把“三机系统”比作“骨骼肌肉”，那么计算机控制就是神经系统。并且，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开发，传统的“三机”也有了质的飞跃。从劳动对象来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物”的依赖，人工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大量使用，再生型和扩展型资源成为主要劳动对象。从生产管理来看，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的发展，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手段，生产组织管理也已日趋科学化、规范化、有序化、国际化。总之，现代生产力已是一个全面渗透着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
其次，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进行调整，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在资产所有权方面，出现资本社会化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成为最大的资本所有者。产业国有化和政府直接投资建立的国营企事业在国家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财政资本，而且国家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本，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控制货币流通，国家干预经济的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股权分散化。国家通过公司法和税法支持和鼓励所谓企业对雇员的“财务包含”，即实行“雇员持股计划”，实现所谓“资本民主化”和“人民资本主义”。许多垄断资本家把公司股份化，发行小额股票，使股权略加扩散，使企业的大部分工人都拥有股权，全国股民也大幅度增加。
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实行所谓“管理民主化”，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工人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制度。最典型的是原联邦德国在有1 000名雇员以上的煤钢企业中推行的劳工—管理“对等共决”制度：在这类企业负责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和监督的监事会中，一半席位由劳工代表担任，另一半席位由股东代表担任，监事会中的劳工监事还对董事会中的劳工董事的任命有否定权；原联邦德国企业的雇员还通过职工委员会中的代表参与企业的基层管理，监督一切适用于雇员的法律、规章、保健和安全措施，使签订的劳动协议得到遵守。虽然由于法律规定监事会在表决问题时，由股东代表担任的主席有投第二票的权利，因而这种“对等共决”实际上并不损害企业的管理特权，但雇员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制度却因为把劳资、劳管关系在表象上变成“社会伙伴关系”而带来了社会稳定效应。
在分配关系方面，推行“福利保障化”，使工人和社会贫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并得到一定保障。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实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从摇篮到坟墓”，其规模和费用极其庞大。国家通过税收方式，把社会劳动力价值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统一掌握和运用，又通过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对这部分价值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造成群众无偿享用各种社会福利的假象，并在阶级内部促使收入均衡化，使之成为阶级对抗的缓冲器而推出来的，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经济危机的作用。
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日益高级化。就产业结构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两个部门加在一起只占30％多一点，而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60％。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工业内部结构为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传统工业部门所占比重下降，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占1／7以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
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如凭借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获得较高劳动报酬，甚至成为富翁的技术专家阶层；再如，由政府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等群体组成的庞大的中间阶层。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金领工人”“灰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知识工人出现，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国家的职能与上层建筑也有重大变化。政治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保证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稳固的同时，更多地执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的稳定。从上层建筑来看，资产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触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
。
首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无论怎样进行自我调节，都只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补充，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反而是为维护和巩固私有制服务的。因而，这种新变化都只是“量变”而非“质变”。例如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全体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变种。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
。股权分散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据有关资料，20世纪80年代，美国家庭中仅占人口05％的“超级富户”就占有公司股票的465％，而占人口90％的一般家庭却只拥有公司股票的107％。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垄断资本家在一个股份公司中需要占有40％以上的股票才能控股，如今只需要占有3％～5％的股票就可以有效地实现控股。股权越分散，中小股东越多，大股东借以控制一个股份公司所必需的股票份额就越少，从而对垄断资本家就越有利。大量小股东所提供的资本，不过是扩大了资本家对资本和劳动的支配权，增大了他们剥削雇佣劳动的范围和能力。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股权分散化导致的资本社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的推行，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没有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加，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然而，这种提高同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增长相比却是望尘莫及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10大财团的资产占据了美国公司资产总额的30％；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与普通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今已高达四五百倍；1％家庭拥有的财产超过了90％家庭的财产的总和。所以，相对于资本家财富的巨幅增长，工人收入的增加是极其有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用与被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没有改变，因而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马克思早就说过：“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
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发生的。资产阶级接受或者促成这些变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的作用下，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朝着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国有经济、股份制的发展，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和调节，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出现，收入分配社会化等等，无不说明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积累，现代资本主义正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007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再次印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论断，再次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二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表现出空前的稳定和繁荣，特别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四面楚歌。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资本主义已经走出了自己动荡和危机的时期，走上了繁荣稳定的轨道。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一个十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场空前规模和烈度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一幸免，有的国家甚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危机。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社会歌舞升平的人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危机的发生当然有各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逃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逻辑。因此，《资本论》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热销，甚至摆上了某些政治家的案头，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些现象的出现，虽然并不能说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时刻，我们也并不想趁此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来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社会的氛围和语境中，再有谁像十几年前那样来歌颂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永恒，无论如何是不合时宜了。
