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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迄今为止探寻引起文明起源的确切因素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古典学派的方法。我们一直在用抽象的词语进行思考，用无生命的力——种族和环境进行实验。现在这些做法都没有结果，我们就该停下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失败是否因为方法错误。或许受到一种即将逝去的时代精神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已成为我们称之为“无情感的谬误”的牺牲品。卢斯金
警告他的读者不要“情感谬误”，凭想象把无生命的事物当成有生命。但我们同样有必要防止相反的错误，把为了研究无生命的自然界而设计的科学方法应用于研究生命的历史思想。在我们最后一次尝试解决这个谜团时，让我们依循柏拉图的导引，试试这条可供选择的路线。让我们此刻闭眼不看科学的法则，以便洗耳恭听神话的语言。
很清楚，如果说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作用的结果，那么必定是它们之间某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寻求的因素不是某种简单的事物而是复杂的事物，不是一种统一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我们可以这样选择，可以把这种关系设想为两种非人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以把这种关系设想为两位超人个性之间的不期而遇。让我们的思想接受第二种设想，也许它将指引我们走向光明。
两位超人个性的不期而遇正是人类的想象所构思出来的一些最伟大戏剧的情节。耶和华与蛇的遭遇是“创世记”中关于人堕落的故事情节。这两个同样的对立者之间的第二次遭遇被心智不断提高的叙利亚人所修改，成为《新约全书》中的赎罪故事的情节。上帝和撒旦之间的一次不期而遇是“约伯书”的情节。上帝和墨菲斯托菲里斯
的一次遭遇是歌德《浮士德》的情节。上帝与魔鬼间的一次遭遇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瓦拉预言》
的情节。阿尔忒米斯与阿佛洛狄忒的一次遭遇是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的情节。
我们发现另一个版本的相同情节，可谓无处不在和一再重现的神话——如果说曾经有过一种“原初的形象”的话——也就是圣母与她的孩子爹之间的那次相遇。这一神话中的人物曾经以无数的名字（达奈和金雨，欧罗巴和公牛，受伤的大地之神塞默勒和发出霹雳的天空之神宙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爱昂》中的克鲁莎与阿波罗，普赛克与丘庇特，葛莱琴与浮士德。
在我们今天的西方世界，这一变幻不定的神话通过我们的天文学家关于行星体系起源的结论再次表达了出来，下列“教条”可以为证：
我们认为……大约20亿年以前……有另外一颗星球在空间无目的地漫游，正好运行到与太阳呼应的一定距离之内。如同太阳与月亮引起地球上的潮汐一样，这个星球也一定引起太阳表面的潮汐。但是它们也许与质量很小的月亮在我们的海洋中引起的小潮汐有很大不同，一场巨大的浪潮一定掠过太阳的表面，最终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潮峰。随着引起这一混乱的造因者越来越近，潮峰也越来越高。在这颗星球开始离去之前，它的吸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潮峰本身竟然被撕裂，抛射出一些小碎片，很大程度上像是喷溅的浪花一样。这些小碎片从此环绕它们的太阳母体运行，它们是大大小小的行星，我们的地球乃是其中之一。
这位精准的天文学家在做完了他个人的全部复杂计算之后，再次说到太阳女神和对她的冒犯者之间不期而遇的神话，这类神话不过是我们熟知的无知孩童讲的故事而已。
一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家也承认，我们正在研究的文明起源的原因在于这种二元的存在及其作用。他的研究先是集中于环境，终止于对生命神秘性的一种直觉认识：
环境……并非文化形成的全部原因……它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也许最好是老实地把它称作“x”，一种未知的量，显然是心理上的量……如果说x在这件事上不是最明显的因素，那它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最能决定命运的因素。
在我们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这种习见的超人之间不期而遇的题材本身已得到了强调。我们在先前曾说到“一个社会……在其一生的过程中要遇到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是一种需要经受磨难的挑战”。
