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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
阿提卡居民认为他们自己是原住民，即他们的种族起源于他们所在的土地。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起源，但认为他们主要是伊奥尼亚人，也有一些来自古希腊人的其他种族。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多利安人入侵时期，许多其他国家的逃亡者，特别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逃亡者在阿提卡找到了避难所。后来，许多流亡者加入了伊奥尼亚移民的行列，当时这些移民正在亚洲海岸寻找新的家园，但其中有些人似乎永久定居在了阿提卡，并与当地人口完全融合。
阿提卡由混合人种组成，许多人认为这是阿提卡居民多才多艺、风格多样的原因，这些特点也使得阿提卡居民不同于其他希腊民族的居民。
关于史前阿提卡殖民地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其居民从没有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地区一样臣服于外来种族：因为我们在阿提卡没有发现与拉科尼亚的希洛人或庇里阿西人相对应的等级。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提卡历史的进程和特点。
公元前7世纪，笼罩在阿提卡平原上的古代迷雾终于散尽，寡头统治下的雅典作为囊括整个地区的城邦出现在世人面前。很明显，雅典的这种状态是在信史时代以前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对雅典的早期发展历程，我们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的雅典也如其他的希腊城市一样，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忒修斯和科德鲁斯（Codrus）是最著名的国王。
根据历史的描述，忒修斯将12个阿提卡村庄或小镇联合起来，在古代的西哥罗佩（Cecropia）形成了一个城市。这个史前的联合为雅典的光辉历史奠定了稳固基础，因此，尽管整个事件扑朔迷离，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似乎可以确定，在史前时代，阿提卡的领土被许多独立的社区占领，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这个城镇成为了阿提卡多个地区居民的政治中心。多个社区怎样合并成一个城市，其过程我们并不清楚，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联盟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通过艰苦的斗争来实现。雅典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可以与英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早期作对比，阿提卡的合并与威塞克斯合并7王国的其他成员相类似。
因此，“在信史时代开始以前，雅典就取得了一种伊巴密浓达领导下的底比斯所不能取得的成果”。
这个联合对雅典的意义有多大，它又如让雅典获得在希腊历史上的优势地位，这或许可以通过与底比斯的历史加以对比来体现。尽管底比斯和维奥蒂亚的关系与雅典和阿提卡的关系类似，但底比斯从来没有成功地把维奥蒂亚的城镇合并为一个城邦，因此，在与这些城镇的不断争吵和战争中，底比斯的力量被削弱了。
关于科德鲁斯，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发生在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人入侵阿提卡时期。科德鲁斯得知神谕曾指示斯巴达人，如果他们能饶过雅典国王一命，他们便能成功地攻占雅典。于是，科德鲁斯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名侍从的陪伴下去袭击一些斯巴达士兵，这些士兵立即把他杀死了。斯巴达人得知雅典国王已死，认为夺取雅典无望，便从这个国家撤军。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雅典君主制历史上的一些未知时期，国王的权力受到了军事执政官（Polemarch）的限制，设立军事执政官是为了辅佐缺乏军事才能的国王。之后，国王的权力又进一步受到被选举的执政官（Archon）的削弱，他们担任国家管理者的角色。
雅典君主制产生如此重要的变化，显然是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施加的影响。现在，3个人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国王、军事执政官、执政官。
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从科德鲁斯的后代中选取了12位国王终身管理国家。公元前752年，国王的统治年限变为10年，国王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自此以后，君主制便有名无实了。
公元前712年，第四个10年任期的国王因滥用权力而被废黜。不久之后（前682），国王的统治期限被缩短到1年。同时，军事执政官和执政官的任期也变为1年。
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在史前时代，雅典的原始君主制逐渐演变为寡头政治。在漫长的政制发展过程中，雅典参与了一场有利于发展寡头政权的政治革命。在信史时代的开端，雅典宪法呈现出了如下文概括的形式。
