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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我们已经发现最富有刺激性的挑战是介于强度过足和强度不足的中间点上，因为强度不足根本不能刺激挑战的对象起来应战，反之，强度过足又会摧毁其应战精神。那么它所能承载的挑战是什么呢？从短期来看，最富有刺激力的挑战是可以想象到的。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的实例使我们观察到这样的挑战易于激起过强的应战，随后我们同样看到了这些文明使用的“绝技”是一种致命的惩罚，致使其文明进程停滞下来。所以，从长远来看，从最强烈的应战在整体上和最后的结果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最直接的应战并不是任何既定挑战是否是最适度的最终检验标准。真正最适度的挑战不仅能够刺激挑战的对象完成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能够刺激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一次成功到一个新的挑战，从解决一个问题到面临另一个问题，从阴到阳。如果文明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变成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柏格森
的术语），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作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至无穷。
这种始终活跃在一系列动荡之中的“生命冲动”，清晰地贯穿于希腊文明从诞生至公元前5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整个过程之中。
新生的希腊文明遭遇的第一个挑战是古代的黑暗和混乱。亲体米诺斯社会的解体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肢体——放逐在孤岛的米诺斯人、置于边缘地区的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这个古老文明的残存者会埋葬在新近出现的蛮族人如急流一般冲垮的碎石之下吗？亚该亚人占据的极小块低地会被四周高地的蛮族人主宰吗？平地上性情温和的农耕者会被高山上的牧羊人和强盗任意摆布吗？
希腊人战胜了第一个挑战。他们认为希腊应该是城市的世界而非乡村的世界，应该发展农业而非畜牧业，应该有秩序而非无政府状态。然而对第一个挑战的成功应战使这些胜利者遭遇了第二个挑战。因为确保低地农业平稳发展的胜利推动了人口的增长，而且当人口增长达到希腊的本土农业所能供应的食物的最大限度时，这种推动力仍然没有中止，这样，对第一个挑战非常成功的应战导致幼年的希腊社会再次面临另一个挑战，希腊人对这个马尔萨斯式的挑战与对混乱的挑战而应战一样，都取得了胜利。
希腊人应对人口过剩的挑战交替使用两种不同的试验方式。首先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最容易、最明显的方式，并且一直运用到它失去效力为止，然后用一种较为困难的隐蔽方式代替了第一种方式，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第一个方法是运用低地的希腊人在征服新地区以开拓海外领地从而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高地邻居的过程中创造的技术和制度。借助于步兵方阵的军事工具和城邦的政治工具，一群希腊的先驱者征服了意大利南端的意大利蛮族人和孔恩蛮族人，建立了大希腊
；征服了西西里的西开尔蛮族人，建立新伯罗奔尼撒；征服了昔兰尼加的利比亚蛮族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联邦；征服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蛮族人，建立了卡尔西迪斯城邦。然而，过去的事情再次发生了，这次非常成功的应战又一次给胜利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本身就是对地中海其他人们的挑战。最后，非希腊人被刺激起来应战，中止了希腊人的扩张活动，部分原因是借助希腊人的计谋和武器反抗希腊人的入侵，部分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联合了起来，其规模比希腊人的还要大。这样，希腊人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的扩张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就被迫停止了。但是，希腊社会人口过多的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面对希腊历史上这个新的危机，雅典人找到了必需的解决途径，由此它成了“希腊的学校”，不但学会了而且教会了希腊人如何把这种扩张活动由广度转变成深度——这种意义重大的转变在这一章的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更多。雅典人的应战我们已经描述过了，在这里就不必再重复了。
沃尔特·惠特曼
这样理解生长的节律：“在本质上，无论何种成功的果实里都会孕育出种子，促使它必须接受更大的挑战”，和他同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威廉·莫里斯的观点稍有悲观：“我曾深思……人们是怎样争斗的，又是如何休战的，他们争斗的东西即使他们失败也会产生，而当它产生出来，又不是他们想要的了，可是其他人还要以其他的名义继续为之争斗。”
文明似乎就是这样，通过“生命冲动”不断生长，生命冲动推动挑战通过应战到达另一个挑战。这种生长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宏观上，生长本身呈现出一个逐步控制外部环境的进步过程，微观上则是一个逐步自决和自我表达的进步过程。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为生命冲动的进步确定一个可能的标准。让我们从这一视角依次研究一下这两种表现形式。
在研究第一种征服外部环境的进步过程时，我们发现把外部环境加以进一步细分更有利于我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外部环境细分为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组成的人为环境和非人类物质构成的自然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对人为环境的逐渐征服表现为社会在地理上的不断扩张，对自然环境的征服表现为技术上的进步。我们首先研究前者，即地理上的扩张，看看把它视为文明真正成长的充分标准，究竟有多大价值。
