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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需要了解显而易见的现实，而不是探究晦涩难懂的谜题。
——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可能看起来简单易懂，但要想了解它们深层的含义并不是易事，而这些含义恰恰才是至关重要的。曾经有人指出牛顿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苹果落下的人，他之所以能赢得广泛声誉，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明白其中含义的人。
经济学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懂得，人们的购买量在高价格时比低价格时往往要少很多。但是，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简单事实的含义。例如，世界各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开支一再超出最初的估计，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明白这一简单事实的含义。最初的估计通常是基于当前所使用的医生、医院和药品，但是引入免费或补贴的医疗保健会导致人们在低价格上过度地使用医疗资源，进而导致成本远远大于最初的估计。
理解任何事物都需要先对它进行定义，这样才能够在头脑中清楚地知道正在谈论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正像人们不会把有关天气的诗意讨论看作气象学，对经济的道德批判或关于经济的政治信条也不能看作经济学。经济学是对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目的是弄清楚用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手段都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与社会哲学或道德观无关，更与幽默或愤怒毫不相关。
并不是说其他的东西就一定不重要，只是说它们并不在经济学的界定范围内。没有人期望数学能解释爱情，也不应该有人期望经济学偏离本身或做它力所不及的事，但是数学和经济学在它们适用的领域却都非常重要。宇航员在脱离轨道返回地球的过程中，是撞上喜马拉雅山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安全着陆，精细复杂的数学计算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见过由于误解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引发的许多社会灾难。
从因果关系方面来分析经济活动，意味着我们要考察创造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之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证据。
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常常系统性相互作用，而不是像台球一击入袋那样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像把碱液加到盐酸中最终生成盐水那样
，两种化学物质彼此相互作用后都发生了转变，从致命物质变成了无害物质。
在经济中也是一样，买方和卖方根据对方对供求的反应改变自己的计划，最终价格也随之改变，而价格的变化又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计划。比如，那些一开始想在海边买别墅的人在发现海滨别墅的价格很高后，就会转而在内陆购买一套小屋。同样，当需求不足以从用户那收取高价格的时候，供应商就不得不以低于进价或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否则在原定的价格水平上出售滞销商品可能会一无所获。
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相互作用，而不是单向因果关系，这就减少了个人意向的作用。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每个人的意志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而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经济学关注的是最终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不是人们的意向是什么。假设某一天股票市场收盘指数是 14,367，这是股票市场上无数的买方与卖方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人有意让股票市场收盘于 14,367，这是人们追求其他意愿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因果关系有时可以用目的性行为来解释，有时则可以用系统性相互作用来解释，更多的时候，本是系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却错误地用个人意向予以解释。比如，原始人往往把风中树动归因于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有意为之，而没有认识到大气压力变化的系统性原因。同样，当人们不明白经济学基本原理时，也倾向于用个人意向来解释经济中的系统性事件。例如，价格上升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但不懂经济学的人可能会把价格上升归因于人的“贪婪”。
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们震惊于商店里的高价格，并且往往马上归罪于生意人的贪婪和剥削。与中产阶级社区的银行收取的利率相比，低收入社区中的典当行和小型金融机构收取的利率更高，他们也会从个人动机的角度得出类似的结论。低收入社区的公司通常会对支票兑现业务收取费用，而中产阶级社区的人们却能够在当地银行免费办理该业务。然而，市内企业的利润率通常并不会比其他地区的高多少，许多企业都在撤离市内社区。其他企业，比如连锁超市正在往外发展，这些都强化了上述结论。
购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穷人最后总是比富人支付的更多，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直白的系统性解释：在低收入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通常要高很多。为了应对高发的犯罪和恶意破坏行为所支付的高额保险费和各种各样的高额安保措施，是导致低收入社区商业成本较高的系统性原因，而这些原因却被那些想从个人动机方面寻求解释的人所忽略。此外，在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都要面临更高的成本。典当行或信贷公司贷给 50 个低收入者每人 100 美元和银行一次性贷款给一个中产阶级客户 5,000 美元相比，虽然金额总数一样，但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更多。
