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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可以对目前的讨论做一个小结。我们业已证明，孕育文明的环境是异常艰苦的，并非十分安逸，这一事实引发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某种社会法则可表述为下面这个公式：“挑战越强，刺激越大”。我们逐一考察了对五种刺激类型——艰苦环境、新地方、打击、压力和缺失——在这五个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都证明了法则的有效性。然而，我们尚须证明这个有效性是否绝对。当挑战无限增强时，刺激是否也无限增加？成功应对挑战时的应战效果是否也能无限增强呢？还是说，压力的增强有个限度，超过了便会适得其反呢？并且，假设存在这个限度，那么继续强化的挑战能否达到另外一点，以至于完全不可能引起成功的应战呢？如果是后者，那么法则就应当改为：“挑战刺激力的最高值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间的临界点上。”
挑战过度是否存在？我们尚未遇到过这种例子，况且还有些“挑战—应战”的极端例子我们尚未提及。我们还没有引证过威尼斯的例子——这座城市建在一片盐湖泥岸的木桩之上，但她的财富、力量和荣耀却超过了波河流域肥沃平原上任何一个建在坚实陆地上的城市；还有荷兰——这个国家其实是从大海口中抢救下来的，可它却比北欧平原上任何一片同等面积的地方得到过更大的历史声名；还有瑞士，她背负着群山的重荷。很可能，正是西欧这三块最艰苦的地方刺激了那里的人民，使他们通过不同道路达到了社会成就的顶峰，那些成就至今尚未被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其他民族超越。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考虑。上述三种挑战虽然程度极为严重，但其作用范围仅限于社会环境的两种条件之一。它们无疑构成困难地理环境的挑战，可是在人为条件——打击、压力和遭遇不幸——方面，物质环境的严酷并非挑战，反而是缓冲；这种环境保护了它们免受邻国遭遇的人祸。许多湖泊将泥岸上的威尼斯同大陆隔开，使她在近千年内（810—1797年）免受外来军事占领。荷兰亦是如此，她不止一次暂时毁掉了维系自身生存的工程，通过“决堤”来保卫她的中心地区。这种情况同其邻近地区，欧洲著名战场伦巴第和佛兰德斯形成了鲜明对照。
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当然，列举几个无力应对某一挑战的社会的例子极其容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深入研究一下就会知道，几乎每个最终引起一次胜利应战的挑战，都曾在此前打败过成百上千的对手，最后才被一个胜利者击败。这就是那种臭名昭著的“大自然的挥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欧洲北部的自然环境曾有效地为难过原始人类。他们没有伐木工具，即便能够清除树林，也不懂得耕种林下的肥沃土壤。因此，欧洲北部的原始人干脆躲开了森林，转而栖居沙岗和白垩丘原，并留下了石室、采石场等遗迹；后人伐尽森林时，便指责先人找到的是不宜居住的“劣地”。但对于原始人而言，温和森林的确比滴水成冰的苔藓地带更为可怕；在北美这个最难抵抗的地方，他们终于向极地挺进，走出了森林带北缘，并为回应北极圈的挑战而创造了爱斯基摩文化。然而，原始人的经济并未证明欧洲北部森林的挑战是人类无法战胜的；因为接踵而来的蛮族可能从接触到的文明那里得来了工具和技术，已能够对森林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最后到了机会成熟的时候，西方和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拓荒者在对付森林时已达到恺撒“来了，见了，胜了”般的得心应手程度。
欧洲北部森林不知阻挡了罗马人多少个年头，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它的南部边缘一带已被罗马的先驱者征服了。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在这个地方刚被开辟时到过此处，他生动描述了先于罗马到来的高卢人的赤贫且无效率的生活——他们残存的后代当时仍住在阿尔卑斯山脚的密林里，同罗马占领的毗邻地区的经济富庶形成鲜明对照。相似的对照也出现在19世纪初，肯塔基或俄亥俄原始森林中庸碌无为的红种人同精力充沛的英属北美洲殖民者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
当撇开自然环境来看人为环境时，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情况。曾经挫败一个应战者的挑战总会被后来的应战者们证明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例如，让我们看看古希腊社会与欧洲北部蛮族的关系。这里的压力是双向的，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希腊社会对蛮族的压力。当希腊文明日益深入大陆腹地时，一批又一批蛮族遇到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是屈服于这种强大外力，接受自身社会组织的瓦解，成为古希腊社会机体吸收同化的营养呢？还是抵制同化，从而成为希腊社会顽强的外部无产者，并在那个社会垂死之际分得一块残骸呢？简言之，是做尸体还是当秃鹰？凯尔特人和条顿人先后迎接了这个挑战。凯尔特人在长期斗争后失败，而条顿人则成功了。
凯尔特人的失败令人难忘，因为他们开始时地位非常有利，并曾充分发挥其优势。伊特鲁里亚人的战略失误给了他们机会。在开辟西地中海的竞赛中，那些接受了竞争对手希腊人文化的赫梯人不满足于保住意大利西海岸的据点，他们中的拓荒者轻率地翻越亚平宁山挺进内地，散居于波河平原。这样他们便过早耗尽了精力，并刺激了凯尔特人去消灭他们。结果发生了一场历时约二百年的“凯尔特人之祸”，它不仅使凯尔特人的破坏活动越过亚平宁山到了罗马（公元前390年的“异族之祸”），并且进入了马其顿（公元前279—前276年）、希腊，还东进至安纳托利亚，并在那里留下了痕迹，得名“该雷喜亚人”。汉尼拔曾利用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当同盟者，但他们失败了，这次“凯尔特人之祸”刺激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反应。他们西方的“生存空间”，从里米尼到莱茵河、泰恩河，以及他们东部在多瑙河、哈里斯河的前哨，都被罗马帝国击溃、吞并和最终消化了。