如果我们觉得麻烦而不愿意举出大量的确凿证据，就断言地理扩张或者说“把地图涂红”
不是衡量一个文明真正成长的标准，读者们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文明的成长在时间上与一个文明本质上的进步相吻合，是文明本质进步的部分外在表现——就像上面提到过的希腊社会早期的扩张一样，然而更多的时候，地理扩张伴随着文明的真正衰落，是与“动乱时代”或者统一国家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时期均是文明衰落和解体的阶段。个中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动乱时代产生军国主义，它把人类精神扭曲到一个相互毁灭的轨道中，很多情况下最成功的军国主义者通常会成为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当强大的统治者把攻击对手从国内转向邻近社会的时候，地理扩张遂成为这一间歇期内军国主义的副产品了。
到目前为止，军国主义，就像我们在本书后面看到的一样，已经成为文明解体的最为普遍的原因。在过去四五千年里，已经有二十几个文明先后解体了，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军国主义摧毁文明的方式就是使整个社会已经联结成一体的当地国家陷入到毁灭性的自相残杀之中，在这种自杀式的进步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变成了点燃厚颜无耻的摩洛神
心中愤怒之火的燃料。单一的战争艺术取得了进步，却牺牲了许多和平艺术。在这种致命的恶习没有完全摧毁其信徒之前，这些信徒们可能已经成为使用屠杀工具的专家了，以至于如果他们暂时放弃自相残杀，转而拿起武器对准陌生人胸口的话，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把武器刺进对手的胸膛。
事实上，研究一下希腊历史，就会得出一个我们所反对的恰好相反的结论。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希腊历史的某个时期，希腊社会通过地理扩张来解决人口过多的挑战，大约两个世纪（约公元前770—前550年）之后，这种扩张被周围非希腊强邻中止了。由此，希腊社会转入了防御，在本土受到东方波斯人的进攻，在新近得到的领土上受到西方迦太基人的进攻，就像修昔底德见证的那样，“希腊在很长时间内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像希罗多德提及的那样，希腊“遭受到了比过去二十多代里更多的灾难 ”。
现在的读者很难理解这两位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为何用如此忧郁的语句描述一个辉煌的时代，因为在后人看来，这一时代标志着希腊文明发展的顶峰：在这个时代，希腊的天才们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创造，使希腊文明长久不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所以对这个时代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与以前相比，在这个时代里，希腊的地理扩张被遏制了。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个世纪里，希腊文明生长的生命冲动力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这些历史学家被赋予超人的寿命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局的话，他们一定会惊讶地看到以希波战争为标志的这个衰落以后紧接着就是地理扩张的再度爆发——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文明在陆地上的扩张——在实际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早期希腊人在海洋中的扩张。在亚历山大的铁蹄踏过赫勒斯滂海峡两个世纪里，希腊文明就扩张到亚洲和尼罗河流域，征服了它所遇到的一切其他文明——西徐亚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此后大约两百多年里，在罗马帝国的庇护下，一直继续扩张到欧洲和北非蛮族人的心腹地带。可是这些扩张正是发生在希腊文明明显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
几乎所有的文明史都能证明地理扩张是与文明本质上的解体相吻合的。我们可以再举一两个例子。
米诺斯文化辐射范围达到极限的时期出现在现在的考古学家称之为“后米诺斯第三时期”，它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425年克诺索斯
被洗劫以后：就是说，开始于米诺斯统一国家，“米诺斯海上霸权”遭到大灾难以后，此时，它的发展步入了间歇期，米诺斯社会已经分裂。从后米诺斯第三时期开始，米诺斯文化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都被盖上了颓废的印记，这一突出特征就如同米诺斯人在这一时期创造的遍及各处的物质成果远超过以前的成果一样突出。看起来好像技术含量的降低就是产品扩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远东社会的前身，即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中，情况也大体如此。在其生长时期，古代中国的统治没有越出黄河流域。在古代中国的动乱时代——中国人称为“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才把南部的长江流域和北部白河
的平原地区统一起来。秦始皇，这位古代中国的缔造者把他的政治边界推进到长城一线，汉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把疆界进一步向南部推进。这样看来，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地理扩张和社会解体时期也是同时出现的。