大约有 10% 的美国家庭没有支票账户，毫无疑问，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更高，因此许多低收入者要依靠当地的支票兑现机构来兑现他们的薪水支票、社会保险支票，或其他支票。一辆装甲车将小面额的钞票运送到贫民窟的社区信贷公司或小型支票兑现机构的成本，与运送大面额且价值 100 倍于前述金额的钞票到城郊商业区的银行所花的成本一样多。由于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花费更高，因此这些高成本转变成高价格和高利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负担能力差的人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固然是不幸的结局，但原因却是系统性的。这不仅是哲学或语义上的区别。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引起不同的实际后果。认为低收入社区的高价格和高利率是因为人类的贪婪或剥削，并且通过实行价格管制和利率上限来纠正这种情况，结果只会使低收入社区的供应更少。正如房租管制减少了房屋的供应一样，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导致了愿意承受低收入社区高成本的商店、典当行、地方信贷公司和支票兑现机构减少，因为法律批准的价格和利率无法让这些企业收回成本。
另一种结果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再去合法的信贷机构，而是从高利贷借钱，这些高利贷者收取的利率甚至更高，并且他们总有自己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使用暴力等。
当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和金融机构倒闭，更多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社区购买日用品或其他商品，于是除了购物花销外，人们还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用于公交或出租车费。已经有许多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倒闭，包括骚乱、高发的入店行窃及破坏财物行为，结果就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被迫去其他社区购物或办理银行业务。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这条原则已延续了数个世纪。明白系统性因果关系和意向因果关系的区别，是减少经济政策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去伤害那些已经处于艰难经济环境中的人。我们也应该知道，即使在犯罪高发社区，大多数人也并不是罪犯。这些社区中的一小部分不正直的人，才是导致社区商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真正源头，进而导致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但是，不管是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来说，人们都很容易把高价格怪罪于收钱的人，而不是真正导致高价格的人。在政治上更是盛行谴责外来者，特别是当这些外来者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
系统性原因，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经常看到的，不同于“贪婪”“剥削”“乱要价”“歧视”等意向原因，并不是公众的一种情感宣泄，也不是媒体和政治家演出的一场道德情景剧。从个人意向方面来解释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验的个人或是发展不太成熟的社会往往会先从这一方面来解释。人类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使表现为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释让位于基于科学的系统性解释。然而，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也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取代人们用意向原因来解释系统性结果的自然倾向。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接受与他们长期珍视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结果，而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过度简化”使得经济学容易学习也容易遗忘。对简单事实的回避，通常要比这些事实本身复杂得多。同样，复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复杂的原因，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果。例如，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导致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无生命物（像洋流、天气变化、昼夜长度变化）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反应。
如果地球的地轴不是倾斜的
，那么世界各地的昼夜全年都是等长的。赤道与极地的气候虽然仍旧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区冬季与夏季的气候却是一样的。事实上，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围绕太阳公转时，太阳光以不同角度从不同点照射同一个国家，于是引起温度的变化和昼夜长度的变化。
相应的，这些变化又引发植物生长、动物冬眠与迁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反应，同时还会引起人类的心理发生变化，而经济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洋流，以及飓风出现的频率等诸多自然现象。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都只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地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总之，复杂的结果既可能是由简单的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复杂的原因引起的。只有具体的事实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原因，而先验地声明哪些是“过度简化”则并不管用。如果我们从一个解释中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逻辑，那么这样的解释就过度简化了。但多数情况是，人们想当然地就认为一个解释“过度简化”，而没有去考察它的证据或逻辑。