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这个具有如此不同背景条件和多种形式的故事或戏剧的题材。
我们可以从两个一般特点说起：这种不期而遇被设想成一种罕见的、有时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其结果影响巨大，在既定的自然进程中造成了巨大的变迁。
即使在希腊神话这样的悠闲从容的世界里，神灵看见娇美可爱的人类的女儿们，就会染指她们，这样的牺牲品如此之多，以致她们能够在诗句编目中排列成很长的名单。这种事始终被当作好事而加以渲染，总是引起英雄人物的降生。在这种题材的版本中，如果不期而遇的双方都是超人，事情的少见与重大意义就更要被刻画一番了。在《约伯记》中，“那天，神的儿子们过来，出现在上帝面前，撒旦也在他们中间”。那天显然被设想成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在开启了歌德《浮士德》情节的“天上序曲”中，上帝和墨菲斯托菲里斯之间的遭遇（当然，这受到《约伯记》开头的启发）也是如此。在这两出戏当中，天上的遭遇在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后果。约伯与浮士德受到的个人磨难，用小说的直觉语言而论，代表着人类所要经受的无止境的磨难。用神学的语言来说，《创世记》和《新约全书》中描述的超人之间的相遇所体现的巨大后果也是如此。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在耶和华与蛇的不期而遇之后，这正是“人类的堕落”。耶稣基督在《新约全书》中的蒙难与死亡也正是“人类的赎罪”。甚至被我们的那位现代天文学家所描绘的，即因两个太阳不期而遇而使我们这个星系降临于世的说法，也被同一位权威宣布为“一件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罕事”。
在每个范例中，故事都是从一种尽善尽美的阴状态开始。浮士德在知识上是完美无缺的，约伯的仁慈和功业是完美无缺的，亚当和夏娃纯真和闲适是完美无缺的，贞女们——葛莱卿、达奈
和其他女子在贞节和美貌方面是完美无缺的。在天文学家的宇宙中，太阳这一完美无缺的天体，丝毫未受干扰地沿着它的轨道运行。当阴的状态如此完美的时候，它就即将转化为阳了。但又是什么引起了它的这种转化呢？按理来说，一种处于完美的状态发生变化，只能是在受到来自外部的刺激或推动才会产生。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物理平衡，那么我们必须引入另一颗星球。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美境界或涅槃，
那么我们就必须让另一个演员上台，让一位批评家提出若干疑问而使思想再度思考起来，由一个对手逐步注入痛苦、不满、恐惧或憎恶。这就是《创世记》里的蛇、《约伯书》中的撒旦、《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菲里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罗基、圣母神话中的圣爱者所扮演的角色。
在上帝业已创造的完美境界中，首要的局限是他不再可能找到进一步进行创造活动的机会了。如果上帝被设想成超凡脱俗的话，那么他的这些创造工作便一以贯之地光辉灿烂，而且无法更加光辉灿烂了。对上帝能力的第二个局限是如果外界给他提供了新的创造机会，他除了接受这个机会之外，不可能予以拒绝。当魔鬼向他挑战时，他不可能拒绝这一挑战。上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只有在牺牲自己的本性、不再是上帝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拒绝。
如果从逻辑上讲，上帝并不是万能的，那么他在神学里是否也是不可战胜的呢？如果他必须接受魔鬼的挑战，那么他是否一定能赢得随之而来的战斗呢？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中，阿尔忒米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而阿佛洛狄忒代表魔鬼；结果阿尔忒米斯不仅无法避免战斗，而且注定要遭遇失败。奥林匹斯诸神间的关系十分混乱，尾幕中的阿尔忒米斯只好进行自我安慰，决心有朝一日要取代阿佛洛狄忒的魔鬼身份。这样下去的结果不是创造，而是毁灭。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世界末日——“众神与群魔相互杀戮之时”——的结果正是毁灭。尽管《沃尔娃的预言》
《
的作者以其卓越的天才取得了突破，让他的西比尔透过阴霾看到了另一个黎明的曙光。然而，在这一情节的另一版本中，被迫应战后的斗争并不表现为魔鬼先发制人且弹无虚发的火的冲突，而变成了魔鬼必然输掉的一场赌博。表达“赌博主题”的经典作品是《约伯书》与歌德的《浮士德》。