当欧洲蛮族中的凯尔特人崩溃后，接下来便轮到他们身后的条顿人面对相同的挑战。一位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学家会如何看待条顿民族的前景呢？他会想到马略曾彻底摧毁过一次流产的条顿人之祸，见到过恺撒如何将条顿人阿利奥维斯图斯逐出高卢。他可能会预测条顿人将重蹈凯尔特人的覆辙，甚至认为他们更不堪一击；但他错了。罗马的边疆只短暂到达过易北河，旋即退回莱茵—多瑙河一线并停止不动；当文明和野蛮的边界固定下来后，时间永远是有利于蛮族的。条顿人与凯尔特人不同，他们坚决抵制军队、商人和传教士等形式的希腊文明的渗透。到了公元5世纪，当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骚扰伯罗奔尼撒，控制罗马索取赎金，占领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的时候，很明显条顿人已在凯尔特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胜利；这一点足兹证明，希腊文明的压力并没有强大到不能对之进行成功应战的程度。
同样，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古希腊文明的入侵也向古代叙利亚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是否要起来反抗入侵的文明，把它赶出自己的地盘呢？面对着这一挑战，古代叙利亚社会多次尝试过应战，所有这些应战都有个共同特点。每个反希腊的活动都采取了宗教运动的形式。然而，前四次应战和第五次之间却有一个根本区别：祆教徒、犹太人、聂斯托利教徒和基督教一性论派教徒的应战都失败了；而伊斯兰教的应战却获得了成功。
祆教徒和犹太人的应战都试图借助希腊入侵前已在古代叙利亚世界里成熟的宗教力量，去对抗希腊文明的上升势头。古叙利亚文明东部的伊朗人借助祆教的力量奋起反抗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死后的二百年内，将希腊文明的势力赶出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然而，祆教徒的应战至此也到了尽头，罗马为希腊文明拯救了亚历山大远征的残余成果。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领导下，打算通过内部起义解放地中海沿岸的古叙利亚文明西部家乡。犹太人暂时战胜了塞琉古人，但罗马替后者报复了他们。在公元66—70年的罗马—犹太战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会被夷为平地，当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建起罗马殖民地埃里亚·卡庇托里纳时，那些曾被马加比家族逐出圣所的“亵渎圣地的可恶之徒”又卷土重来。
至于聂斯托利教徒和一性论派教徒，他们轮流使用一种武器来应对希腊文明，这件武器本是入侵的文明混合了希腊和叙利亚原料铸造出来的。在原始基督教的混合教义中，古叙利亚的宗教精神已被希腊化到了相当程度，以至于它更适于希腊而非叙利亚的灵魂。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派等“异端”都是力图建立去希腊化的基督教，但二者作为对希腊文明入侵的应战都是失败的。聂斯托利派大丢脸面，被赶到了幼发拉底河以东。一性论派在一些从未希腊化过的农民心中赢得了信仰，从而在叙利亚、埃及和亚美尼亚站稳了脚跟；但在城里，它相对正统基督教和希腊文明来说却始终是少数派。
一个希拉克略时代的希腊人，如果亲眼目睹了东罗马帝国在同萨珊波斯的决战中获胜，看到了正统基督教信仰在同聂斯托利和一性论派等异端的决战中获胜，他在公元630年时或许会感谢上苍使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文明成为尘世间坚不可摧的三位一体。但在此时，对希腊文明的第五次应战却已出现。甚至希拉克略大帝都不能安享余年，他还要眼睁睁看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乌玛闯入他的王国，彻底且永久地消除亚历山大以来强加给叙利亚地区的一切希腊化痕迹。伊斯兰教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它把希腊文明最终逐出了叙利亚世界。当年，亚历山大无情地中断了叙利亚统一国家的进程，在其使命尚未完成时便推翻了波斯的阿契美尼王朝，但它又在阿拉伯哈里发手下重新统一了。最后，伊斯兰教终于给了叙利亚社会一个土生土长的统一教会，并使它在持续了几百年后，到最终消逝时又能确保它留下了后代；因为伊斯兰教会已成为将在未来适时出现的阿拉伯、伊朗文明的母体。
我们本想找到证明存在挑战过度的例子，但前面的例证表明我们尚未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是否存在另一种研究办法，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让我们试着从另一头开始我们的研究。此前，我们都是从一个击败了应战者的挑战开始。现在我们试着从一个既有刺激效果，又引起了成功应战的挑战谈起。在前章诸节里，我们讨论过许多这类例证，并比较过各种相同或相似的应战者或统治的情况，应战者成败各异，挑战的严厉程度亦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这些两分比较的例子，看看能否把两分法变成三分法。
我们可以寻找第三种历史情况，那里的挑战不比我们的出发点更温和，而是更为严厉。如果我们能找到这第三种状况，那么我们选择的出发点——成功的应战——就会变成两极之间的中点。对这个中点而言，两端的挑战要么过于温和，要么过于严厉。假使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应战的成功又表现为什么情况呢？我们已经发现，挑战不足时反应较弱，当挑战最为严重时，反应是否也最为成功呢？假若并非如此，当挑战的严重性超过中点时，应战的成功程度不升反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挑战和应战之间的关系服从“报酬递减原则”；我们会发现，刺激在这个中点处达到最强，与挑战的最高点不同，这个中点应称为挑战的“最适点”。