最后，如果我们转向我们自己尚未终结的西方文明历史，考察一下征服流产的远西方和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早期扩张活动，征服北欧的蛮族从莱茵河到维斯杜拉河、征服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先驱匈牙利人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扩张活动，以及随后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尼罗河口和顿河河口进入地中海流域的每一个角落的海洋扩张——这是一次广泛但是短暂的征服和贸易，最简便的名称叫“十字军东征”，我们可能会同意这些都是地理扩张的例证，像早期希腊人的海洋扩张一样，并未伴随、以后也没有发生扩张期文明本身生长的任何停滞现象。但是当我们回头审视一下最近几个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扩张活动的时候，我们只能踌躇不前，满怀狐疑了。此时，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一代中，一个谨慎的人是否能够对此做出自信的回答。
现在我们转向我们主题的另外一个部分，探讨一下技术改进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的进步征服过程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衡量文明真正生长的充分标准。在技术改进和社会成长过程中间存在着一种正向相关性吗？
在现代考古学家发明的分类法中，这种相关性被视为当然之事，他们为物质技术改进假想了一系列阶段并把它作为与之对应的文明进步连续阶段的标志。在这种思想框架下，人类进步被划分为一系列时代，并用技术标签加以区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可能再加上只有我们现代人才有权利生存于其间的机器时代等等。尽管这种分类法被广泛应用，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批判地研究一下它划分文明进步的分期观念，因为即使对于这种经验性的试验毫无偏见，我们甚至不加分析也能够指出它假想的几个依据。
首先，正是由于它太过流行，所以它才是假想，这是因为它对迷恋近代技术胜利的社会先入为主的偏见极具吸引力。它的流行说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像本书第一章开头人为的那样——每一代人都倾向于根据他们瞬息万变的思想框架构思他们过去的历史。
用技术假想划分社会进步发展阶段的第二个依据很显然是一个学者企图要成为他偶然研究的专门材料的奴隶。从科学的角度看，史前人制造的工具应该保存下来，而其精神产品，制度和观念的毁灭纯粹是一个意外。事实上在人类生活中，当精神工具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要比物质工具占据更为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废弃的精神工具没有遗留下来，废弃的物质工具遗留了下来，变成了有形的遗迹，同时由于考古学家研究人类遗迹只是希望从中获得人类历史的知识，因此考古学家是倾向于把智人当作工匠人
的附属物来描绘智人的。当我们转向这个证据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文明停滞下来甚或走向衰落而技术仍然进步的实例，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即当技术停滞不前时，文明仍在变动的情况——或者前进或者倒退。
举例来说，每一个停滞的文明都创造过一项高超的技术。波利尼西亚人是航海能手，爱斯基摩人是出色的捕鱼高手，斯巴达人是出类拔萃的勇士，游牧民族是杰出的驯马人，奥斯曼人则是驯服人类的大师。这些都是文明停滞不前而技术不断提高的实例。
如果我们把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作为其技术直接继承者的新石器晚期加以对比的话，文明衰落技术进步的情况就很清楚了。尽管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满足于简单粗糙的工具，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高雅的审美意识，并通过简单的绘画手段表达出来。灵巧生动的动物木炭画，至今仍保存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洞壁上，令我们叹为观止。新石器晚期的人类花费了无穷的精力，运用精巧的种植工具装备自己，并且他们很可能用这些工具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行生存斗争，结果绘画的人倒下了，工匠们成了土地的主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文明却明显地倒退了，因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艺术随他们一同消亡了。
再者，玛雅文明在技术上的进步始终未能超越石器时代，它的子体墨西哥文明和尤卡坦
文明却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的五百年间，在使用多种金属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可是玛雅社会达到的文明程度要比附属于它的两个二级社会高得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希腊历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恺撒里亚的普罗科匹乌斯
， 在他所写的查士丁尼大帝战争史的序言中——这场战争实际上敲响了希腊历史的丧钟——宣称他的题目比其前辈选择的题目意义重大，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比以前任何战争使用的技术都要先进。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战争技术史和希腊其他方面的历史割裂开来的话，我们应该发现从始至终存在一个连续性的技术进步过程，不但要经过文明的生长期，而且随后还要经过文明的衰退期，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技术发展的任何一步都是在文明的灾难刺激下产生的。
斯巴达方阵的发明——希腊军事技术进步的第一个标志——本来就是第二次斯巴达与美塞尼亚战争的产物，它导致了希腊文明在斯巴达没有发育成熟就停滞不前了。第二个技术进步的标志是希腊步兵被分割成两个极端的类型：马其顿长矛步兵和雅典轻盾步兵。马其顿步兵方阵由双手持长矛的步兵组成，替代了过去单手持短矛的步兵，比起斯巴达方阵，在对阵中威力更大，但是一旦它的阵型被冲垮同样会缺乏机动性，显得笨拙和脆弱，除非它的两翼有轻盾步兵保护，否则它不能安全地投入战斗。这种新型的轻盾步兵是从正规步兵中挑选出来的，被训练成了散轻步兵。第二次技术改进是一个世纪生死大战的产物，从希波战争爆发到马其顿在科罗尼亚击败底比斯人和雅典人为止（公元前431—前338年），