人们往往在低价格时增加购买，在高价格时减少购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还是在食品、电力或医疗保健市场上，把它和生产者在高价格时增加供给、低价格时减少供给联系在一起，足以让我们预测人们对价格管制的多种复杂反应。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和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人们对此的反应。简单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结果，在各个民族和文化中都很常见。
将因果关系归结于个人因素这种倾向，不仅使人们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升高归罪于“贪婪”，而且还使人们指责官僚的“愚昧”是导致政府经济活动出现许多失误的原因。事实上，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失误，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考虑到负责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以及任何一个或一群决策者可获得的知识的内在限制）。
当高层政治领导制定某项政策或制度后，政府官员就会服从当局权威，他们可能会对违背自己的信念感到犹豫，但是不要指望他们指出这些政策和制度会出现的负面影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往往需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甚至生命。
对政府官员来说，执行某项具体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政策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采矿设备的极度短缺，但是生产该设备的工厂管理人员却把生产出来的设备存入仓库，而不是把它们运送到急需这些设备的矿场。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这些设备必须涂上红色耐油性涂料，但是工厂只有绿色耐油性涂料，没有红色耐油性涂料。而且由于不存在自由市场，工厂很难买到符合规定的涂料。
当时，不服从官方命令是一种重罪。“我可不想坐八年牢。”该厂的管理人员说。
当他把这种情况解释给一名高级官员，并请求批准使用绿色耐油性涂料时，这名官员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不过，这名高级官员还是发电报给政府部门请求获得批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拖延，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采矿设备也终于运到了矿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愚蠢，他们在面对工作制度设定的激励和约束时，做出了相当理性的反应。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人们只能在可行的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只不过不同的经济体制提供的备选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营部门取得过骄人成绩的杰出人士，被授予政府高官显爵后，也很难再次复制以往的成功。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不同制度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不同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说：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标签。
激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比起为其他人谋利益，通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付出更多，而激励把这两个目的联系了起来。服务员把食物端到你的桌子上，并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她的薪水和小费有赖于此。苏联的餐馆缺乏这样的激励，服务之差众所周知。未售出的商品堆积在仓库里并不是缺乏自由市场价格机制激励所导致的唯一后果。价格不仅有助于人们决定生产哪种商品，也是配制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分配用于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价格不会创造稀缺性，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配置方式。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许多旨在使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便宜”，或是防止它们“价格过高”的政策和计划，却常常适得其反。但是，过高的价格恰恰限制了每个人的使用量。即使政府法令让人们能够买得起每样东西，也仍然会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比价格过高时的供应更不足。人们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式配制稀缺资源。不管这种方式是政府印发配给券、黑市交易还是抢购，资源配置仍然要进行下去，因为人为地使价格便宜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总产量。相反，价格上限往往会导致产量减少。
纵观历史，很多一眼看去是人道主义的政策，却因为没能理解价格的作用而事与愿违。无论是在 17 世纪的意大利、18 世纪的印度，还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价格管制来保持食品低价格的做法都曾导致饥荒，甚至饿殍遍野。一些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跟东欧的许多国家一样，在价格管制前拥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能够出口食物，政府计划把它们变成了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国家。