我们已经知道，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在文学、政治上的最高成就不是出现在挪威、瑞典或丹麦，而是出现在冰岛。这种成就得之于对双重刺激的应战，一是海外移民，二是地理环境，因为冰岛的土地比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们离开的故国更为荒凉贫瘠。我们不妨假设，把这个挑战的严重程度加倍，让这些北欧人再航行五百英里，到一个荒凉程度之于冰岛犹如冰岛之于挪威的地方。那么，这个极北地区能否孕育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使它在文学和政治上两倍辉煌于冰岛呢？这个问题并非异想天开，因为我们的假设恰好符合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继续前行到格陵兰的事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可置疑。在格陵兰的定居失败了；在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格陵兰人面对着对他们来说也过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步步走向悲剧性的失败。
我们已经比较过，新英格兰的酷寒和硬土的自然挑战和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较温和的挑战，对英美殖民者产生了不同作用，并且看到，正是新英格兰人在争夺大陆控制权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很明显，挑战“最适区间”的南部界线大体相当于梅逊—狄克西分界线。我们现在要问，气候刺激的最适区间有没有北部界线？我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立刻想到，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最适气候区的北方界线其实就在新英格兰之内；因为，当我们提及新英格兰和它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时，我们想到的只是它六个小州中的三个——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而不包括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缅因。马萨诸塞一直是北美大陆英语社会中的发达地区。它在18世纪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此后，虽然整个美国发展迅速，但马萨诸塞依旧维持了它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并大体保住了在工商业中的优势。相反，缅因尽管在1820年成为独立州前一直隶属于马萨诸塞，但它始终是不重要的，时至今日还像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是一件表现17世纪住着伐木人、渔民和猎手的新英格兰的遗物。这块艰苦地方的人民只有靠当导游来弥补一点生活的困窘，当北美的许多城市还未兴建时，缅因已是如此了，现在那些大城市的居民到这个幽静之地来度假，它却依然如故。今天的缅因既是联邦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也是城市化水平最低，变化最少的地区。
如何解释缅因和马萨诸塞之间的反差呢？看起来似乎是新英格兰的艰苦环境在马萨诸塞达到最适点，而在缅因就大到了引起人类应战效果减退的程度了。如果我们继续向北看，这种假设就显得更为正确。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萧条落后的地区。在更北的地方，纽芬兰近年来被迫放弃了自己为争取独立地位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甘愿成为事实上的英国殖民地，以争取大不列颠的援助。再向北走，拉布拉多半岛的情况和北欧人定居的格陵兰一样——那是最严酷的挑战，与其说是“最适的”，还不如说是“最不适的”呢。
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情况显然一样。例如，在巴西，国民财富、设施、人口和能量都集中于南纬二十度以南——广袤国土中的弹丸之地。此外，巴西南部在文明程度上又不如更靠南的地区，如拉普拉塔河两旁的乌拉圭共和国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显然，在南美洲大西洋沿岸，赤道地区并不产生刺激，而是使人安逸的地区；但也有证据说明更具刺激性的拉普拉塔河口温带气候是最适点；因为如果沿海岸再往南走，我们会发现“压力”无疑渐强，但应战在越过巴塔哥尼亚的贫瘠高原后就逐渐变弱了。继续走下去，我们目睹的情况就更糟；我们将看到一群饥寒交迫的野人，在火地岛的冰天雪地里苟延残喘。
我们再举一例，这里的挑战不完全是自然环境，而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并存。
现今，关于阿尔斯特和爱尔兰其余部分流传一种人所共知的对比。爱尔兰南部是古老的农业区，阿尔斯特却是现代西方最繁忙的工业区之一。贝尔法斯特跟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汉堡或底特律是同一级别的城市，而现代阿尔斯特人也以能干和不喜交际闻名于世。
阿尔斯特人在面对何种挑战时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他们遭遇了两种挑战：一是从苏格兰渡海移居至爱尔兰，二是他们到阿尔斯特后同爱尔兰本地居民的竞争，那些爱尔兰人本很富有，却逐步受到他们的排挤。这两种困难产生的刺激作用可由下面的事实证明：阿尔斯特今天的力量、财富远胜过阿尔斯特人的老家，他们本是在17世纪初从靠近英格兰边界的苏格兰地区和沿着“高地界限”的低地边缘一带迁来的。
不过，现代阿尔斯特人并非这个族群在海外的唯一后裔；因为苏格兰拓荒者们移居阿尔斯特后生下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又在18世纪从阿尔斯特向北美迁徙，他们的后代至今还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密林里，这片高地区从宾夕法尼亚直到佐治亚，跨越了美国的五六个州。这第二次迁移的结果又如何呢？17世纪时，詹姆斯国王的臣民越过圣乔治海峡，他们不再去对抗野蛮的高地人，而去对抗野蛮的爱尔兰人。到了18世纪，这些人的后代越过大西洋，到美洲森林里去对抗印第安人。无论从自然还是从人为角度看，美洲的挑战显然都比爱尔兰更严重。更严重的挑战能否引起更强烈的应战呢？比较一下今天那些已分手二百年的阿尔斯特人和阿巴拉契亚人就知道，这个答案又是否定的。现代的阿巴拉契亚人不仅没有比阿尔斯特人进步；而且没能保持原来水平，变得每况愈下。事实上，今天的阿巴拉契亚“山民”不比野蛮人强多少。他们又倒退回文盲和巫术的年代去了。他们贫穷、肮脏、多病。在美洲，他们的地位如同旧大陆后来的白种蛮族——里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帕里人和虾夷人；但后者还不过是古代蛮荒状态的残余，阿巴拉契亚人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悲剧，他们曾经拥有文明，但又把它丢掉了。
