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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的坟墓竣工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城。当时有彗星从京城上空扫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又加上鞑靼正在侵扰西北边陲，明孝宗深感忧虑。王阳明年轻时就深切关注边境防务，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他立即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内陈“边务八策”。
在上书中，王阳明通过古今之实例来阐述兵法，强调边境防务要慎重务实。他首先痛陈时政之弊，写道：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
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荛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
接着他又列出了自己的“边务八策”：
王阳明给出的解释是：
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边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会议推举，固已仓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无可以继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敌制胜，其将何恃而能乎！
夫以南宋之偏安，犹且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之徒以为之将，李纲之徒以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今以一统之大，求其任事如数子者，曾未见有一人。万如虏寇长驱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御之？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
臣愚以为，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而实无所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砻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至于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则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王阳明认为举用人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挑选纸上谈兵之人，而是要注重实地训练，挑选真正的有用之才，这样才能确保一旦边境有急，能够迅速应对。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
吴起杀妻，忍人也，而称名将；陈平受金，贪夫也，而称谋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顾上之所以驾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臣尝闻诸道路之言，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夫有过失罪名，其在平居无事，诚不可使处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则彼之骁勇强悍，亦诚有足用也。且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
今诚委以数千之众，使得立功自赎，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以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是所谓“使过”也。
“使功不如使过”，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妙策。王阳明在晚年平定地方叛乱时，就使用过这一妙策。他敢于使用归顺之士去讨伐其他叛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后来王阳明说过：“善恶两端，非冰炭相反，实乃一物耳。”
这句话其实是从程颢那里来的。程颢曾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
王阳明年轻时已经有这样的善恶观，所以才提出“舍短以用长”的策略。
王阳明引用《孙子兵法》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
臣以公差在外，甫归旬日，遥闻出师，窃以为不必然者。何则？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虏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虏恃弓矢，今大雨时行，觔胶解弛，二也；虏逐水草以为居，射牲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边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
以臣料之，官军甫至，虏迹遁矣。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师旅既行，言已无及，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
夫兵贵精不贵多，今速诏诸将，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今密归京师，边关固不知也，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为两便哉？况今官军之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边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今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简师以省费”是以上所述的主旨，王阳明在晚年时也使用过这一策略。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此之谓也。
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边困，是与敌为谋也。三边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
正如孙子所谓，长途运输兵粮实为用兵之大忌，所以王阳明建议用兵屯田。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
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
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
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在这一对策中，王阳明直陈军法之混乱，军威之无存，指出军律严明才是制胜之根本，敦促皇上要自我振作。王阳明认为，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之心非常重要。他的这一观点和孙子的观点相同。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杀敌者，怒也”（《孙子兵法·作战篇》），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
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兵家认为，士兵的怒气会演变为杀敌的动力。王阳明在这一策中详细阐述了激发士兵怒气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宣以国恩，二是明以大义。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子兵法·兵势篇》），又曰：“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谓也。
今虏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
然今边关守帅，人各有心。虏情虚实，事难卒辩。当其挑诱之时，畜而不应，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此王师之所以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虏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为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
王阳明指出，不中敌人的圈套，不使王师奔逐疲劳，“我师常逸”，“兵威无损”，此乃制胜安国之道。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今边卒新破，虏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为今之计，惟宜婴城固守，远斥候以防奸，勤间谍以谋虏；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享，使皆畜力养锐。譬之积水，俟其盈满充溢，而后乘怒急决之，则其势并力骤，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昔李牧备边，日以牛酒享士，士皆乐为一战，而牧屡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奋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后从之，是以一战而破强胡。
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则是周悉万全，而所谓不可胜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则虏日以匮；我盛，则虏日以衰；我怒，则虏日以曲；我逸，则虏日以劳；我坚，则虏日以虚；我锐，则虏日以钝。
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
王阳明在这一策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对付胡虏的良策。
王阳明在“边务八策”的结尾处写道：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传行提督等官，即为斟酌施行。毋使视为虚文，务欲责以实效，庶于军机必有少补。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
通过这篇上书，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年轻时就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甚至可以说精通。虽然王阳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已经具备了大战略家的眼光。后来，王阳明能够荡尽南方诸贼、平定宸濠之乱，也是意料之中的。王阳明的这些作为都是普通儒生很难达到的。
《阳明先生集要》的编写者施邦曜
高度赞扬王阳明的“边务八策”，称“阳明先生的‘边务八策’胜过《孙子兵法》十三篇”（大西晴隆《王阳明》）。近年来，水野实和永富青地还完成了对尚存于中国的《阳明兵策》的收集整理、解说和日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