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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富裕的国家无须依赖进口，自给自足，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人也一样，自身拥有丰足的精神财富，对外在物质需求甚少或是根本无所求的，才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进口的东西不但价格高昂花费不菲，又显示了对外的依赖性，但凡需要仰仗别人，就有风险，颇为麻烦；而且，很多昂贵的舶来品实际上不过是国产货的劣质替代品而已。
总之，人们不应该期望从别人或外部世界获得太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说到底，人只能靠自己。就像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所说的真理，
“凡事溯本求源，人最终只能依靠自身”；或者如戈德史密斯
在《旅行者》中所言，“不论身在何处，我们只能在我们自身创造或发现幸福”。
自己，是一个人所能成为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也是最多的资源。一个人在自身发现的乐趣越多，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得十分有道理，“
想要快乐就得自给自足”。
因为其他一切的幸福来源，在本质上都是不确定的、不安全的、短暂的，具有偶然性，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都不可避免地有可能轻易消失殆尽。
随着年岁渐长而步入老年，依靠外界而得来的幸福大部分会干涸：届时爱情消逝，懒得打趣，没有精力重拾爱好，无论是对马匹还是旅行，或是社交，都提不起劲；朋友和亲人，也都随着死亡一一离我们而去。当这样的时刻来临，一个人自身拥有的更显得至关重要，时时刻刻如影随形，“自己”是幸福唯一真实且持久的来源。
这个世界并非慷慨无私，我们能从中得到的东西并不多。生活充满了痛苦和不幸，就算你侥幸逃脱，无聊也会无孔不入，即刻找上你。邪恶总能赢，愚昧最喧嚣。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 生活于这样一个世界，自身内在丰富的人，仿佛是圣诞节时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充满幸福感，而内心贫瘠的人只能是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无法摆脱苦闷。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拥有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良好的智力禀赋—尽管这可能并不会带来最光明的前途，但一定是最幸福的命运。
除了一些道听途说之外，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只读过笛卡尔的一篇论文，了解到笛卡尔曾在荷兰与世隔绝生活了二十年。年仅十九岁的女王非常睿智地这样评价他：“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真羡慕他的生活。”
当然像笛卡尔这样的情形，必须要有足够优渥的外在条件，才能允许他成为他自己人生或幸福的主宰，就像我们在《旧约·传道书》中读到的：“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
被大自然和命运赐予了智慧的人，会小心谨慎地维持内在的幸福源泉畅通无阻—为了确保这一点，独立和闲暇必不可少。为了得到独立和闲暇，他会心甘情愿节制欲望，珍藏自己的资源，不愿像其他人一样，让自己的快乐受限于外部世界。所以，他不会被领导的期待、金钱或同事的赞赏与掌声误导，不会让自己妥协、去配合低级的欲望和庸俗的趣味。他还会遵照贺拉斯写给梅塞纳斯的书信中的建议— 千万不要牺牲自我的内在去换取外在，不要用一个人整个或绝大部分的安宁、闲暇和独立，去换取荣耀、地位、头衔和名气，否则就是最愚蠢的行为 —歌德就是这么干的，而我则幸运地走了相反的方向。
我在此坚持的真理，即，
人类的幸福主要源自内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通过大量精确的观察也证实了，任何乐趣都需要人去从事某种活动或是运用某种力量，没有这些前提就没有乐趣。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幸福在于能够施展才能；斯托拜乌
在他对逍遥派（即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的阐述中也说了，“幸福意味着充满活力地做你擅长的事并获得预期的结果”
。他特别说明“擅长”是指精通每一件需要运用我们的长处和能力去做的事情。大自然赋予人们这些力量的原始功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能够对抗他面对的困难。一旦这种对抗结束了，他的力量将没有用武之地，反而会成为负担。所以人们最好是不带任何目的性地使用这些力量，否则一旦避免了人类其他的痛苦，就会立即陷入另一种不幸，也就是“无聊”中。财力雄厚的达官贵人们尤其容易受到无聊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