这是希腊文明第一次解体时期。接下来技术的改进是由罗马人完成的，他们成功地在罗马军团的战术和装备方面糅合了轻盾步兵和长矛步兵的优点，克服了两者的缺陷。罗马军团的士兵都配备两支投掷长矛和一柄短剑，作战时先以展开的队列发起两次进攻，然后辅以按传统方阵装备和训练的第三次进攻。第三次技术改进是另一场生死较量的产物，从公元前220年汉尼拔战争开始到公元前168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技术改进是对罗马军团的进一步完善，这个过程始于马略，终由恺撒完成，它是一百年罗马改革和内战的共同产物，最终建立了古代希腊文明的统一国家——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的铁甲骑兵——骑着全身披甲的战马上的全身披甲的骑兵，普罗科匹乌斯曾向他的读者把这描绘成希腊军事技术的杰作——不是本土希腊人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铁甲骑兵只是希腊社会日渐衰败的最后一代人对同时代的伊朗近邻和对手军事装备的一种改进。公元前55年，他们在卡莱战役中击败克拉苏
， 第一次让罗马人见识了他们的威力。
战争艺术不是与社会躯体的一般进步正好相反的唯一进步技术。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与战争技术相距最远的另一项技术：农业技术，它一般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和平艺术的杰出成就。如果我们回溯希腊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农业技术的改进也是文明衰退的相伴物。
在开始阶段，我们似乎正在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希腊战争艺术的第一次改进是以发明它的独特共同体生长的停滞作为代价的，但是与之可比的希腊农业技术的第一次改进却结出了幸福的硕果。当阿提卡人在梭伦的倡议下，从混合农业体制走向专业化的出口农业体制的时候，这种技术进步的后果就是阿提卡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活力的爆发和迅速生长。然而，这个故事的下一章出现了相反的灾难性的转向。这种技术进步的下一阶段就是依靠奴隶劳动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扩大出口规模。这一步似乎是在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共同体中采用的，第一次可能是在阿格里琴托（Agrigentum），因为西西里的希腊人在临近蛮族人那里找到了不断扩大的葡萄酒和石油的市场。在这里，技术进步被社会的严重退步抵消了，因为新的种植园奴隶制比起旧的家庭奴隶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社会毒瘤。在统计数字上和道德上它都是更坏的。它没有感情，毫无人性的，并且遍及范围很大。最后它从西西里的希腊共同体遍布到由于汉尼拔战争的破坏早已是一片荒凉的南意大利的广大地区。凡是建立了种植园奴隶制的地方，明显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在社会方面它却成为不毛之地，因为种植园奴隶制遍及到哪里，他们就会像劣质货币取代优质货币一样冷酷地取代自耕农，使自耕农沦落到赤贫的境地。社会后果是乡村人口数量的减少，无所事事的城市寄生虫增加，罗马尤其如此。从格拉古兄弟以后，连续几代罗马改革者的努力都未能根除最后一次农业技术改进带来的这颗社会毒瘤。这种种植园奴隶制一直持续到它赖以谋利的货币经济崩溃，才自发地瓦解了。这种财政制度的崩溃是公元3世纪社会总崩溃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它部分是过去四个世纪里一直侵蚀着罗马社会躯体血管的农业弊端的产物。这样，这颗社会毒瘤的消除最终导致了与它休戚相关的社会的死亡。
美国诸产棉州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发展是由于英国棉纺品工业技术改进的结果，它是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同样情况的例子。美国内战割除了种植园奴隶制这颗毒瘤，但是它无法根除社会毒瘤，美国社会遗留下大量获得自由的黑人，不然的话，美国就全是欧洲白人的后裔了。
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缺乏相关性是显然的，技术改进了，然而文明出现了停滞或者倒退。在接下来我们考察的实例中，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技术停滞不前，然而文明却一直在变动，或者前进或者后退。
例如，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之间，欧洲完成了人类进步史的一大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和第四冰川时代晚期联系在一起的。在尼安德特人
的废墟上继起的是好些类型的人类遗迹，但它们没有表现出与尼安德特人有任何亲缘关系，相反，它们多多少少和现代人有紧密的相似性。在一定限度内，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欧洲的人类化石遗迹时，我们似乎已经进入到人类身体结构的现代时期。
人类形体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发生的变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划时代的巨大事件，因为在这一时期，低能人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人，然而，人在低能人完成转变成人的了不起的成就以后的时间中，却始终未能使自己达到超人的水平。这种对比使我们能够测量当尼安德特人被超越，智人出现的时候，人类精神进步达到何种程度。但是这种巨大的精神革命并没有伴随任何相应的技术革命。结果从技术分类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洞穴中的那些创造出至今令我们钦佩不已的壁画的聪明艺术家们不得不对这种断裂的链条疑惑不解了，但是事实上如果通过智力、身材和人类每一个显著特征来衡量的话，旧石器时代高级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低级智人之间都是可以区分开的，他们的差别就像与我们后来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
在技术停滞文明倒退的实例中也可以找到一个相反的命题，即技术停滞文明发展的命题。例如，铁器制作技术最初是在米诺斯社会即将解体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倒退时期传入爱琴海世界的，在希腊文明步米诺斯先驱的后尘进入另一场巨大的社会衰退时，这项技术并没有再发展——既没有改进也没有倒退。我们西方世界原封不动从罗马世界继承了铁器制作技术，以及拉丁字母和希腊的数学成就，然而社会出现了灾难，希腊文明已经瓦解，继之是一个间歇时期，直到新的西方文明最终从中诞生。可是这三项技术的连续性没有被相应地割断。