20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实现了突破，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两个必然”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而社会主义一经出现，就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了无法衡量的贡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苏联在经济、文教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实践上的建树。
从经济上来看，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非常落后。1913年，俄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8％，居民人口构成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工业从业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48％，整个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雪上加霜，经济水平比1913年还要低。然而，就是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接着就开始了赶超型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1928年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并且开始由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的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基本完成，基本由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到1940年时，苏联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施了三年被迫中断，为了备战，苏联重点发展军事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战争结束后，苏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都已达到甚至超过战前水平，而且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事实表明，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苏联的工业几乎增长了20倍，由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苏联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同样辉煌的成就。20世纪初，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的3／4，大多数劳动者不识字。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50％～60％。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在9～49岁年龄段，识字居民已达到874％。到1970年，全国识字居民已达到997％，基本消灭了文盲现象。苏联在各类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拿科技人才培养来说，1913年沙俄时代仅有科技工作者116万名；到1940年，苏联拥有科技工作者983万人，增长了74倍；到1975年，苏联已有科技工作者12234万人，占世界科技工作者总数的1／4。1947年底，苏联政府就宣布已经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1953年8月，继美国之后，苏联在北极圈的弗兰格尔岛爆炸了氢弹。1955年，苏联在高空爆炸了第二颗威力巨大的热核装置；同年，设计了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洲际导弹，并在1956年成功地进行了试验。1957年8月，经过改造的多级火箭试验成功；10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这期间，苏联还把核能用于和平建设，兴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核电站。总之，20世纪50—70年代，苏联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猛，人造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空间技术和核力量堪与美国竞争，有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凭借其伟大的经济成就和技术成就，苏联才成为让美国畏惧的对手。这些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劳动人民，同时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众所周知，在1951—1980年这30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过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即使这样，我国工业产值每年仍然平均增长125％，而同一时期，美国为4％，联邦德国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日本虽然较高，达到115％，但仍低于我国。我国的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而同一时期，法国为25％，英国为23％，联邦德国为19％，美国只有16％。仅“一五”期间，我国就投资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113％，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这样的建设魄力、增长速度和发展成就，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据有关统计资料，1961—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工业、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比发达国家高486％和816％、105％。工业劳动生产率同样保持了高增长速度。如果以1960年为基数，到1985年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4倍，而同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为2～25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两类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955—1985年这30多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由30％提高到40％，人均工业产值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国民收入水平看，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总额占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联的影响下，先后又有14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它们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构筑了堪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半壁江山。
20世纪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的挫折。1991年底，社会主义苏联宣布解体，而在此之前，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改变颜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苏东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建设了近70年的社会主义大厦，没有耗费西方的一枪一弹便轰然崩溃，这其中蕴含的深刻教训，足以让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深省。
苏东剧变的发生，从外因上讲，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策略的结果。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以经济科技优势为后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施加政治压力等各种非武力手段，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从内因上讲，则说明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推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存在着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得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者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进措施，因而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现象，引起人民不满。苏联的教训表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苏东剧变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它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重新分化、组合、调整的大转折时期。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压力，经过反思明确了自身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曾经历过艰辛的探索和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研究国际社会主义经验、世界局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一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 39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近29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 670亿元，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造的经济健康发展的奇迹，不仅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探索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使世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坚定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
“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目前，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正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发展。越共六大进行了政策调整后，已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成绩；古巴顶住了美国武力颠覆与“和平演变”的压力，通过改革走上了发展的道路；朝鲜抵抗住自然灾害和外来压力，正在探索改革之路；亚非拉地区的共产党人正为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而继续探索在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原苏联、东欧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并没有消失，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人都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重建社会主义之路。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生机与活力。只要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改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必然走出低谷，走向胜利。
总之，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两个必然”总趋势的科学结论依然正确，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将继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引导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向着实现共产主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