这一点在歌德的诗剧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反映。当上帝在天国接受与墨菲斯托菲里斯的赌博后，墨菲斯托菲里斯与浮士德在尘世建立了如下约定：
浮士德
我假如会要死懒地瘫在床上，
那我的一生便已经真正下场！
你能够谄媚着把我引诱，
诱引我生出满足的念头，
你能够用享乐来把我欺骗，
我的一生便已经真正罢休！
我来打赌吧！
墨菲斯托菲里斯
好的！
浮士德
没讲人情！
你尽可以把我枷锁，我算绝命，
我假如有得那样的一刹那，
我对它说；你真美呀；停留一下！
那时候我的葬钟便算响了，……
那时候我的寿命便算完了！
这种神秘约定对我们的文明起源问题具有启示意义，这一点从对浮士德的定位可以看出。立下赌注时，他如同一个从岩石上起身的“苏醒的沉睡者”，开始向高处的山岩攀登。如果使用我们的比喻语言，浮士德就会说：“我已决心离开这块岩石，爬上绝壁去寻找上面的另一块山岩。我很清楚，这样的尝试意味着牺牲当前的安全。然而，为了成功的可能，我甘冒坠落深渊粉身碎骨的危险。”
在歌德叙述的故事里，这个无畏的登山者在经历许多致命危险和严重绝望挫折的磨难后，最终胜利地登上山巅。《新约全书》中的结果同样如此，同一组对手的再度相遇发展出了《创世记》原始版本中耶和华与蛇的战斗，其结果竟然与《希波吕托斯》里阿尔忒米斯与阿佛洛狄忒的战斗十分相似。
《约伯书》、《浮士德》和《新约全书》都暗示（或不如说是明确宣称），魔鬼是不可能赌赢的；在干预上帝的工作时，魔鬼实际上只能服务于上帝的意志，上帝始终控制全局，迫使魔鬼去作茧自缚。那么，魔鬼是被玩弄了吗？上帝接受的是一场自知必胜无疑的赌博吗？这恐怕很难说，因为如果是那样，整场交易都不过是一次骗局。名不副实的遭遇不能产生出遭遇的后果——从阴到阳的宏观变局。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魔鬼提出而上帝接受的赌博存在着真正的悬念，其中包含着上帝的创造力，但并不是全部。剩下的那部分确实是真正的赌注；这样，尽管不能涵盖总体，局部产生的变化与危机也注定会对总体产生影响。用神话语言来表述，当上帝的某个造物受到魔鬼的引诱时，上帝便有了重塑世界的机会。魔鬼的干预无论成败与否（两者都是可能的），都可以完成上帝所期待的从阴到阳的转化。
至于作为主角的人类，无论他扮演的是耶稣、约伯、浮士德还是亚当、夏娃，他的任务都无非是忍受苦难。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生活图景是“阴”的状态，意味着原始人类在确立对大地上动植物的优势后所进入的食物采集经济阶段。偷吃善恶树果实的诱惑所引发的堕落，则象征接受挑战而放弃既成状态，转而尝试一种全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能，或许无法导致新的完美境界。乐园的放逐，进入陌生的世界，妇女要忍受分娩的胎痛，男子要付出汗流满面的代价去挣得口粮——这一切都是接受毒蛇挑战后必然要承受的苦难。而亚当与夏娃随后的结合，则标志着构建社会的起点。它的结果是孕育了两种新生的文明——它们人格化的代表是牧羊人亚伯和耕种者该隐。
当代一位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富洞见的著名学者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多年以前，一群没有衣服、房屋和取火技术的野蛮人离开热带的温暖家园，在春夏两季逐步向北迁徙。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告别了终年温暖的土地，直到9月，人们才感受到夜间那难以忍受的料峭寒风。情况一天天恶化下去。由于不晓个中原因，他们漫无目的地东奔西走。有些人向南走，但只有一小撮回到了故乡。他们在那里恢复了古老的生活方式，它们的后裔至今仍是不开化的蛮族。在那些向其他方向迁徙的人中，仅有少数幸存下来。这一小群人发现无法逃避凛冽的寒风，便动用了人类最高的才具——自觉进行发明的能力。有人尝试挖洞建造住所，有人收集枝叶建造茅屋和暖和的床，有人披上自己杀死动物的兽皮。这些野蛮人很快迈出了通向文明的关键几步。赤裸的人有了衣服，露宿的人有了住所，惯于挥霍的人学会了制作肉干并将它和干果储存起来以便过冬，最后他们发明了取火来保持温暖。这样，他们在原本无望生存的地方活了下来。在适应艰苦环境的过程中，他们大步前进，将热带地区的居民远远抛在身后。
一位古典学者也用当代的学术语言转译了相同的故事：
这是一种关于进步的悖论：如果说“需求”是发明之母，那么“执著”就是发明之父。执著是在逆境中坚持下来，不甘失败，不去追求安逸环境的信念。众所周知，文明始于气候、动植物不断变迁的时期，这是第四纪冰期的特征。这一切并非出自偶然。作为自然的奴仆，那些在森林面积锐减条件下坚持下来的灵长类动物保留了其原始性，却放弃了征服自然的机会。而那些战胜自然的灵长类却变成了真正的人。他们没有树木栖居，便下地直立行走；他们没有熟果子吃，便靠食肉谋生；他们生火、穿衣而不去追逐阳光；他们守卫自己的洞穴，训练自己的子女，去探求这个貌似毫无理性的世界的内在理性。