技术发展史像地理扩张史一样不能提供给我们衡量文明成长的标准，但是它确实揭示了一个支配技术进步的原则，即技术发展可以通过一个进步性的简化法则来进行描述。举例来说，庞大笨重的蒸汽机，看似拥有精心设计的“永恒前途”，最终还是被简洁便利的内燃机取代了，因为内燃机具有列车的速度和步行者行动自如的几乎全部灵活性，更适合于在道路上行驶。有线电报被无线电报取代了。难以理解的复杂的古代中国和古埃及文字被简单易用的拉丁字母取代了。
语言本身也呈现出相同的简化趋势，它抛弃了词形变化代之以辅助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印欧语系的语言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得到证实。梵语是现存最早的印欧语系语种，一方面它由数量惊人的变形词构成，另一方面它的无变化词极其贫乏。现代英语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抛弃了所有的词形变化而通过前置词和助动词的发展弥补了自己，而古希腊语正好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现代西方世界的服饰也由伊丽莎白时期粗俗复杂的装束简化成了今天的简朴式样。哥白尼的天文学已经取代了托勒密体系，用简单得多的几何术语对更为宏大范围内的天体运动作出了同样一致的解释。
简化可能不是一个相当准确，或者至少不是很充分的描述这些变化的术语。简化是一个消极的词语，暗含着忽略和消除的含义，然而上述实例中发生的事情不是一种缩减而是实践效果、审美观念和知性领悟等方面的提高，因此这种简化结果不是受损而是获益，而且这种获益是简化过程本身的产物，因为它释放了被许多物质媒介禁锢的能量，由此使这些能量具有了更大的潜能得以在更为宽松的媒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简化不仅仅包含工具手段的简单化，而且还是能量和重心从行为和生命的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不断转移和改变。也许我们应该用一个更为准确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灵妙化，而不是简化。
一位现代人类学家用富有想象力的笔调描绘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发展过程：
我们正在脱离地面，我们正在失控，我们的路径正在变得模糊不清。燧石永远存在，铜器持续一个文明时期，铁器延续了好几代，钢只能存在人的短暂的一生时间。当运动时代结束以后，谁还能勾画出伦敦至北京的航空路线呢？或者今天谁能说出信息以太发射和接收的路径呢？但是爱西尼（Iceni）一个消失的小小王国的防御边界仍然掠过东盎格里亚（East Anglia）的南部边界，从干涸的沼泽地延伸到毁灭的森林地区。
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一直寻找的文明生长标准，不能从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中找寻，无论是人为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它只能存在于重心的进步变化和挑战应战行为从这个领域到另外一个领域的转换之中。在另外一个领域中，挑战不是由外部侵入而是来自于内部，成功的应战也不是采取克服外部障碍的形式或者战胜了内部敌手，而是表现为内部的自我表达和自决。当我们观察一个单独的个体或者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功地对连续的挑战进行连续的应战时，当我们反问自己这种独特的连续挑战—应战是否表明了文明的生长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随着这种连续行为的依次进行，这种行为是趋向还是不趋向从前述两个领域的第一个领域转移到第二个领域找到我们问题的答案。
在那些试图仅从外部描述文明生长从开始到终结的历史叙述中，这个真理更加一目了然了。让我们举两个这样描述文明生长的代表性叙述，每一个都是个人的天才作品：M·埃德蒙·德莫兰的《典型社会道路评论》（Comment la Route cree le Type Social）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德莫兰在序言中以无可争辩的精练语言提出了环境论题：
地球表面存在着无以计数的人口种类，创造这些人种的原因是什么呢？……人种多样性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人类遵循的活动路线，正是这些活动路线创造出种族和社会类型。
这种挑衅式的宣言目的就是刺激我们阅读这本书，了解作者阐释的观点，结果我们发现他在阐释原始社会生活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在原始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特征可以仅仅依据挑战应战说从外部给予近似完整的解释，当然这不是对于文明生长的解释，因为这些社会现在已经静止不动了。德莫兰对于停滞社会国家的解释也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当作者把他的解释图式运用到家族式的乡村共同体时，读者们就会感到窘迫了。在论述迦太基和威尼斯的一章里，人们确实感到他遗漏了某种东西，但是还说不出来忽略了什么东西。当他试图依据意大利南端的水陆联运贸易学说解释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这种做法很滑稽了。到“高原道路——阿尔巴尼亚型和希腊型”这一章的时候，简直是降低我们的智力。阿尔巴尼亚人的蛮人状态和希腊的文明被分为一类，仅仅因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它们曾经碰巧经由同一个地点到达了各自地理上的目的地！我们熟知的伟大的人类事业——希腊文明竟然被降低成巴尔干高原的附属品！在这令人失望的一章里，这本书由于荒谬而自我否定了。当一种文明达到希腊文明那样的发展高度时，企图仅仅依据挑战应战说从外部描述它的生长肯定是荒谬可笑的。
当威尔斯先生考察成熟的社会而不是原始社会时，似乎同样失去了控制力。当他发挥想象力重构遥远的远古地质时代中某些生动的事件时，没有超出他的能力，尚能自圆其说。他关于庞大的爬行动物无法生存下来而“这些小小的兽形动物，这些远古的哺乳动物”如何生存的故事几乎比得上圣经里大卫和歌利亚的传奇。当这些小小的兽形动物进化到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或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时候，威尔斯先生像德莫兰一样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期望，但是当他置身于我们西方社会历史之中不得不评价独特的“高等动物”威廉·爱德华·格莱斯顿