在阿尔斯特—阿巴拉契亚的例子中，挑战包括自然和人为两方面，但在另一些仅属人为的挑战中，“报酬递减原则”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战争破坏的挑战效果就存在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举过两个例子，在那里战争的严峻挑战得到了胜利的应战；面对波斯侵略的破坏，雅典成为了“全希腊的学校”，面对拿破仑侵略的破坏，普鲁士变成了俾斯麦的德国。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过于严重的战争挑战，它造成的创伤会溃烂，以致最后致命呢？我们能发现。
汉尼拔对意大利的蹂躏，就不像其他一些较轻的刺激那样，没有产生因祸得福的效果。意大利南部的耕地被破坏后，一部分变成牧场，一部分成了葡萄园和橄榄园，这种新的农业经济（种植和畜牧都不例外）都靠奴隶劳动，奴隶取代了汉尼拔部下焚毁茅舍、野草荆棘盖满荒村之前劳动的那些自由农民。这是一次从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从自耕到奴隶劳动的巨大转折。它无疑会暂时增加农产品的货币价值，但与其产生的罪恶相比可谓得不偿失——它降低了农村人口，使大批无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赤贫无产者。到了汉尼拔撤出意大利后的第三代人，格拉古兄弟试图用立法手段阻止这种罪恶的蔓延，结果不但没能制止经济变革，反而引发了政治动乱，使得罗马共和国的失衡局势更加严重。政治纷争发展为内战，在提比略·格拉古任保民官的一百年后，罗马人接受了奥古斯都的永久性独裁统治，作为治愈当时政治痼疾的猛药。因此，汉尼拔对意大利的破坏，并未像薛西斯对阿提卡的破坏刺激雅典人那样刺激罗马人，而是给他们造成了致命伤。军事破坏的不幸达到波斯人的强度便会具有刺激性，但在达到布匿人的强度时就是致命的了。
我们已比较过不同程度的自然环境挑战对不同英国移民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中国移民对不同程度的人为挑战的反应。当中国“苦力”移居英属马来或荷属东印度群岛时，他很可能因此得到好处。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进入异邦的社会环境。由于承担了这种苦难，他得以改变身边的经济环境，摆脱了古老社会传统对自己的压制，而被刺激着去改善自身的处境，并有了许多致富的机会。然而，假使我们加大他们作为经济机会代价而承受的社会苦难，不送他们去马来亚或印度尼西亚，而送他们去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那么，我们这位有进取心的“苦力”即便获准进入“白人的家乡”，也要承担严重得多的苦难。他将不仅发现自己处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地位，而且还会受到恣意的压迫，因为当地法律本身就歧视他们，不像马来亚那样，有一个宽厚的殖民当局替他们设一位“中国人的保护官”。这种更严酷的社会苦难能否引起更具活力的经济应战呢？不会的。只要比较一下中国人这个富有才智的民族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在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达到富裕地位程度的不同，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文明对野蛮的挑战：在欧洲，随着各种文明的光辉相继射入这块曾是黑暗大陆的腹地，一批批的蛮族接受了这一挑战。
当在研究这个戏剧性事件时，我们注意到了一次异常辉煌的应战。希腊文明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开出的最灿烂的文明之花，它的诞生是欧洲蛮族回应米诺斯文明挑战的结果。当海上的米诺斯文明势力进入希腊半岛立足时，内地的亚该亚蛮族并未被消灭，征服或同化。相反，他们设法维持了自己作为“米诺斯海上霸权”外部无产者的身份，同时又学会了他们抵抗的那种文明的种种技艺。后来，他们也来到海上，推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从而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真正祖先。我们已经知道，亚该亚人是古希腊文明的祖先，这一点可以从宗教方面看出来，因此奥林匹亚万神殿里诸神的特征明显表明，他们出自亚该亚蛮族那里，而在古希腊神殿里，来自米诺斯世界的遗迹不是一点没有，就是仅仅出现在古希腊神庙的旁边小庙或地下圣堂里——也就意味着包含在某些地方崇拜，非主流神话和秘仪信条里。
古希腊文明的灿烂足以证明这次刺激的强度；但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加以衡量，就是比较亚该亚蛮族和另一批蛮族的命运，后者由于位置遥远和交通受阻，在亚该亚人遭遇米诺斯文明挑战并进行卓越应战的两千年里，都还没有接受任何文明的影响。这些人是斯拉夫人，当大陆雪线后退时，他们占据了普里彼特沼泽这块劣质土地以栖身。他们长期在此过着欧洲蛮族的原始生活，当由亚该亚人民族大迁徙拉开序幕的漫长古希腊戏剧已在条顿人的民族大迁徙中结束时，这些斯拉夫人的生活依然如故。
到了这个欧洲蛮族时代的晚期，斯拉夫人终于被游牧的阿瓦尔人轰出老窝，阿瓦尔人在诱惑下离开了故乡欧亚草原，想在条顿人破坏打劫罗马帝国的活动中分一杯羹。面对陌生的农耕世界，这些草原来的流浪者们打算改变旧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环境。阿瓦尔人在草原上本是放牧牛群的；他们到了耕地上，便发现最适合放牧的牲畜乃是农人，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人群的牧者。他们过去曾掠夺邻近牧民的畜群来充实新占的牧场，现在他们也四下寻找人群去填充落入自己手中的那些人口不足的罗马帝国行省。阿瓦尔人选中了斯拉夫人，将他们成群地赶出来，让他们住在自己安营扎寨的匈牙利平原周边的广大地区，看起来，斯拉夫人的西方边境各族——现代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祖先——就是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是不光彩地姗姗来迟。