站在国家权力顶端的是9位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取代了荷马时代国王的职权。3位最高掌权者拥有特殊的称谓：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国王执政官（King-Archon）、军事执政官（Polemarch）。之所以称为名年执政官，是因为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职年份，正如早期以君主名字命名年份一样。名年执政官也暗指执政官，当“执政官”前面没有任何词语修饰时，就是正职执政官。国王执政官，即以前的“国王”，降至国家权力的第二位，被剥夺了过去国王所有的权力，只保留宗教职能。军事执政官就是陆军元帅，为全国军队的统帅。其他6位执政官负责文书和司法事务。
除了执政官九人团以外，当时的雅典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庭，就是被称为“亚略巴古”（Areopagus）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前执政官组成，因此是一个纯粹的贵族机构。其成员终身任职。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法令被充分地遵守，以及对违法者进行审判和惩罚。他们的决定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上诉。
在信史时期的开端，这个委员会是雅典国家真正的权力机构。
在执政官和亚略巴古委员会之外，还存在一些证据，表明有一个公民大会（Ecclesia）的机构存在。在这个机构中，所有在重装部队中服役的士兵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公元前7世纪雅典政治机构的萌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它展现出了在最近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所描述的非凡的扩张。在对早期雅典国家的阶级和政治派别稍作提及后，为了使我们后面讲述的革命变得明白易懂，我们将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和波斯之间那场重大斗争前雅典宪法的发展历程。
雅典的领导阶级是贵族或世袭贵族。这些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地主，据说，阿提卡最好的土地几乎都归他们所有，所有政治权力也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贵族的统治之下，居民拥有名义上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裕贵族阶层的佃农。他们向地主支付租金，如果没有支付，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便可能会被所有者扣押，卖作奴隶。
其他居民拥有自己的田地，但如果像上面一样欠了贵族阶级的债，那么他们的田地就会被抵押给债主。因此，由于平民百姓的经济状况不好，且被排除在政府职位之外，所以他们对贵族充满了怨恨，并为革命作好了准备。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状态与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状态相似。
寡头统治远不能令人满意。贵族内部出现分化，普通百姓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受到贵族执政官的粗暴对待，因而感到不满和躁动。库隆（Cylon），一位富有且野心勃勃的雅典贵族，利用这种社会状态并得到其岳父墨伽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支持，企图推翻政府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朋友和雇佣军的帮助下，他占领了卫城的城堡。然而在这里，他被包围了。雅典娜的神庙就矗立在高耸的山岩上。库隆的同伴因为处境艰难——他自己已从围困者的防线中逃脱了——只能到雅典娜的神殿中寻找庇护。执政官麦加克勒斯担心叛军在神庙内饿死会污染神殿，便承诺叛军如果投降，就会放他们一条生路。叛军们害怕在自己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轻易相信自己的敌人，于是将绳子系在雅典娜的雕像上，并紧紧抓住绳子，从城堡里降落到雅典的大街上。当他们走到复仇三女神的祭坛前时，绳子断了。麦加克勒斯认为这表明了女神拒绝保护他们，所以，叛军最后都被杀掉了。
执政官的这一罪行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受到惩罚，但是后来，人们把麦加克勒斯所在的家族赶出了城市，以此为叛军们复仇。
库隆暴动后不久，雅典的宪法和法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人们当时都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呼吁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至少把法律公布出来，这样便能保护自己免于受到贵族的勒索与迫害以及执政官们的暴政与不公正的对待。安抚人民以及把国家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当时的贵族在自己的阶层中任命了一个名叫德拉古（Draco）的人，制定和颁布法律。