的时候，他就失败了。他的失败只不过是因为他未能把他的精神财富随着叙述的进展从宏观领域转移到微观领域，同时他的失败揭示出《世界史纲》一书中表达的意义重大的知性成就的局限性。
威尔斯的失败可以通过莎士比亚解决同一问题上的成功衡量一下。如果我们按照灵化的上升次序把莎士比亚伟大作品的主要人物排列出来，并且牢记这位剧作家的技巧是通过展示行为中的个性表现这些人物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随着莎士比亚让这些人物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他不断地变换每部戏中英雄人物的活动场所，给予微观领域越来越大的空间，而让宏观领域逐渐远离戏的背景。如果我们把亨利五世、麦克白、哈姆雷特排成一列，我们就能够证实这一点。亨利五世相对原始的个性几乎完全体现在他对周围人为环境挑战的应战中：处理与他的好友和父亲的关系，在阿金库尔的清晨以其胆识感染战斗伙伴以及冲动地向凯特公主求婚。当我们再看麦克白时，活动场所发生了改变。麦克白面对的是与马尔科姆、麦克特夫，甚至麦克白夫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和这位英雄与自身的关系的重要性是同等的。最后，我们再转向哈姆雷特，我们看到宏观领域几乎不见了，他与暗杀他父亲的凶手之间的关系、他对奥菲莉亚的热情以及失去好友霍雷西亚的悲痛变成了这位英雄内心灵魂解决的冲突。在《哈姆雷特》中，行为场所几乎完全由宏观领域转向了微观领域。在莎士比亚这部艺术杰作中，就像埃斯库罗斯
的《普罗米修斯》和勃朗宁
的独幕戏一样，单个演员实际上占据了整个舞台就是为了给人性本身具有的汹涌的精神力量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
当我们按照精神进步的上升次序排列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时，我们从中目睹了行为场景的不断转换，这种转换同样可以在人类文明史中识别出来。当一系列挑战应战刺激文明生长时，我们会发现，随着文明的生长，行为场所总是从外部环境转向社会自身躯体内部的。
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当我们西方的祖先成功地击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猛烈冲击时，他们取得对这次人为环境胜利的方式是铸造强有力的封建主义的军事和社会工具，但是在西方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封建主义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等级差别却形成了某种压力和紧张局面，反过来又给生长中的社会带来了另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西方基督教世界击退斯堪的纳维亚人喘息未定，又要面临下一个难题——消除等级间的封建关系，代之以主权国家和市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在这连续两次的挑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行为场所从外部转向了内部。
在不同的场合考察过的其他历史进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趋势。例如，在希腊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早期出现的挑战源于外部环境：希腊境内高地蛮族的挑战和马尔萨斯式的挑战，它们都通过海外扩张得以解决了，随后而来的是土著蛮族人和敌对文明的挑战，后来的这次挑战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初25年里迦太基和波斯的同时反攻时达到了顶点。尽管这样，在亚历山大跨过赫勒斯滂海峡以及接下来罗马一路凯歌的四个世纪里，这次可怕的人为环境的挑战也被胜利地克服了。由于这些胜利，希腊文明进入了大约五到六个世纪的间歇时期，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部环境的严重挑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在这期间希腊社会完全没有遇到挑战，相反，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些世纪是希腊文明的衰落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明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成功应战的挑战。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它们，就会看到它们都是来自于对以前的外部挑战成功应战所产生的内部挑战，就像封建主义带给我们西方社会的挑战正是来自于以前作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外部压力进行应战手段的封建主义的发展一样。
比如，波斯和迦太基的军事压力刺激了希腊社会在自卫中铸成了两种强有力的社会和军事武器——雅典海军和叙拉古的僭主政治 。在下一代中，这两种武器给希腊社会躯体带来了内部的压力和紧张，结果导致了希波战争的爆发，激起了叙拉古的蛮族臣民和希腊盟邦对自己的反抗。这些动荡最终带来了希腊社会的第一次衰落。
在希腊历史的随后几个阶段里，在亚历山大和西庇阿
的远征中对外作战的军队不久就转向对内，投入到对敌手马其顿的继承者和罗马独裁者的内战之中了。同样地，叙利亚人失败以后，原来希腊和叙利亚之间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经济竞争，再次在希腊社会内部出现，并演变成东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度与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和罗马奴隶主之间的更具毁坏性的斗争。另外，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叙利亚、埃及、古巴比伦和印度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在希腊社会内部重现为希腊社会灵魂和希腊化世界灵魂的一种内部危机：这种危机就是伊西斯崇拜、占星术、密特拉教、基督教和其他许多混合宗教的出现：
他们无休止地战争，从东方到西方，
好像在我的心中行军。