因此，人类主角苦难的第一阶段就是通过剧中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上帝的造物在魔鬼的诱惑下主演的——去完成从阴到阳的转换。它使上帝得以恢复自身的创造力。但这种进步要用代价换来，付出代价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仆人——在地上弯腰播种的人类。最后，经历了无数变迁，承受苦难的胜利者变成了先锋。在这出圣剧里，人类主角不仅帮助上帝重获创造力，也为他的同胞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道路。
我们借助神话之光看到了挑战与应战的些许本质。我们已认识到，创造是遭遇的结果，起源是互动的产物。让我们回到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来。我们要探讨，究竟是何种积极因素，在过去的六千年内刺激了人类的一部分，使他们从“传统风俗下的划一状态”过渡到“文明的多样性”。我们业已评价过种族说与环境说，并发现它们存在缺陷。让我们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去回顾21种文明的起源，看看“挑战—应战”的概念能否更好地回答我们研究的问题。
在这种全新的探讨方式中，我们仍将关注种族与环境，但要从一个新角度去审视它们。我们将不再去刻意寻找那种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产生相同效果的，决定文明起源的某个简单原因。如果发现同一种族或环境因素在一个例子中作用明显，在另一个例子中却毫无影响的话，我们将不再感到惊异。我们不会做预设一个先验地具有统一性的假设，这种假设仅在使用表述无生命力量作用的自然科学术语研究问题时才是有用的。我们现在需要认清这一点，即使精确掌握了所有适合进行科学研究的种族、环境与其他数据，我们也无从预测这些数据代表的那些力量的互动结果。这就好比军事家无法根据交战双方参谋部兵力部署与资源补给的“内部信息”预测战果，桥牌高手也无从根据四家发到的牌预测最后得分一样。
在上述两个类比中，“内部信息”并不是以帮助其拥有者准确、肯定地预言结局，因为它不等于全部信息。有一件事是连掌握信息最全面的观察者也无从了解的，因为战士、玩家自己也不知道；而这个量却是对想做推算的人来说最为重要的。这个未知数是当事人真正面对苦难时的反应。这种心理状态无法加以测定衡量，因此不能在事先进行科学评估，但它却是遭遇发生时影响结局的决定力量。因此，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承认在自己的胜利中存在不可知的因素。克伦威尔式的虔诚信徒将他们的胜利归因于上帝；拿破仑式的迷信者则认为是自己福星高照的结果。
在前一章讨论环境时，我们跟提出环境理论的希腊作家一样，先验地假定环境是一个静止因素；特别是在“历史时期”的范围内，人们觉得亚非草原和尼罗河谷在今天和24个世纪之前希腊人提出其理论时的自然条件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在南至哈茨山的北部欧洲都被冰雪覆盖，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盖满冰川的时代，北极高压将大西洋雨带推到南方。今天刮过中欧的气旋那时跨过了地中海盆地和北撒哈拉——干旱的黎巴嫩没有吸尽它的全部水分——又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到了波斯和印度。今天十分干旱的撒哈拉当时拥有稳定的降雨量，而在撒哈拉东部那里的降雨不仅比今日更充足，而且全年分配平均，没有集中在冬季……
我们应当设想，当时北非、阿拉伯、波斯与印度河流域拥有跟今天地中海一样的林地与稀树草原。……当法国和英格兰南部遍布猛犸、毛犀和驯鹿时，北非地区的动物群却和今天罗得西亚赞比西河流域处的相同……
北非、南亚的肥沃草原自然会至少拥有同欧洲冰冻草原一样的人口密度，人们有理由猜想，在这种舒适与令人鼓舞的环境中，人类能够取得比在冰封的北方更大的进步。
然而，冰河时代结束后，亚非草原经历了深刻的地理环境变化，变得干旱起来；与此同时，在一个从前同其他人类聚居区一样住着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的地方，两个或更多的文明诞生了。考古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亚非草原的干旱是一种挑战，而这些文明则是应战的表现：
我们现在已来到这场伟大变革的边缘，很快就能见到那些通过拥有家养动物和谷物种植技术而得以自给食物的人。这场变革几乎肯定与气候变迁引起的危机相关——北方冰川融化，欧洲上空的极地高压收缩，大西洋雨带从南地中海转移到它们现今所在的中欧地区。
这一变局无疑将对从前草原区居民的才智构成严峻考验……
由于欧洲冰川退却，大西洋气旋重新北上并引发了逐渐干旱，受到威胁的狩猎聚落面临着三种选择。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猎物一起，追着熟悉的气候带南北奔走；他们也可留下，靠猎取耐旱动物勉强糊口；或者，在不远走的前提下，他们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来摆脱对环境的依赖。