亚该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对比说明，对一个原始社会而言，完全避免同文明接触的挑战乃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事实上，这种挑战在一定的严重程度内是有刺激作用的。但假使我们加强这种挑战，让米诺斯文明放射出更强的光芒，那么我们是会得到超出古希腊文明亚该亚祖先的回应，还是会再度看到“报酬递减原则”的作用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无需虚构，因为在亚该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还有另外几批蛮族，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不同文明光辉的照耀。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受到过强光芒照耀而失败的欧洲蛮族例子。我们已知道，凯尔特人如何通过伊特鲁里亚人的媒介受到刺激，并在应战中暂时爆发出了活力，终于被消灭、征服或同化。我们也比较过，在抵挡希腊文明的影响时，凯尔特人最终失败，而条顿人则取得了相对成功。我们还注意到，在欧洲蛮族中，条顿人跟凯尔特人不同，他们抵挡了希腊文明的破坏，得以保住其希腊世界外部无产者的地位，并在希腊社会行将就木时将它一击了结。同凯尔特人的惨败相比，条顿人的应战是成功的；但当我们比较条顿人和亚该亚人的成就时，我们立刻会认识到条顿人赢得的不过是皮洛士式的胜利。他们出现在古希腊社会垂死之际，但他们当场就遭受了这个死去社会的敌对无产者子嗣的致命一击。这个战场上的胜利者不是条顿军事集团，而是罗马天主教会——希腊社会的内部无产者已融入其中。到了7世纪末，但凡敢于闯进罗马帝国的阿里乌派或异教条顿军事集团，不是皈依了天主教，就是已被消灭殆尽。新生文明同古希腊文明的子体关系是通过内部而非外部的无产者充当媒介的。跟基本由亚该亚蛮族创造的古希腊文明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基本是天主教会创造的。
我们现在把这一系列挑战按严重程度的递增顺序排个队。斯拉夫人长期未受挑战，因此缺乏刺激，处于很糟糕的地位。从应战效果看，亚该亚人受到的挑战最为适中。条顿人顶住了希腊文明的挑战，但后来却败于天主教之手。凯尔特人遭遇了古希腊社会的全盛时代——这与遭遇其衰退时代的条顿人不同——因而遭致覆灭。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遇到的是两个极端——一边是寂寞的隔绝，一边是过于猛烈的炮火。亚该亚人和条顿人居于相对的“中间位置”，这里的情况是四种而非三种；但最适中的却是亚该亚人的经历。
我们能否将璀璨文明和欧洲蛮族间发生挑战关系时报酬递减原则起作用的临界点确定得更准呢？这是可能的；因为有两个例子我们还没举过。一是作为我们西方社会母体的罗马天主教会和流产的“凯尔特边疆”的远西方基督教世界间的冲突；二是西方社会在早期同远北方社会（北欧海盗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之间的冲突。在这两个冲突中，对手是蛮族的“后备军”，它们一直处于罗马势力范围之外，直到先锋条顿人把宝剑刺入古希腊社会的垂死之躯时——他们毁灭了希腊，自己旋即遭到毁灭——它们仍旧按兵不动。此外，这两支后备军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虽不及亚该亚人，却远胜于条顿人；而按我们刚才进行的四者比较，条顿人的成就是仅次于亚该亚人的。亚该亚人成功创造了一种伟大的文明，它取代了其敌手米诺斯文明。条顿先锋们在破坏的狂欢中暂时享受了一段“好时光”，但他们没有或很少有积极成就。与此不同的是，远西方基督徒和北欧海盗都创造了文明，但它们都在襁褓时期就遇上了过于强大的挑战。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及，世界上存在一种流产的文明——这种文明没有列在我们的文明表里，因为文明的实质体现于它成熟时的成就，而这些文明都“夭折”了。现在的论题使我们有机会谈谈其中的两个。
凯尔特边疆对基督教的反应十分独特。同皈依阿里乌派的哥特人与皈依天主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这些凯尔特人没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外来宗教。他们不许基督教破坏其民族传统，便将之改造为适合自己蛮族社会遗产的形式，勒南说：“没有别的民族在接受基督教时表现出他们那样的创造性。”
也许我们在罗马治下不列颠中基督教化的凯尔特人的反应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对于那些人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知道他们中间出了个异端首领贝拉基，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里引发了混乱。然而，从长远看，比贝拉基派更重要的是贝拉基同时代的同胞帕特里克的业绩，他把基督教带到了罗马世界境外的爱尔兰。
英吉利人的跨海大迁徙（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给了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一次沉重打击，却给了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以机会。当时基督教的种子刚在爱尔兰入土，这次迁徙使爱尔兰远离了罗马帝国在西欧的旧行省，而那些地方正发展着一种倾向于罗马的新基督教文明。正是在文明生长早期的定型阶段，这种隔离才使得以爱尔兰为核心的，独立且与众不同的“远西方基督教社会”胚胎有可能同大陆上新生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同时出现。远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创性在基督教会组织、宗教仪式、圣徒传记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圣帕特里克传道（约公元432—461年）后的一百年内，爱尔兰教会不仅发展了它的显著特点，还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大陆上的天主教。这一点有下列事实为证：当隔绝结束后，爱尔兰的传教士和学者们在不列颠和大陆受到了热烈欢迎，而那些地方的学者们也急切地想研究爱尔兰的这个教派。爱尔兰文化上的优势时期大约始于公元548年爱尔兰的克隆玛克瑙埃兹修道学院成立，终于1090年拉第斯的圣詹姆斯爱尔兰修道院建立。但文化交流并非岛上和大陆基督教社会重新接触的唯一社会结果，另一个结果是对权力的角逐。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未来的西欧文明应当产生于爱尔兰的还是罗马的胚胎；在这一点上，爱尔兰人早在失掉文化霸权之前很久时就已经失败了。