德拉古对宪法作出的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于执政官的选举。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由亚略巴古选定的。改革后，选举执政官的重要职能被交给了公民大会（Ecclesia），任何能为自己提供全套军事设备的人都在公民大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此外，执政官也不再仅仅从贵族中选取，而是从所有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中选取，其中的财产需为不动产，财产数量随着职位的重要性和特点而改变。从执政官的选举资格和选举方式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政制民主化的第一步。财富取代了出身，成为人们参与政府管理的基础。此后，公民大会的影响力和权力越来越大。
德拉古对宪法的进一步改革，还在于他创建了一个拥有401位成员的委员会，这些成员从全体公民中抽签选择。其职责是监督选举工作、处理政府的琐碎事务、做好公民大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
除了一些对宪法的改革，德拉古还起草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他将非书面形式的、相互冲突的规则、决议、命令制定为明确的、书面的形式的法律条文。传说这位立法者让对法律最轻微的触犯都变成死罪，因为他认为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是对诸神的冒犯，因此必须判处死刑。这些法律非常严酷，以致后来一位雅典演说家说“这些法律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鲜血写成的”。这些法律确实非常严厉，然而这并非德拉古的责任，这种严厉只是早期社会野蛮残暴状态的一种反映。
但是，德拉古的法律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他没有制定土地或经济方面的改革条款，因此，它并没有减轻那些挣扎在贫困之中以及成为严酷债务法受害者的人们的负担。
德拉古改革之后不久，雅典与强大的商业城市墨伽拉之间为争夺萨拉米斯（Salamis）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双方都将萨拉米斯看作本国领土。雅典人起初在斗争中损失惨重，在沮丧中，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人提出重新发动战争的建议。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注定会在同辈人中声名鹊起，注定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名声大振。他就是梭伦（Solon），一位贵族，他的家族自认为拥有海神波塞冬的血统。他具有诗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天才。他认为向墨伽拉投降，将萨拉米斯拱手相让是奇耻大辱，所以他鼓励雅典人重振士气，为再次争夺萨拉米斯而战斗。他宣称自己宁愿成为一个小岛的公民，也不愿成为身刻“丢弃萨拉米斯”的耻辱烙印的雅典人。
在爱国诗人激励人心的话语中，雅典人又重新振作起来，并选择他作为他们的领袖重新发动了战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双方都感到厌倦。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斯巴达人成为了这场战争的仲裁者。特洛伊战争中有一个传说认为当时的萨拉米斯是雅典的领地，因此，基于这个传说，斯巴达作出了有利于雅典的裁决，萨拉米斯最终落入到雅典人的手中。
与墨伽拉的长期斗争使得雅典贫困阶层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这迫切需要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而因为阿提卡每天都有大量欠债人被卖到国外当奴隶，所以其人口也急剧下降。
正如德拉古时期那代人所做的，希腊人再一次将国家法律和制度的修改权交到了一个人手中。梭伦的崇高品格和杰出的服务为他赢得了所有阶层的尊重和信任，因此他被选中来履行这项职责。
梭伦首先关注的是减轻债务人的痛苦。他在这方面采取了大胆的补救措施，但形势却非常严峻。他取消了所有的债务，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债务奴隶得到了自由，贫苦农民抵押的土地也回到了自己手中。另外，在阿提卡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戴着锁链的人被卖作奴隶来偿还债务。梭伦禁止通过贩卖奴隶来偿还债务。此后，雅典人再也没有卖奴偿债。历史学家兰克这样评价梭伦的法令：“梭伦所制定的关于债务人的法令可能是向人类尊严迈出的第一步。”
梭伦的其他经济法令禁止对贷款收取过高的利息，禁止某一所有者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
梭伦也对货币体系实行了重大改革。当时雅典人使用的仍然是斐冬时期主要在多利安城市流通的货币，梭伦采用了埃维亚的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主要在埃维厄岛的城市和小亚细亚的其他伊奥尼亚城市中使用。这使得雅典人与希腊世界的伊奥尼亚城市有了更密切的商业联系，极大促进了雅典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以上就是梭伦的货币体系改革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他的宪法改革同样是明智和有益的，对雅典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他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改革，包括公民大会、亚略巴古以及德拉古创立的拥有401位成员的委员会。