在这个例子中，在干旱的挑战面前，没有改变住处与生活方式的原始人因无法应战而付出了种族灭绝的代价。那些不离开家园而改变其生活方式，从猎手变为牧者的原始人成了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至于他们的成就与命运，我们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加以探讨，至于那些宁愿告别故土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聚落，他们紧跟北上的低压带以躲避干旱，却在无意中遭遇了一种新的挑战——北方季节性的严寒，它在那些没有屈服的人身上产生了新的应战能力；而那些南下进入信风带以逃避干旱的族群则受到了热带单一气候产生的令人昏睡影响的控制。最后，还有一群人在干旱的挑战面前同时改变了居住地和生活方式，这种少有的“双重回应”是一种富于活力的行为，正是它使得埃及与苏美尔文明在行将灭亡的亚非草原上的诸多原始部族里脱颖而出。
对这些富于创造性的人们而言，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从食物采集者和猎人向耕种者的全方位转变。从距离上看，他们居住地的变动并不大；但从其放弃的草原与占据的新环境之间的差异性看，这一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当尼罗河下游河谷上方的草原变成了利比亚沙漠，两河下游河谷上方的草原成为鲁卜哈利沙漠和达什卢特沙漠时，这些无畏的人类先驱出于大胆或绝望，一头钻进此前无人涉足的谷底林泽。他们充满活力的行为缔造了古埃及和示拿王国。在选择其他道路的邻人看来，他们的冒险显然是无望的努力；因为当时正在变为亚非草原的地区在往昔岁月里曾是人间乐园，而尼罗河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丛林沼泽却是无法生存与无法涉足的蛮荒之地。然而，冒险的成就超过了先驱们所能抱有的最乐观期望。人类的辛勤征服了自然的桀骜，杂乱的林泽让位于齐整的沟壑、高堤与阡陌。埃及与示拿的土地告别了蛮荒状态，而古埃及与苏美尔社会也开始了自身事业的伟大进程。
当我们的先辈下到尼罗河下游谷地时，那里的情况非但和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留有六千年来精耕细作痕迹的河谷迥异，而且，即使人类不加改造，全靠自然力塑造的话，当时的状况也会是与现在区别很大的。即使到了较晚的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就是说，距离那些先驱者的年代已过去了几千年——根据当时留下的雕刻品与图画来看，现在在第一瀑布下游从未发现的河马、鳄鱼和多种野鸟，在当时的尼罗河下游区域还是很常见的。鸟类和走兽是这样，植被状况也是如此。尽管干旱已很严重，埃及仍旧降水充足，而三角洲一带仍是一片汪洋沼泽。很可能，三角洲以南的尼罗河下游区就如同今天苏丹赤道的加扎勒河一带的尼罗河上游，而三角洲则很像诺湖附近的杰贝勒河与加扎勒河汇合的地区。下面一段就是对这个荒凉地区今天景色的描述：
杰贝勒河流域沼泽区的景色极为单调。除了几个孤立的点外，它根本没有河岸——就是说河水的边缘不存在隆起的土地。河道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例外的只有偶尔出现的开阔湖面。水位最低时，湖的水位仅高出河面几厘米，半米高的河水上涨会立刻使此地变为一片汪洋。这些沼泽地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水草，向四面八方延展，直至天边。……
整个地区，尤其是波尔与诺湖一带，都是人迹罕至之地……那里的孤寂景象根本无法用言辞形容，见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那里之所以荒无人烟，是因为周边居民不曾遭遇古埃及文明缔造者们六千年前在尼罗河下游谷地遇到的挑战，他们无须面对这样的艰难抉择：是钻进难以通行的沼泽区，还是继续留恋那正从尘世乐园变为严酷荒漠的故土？如果我们学者的假想正确，那么，今天住在苏丹沼泽区边缘居民的祖先，正是六千年前在利比亚沙漠为回应干旱的挑战而作出历史性选择的古埃及文明先驱者的邻人。似乎在那时，现代丁卡人和施鲁克人的祖先告别了他们英勇的邻居，选择了一条最容易的道路，即南下前往一个自然条件对他们而言十分熟悉，不需改变生活方式也能继续活下去的地方安居下来。他们住在热带苏丹的赤道雨区，同古老的祖先相比，这些人今天的生活依然如故。这些惰怠苟且的移民对自己的新居感到心满意足：
在今天的尼罗河流域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同古埃及人在外表、身材、脑容量、语言和服饰上都非常相似。他们的统治者是祈雨巫师或直到最近还要在仪式中被杀死的神王，这些部落以图腾氏族为单位组织起来……这些上尼罗河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很像古埃及人在其历史开始的前夜跨过的阶段。我们在此见到了一座活的博物馆，它为我们收集到的史前事例提供了生动展示与补充。