斗争在7世纪达到高潮，那时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信徒们和爱奥那的圣哥伦巴信徒们竞相争取诺森布里亚的盎格鲁人皈依——这导致了他们的代表在惠特比宗教会议（公元664年）上进行了戏剧性的会见，诺森布里亚国王的决定倾向于罗马代言人圣威尔弗雷德。随着塔苏斯的提奥多尔从大陆过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按照罗马制度组织了英格兰教会，并以坎特伯雷和约克作为主教驻节地，罗马的胜利可谓大局已定。其后五十年间，所有爱尔兰边疆的社会——皮克特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布立吞人，最后是爱奥那本身——相继接受了在惠特比本引起过争议的罗马剃发仪式和罗马计算复活节的办法。但另外一些差异直到12世纪才得到消除。
从惠特比宗教会议时起，远西方文明便处于孤立和必败的境地。9世纪的爱尔兰遭受了北欧海盗的严重破坏，没有一座爱尔兰修院免遭洗劫。据我们目前所知，9世纪爱尔兰境内没有写出过一篇拉丁文作品，尽管此时前往欧洲大陆避难的爱尔兰人正在学术上达到鼎盛。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本来是对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最适挑战，成为塑造英、法两国的动力，但它对于重新陷于孤立的爱尔兰却是远远过度了的挑战，使得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赢得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布立安·波鲁在克伦塔夫打败了来犯之敌。最后一击来自安茹王朝国王亨利二世，他带着教皇的祝愿，开始了盎格鲁诺曼人对爱尔兰的征服。凯尔特边疆的这些精神拓荒者没能创造自己的新文明，反而屈居对手篱下，被剥夺了独立创造的自然权利。但爱尔兰的学术界注定要服务于大陆上西方文明的进步，躲避斯堪的纳维亚人进攻的爱尔兰学者们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作出了贡献，哲学家兼神学家埃里金纳无疑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在同爱尔兰争夺新生西方文明创造者地位的斗争中，罗马仅稍占上风。而当新生的基督教文明仍处于婴儿期时，它就不得不在短暂喘息后，为了同一目的进入第二场斗争——这次是同那些长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按兵不动的北欧蛮族中的条顿后备队进行争夺。这次的情形更加危殆。竞争在军事和文化两个方面展开，同二百年前争夺未来西方基督教主体地位的爱尔兰、罗马胚胎相比，这次对抗的双方强大得多，彼此间也陌生得多。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爱尔兰人的历史有个共同点，他们在没有接触到未来的敌人——西方基督教世界前都经过了一段孤立期。爱尔兰的基督徒因盎格鲁撒克逊异教徒涌入英格兰而受到孤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陷入孤立则是由于在6世纪末，斯拉夫异教徒插了进来，沿着波罗的海南岸从涅曼河推进到易北河一线，填补了那些卷入古希腊社会之后民族大迁徙的条顿人撤离后（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仍留守故乡）留下的空间。这样一来，爱尔兰人同基督徒教友们隔离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同条顿同胞隔离了，他们之间都插进了更野蛮的蛮族。然而，二者有个根本差别。罗马帝国早先的光芒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前已在爱尔兰人中间点燃了基督教的火花，它在孤立时期燃起了熊熊烈焰，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却始终是异教徒。
同其他民族大迁徙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迁徙也是蛮族对文明压力的反应，这里的文明来自查理曼的帝国。这个帝国不过是个假象，因为它不仅华而不实而且过于早熟。它在极原始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胡乱堆砌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政治上层建筑；它不安分的最明显例子便是查理曼对萨克森的征服。当查理曼于公元772年出发，试图通过军事征服将萨克森并入罗马基督教的版图时，他背离了爱尔兰和英格兰传教士们过去一百年里采取的和平渗透方式，结果遗祸无穷，那些传教士本曾有效地扩张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图，使巴伐利亚人、图林根人、黑森人和弗里吉安人皈依了基督教。法兰克与萨克森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苦难损害了新生西方社会的脆弱组织，也引发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灵魂深处的“野蛮狂热”，当伊特鲁里亚人野心勃勃的扩张止步于阿尔卑斯山麓时，凯尔特人的灵魂深处也曾涌起过同样的热望。
无论从广度还是强度上说，8到11世纪发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都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期间的凯尔特人扩张。没能包围古希腊世界的凯尔特人右翼到了西班牙腹地，左翼进入小亚腹地，但同北欧海盗的活动比起来却不免相形见绌。后者左翼伸入俄罗斯，右翼深入北美，同时威胁着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况且，同凯尔特人暂时控制罗马和马其顿时的古希腊文明相比，北欧海盗试图沿泰晤士河、塞纳河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占伦敦、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时的两个基督教文明形势更加危险。此外，当这个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冰花般的美丽还没有消融于基督教的暖风时，它在冰岛上的成就与前途便早已远远超越了粗糙的凯尔特文化，那里的遗址已被考古学家发现了。