由于政府的限制而无法供应商品的情形，必须与没有能力生产商品严格区分开来。一个国家即使有着极其肥沃的土壤，食物供应也会出现短缺。比如，在尚未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t）国家俄罗斯：
沿着乡间丘陵向莫斯科南部蜿蜒 150 英里（1 英里=1,609.344 米）的普拉夫河谷是农民梦想成真的地方。这是去“黑土村”的必经之路。黑土村拥有欧洲最肥沃的土壤，并且距一个食物匮乏的大都市只有 3 小时的车程……黑土村的自然财富足以养活整个国家，但是它却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很难想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被肥沃的农田围绕的城市也会面临食物匮乏，还需要进口外国的食物。然而生活在这个肥沃农田上的人也跟城市居民一样挨饿，劳动者每周从农田收获的农产品只有 10 美元，但即使是这么少的金额，也因为缺少货币，要用实物支付——几麻袋土豆或黄瓜。正如该地区一个小城的市长所说：
我们本应该是富有的。我们有着肥沃的土壤、科学的专业技能和高素质的人才。但是结果又怎样呢？
撇开其他不说，通过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理解为实现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方法。俄罗斯缺少的就是把饥饿的城市与肥沃土壤生产的食物联系起来的市场，以及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的政府。但是，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当地官员禁止人们把食品运出地方边界线，以此来确保他们管辖的区域内食品保持低价格，用这样的办法来赢得当地人对他们的政治支持。需要再次强调，站在政府官员的立场来看，通过维持食品低价格来获得当地消费者的欢迎并不是愚蠢的政策。这对官员的政治事业是有利的，然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虽然自由市场中的系统性因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人性化的，即它的结果并不是由任何特定个人预先确定的，但是“市场”归根结底是人们将自己的个人欲望与他人的欲望相互协调的一种方式。人们常常会错误地比较非人性化的市场与各种各样据称是富有仁慈心的政府政策。实际上，这两种体制都同样面临着资源的稀缺性，都同样要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做出选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每一个单独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后者则是一小部分人为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利益做出选择。
市场机制是非人性化的，但个体做出的选择在任何地方都是有人性的。新闻工作者可能时兴将之称为“市场的反复无常”，就好像它与人的欲望无关，正如人们曾经谈论“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就好像利润是通过生产人们不能使用或不想使用的产品赚来的一样。真正的区别在于，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而其他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确定这些个体“真正”需要什么，并为他们做出选择。
稀缺意味着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政府政策，也不管个人或社会是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笨、高贵还是卑微。人们为稀缺资源而竞争是与生俱来的，与我们喜不喜欢竞争无关。稀缺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经济体制中要不要存在竞争，因为只有一种经济体制是可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够用来应对竞争的具体方法中做出选择。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购物也是竞争，人们仅仅认为自己是在决定既定价格下购买多少商品，但是稀缺一定会使人们卷入与其他人的竞争，即使他们关注的只是在现有的金额下自己的购买能力。
通过价格竞争、分配资源的附带好处之一，是人们不大可能把彼此视为对手，也不会因此滋生出敌意。例如，建造一座新教教堂和建造一座天主教教堂所需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新教教徒正在为他们自己建一座教堂而筹集资金，他们可能会满脑子都在想能够筹集多少资金，以及建造这座教堂需要多少资金。建造价格可能会使他们削减一些更详尽周密的计划，以便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相符。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就怪罪天主教教徒，尽管天主教教徒对相同建筑材料的竞争抬升了价格。
反之，如果由政府来建造教堂，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宗教团体，那么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就会因为这个慷慨的赠予而成为直接的对手，并且没有哪一方会受到财务激励来削减他们的建造计划以适应另一方。相反，每一方都会竭尽所能，为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政治上动员追随者，坚决要求得到他们想要的，痛恨任何缩减计划的建议。材料和劳动力固有的稀缺性仍然限制着人们能够生产的东西，但是由于政府的参与，这种限制于是能够在政治上强加于某一方，并且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种强加的限制。
当然，美国宪法并不允许政府为宗教团体建造教堂。毫无疑问，之所以做出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政治竞争和怨恨，因为有时这种竞争甚至会引发流血事件，这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曾发生过。
不仅如此，同样的经济学原理也适用于宗教以外的群体，比如基于种族、地域或年龄划分的群体。所有的群体都会为了得到相同的资源不可避免地展开竞争，而这仅仅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然而，通过把需求控制在你的经济能力之内而间接进行的竞争，与渴望得到的政府福利因为其他竞争团体的要求而直接挫败是截然不同的。由价格创造的自我配给，不仅意味着较少的社会或政治摩擦，还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效率，因为每个人都比任何第三方更了解自己的偏好，所以能在可用的资源范围内权衡取舍，更好地满足个人需要。