尼罗河流域某部分的早期状况与另一部分当前自然条件如此相似，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如果假设，当年居住在今赤道雨带区之外的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从未遇到过干旱的挑战，那么三角洲与尼罗河下游谷地是否会保持自然的原始状况呢？古埃及文明是否就永远不会产生呢？他们是否会仍然住在不开化的尼罗河下游谷地边缘，如同今天住在杰贝勒河边上的施鲁克人和丁卡人那样呢？这里还有一种推论，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我们要明白，在宇宙、地球乃至人类的时间尺度里，六千年不过是弹指一瞬。如果跟冰河时代末期的尼罗河下游谷地居民一样，将来尼罗河上游的居民遭遇了同样猛烈的另一次挑战，那么人们真的有理由相信，他们再也无法通过某种有力回应创造同样的革命性结果吗？
施鲁克人和丁卡人将遇到的这种假想挑战，未必要同古埃及文明的祖先们遭遇的完全一致。我们不妨想象，这一挑战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社会环境，它不是气候的变化，而是产生于异族文明的入侵。事实上，我们已经目睹了这种挑战——我们西方文明对热带非洲原始居民的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它不是正对地球上每个现存文明和现存原始社会产生墨菲斯托菲里斯式的神话作用吗？挑战发生的时间还太短，我们无从预测受到挑战的社会对它的最终回应。我只能说，他们的祖先没能应付一次挑战，但这并不注定他们的子孙就无法在适当时候回应另一次挑战。
我们可以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的挑战和应战都与古埃及文明祖先遇到的一样。亚非草原的干旱化同样迫使苏美尔文明的祖先去同两河下游的林泽殊死搏斗，将之改造为示拿国。两个文明起源的物质方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随之产生的两种文明在宗教、艺术甚至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似性却要少得多——这再次说明，在我们的研究中，同样的原因不一定就能产生相同的结果。苏美尔文明建立者们所忍受的苦难在苏美尔的传说里还受到赞颂。马尔都克神杀死恶龙提亚玛特，并用它的尸体创造世界的故事象征着征服蛮荒，疏通河道和排泄积水以建立示拿国的过程。洪水的故事则记录了大自然对人类大胆制服她的猛烈反抗。通过《旧约全书》——一部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期间留下的文学遗产，“大洪水”成了我们西方社会里家喻户晓的名词。当代的考古学家仍要去寻找这一传说的原始版本，并找到一次极其猛烈的大洪水的直接证据——证据可能会存在于苏美尔文化某一历史遗址最早和最晚人类遗址地层间的某个厚厚的冲积层里。
同尼罗河流域一样，两河流域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观察的“博物馆”。我们可以在此研究人类改造前无机自然界的正常状态，以及最早苏美尔人迁居这片荒野时此地的动植物状况。然而，跟尼罗河流域不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博物馆”不在上游，而在波斯湾新三角洲一带。这个地区是两河汇集的产物，其形成时间不仅晚于苏美尔文明的诞生，而且是在它及其巴比伦继承者灭亡之后。这片沼泽地是在近两千年里逐渐形成的，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片处女地，因为从来没有哪个人类社会下定决心去降服它。在当地生活的人只是消极地去适应环境，一战期间遇到他们的英国士兵称之为“蹼足人”。他们从未想过去完成苏美尔文明的祖先们于五六千年前在相似环境里做过的事情——把沼泽改造为河渠与良田交织的农耕地带。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黄河下游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会看到人类面对一种可能比两河与尼罗河更猛烈的自然环境挑战时作出的回应。在这片日后被改造成中华文明摇篮的荒野上，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外，还有酷夏与寒冬交替带来的气温骤变。从种族角度看，古代中国文明的始祖同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从黄河到雅鲁藏布江，从青藏高原到太平洋西岸的居民似乎没有区别。如果一个广泛分布的民族中的一部分创造了一种文明，而其他人在文化上却极为贫乏，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本共同拥有创造的才能，但其潜质却仅在一部分人身上由于一种局部的挑战而得到激发。就现在掌握的知识而言，我们尚无法断定这种挑战的真正本质。我们能肯定的是黄河沿岸的中华文明始祖没有像邻人那样享受安逸闲适的生活环境。事实上，在没能产生文明的南方居民（例如：长江流域的居民）中，没有哪个地方经历过如此艰苦的生存斗争。