在我们自己的西方历史中，就今天而言，我们同样能够找到一种相对应的趋势。它早期遭到的最激烈的挑战来自人为环境，开始是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挑战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挑战，最后是奥斯曼人的挑战。可是自此以后，事实上我们西方文明的扩张已达世界范围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扩张完全使我们摆脱了原来异族的人类社会挑战强加的被占领地位。
自从奥斯曼人第二次攻打维也纳失败以后，我们西方社会遇到的唯一一次挑战，就是列宁和他的政党在1917年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人以后西方世界面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挑战。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远没有越出苏联的国界，因而没有给我们西方文明的进步造成威胁，即使有一天共产主义的扩张实践了俄国共产主义的期望，遍布到这个行星的表面，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一种异族文化的胜利，因为共产主义不像伊斯兰教，它本身起源于西方背景之中，是对它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和批判。把这种奇异的西方教条奉为20世纪俄国的革命信念，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它表明了西方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中有一个非常模糊不清之处，这体现在列宁的职业生涯中。他是想完成还是想毁坏彼得大帝的事业呢？俄罗斯的首都从远离中心的要塞圣彼得堡迁至内部中心地区，列宁似乎要宣称自己是阿瓦库姆大主教、老信徒派和亲斯拉夫派的继承者。在这里我们可能感觉到他是神圣俄罗斯的一位先知，体现了俄罗斯灵魂深处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反动。然而，当列宁焦急地寻找一种信念时，他却求助于西方德国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比起20世纪俄罗斯先知可能采纳的其他任何西方原创理论来，马克思的理论更接近于对西方社会秩序的彻底批判。正是马克思的理论中的否定因素而不是肯定因素才使得它更加适合俄罗斯人的革命思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俄罗斯系属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1917年会被同是外来的西方反资本主义学说所推翻。这一解释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变体得以解释，在那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改造成东正教的一种感情上和理性上的替代品，马克思被奉为摩西，列宁被奉为弥赛亚，他们的全部著作被信奉为这个新的无神论派至高无上的经典。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信仰转向实际工作，考察列宁及其继任者实际上对俄罗斯人民做了什么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当我们反问自己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有什么意义时，我们只能回答它是为了力图实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机械化，力图把一个农民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人国家，把一个旧的俄罗斯改造成一个新的美国。换句话说，它是现代俄罗斯实现西方化的一次尝试。但是它过于野心勃勃、过于激进和过于粗暴了，以至于把彼得大帝的伟业都遮蔽了。当前俄罗斯的统治者正以魔鬼般的精力工作着，以确保他们一直在谴责的世界广大范围内的其他文明在俄罗斯能够取得胜利。毫无疑问，他们幻想创造一个美国装备式的、俄罗斯灵魂式的新社会——尽管这是一个把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视为他们信仰的唯一宗旨的政治家们所幻想的闻所未闻的梦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一定认为如果一个俄罗斯农民过上一个美国工人的生活，那么他将学会像工人那样思其所思，感其所感，可是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这场列宁的理想和福特的方法之间的拉锯战中，却是西方社会相反地确立了对于俄罗斯文明的优势。
在甘地的职业生涯中，也体现了这种模糊性，他对无处不在的西方化进程的不情愿推动，具有更强的讽刺意味。这位印度先知提出要切断使印度卷入西方世界大网中的棉线。他宣称：“用我们印度人的双手纺织我们印度的棉花”；“不要穿西方电动织布机的产品。我恳求你们，不要通过在印度的土地上的、按照西方模式新安装的电动织布机，来驱逐那些异族的产品”这种思想是甘地的真实思想，但并没有被他的同胞所接受。他们尊他为圣徒，但是听从他的只是他辞职后领导他们走西方化道路的主张。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甘地实际上推动了一个西方式的政治道路——印度转变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制主权国家——建立了各种会议、选举、辩论、报纸、宣传等西方式的政治机构。在这个运动中，这位先知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强大的——支持者正是那些极力破坏他的真实使命的真正的印度工业家，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工业技术移植到了印度。
西方文明战胜自然环境以后，继之而来的是由外部挑战向内部挑战的相应转移。所谓的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取得了胜利，却令人遗憾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题目非常复杂并为人熟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必详述了，我们只需记住机器出现之前的道路图景现在迅速地褪色了就足够了。那条古老的道路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带轮子的原始交通工具：独轮车、人力车、可以称得上畜力牵引杰作的牛车、狗力车和公共马车以及各处出现的预示着未来发展趋势的脚蹬车。由于道路相当拥挤，所以交通事故也经常发生，可是当时的人并没在意，因为很少有人受到严重伤害，交通也几乎没有受到妨碍。事实上这些冲撞情况并不严重，这应该归因于当时交通工具的速度非常缓慢，推动力如此之小的缘故。这种“交通问题”不是避免碰撞的问题而是改善道路条件的问题，过去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因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交通管理：没有警察值勤，也没有交通信号灯。