通过价格进行的配置还限制了人们对其他人的产出的需求，他们以自己能为他人创造的产出以及由此获得的收入为限。价格管制、补贴或其他形式的价格配置，只能使人们更没有动力去进行自我配给。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享受免费医疗或政府大幅度补贴时，即使是小毛小病也会去看医生；为什么农民在得到政府灌溉补贴后，会种植需水量巨大的作物。如果农民需要自己支付全部灌溉费用，他们绝对不会种植这些作物。
不管价格是不是由个人来支付，整个社会都要支付全部成本。当价格管制人为地将某些商品的价格压低时，有些人在消费和使用时会更加放纵，也就意味着留给其他人消费的数量更少了。因此，在房租管制下会出现一个人拥有多间公寓，而有些人却难有落脚之处，即使这些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支付当前的租金。除此之外，不管有没有价格，配置都会进行，这就意味着某些非价格的资源配置形式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方式。
依靠等待来获得想要的东西是非价格配置的一种常见形式。在商店排长队，比如在苏联；或加入手术候补名单，在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或大幅度补贴医疗的国家，病人就是这样做的。
幸运和腐败也是价格配置的替代方式。当某种供不应求的产品补货到商店时，不管是谁，只要他恰好在该商店，就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该商品，而那些后来碰巧知道的人，在到达商店时会发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已经销售一空。在其他情况下，为了得到优先权，个人或政治的偏袒抑或行贿受贿就会取代幸运；或者用一些正式的分配体系，比如官方机构制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取代偏袒。但是不管怎样，忽视价格的作用，或是政府降低价格的做法，都无法取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价格配置机制。
明白替代机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牢记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渐进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换。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健康比娱乐活动更重要，然而不管它作为一个一般性原理听起来多么合理，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值得放弃所有的音乐转而购买 20 年份的创可贴放在壁橱里。一个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渐进性替代，但是政治决策则倾向于确定优先事项——也就是说，它会宣布某件事情绝对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当一位政治家说我们需要将某件事情“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也就相当于说要使 A 绝对地比 B 更重要。这与渐进性替代相反，因为在渐进性替代中，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当时拥有的数量，以及为了获得 B，我们愿意放弃的 A 的数量。
物品相对价值的变化可以大到足以使有利的东西转化成有害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人类生存离不开盐、脂肪和胆固醇，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由于过度摄入这三种成分而缩短了寿命。相反，虽然酒精会引起许多问题，从重大车祸到肝硬化引发的死亡，但是研究发现适量的酒精有益于健康，它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1 饮酒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只要两件物品各具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断然认为其中一件物品比另一件更有价值。一颗钻石的价值可能比 1 便士的价值大得多，但是如果便士足够多，它们会比任何一颗钻石的价值都大。这就是为什么渐进性地权衡取舍往往能够比绝对的优先权产生更好结果。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一直在抱怨政府的繁文缛节。但是从制定者所面临的激励来看，政府公文、条例以及各种活动的官方批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额外的要求也许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没有比这样的行政手段更简单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记得问一句以什么为代价，这个关键的渐进式问题更难的了。
花自己的钱事事都要面临成本问题，花纳税人的钱或能够把巨额成本强加到企业、房主和其他人身上，就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注意额外的成本，更不用说当政府强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益时，要他们放弃额外要求了。这时繁文缛节也就随之产生。
任何想要消除这些繁文缛节的企图都可能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他们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问，它的增量收益是否超过增量成本，因为他们没有动机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事情，媒体也同样不会。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很少会有“无用”的规定——好像真的存在判断是否有用的适当标准一样。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也不会愿意为所有东西付费，即使这些东西不是全然无用的。
我们并不会怀疑，意大利对商业施加众多政府管制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存在理论支持，但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的成本是否大于收益：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企业家，正想去开拓一项新生意。你必须为员工支付至少三分之二的社会保险费用，而且一旦你雇用第 16 名员工，将遇到更棘手问题，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的企业不能解雇员工，不然将面临非常高昂的解雇成本。