孕育玛雅文明的挑战是广袤的热带森林：
玛雅文化产生的前提是农业征服了肥沃的低地，在那里，只有系统的劳作才能驾驭草木繁茂的自然。高地上的土地经营相对便易，因为那里自然植被稀疏且灌溉条件好。然而，在低地上，人民必须费力砍倒巨树，抑制四处蔓延的灌木。但自然一旦被驯服，她也会慷慨地给予农民丰厚的回报。此外，有理由相信，对于那些在蔽日密林中惨淡经营的人们来说，清除大片森林将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
这一挑战在巴拿马地峡以北造就了玛雅文明，但在地峡另一侧却没有产生回应。南美兴起的诸文明是另外两种迥异的挑战——安第斯高原和毗邻的太平洋海岸产生的结果。高原上的安第斯文明祖先面对着酷寒的气候与贫瘠的土地；海岸上的居民则要应付与海平面等高、降水极少的赤道沙漠区的干热气候，那里想使一株玫瑰开花都得全靠人工劳动。海岸上的先驱者们依靠节约从两侧高原上流下的少量水进行灌溉，才使平原获得了生机。高原上的开荒者则通过一种分布广泛的护土墙工程积累珍贵的土壤，终于将荒山化为良田。
我们已经从自然环境的挑战与应战角度说明了六个独立文明中五个的起源。第六个文明则产生于对一种我们尚未遇到的自然挑战——大海的回应。
“米诺斯海上霸权”的先驱者来自何方？是欧洲、亚洲抑或非洲？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猜想他们来自欧洲或亚洲，因为这些岛屿距离欧亚大陆比距离北非近得多——事实上，要不是在史前时期发生过塌陷而被海水吞没的话，这些岛屿本该是安纳托利亚到希腊之间一系列山峰的顶端。不过，我们从考古学家那里得到了令人吃惊但又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这里最古的人类遗址位于克里特——一个距离希腊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都相对较远的岛屿，尽管它离非洲还是更远一点。民族学的研究支持考古学提出的观点，因为人们似乎可以断定，已知最早住在面向爱琴岛海一侧的居民明显表现出独特的体态特征。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已知的最早的居民属于“宽颅人”，而非洲草原上已知最早的居民是“长颅人”；对克里特古人类体态的分析表明该岛最早全部（或几乎全部）由长颅人占据，日后成为主导的“宽颅人”在当时的克里特要么是还未出现，要么就是只占少数。从人种学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最早定居爱琴诸岛的人们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旱而迁来的移民。
因此，我们可以在讲过的五种对干旱的回应之外补充第六种。第一种固守家园，终致灭亡；第二种也留在乡土，以游牧为生；第三种以丁卡人和施鲁克人为代表，他们南下而保留了古老的生活方式；第四种北上，变成了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农耕者；第五种钻入林泽，缔造了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补充第六种人，他们在北上时没有选择当时还存在的地峡或现在的海峡这两条相对易行的道路，而选择了令人胆寒的横渡宽阔的地中海之路。他们接受了这种进一步的挑战，越过宽广的大海，创建了米诺斯文明。
如果这种分析不谬，它就可以为上述事实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 在诸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他因素（本例中是临近因素）的决定性原因。如果距离的接近可以成为占据爱琴诸岛的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欧洲和亚洲——距离最近的两个大陆上的人就恐怕是爱琴诸岛上的最早居民。许多岛屿距大陆只有咫尺之遥，而克里特同非洲大陆的直线距离却足有二百英里。然而，距离欧亚大陆最近的那些岛屿——它们有人定居的年代无疑比克里特岛晚得多
——似乎是同时由“长颅人”和“宽颅人”居住着的；这说明，当亚非草原居民奠定了米诺斯文明的基础后，另外一些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后者或是出于对拓荒者的简单模仿，或是出现了某种我们无法精确断定的压力和挑战，迫使他们在某个时刻作出了与克里特的早期亚非草原移民们在更艰苦条件下作出的回应相同的反应。