德拉古改革创立了公民大会，或者至少赋予这个机构以重要性。在当时由那些能够提供武器和盔甲的人组成的；也就是说，四个阶层
中的前三个的所有成员都包括在内，但第四个等级和最贫穷的阶级、无业游民，都被排除在外。梭伦向他们开放了公民大会
，赋予执政官的选举权和投票表决权，他们仍没有获得担任官职的权利，而作为这一缺失的补偿，他们不再被直接征税所制约。同时，第四阶层也加入了法庭或陪审团，所有受到犯罪指控的执政官都要接受这些法庭或陪审团的审判，而不再是接受亚略巴古的审判。
这是雅典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执政官由此开始对人民负责，因为他们要接受人民的选举，并受到人民的审判。
德拉古立法时期成立的拥有401位成员的委员会也被梭伦重组。从此，这一大会由400位成员组成，每一个部落
选择100人参加，它主要的职责之一是为公民大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在梭伦的宪法下，亚略巴古仍然是法律的守护者和宪法的保护者，可以对违法者和谋叛者进行惩罚。它是公共和个人道德的审查机构。
关于执政官，梭伦在宪法中对其作了如下改变，这些改变对普通民众来说至关重要。他提出，从今以后，任何认为自己被执政官冤枉的人，都可以向民众法院上诉。由于执政官经常为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的利益而歪曲正义，这种上诉的权利可以防止执政官的傲慢和对人民的压迫。
除了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和宪法改革外，梭伦还颁布了具有不同目的的法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所谓的《谋叛法》（Sedition Law）。鉴于国内总是频繁地发生政治斗争，而许多公民因考虑个人利益，从来不会在政治斗争中表明立场，为此，梭伦制定了一部法律，规定公民如果不在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就会失去公民权，并且会使自己声名狼藉。梭伦制定这部法律的意图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好公民”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同时，“好公民”的表态会使企图谋叛者感到恐慌，从而制止他们煽动叛乱。有趣的是，现代改革者为了制止现代民主进程中的邪恶思想而制定的各种措施中，其中有一个——强制投票——基本上与雅典政治家提出颁布的《谋叛法》类似。
通过其他的法律，梭伦限制了个人所占有的土地数量；明确了成为雅典公民的条件，通过放宽这些条件，为那些无法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提供了雅典公民权；为了维护制造业的利益，禁止出口除了橄榄油之外的所有阿提卡产品；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他责成亚略巴古对所有游手好闲的人加以惩罚；为了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福祉，规定如果父亲没有教儿子一门手艺，那么儿子可以拒绝赡养自己的父亲；为了培养女性的谦逊和道德，在嫁妆、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女性不能在天黑之后上街，除非是坐在前边有人拿灯的马车里。“这项法律标志着雅典家庭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此之前，妻子享有极大的自由，她们可以毫无限制地去往国外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现在，她们的自由开始受到限制，妻子们越来越多地被限制在家里，她们对雅典公众生活的影响在后来的年月里逐渐减弱了。”
就像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一样，关于梭伦的传说太多了。亦如来库古，据说梭伦在雅典实施了宪法改革以后，就去往国外旅行了。他离开雅典原因是他经常感到烦恼，因为每个人都向他提出法律问题，责备他的改革举措，强求他进行多余的体制改革。据说，梭伦出发前还说服人们发誓100年之内不改变他制定的法律。
传说梭伦去过埃及、塞浦路斯、吕底亚，并因其智慧和品格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欢迎。他对吕底亚宫廷的拜访、与克洛伊索斯国王的交谈成为了希罗多德诸篇感人故事其中一篇的基础。克洛伊索斯国王向梭伦展示了他所有的珠宝后，问他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梭伦回答说是“雅典的忒勒斯（大地女神）”，即一位为国家荣誉而战死的普通公民。克洛伊索斯国王又问他，在忒勒斯之后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认为梭伦至少会将自己排在第二位。但是，梭伦把这个位置给了阿尔戈斯的两位年轻人，这两位年轻人凭借技艺表演为他们的母亲和自己赢得了荣誉，但是在一次力量和耐力的大型技艺表演后，他们在神庙中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克洛伊索斯愤怒地喊道：“你这个雅典来的陌生人，竟敢如此低估我的幸福，甚至把我排在普通人之后！”
梭伦回答道，众神都怀有嫉妒之心，他们总喜欢给人找麻烦。由于财富变幻无常，毁灭总出现在繁荣之后，因此直到生命在平静和快乐中结束，人生才算得上幸福。