由于本书研究方法的性质，有些历史事件不得不在不同章节里重复出现。我们已经讲过，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对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构成了挑战，这两个民族成功应对了这次挑战，不仅实现了内部统一，还使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改信了基督教，被纳入他们的文明范围（见122页）。如同凯尔特基督教文化死亡后，它的子孙都丰富了罗马基督教文明一样，诺曼人也在两百年后成为拉丁民族扩张的急先锋。事实上，确已有位历史学家用一种生动的“矛盾形容法”，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描写为基督教化了的北欧海盗的一次远征。我们也写过冰岛在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并估计过，假使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们取得了亚该亚人那样的成就，将基督教赶入地下，在全西欧建立了自己的异教文化，成为当地古希腊文明唯一的继承人的话，那又会产生何种新奇结果。我们还须看看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是如何在本土被征服和消灭的。
这次征服的原因是西方恢复了被查理大帝抛弃的策略。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自卫时的确采取了军事路线，但当西方的军事防御已阻止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军事入侵时，西方人就恢复了和平渗透的策略。西方基督教世界首先改变了境内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宗教，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信仰，随后又对那些留在家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此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种突出品质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他们具有惊人的接受能力。同时代一位西方基督教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用两句蹩脚诗发表过这个意见：
他们总是接受加入自己行列者的语言和风俗，结果总是合并成一个民族。
例如，很奇怪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们早在皈依基督教前，就视查理曼（Charlemagne）为英雄，常替自己的儿子起个“卡鲁斯”（Karlus）或“玛格努斯”（Magnus）的名字。如果那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也爱用穆罕默德或乌玛作为名字的话，我们就得承认，此风一开，西方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前途就要黯淡多了。
10世纪末，同时在位的俄罗斯、丹麦和挪威这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君主，以独断专制手段强迫人民正式、公开地皈依了基督教。挪威起初发生过坚决抵抗，但丹麦和俄罗斯都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变化。这样一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不仅被征服了，还被分割了，因为东正教不仅分担了北欧海盗的攻击性，而且还分担了它日后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反攻性。
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小国）的使臣或商人比较了自己的森林崇拜和君士坦丁堡的雅致信仰。他们以赞赏的目光盯着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圣人和殉道者栩栩如生的画像，祭坛上的财宝，神职人员的众多和他们身着的教衣，仪式的富丽和规范；他们身处虔诚的肃穆与柔和的颂歌交替出现的氛围之中，感到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这时，想说服他们相信每天都有天使唱诗班降临人间，同基督徒们一同礼拜也并非难事。
冰岛的皈依在公元1000年后差不多就开始了，这是冰岛文化没落的开始。不错，后来那些将英雄故事整理成文，收集冰岛古诗，为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族谱和法典撰写经典摘要的冰岛学者的确同时继承了基督教和北方的文化传统；他们进行这些工作时已到了改宗后的150年至250年间。但这种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乃是冰岛天才创造的最后伟业。我们可以拿荷马史诗在古希腊史中的作用来比较一下。这些史诗也是“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因为它们是在感人的英雄时代过去之后，才由“荷马”以文学形式创作出来的。但古希腊的天才在创造了这些史诗后，又在其他领域达到了同样辉煌的成就，而冰岛的成就在公元1150—1250年左右达到荷马式的高峰后，就从此销声匿迹了。