这还不算完，一旦雇用了 11 名员工，你必须每年向国家机关提交一份年度自我评估报告，列出你的员工所有可能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不仅包括工作相关的压力，还包括由年龄、性别和种族差异引发的压力。你还必须注意所有的风险预防手段和个人措施，以及相关的执行程序。在年度自我评估报告中必须列有负责安全的员工姓名，评估所需的医生等。
……当你的公司雇用了第 51 名工人，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工资的 7% 补贴给弱势员工……一旦雇用了第 101 名员工，你必须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公司内部性别比例变动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包括，每个生产单元男性与女性员工列表，以及他们/她们在公司内部的职责与层级，薪酬和福利的详细情况，招聘、晋升与调动的日期和原因，以及预计对收入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登出这则描述意大利劳工法律的报道时，意大利的失业率为 10%，经济也面临萎缩。
在理想情况下，价格让不同的使用者在市场上竞争稀缺资源。然而，当对某些产品或资源，征收特别税或进行政府补贴，而另一些产品或资源没能时，这种竞争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含有特别税或专门补贴的商品或服务，它们的定价无法传递出它们真正的生产成本，因此也就无法实现以往的价格下应该达成的交易。然而，补贴“好”东西，向“坏”东西课税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诱惑。但是，好东西和坏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补贴和课税阻止了人们通过自由选择来判断这些东西如何好或如何坏，使人们受到政府改变的价格的影响。那些想要对某些东西征收特别税或进行特别补贴的人，似乎并不明白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一个错误反映事物的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一个错误反映使用者投入在这些事物上的相对价值的价格。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经常性水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加利福尼亚对农业用水的大量补贴。使用同量的水，加利福尼亚帝王谷的农民只需支付 15 美元，而洛杉矶的农民却要花费 400 美元。最终结果就是只占加利福尼亚州总产出 2% 的农业，却消耗了 43% 的水资源。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还种植需水量很大的农作物，如大米、棉花，在非常干旱的气候下，如果农民要自己承担全部的用水成本，他们绝不会种植这样的作物。由于政府对灌溉用水的补贴，加利福尼亚干旱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而这些水果和蔬菜本可以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种情况可能对某些观察家来说会很有启发。
判断加利福尼亚的农产品是否值得人们花费成本来种植，可以让加利福尼亚的农民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与有着更高降雨量的其他州的农民进行竞争。政府官员没有必要人为压低美国联邦灌溉工程的用水成本，然后断然决定在加利福尼亚种植某种作物是好还是坏。这些问题需要由直接面临多种选择的人，通过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慢慢做出决定。
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在世界的另一端，印度政府向农民提供“近乎免费的电和水”。按照《经济学人》杂志所说，这就鼓励农民大量种植“需水量大的大米”，结果使旁遮普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人为地使某种东西便宜通常意味着浪费，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管它位于什么地方。
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政府要么对资源、商品、服务都不征税，要么全部征收相等的税，尽量消除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产生的扭曲。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不应该对某种资源、商品或服务给予补贴，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政府可以对特殊群体进行补贴——考虑到他们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先天残疾或者是遇到了其他不可控的不幸。直接补贴穷人，就不会像对某种产品课税或进行补贴那样扭曲资源配置，同时还能实现同样的人道主义目的。
不受税收或补贴影响的资源价格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然而从政治立场来看，政治家都会通过对特殊利益给予特殊支持，或是对当前不受欢迎的人或事征收特殊税的方式来赢得选票。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自由市场可能会发挥出最好的效果；而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却使竞争规则向某些群体倾斜。在政治上，这种倾斜常常以“帮助不幸的人”这样的说法来合理化，然而一旦政治家获得了权力或实施了政策，得到补贴的群体根本不是什么不幸的人。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的：
航空乘客支付的一大笔联邦税费，都流向了主要由私人飞行员和全球企业高管使用的小型机场。
有时候，人们会问：怎样给艺术定价？或怎样为教育、健康、音乐等定价？他们想用这样的理由让某些东西免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隐藏在这个问题下的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即人们认为价格仅仅是“施加”在事物之上的。只要艺术、教育、健康、音乐以及无数其他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努力和原材料，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成本不会因为法律不允许它们在市场上通过价格传递而消失。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成本就是用相同的资源可以生产的其他东西。资金流量与价格变动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使抑制这些表现也不会改变隐藏的事实。
