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竹”失败

王阳明在京城和父亲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王阳明曾和好友钱氏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要想成为圣贤，必须要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

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程伊川（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王阳明读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和钱氏一起“格竹子”，二人日夜沉思，但是毫无所得。

三天之后，钱氏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于是不得不放弃“格竹子”。王阳明觉得这是钱氏精力太弱的缘故，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但王阳明依然失败了。七天之后，王阳明也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就这样，王阳明放弃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十七岁时，王阳明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前文所述的“格竹”内容，被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中，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将此记述为阳明二十一岁时的事情。后来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考证，王阳明十九岁时，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龙山公回余姚守丧三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应该在余姚，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有误。

为什么王阳明“格竹”会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开的竹子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朱熹在给陈齐仲的书信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曾说过，“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圣人都已教过，因此认真学习圣人之言非常重要，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当时阳明之所以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就在那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竹子，而是别的东西，那么王阳明也会去格别的东西。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其理。

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他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这就和水墨画家画山水木石一样，在画之前要首先明白山之理、水之理、木之理、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 。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者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惟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朱熹与陆九渊不同，他主张的是“格物穷理”。

在朱熹之前，有一位知名画家郭熙。当时的画家不再满足于画出具体的事物，而是开始去探究事物背后之理，了解事物的特性，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然后再将这一切通过物象表现出来。一石一木可观造化之理，一山一水可知天地之心，这就是郭熙所谓的格物之学。

那么，如何才能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呢？陈献章 在一首诗中写道：“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在这首诗中，竹与人已经融为一体，这样一来，自然就能够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如果王阳明当初能够放弃刻意格竹之心，以平常心去格竹子，他或许也能达到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朱熹的“格物穷理”之法与以上所述完全不同，倒是与郭熙的方法有些类似。如果读一下郭熙的画论，就会发现朱熹的格物之学和郭熙的如出一辙。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写道：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

郭熙在绘画时，为求画作完美，总是客观地、经验性地、合理地、理智地去寻求物象之理。他学书法也是如此，讲究广闻博识，广泛吸收古今书法之精华，自成一家。郭熙的主张简直就是朱熹的“格物之学”在书画上的翻版。如果让朱熹去格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会与郭熙做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