可是今天充斥着机械化交通工具的嘈杂声和一片混乱的路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道路上，速度和动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比如既有推动力远超过运输大象，笨重行驶的、长长的载重货车，又有像蜜蜂和子弹一样飞速而过的跑车。在这样的情况下，冲撞问题就成了最突出的交通问题，它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了。过去自然距离的挑战已经转变成司机之间的人与人关系的新挑战，致使他们陷入到经常会彼此消灭的危险之中，尽管他们学会了如何消除空间距离，但面对如此困境却束手无策了。
当然，交通问题性质的改变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它代表着这一时代两种主要的社会动力——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出现以来，我们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般变化。我们今天的发明者控制着大自然的能量，组织起成千上万人的联合行动，制造了这个非凡的进步过程，因而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好坏，都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使这些行为的物质结果和代理人的道义责任比以前更为严重、更为艰巨了。可能在每个社会的每个阶段，总有一些道德问题会成为关系到社会未来的致命挑战，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今天面对的挑战，毫无疑问是道义挑战而非物质挑战：
在今天的思想家对于所谓的机械化进步的态度里，我们觉察到了一种变化。赞美中开始掺杂着批判，沾沾自喜已经让位于怀疑，怀疑正在变成惊恐，出现了一种茫然困惑的情绪，就像一个人走了很长的路猛然发现走错了方向似的。回头不可能，但他应该怎样前进呢？如果他继续沿着这条路或别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将走向哪里呢？因此，可以原谅的是，一个老应用机械发明者站在旁边，正在以无法控制的喜悦之情欣赏着那些发现和发明席卷一切的壮观场面的时候，突然感到某种理想破灭了，但是人们仍然还会继续询问：这种巨大的进步将走向何方？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它可能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震撼的话语提出了我们心中一直想表达的问题。它们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为出自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之口，他是在纪念这一历史悠久的协会成立101周年的开幕词中谈到这一点的。这种新的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推动力，在整合西方世界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的伟大建设性任务中会发挥作用吗？或者我们会把这种新的推动力量变成我们自己的毁灭力量吗？
同样的进退两难过去在古埃及的统治者身上也许以一种更为简单的形式体现出来。当埃及祖先对于第一次自然挑战加以成功应战时，当尼罗河流域下游的河水、土壤和植物满足了人类的意愿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埃及的统治者和奴隶主以及埃及人如何使用这种现成的受其控制的了不起的人类组织，如何对他自己的意志进行应战。这是一个道义上的挑战。他愿意运用已经控制的人力和物力改善大多数臣民的处境吗？他愿意带领他们提高国王和少数贵族已经达到的福利水平吗？他愿意扮演埃斯库罗斯戏剧中的那个慷慨的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呢，还是扮演暴虐的宙斯的角色呢？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他建造了金字塔。金字塔使这些专制者永垂不朽，但是他们不像那些不朽的神灵，倒像是戴着穷人面具的磨工。他们罪恶的名声流传到民间直到变成希罗多德的不朽篇章。作为他们选择错误的死亡方式的一种报应，当其文明生长刺激的挑战从外部转向内部的那一刻时，这种正在成长的文明的命运就注定要消亡了。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的情况与之有点类似，工业主义挑战正在从技术方面转移到道义方面，可是其结果仍然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对于这种新情势的反应依旧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一章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终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连续挑战既定的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如果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这种行为趋向于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或者人为环境——转移到成长中的人格和文明内部，那么这一系列挑战和应战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成长现象。就成长和持续生长而论，它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战场的强制性应战，不得不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内部的自身挑战。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换句话说，文明衡量的标准是一个趋向自决的过程，尽管这个进步过程对于描述“生命”进入其王国的这个奇迹来说，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