不过这个故事是希腊人为了丰富梭伦旅行而故意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的克洛伊索斯国王还没有获得故事中所说的财富和名声。
梭伦回到雅典后，发现这个国家成了人民不和的牺牲品。国家的宪法机构并没有顺利运行，好几年没有执政官当选
。国家内部出现了各种派别。一些人感到愤怒，因为梭伦取消债务的举措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一些人对新制度表示不满，因为这些制度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还有一些人野心勃勃，故意制造事端以扩大他们的个人利益。
重要的派别有海岸派、平原派、山地派。他们以阿提卡的区域位置命名，因为在这些地方聚集了各个派别的主要力量。海岸人口形成了温和的宪政派；平原人口主要由大地主组成，形成了寡头派；山地人口主要由牧人组成，形成了热情的民主派。
最后一个派别由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立法者梭伦的侄子庇西特拉图领导。庇西特拉图想方设法获得人民的好感，称自己为“人民的朋友”。他的叔叔梭伦看上去是唯一一个能洞察他图谋的人。梭伦告诉民众，庇西特拉图的真实目的是要成为雅典的僭主，但是民众丝毫不在意他的警告，庇西特拉图得以稳步推进与国家自由背道而驰的阴谋，这一计划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一天，庇西特拉图身上受了几处伤，于是他驾着战车冲进一处公共广场，假装是因自己投身于人民事业而被贵族袭击。人民出于同情和愤慨，便为他选出了50人组成的护卫队。之后，庇西特拉图集合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占领了雅典卫城，于是他成了雅典的统治者。尽管他被海岸派和平原派联合逐出雅典两次，但他都会重新返回这座城市，恢复自己的僭主统治。
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恢复僭主统治是借助一个非凡的计谋完成的，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次僭主统治的恢复显示了雅典人过于简单的思想。那些想要恢复僭主统治的人散布了一个谣言，说雅典娜女神将亲自带领庇西特拉图返回雅典。不久之后，一辆马车出现了，在庇西特拉图旁边站着一位美丽的妇人，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将自己伪装成女神。这位过去的僭主和女神受到人们的极大尊崇和热情接待，于是，僭主统治被重新建立起来。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27年去世，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占领雅典卫城已经过去了33年。在这33年中，他真正建立起僭主统治的时间不超过18或20年；其余的时间他都被放逐在外。
庇西特拉图对雅典实行了温和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经历了一段极为繁荣的时期。
正如其他僭主所做的那样，他通过雇佣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并通过精心管理城市的日常收入和税收来满足政府开支。他保留了梭伦的制度，但是所有的重要职位都由他的亲属或追随者担任。他借鉴了其他僭主的政策，通过鼓励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来获取工业阶层对政府的好感。
通过对外结盟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是僭主们惯用的策略，庇西特拉图也不例外。他与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萨摩斯岛——当时由暴君波利克拉特斯统治——及其他城邦建立起联盟关系。通过与外界的各种联系，庇西特拉图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了更加稳固的地位，与此同时，雅典的名声越来越大，雅典商人的贸易范围也不断扩大。
然而与其他僭主一样，庇西特拉图也是众神慷慨的资助者（第74条）。为纪念雅典的庇护女神雅典娜，他创立了每4年举办一次的大泛雅典娜节（Great Panathenaea）；
为纪念狄俄尼索斯，他也创立了一个节日；他把阿波罗神庙附近所有的坟墓都清除了，从而使神圣的提洛岛得到净化；最后，他开始在雅典建立奥林匹亚宙斯神殿，由于这座神殿的规模太过宏大，以至于直到700年之后，罗马皇帝哈德良才完成了这座神殿的建造工作。
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殿遗迹
庇西特拉图在对文学进行资助方面也采用了僭主们的惯用做法。他把当时的文学名人都邀请到自己的宫廷中。据说，他还将《荷马诗歌》整理修订，将它收集在雅典第一所公共图书馆中；但其真实性仍然无法确定。据说他还为雅典学园，一座城市围墙外的公园增加了装饰，后来那里成为首都的诗人、哲学家和追求享乐者最流连忘返的胜地之一。
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和希帕克斯（Hipparchus）继承了他的权力。起初，他们模仿父亲的治国方式，雅典在他们的治理下非常繁荣。然而，一个不幸完全改变了政府的面貌。希帕克斯辱骂了一位名叫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的年轻贵族，这个贵族就伙同他的朋友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及其他几个人密谋刺杀这两位僭主。希帕克斯被刺杀了，但行刺者的阴谋却传到了希庇亚斯那里。僭主的护卫杀死了哈尔摩狄奥斯，阿里斯托格同也受尽折磨，但他拒不招出其他同谋者的名字，于是被判死刑。