为了结束这段研究，让我们观察一下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影响，看看它能否再提供一个读者已熟知的“三分法比较”的例子。我们在前文中已看到，伊斯兰教的一次挑战如何引起了一次“最适”反应。它在8世纪对法兰克人提出的挑战引起了一场历时数百年的反攻，结果不仅把穆斯林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还超过了既定目标，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送往海外各大洲。在这方面，我们也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它在远西方基督教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失败中也出现过。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在被彻底清除摧毁之前，他们的文化已服务于其胜利的对手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学者们无意间为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学者建筑的哲学大厦贡献了力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若干作品也是首先靠阿拉伯译本传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此外，西方文化受到的许多“东方”影响，本来被人们认为是十字军进入叙利亚造成的，其实也得之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
穆斯林从伊比利亚跨越比利牛斯山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可怕，因为这个前线距伊斯兰教在西南亚洲的大本营太远，而找到一条较短的交通线并不困难，那里发动穆斯林进攻的后果也严重得多。这个地方便是安纳托利亚，当时东正教文明的堡垒。在进攻的第一阶段，阿拉伯侵略者们试图让“罗姆”（他们这样称呼罗马）无法干预，好让自己穿过安纳托利亚直捣皇城，彻底推翻东正教世界。公元673—677年和717—718年，穆斯林两度发动对君士坦丁堡并不成功的围攻。甚至在第二次围攻失败，两个大国的疆界稳定在托罗斯山一线后，穆斯林每年还是要定期两次劫掠东正教在安纳托利亚残存的领土。
东正教徒对压力的反应是采取了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种反应短期看来是成功的，因为它遏制了阿拉伯人。但从长远看它却是不幸的，因为它对东正教社会的内部生活和成长产生了有害作用。这种权宜之计是由叙利亚人利奥为东正教世界招回了罗马帝国的“阴魂”，差不多两代人前，查理大帝在西方也干了同样的事，不过没有成功（因此几乎是无害的）。叙利亚人利奥这一做法的最大祸患在于不顾东正教会的利益而扩张了拜占庭国家的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百年战争，一方是东罗马帝国和大主教区，另一方是保加利亚王国和大主教区。这种自戕导致东正教会原封不动地死在自己的地盘上。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同它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挑战不同，伊斯兰教压力对东正教世界的挑战是过度的。
我们能否再找个例子，说明不够剧烈的伊斯兰教影响就产生不了刺激作用呢？能够的；因为这个结果到今天还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见到。一性论派基督教社会至今仍幸存在这片非洲荒野上。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大社会奇迹。第一，自从1300年前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埃及时起，它就几乎与其他基督教社会完全隔绝，却能生存至今；第二，它的文化水平极低。尽管国联经过犹豫后还是吸纳了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这个国家却不过是动荡和野蛮的代名词——而且是封建状态下的混乱和奴隶贸易的野蛮。真的，除利比里亚外，这个唯一保持完全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景象恰恰是解释非洲其他地区遭欧洲列强瓜分原因的最好注脚。
人们思考一下就会明白，阿比西尼亚的特点——残存下来的独立状况和文化停滞——都出于同一原因，这块“化石”的所在地是一片几乎无法入侵的高原荒野。无论是伊斯兰教的波涛，还是我们近代西方文明更有力的浪潮都只能冲刷高地的脚下，偶尔把浪花溅到上面，却无法长期将它淹没。冲刷高地的危险波浪其实也不多，并且来去匆匆。16世纪上半叶，阿比西尼亚曾有被穆斯林征服之虞，因为当时红海沿岸低地的穆斯林先于阿比西尼亚人得到了火器，但索马里人从奥斯曼人那里得来的火器很快也由葡萄牙人交给了阿比西尼亚人，这及时地使他们免于毁灭。此后，葡萄牙人在那里已无余热可取，反而成了憎恶的对象——因为他们试图让阿比西尼亚人由一性论派变成天主教徒，于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西方基督教在阿比西尼亚受到了镇压，来自西方的人全被驱逐——与此同时，日本也采取着相似的政策。
1868年，英国人远征阿比西尼亚的活动取得了完全成功，但却无果而终——不像15年前美国海军在日本的“叩关”那样。然而，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时期，总要有某个欧洲强国试图染指阿比西尼亚，于是意大利人就动手了。这一次，法国人扮演了250年前葡萄牙人的角色，他们向曼涅里克皇帝出售后膛枪，帮助他在1896年的阿杜华大败意大利侵略者。到了1935年，意大利人怀着更坚定的决心卷土重来时（他们这时有了一种新式的野蛮教条的武装
），一时间他们看似成功终结了阿比西尼亚不可侵入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命途多舛的西方世界里刚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
但意属埃塞俄比亚帝国成立还不到四年，由于墨索里尼参加了1939—1945年的大战，在1935—1936年为挽救国联而不去支援阿比西尼亚的英国，为了自救被迫在1941—1942年替阿比西尼亚出一份力，如同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从前危急关头的援手一样。
自从1600年前阿比西尼亚接受基督教以来，它一共只受过四次外来攻击。其中至少前三次迅速被击退，没有产生什么刺激作用。如果连这些攻击都没有，它的经验就是一片空白。这个事实或可说明，认为没有历史的民族才能获得幸福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国家的经历不过是苍白背景中单调而毫无意义的暴力，用古希腊语的说法，就是处于不受经验痛苦伤害的境界，也就是不为刺激所动的境界。1946年，海尔·塞拉西皇帝及其富于自由思想的助手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但对于阿比西尼亚的第四次外来进攻能否较以往产生更大的刺激作用，还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