价格管制之所以盛行，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混淆了价格与成本。例如，政治家说要“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疗服务真正的成本——训练医生的时间，用来建造和装备医院的资源，研发一种新药物花费的上亿美元经费和时间——丝毫没有减少。这些事情也不可能由政治家来处理。政客所说的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就是要降低医药的价格以及医生或医院收取的费用。
一旦认识到价格与成本的区别，我们就不太会对价格管制的负面影响感到奇怪了，因为价格上限意味着拒付全部的成本。提供住房、食物、医药或其他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的人如果收不回成本，也就无法保质保量地继续供给这些商品和服务。这一结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价格管制通常很受欢迎，并且影响会持续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很糟。
房屋供给并不会因为房租管制立即消失，但随着时间流逝，房子逐渐老化，又没有足够的新房来替代，情况就会恶化。已有的药物也不会因为价格管制而绝迹，但是当价格无法弥补治疗成本和研发新药的风险时，制药公司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快速地研发生产出治疗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及无数其他疾病的新药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展现，而多数人的记忆都转瞬即逝，不会把他们经历的坏结果与多年前自己支持的那些广受欢迎的政策联系起来。
不管道理看起来是多么明显，各种旨在逃避价格传递作用的政治方案仍然层出不穷——不论是通过直接价格管制，还是实行补贴让一些东西“变得便宜”，或是把政府免费提供多种产品与服务作为一种权利。许多考虑不周的经济政策，都是把价格当作令人讨厌的事情而予以回避，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谬误。这些政策方案的共同之处就是，使一些东西不必与其他东西进行成本收益上的权衡比较，
而这样的比较过程恰恰能够使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收益最大化。
价格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用是它传递了有关基本现实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响应基本现实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总览复杂现实的最终结果。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专业摄影师想要买一个长焦镜头，这时他需要在两种镜头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镜头的照片质量相当，放大倍数也相同，但其中一个镜头的采光是另一个的两倍。采光更好的镜片能够在弱光环境下拍摄照片，但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采光而采用更大光圈也会带来一些光学问题。
摄影师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光学问题，而且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使用更昂贵的玻璃制成的更复杂镜片。摄影师要知道的只是，光圈更大的镜片价格也更高。摄影师唯一要决定的，是较高的价格对于他的拍摄需求是否值得。通常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进行户外摄影的风景摄影师会认为没有必要买更昂贵的镜头。然而，对于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拍摄的摄影师来说，由于不允许用闪光灯，他只能花更多的钱购买镜片。
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价格使个人和组织在做决策时不必具备大量知识。摄影师不需要专门的光学知识就能在各种镜片间做出有效的选择，了解专业光学知识的镜片设计师也并不需要了解诸如博物馆的开放规则、博物馆照片的市场前景，以及其他有限光源场所的摄影需求等。
有些经济制度不依赖价格，而是依靠某位官员或规划委员会来决定稀缺资源的使用，这时为了高效利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即使是制造、使用照相机这样简单的决策，也需要了解其背后包含的诸多复杂因素以及相关的大量专门知识。毕竟，玻璃不仅可用于相机镜头，还可用于制造显微镜、望远镜、窗户、镜子以及无数其他东西。要知道具体分配多少玻璃给每一种产品，所需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或任何有限规模的组织所能够掌握的数量。
尽管在 20 世纪初，许多个人和团体期待有一天用中央计划经济取代价格来协调经济，并且 20 世纪的数十年间也经历了中央计划经济的起落。到 20 世纪末，即使是世界上最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色的政府也已经回到了使用价格来协调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论中央计划多么具有吸引力，现实的实验却让支持者也愈发依赖于价格协调的市场经济。2012 年的一份关于自由市场的国际研究报告发现，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是香港，而治理香港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 按照《内科学文献》（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的一篇文章（2000 年 9 月 25 日），不喝含酒精的饮料或一周只喝 1 次酒的人来说，当他们改为一周喝 1～6 次酒来增加酒精摄入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降低。然而，对于那些一周 7 次或是更多酒精摄入的人来说，再增加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医学期刊 《柳叶刀》（ The Lancet ）有一期（2002 年 1 月 26 日）曾指出：“轻微或适度的酒精摄入可以减少 55 岁以上老人发生痴呆症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