我们已经讲过诛戮僭主在希腊人眼中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第69条）。雅典人认为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的行为是值得感激和尊敬的壮举。人们为了纪念他们而竖立了雕像，并且向年轻人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培养年轻人的爱国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
这个阴谋对希庇亚斯的性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他变得多疑、严酷。他的统治变成了真正的暴政，而他最终被逐出了这座城市。
在庇西特拉图最后一次返回雅典后，他再次将“受诅咒的”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aeonidae）流放。在这次流放期间，出现了一个能为这些家族抹去亵渎神灵污点的机会，这一污点因其家族成员麦加克勒斯所犯的罪行而一直留在他们身上（第81条）。德尔斐的神庙被大火烧毁了，他们与近邻同盟订立盟约重建神庙。他们不仅在整个重建过程中怀着虔诚之心，而且远远超出了盟约条款的要求，在神殿的前面使用了漂亮的帕罗斯岛大理石，而不是普通石头。
通过这一虔诚、慷慨的行为，这个被流放的家族获得了最高祭司团的认可，这些祭司们认为这个家族能够影响神谕。皮提亚对神庙中斯巴达的询问者的不变回答是：雅典人必须要从僭主统治中解放出来。
刺杀僭主者
那不勒斯博物馆的大理石雕像，被认作是竖立在雅典的青铜雕像的古代复制品，用于纪念刺杀僭主希帕克斯而作。
在神谕不断地警告下，斯巴达人决定将希庇亚斯驱离出雅典。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不过第二次他们与克里斯提尼领导的阿尔克迈翁家族结盟，很幸运地抓住了希庇亚斯的两个孩子，为了让他的孩子获得自由，希庇亚斯答应离开雅典（前510）。希庇亚斯去了小亚细亚，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后面我们将了解到希庇亚斯在小亚细亚寻求各方帮助，想在雅典恢复僭主统治。
僭主希庇亚斯被驱逐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领导的平民与伊萨格拉斯（Isagoras）领导的贵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和。克里斯提尼希望建立梭伦所规划的国家制度，而伊萨格拉斯则希望恢复寡头统治。
伊萨格拉斯发现僭主事件使得平民派的势力渐渐超过贵族派，于是向他的朋友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寻求帮助。因此，克里昂米尼要求雅典人将“受诅咒的”家族驱逐出城，这实际上是针对克里斯提尼而来的，因为他身上背负着祖辈麦加克勒斯招致的家族诅咒（第81条）——克里昂米尼的这一要求确实对迷信感很深的雅典人产生了预料中的效果，克里斯提尼与他的几个密友一起离开了雅典。克里昂米尼率领着一支小规模的军队抵达了雅典，在伊萨格拉斯的怂恿下，将属于克里斯提尼这一派的700个家族流放。
但是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似乎被外邦人粗暴地干涉本国事务激发出来。他们威胁性的姿态吓到了克里昂米尼，让他不得不与其朋友和随从者到雅典卫城的堡垒寻求庇护。在那里，他被雅典人围困，很快便被迫投降。为了避免斯巴达人的报复，雅典民众并没有对克里昂米尼进行严厉惩罚，而是允许他和他的斯巴达士兵以及伊萨格拉斯毫发未伤地撤离雅典，而那些参与伊萨格拉斯行动的雅典人则都被处死了。
这时，克里斯提尼和他的朋友从流放中归来，在他的手中还有一部制定好了的宪法，他想建立比梭伦创立的更加民主的制度。因此，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成为了雅典的第三位伟大立法者。
克里斯提尼重新划分了10个新部落，取代了雅典居民当时被划分的4个伊奥尼亚部落。这10个新部落包括所有自由的阿提卡居民，也包括外来居民和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
这种改变相当于一种“公民权的延伸”。这10个新部落实际上是阿提卡的地理区域划分，每个部落由大量的小镇、市区组成，这些地理区域都是克里斯提尼为了改革目的而划分出来的。阿提卡有100多个小镇和市区。为了民主平等，每一个村庄里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在自己的名字当中加入所在的村落名，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名字。
同一个部落内的村庄不能连在一起，而是散布在每一个旧区域的划分之内：平原、海岸、山地（第88条）。这样做是为了拆散古老的派系势力，并且通过这种形式，每一个部落都会在雅典或雅典附近拥有领土，每一个部落中至少会有一些成员很容易到达公民大会的集会地。
普尼克斯山上的演讲台
雅典部落重组是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最重要的宪法改革。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因此，人们将他视为雅典民主的真正建立者。古老部落的贵族特权被摧毁了；经常威胁到城市安全的平原派、海岸派、山地派的势力被拆散了；市民数量增加了，为民主政治增添了新的力量和生机。这次改革之后，雅典迅速成为希腊城市的领导者。
克里斯提尼根据他对城市的新划分重组了四百人大会（The Council of the Four Hundred，第85条），将其成员增加到500人，每个部落派出50名代表。其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并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和行政权。