上述那些“彼此无关”的文明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阴极状态，但当我们转而研究那些同其“文明的”前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晚近文明时，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尽管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然挑战的刺激，对它们最主要、最根本的挑战却来自与它们产生亲属关系的社会的人为因素。这种挑战暗含于社会关系内部，以分异开始，以分离告终。分异产生于开始丧失创造力的母体文明内部，这种创造力曾于文明的成长期在那些文明内部或外部的人民心中唤起一种自愿的归属感。但当活力丧失后，病入膏肓的文明便要为其致命弱点支付沉重代价。因为这个文明已发生解体，少数的统治者无力进行领导，只有加重压迫，而无产者（内部的和外部的）却对这种挑战作出回应，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决心使这种精神觉醒。少数统治者的压迫意志，激发了无产者的抗拒意志；在这两种意志的冲击下，日渐式微的文明走向灭亡，直到末日来临之际，无产者终于摆脱了他们从前的精神家园，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一座囚室，成为“毁灭之城”。在无产者与少数当权者的冲突中，我们目睹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戏剧性遭遇，它将宇宙的生命从秋的停滞引过冬的苦痛，达到春的欢腾，从而更新了创造的工作。无产者的脱离正是面临挑战时实现从阴到阳变化的那种富有活力的应战；子文明正是在这种富于活力的分离中诞生的。
我们是否也能在子文明诞生的过程中分辨出自然的挑战呢？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子文明在不同程度上同其前辈在地理位置上相关。举个极端例子来说，巴比伦文明完全是在之前的苏美尔文明区内部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环境的挑战几乎不可能对新文明的诞生发挥任何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在两个文明的中间期，它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退化到了原始的自然状况，从而要求后来文明的建立者们去重复前辈的创造性劳动。
然而，当子文明开拓了一片新天地，部分或完全地在长辈文明生存区域外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时，它将面临一个尚未被人类驯服的新自然环境的挑战。因此，我们西方文明在诞生时面对着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森林、暴雨和酷寒的挑战，那是先前的希腊文明所不曾遇到的。古印度文明诞生时面对着恒河流域潮湿的热带雨林的挑战，那同样是其先辈——苏美尔文明在印度河流域的边疆省份或相应行政单位所不曾遇到过的。
赫梯文明诞生时也要应对长辈苏美尔文明没有碰到的安那托利亚高原的挑战。希腊文明诞生时面临的海洋挑战虽与长辈米诺斯文明完全相同，但对于“米诺斯海上霸权”在欧洲大陆的疆界之外的人们来说，这一挑战却是全新的；大陆上的亚该亚人等未开化民族在后米诺斯时代的民族大迁徙中面对海洋时，他们所面对与克服的艰辛同米诺斯文明的开创者们不相上下。
美洲的尤卡坦文明起源时遇到了尤卡坦半岛无水、无树和几乎无土壤的石灰岩地层的挑战，而墨西哥古代文明则面对着墨西哥高原的挑战，这两种挑战都是此前的玛雅文明不曾遭遇过的。
我们还没有讨论古印度文明、东亚文明、东正教文明、阿拉伯和波斯文明。它们似乎不曾接受过自然环境的有力挑战；虽然它们的起源地没有像巴比伦文明那样，同长辈文明完全重合，但这些地方已被某种文明征服过了。然而，我们有理由把东正教文明和东亚文明再细分一下。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分支较我们西方文明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森林、降水和酷寒的挑战；而东亚文明在朝鲜和日本的分支面对着海洋的挑战——那是同古代中国文明祖先们遇到的任何挑战都不同的。
我们业已说明，子文明一方面必然要面对它们继承的先驱文明解体时的人为挑战，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情况下同独立文明一样，要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为了使这一阶段的研究得以完善，我们还应追问，除自然环境的挑战外，独立文明是否在从原始社会分化出来时遇到过人为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承认完全没有历史资料——这也是很自然的。很可能，我们那六个独立的文明在其诞生的“史前”时代遭遇到的人为挑战，足以同那些后来的子体社会在少数人暴政下所遇到的挑战相提并论。但谁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无异于在玩弄捕风捉影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