亚略巴古的主要职能没有改变，但是随着政府各个机构民主力量的增强，其权力和影响力有所减弱。
军队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一定改变。
以前，4个老部落的军队由4位将军指挥，现在由10位将军指挥，每一个新部落各自推举一位将军。不过后来，这些部落将军都归于军事执政官指挥，军事执政官仍掌握着军队的主要指挥权。
不过，在克里斯提尼的所有改革中，“陶片放逐法”（Ostracism）是最有特色的。通过这一程序，任何引起人民怀疑和不满的人，都可以经过全民投票而无须审判被放逐出雅典10年。在公民大会上，如果雅典公民认为某个人危害了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写在陶片或贝壳上，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投票。
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防止像庇西特拉图那样的篡夺行为再次发生。它首先被用来除掉雅典人不信任的前僭主希庇亚斯的一些老朋友。后来，投票通常被用来解决不同政治派别领袖之间的争端。因此，这个时候投票只表示政治偏好，被放逐的人仅仅是被大众青睐的被击败的候选人。与耻辱和羞辱无关。
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放逐的权力并不总是能够被明智地使用，一些最有能力和最爱国的政治家常常被抓住了民众注意力的野心家煽动而遭到放逐。
这就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大概。“通过给人民以巨大利益，通过让他们参加各种各样充满吸引力的活动，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人们的热情和活力勃勃生起，从希波战争一贯而过，帮助他们度过了在雅典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危难，解放了伊奥尼亚的希腊人，建立了伟大的海洋强国，雅典国家的力量随着每一次政治进步不断提高，最终达到了它最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
雅典的寡头政治势力极力反对所有的民主改革。斯巴达人也对雅典民主的快速发展深感不安和嫉妒，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发誓要报仇，对雅典民众加之于他的侮辱（第91条）还以颜色。显而易见，雅典人必须为保护他们的新制度而战斗。
雅典人听说克里昂米尼将要带领伯罗奔尼撒大军进攻阿提卡，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去拜见位于小亚细亚萨迪斯的波斯总督阿尔塔费尼斯（Artaphernes），请求与波斯国王结盟。阿尔塔费尼斯说只要雅典人同意臣服于波斯国王，波斯就愿意提供帮助。雅典使者代表雅典人同意了这些令人耻辱的条款；但是国内的雅典人知道使者的做法后非常愤怒，拒绝承认这些条款。他们寻找的是一位盟友，而不是主人。
他们找到的唯一一位盟友是小国普拉提亚，此前不久它刚脱离与维奥蒂亚人的联盟，并向雅典人寻求庇护。理所当然，普拉提亚军队要为自己的庇护者服务。
伯罗奔尼撒大军马上就要到达阿提卡的领土了。斯巴达人意识到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派出了国内最精锐的部队，两位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和克里昂米尼都亲自出动。他们还集合了所有的盟国以应对大的意外，所以斯巴达侵略军的规模相当庞大。此外，埃维厄岛上的底比斯与哈尔基斯也加入了伯罗奔尼撒联盟，准备从北部进攻阿提卡。
雅典人集合了军队，准备迎战伯罗奔尼撒的大军，但是入侵者内部的不和阻止了这场战争的爆发。斯巴达的盟国此前没有被告知这场战争的目的，后面一旦听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在雅典建立僭主统治，便纷纷拒绝出兵。最后，盟国都走了，战争因此而没有发生。克里昂米尼在绝望和气愤中，被迫率领部队返回斯巴达。
伯罗奔尼撒大军从阿提卡撤离之后，雅典人惩罚了底比斯人，因为他们向斯巴达提供帮助；之后，雅典人又穿过海峡抵达埃维厄岛，占领了哈尔基斯，并通过抽签的方式把哈尔基斯的土地分给了4000名阿提卡农民（前506）。
这些哈尔基斯的殖民者并不是一般的移民，他们仍然是雅典公民。简言之，哈尔基斯的这些土地成了阿提卡领土的附加部分。这是雅典的第二块军事殖民地。
克里昂米尼又想通过希庇亚斯达到他的目的。他从亚洲把这位曾经的僭主请回来，又将其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友请到斯巴达，试图说服盟友们帮助斯巴达人恢复希庇亚斯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但是，科林斯的代表索希柯勒斯（Sosicles）痛陈科林斯人在僭主佩里安德统治下所遭受的残酷对待（第71条），严厉谴责了斯巴达推翻其他地方的僭主统治，却想在雅典重建僭主统治的矛盾做法，这使得所有的盟友都拒绝向斯巴达提供援助。因此，克里昂米尼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计划。
希庇亚斯又一次撤回到小亚细亚。后来，他到了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的宫廷中，向波斯寻求帮助。希庇亚斯对波斯国王的教唆直接导致了一场战争的发生，这就是著名的希波战争（Graeco-Persian Wars）。
希腊战士准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