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记载的价格管制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古埃及的法老、公元前 18 世纪的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都曾使用过；古希腊也曾尝试过。
——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
没有什么事能像停电一样，让我们切身体会到电在生活中的用途。同样，没有什么事能比管制市场中价格波动的缺位，更形象地说明市场经济中价格波动的作用和重要性。当价格不允许随供求自由波动，而必须接受各种价格管制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波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一般来说，实施价格管制是为了不让价格达到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价格管制相关的法令，其政治理论依据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只要压低一些人的价格可以使具有更大政治影响的人得利，控制价格这样的政治权宜之计就从不缺乏理论依据。
要理解价格管制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理解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如何上下波动。这并不难理解，关键要非常清晰地认识其过程。价格上升是因为在当前价格下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价格下降是因为在当前价格下供给量超过了需求量。第一种情况被称为“短缺”（shortage），第二种情况被称为“过剩”（surplus），但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当前价格。尽管这看起来简单，却经常遭到误解，有时这种误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某一产品“短缺”时，并不一定是指它的数量变少了，而是与消费者的数量比较而言相对或绝对地变少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几年，美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尽管美国的人口数量和住宅供给量与战前相比都增加了 10%，而战争爆发的时候并不存在这种短缺。换句话说，虽然住宅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这一时期寻找住房的美国人必须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找房子，并且往往徒劳无功，还有人贿赂房东来提升他们在候补名单上的位次。在此期间，他们选择与亲属住在一块，睡在车库里或使用其他临时场所，如购买军用活动房屋，或是住在废弃的电车中。
虽然人均住房空间并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减少，但是在当时的价格下，短缺是真实而令人痛苦的，因为战争期间通过的房租管制法案，使得当时的价格被人为地降低到本应达到的价格水平以下。在这一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的人产生了比房租管制法案实施前更多的住房空间需求。这就是第2章提到的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需求量随价格变化——的实际结果。
当一些人占用的住房比往常更多，可供其他人居住的房子就会减少。在其他形式的价格管制下，同样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人为的低价格，有些人会比往常更肆意地使用价格管制产品或服务，结果就是另一些人会发现剩余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更少了。价格管制往往还会带来其他后果，房租管制只是其中一例。
通常，年轻人仍然会和父母住在一块，一些单身或鳏寡老人会和亲属一起生活，这些原本不会自己租公寓住的人，受到房租管制下的人为低价格的激励，搬出去自己租住公寓。人为的低价格也激励一些人去租住更大的房子，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的小房子；或者激励他们单独居住，而不是与人合租分担房租。
一些拥有房租管制公寓的人，即使他们本身不在公寓所在的城市生活，也会保留该公寓作为落脚点。比如，有些好莱坞电影明星在纽约拥有公寓，而一对生活在夏威夷的夫妇在旧金山也有一套房租管制公寓。尽管相对于人口总量来说，住房实际上并没有变少，但是更多的租房者需要更多更大的房屋，这样就产生了短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房租管制被取消，住房短缺问题很快就消失了。自由市场中的房租上涨后，一些无子女却住四居室公寓的夫妇就会选择两居室的公寓，并把剩下的租金存起来。既然房租不再处于人为的低价格，一些 20 岁左右的青年就会继续和父母住一起，直到他们的收入上涨到足以承担房租。最终结果是，寻找住房的家庭可以找到更多可居住的房屋了，因为撤销房租管制法使得需求不紧迫的人腾出了住房。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建造更多房屋能够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作为回应，即使新住房还没来得及建造，住房短缺问题已经立即得到了缓解。
价格的上下波动能够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而在价格管制下，价格波动受到限制，也就降低了价格波动的这种激励，无法促使个人限制自己使用被许多人需要的稀缺资源。比如，房租管制导致了许多公寓只有一个人租住。2001 年，针对美国旧金山市的一项调查显示，49% 的房租管制公寓中只有一位房客，与此同时，严重的住房短缺却迫使许多人住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并且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上。在此期间的一项人口调査同样显示，曼哈顿有一半公寓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房租管制，而曼哈顿有 46% 的住房只有一个人居住——美国全国的比例是 27%。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对住房空间的需求会不断改变。结婚生子后，人们对住房空间的需求会增加。但是，当他们的孩子长大并搬出去时，父母对房屋空间的需求就会减少。配偶去世后，鳏寡老人会搬到一个更小的住处，或是和亲属同住，或是住进养老院，这时对住房的需求就会再次降低。这样，根据人们在生命不同时期对住房需求的变化，整个社会的住房得以在不同人之间分配和流转。
人们之所以合租房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意识，而是因为价格的限制，比如本例中的房租。在自由市场上，房租价格取决于其他房客愿意为房屋承担的价格。正面临添丁增口的年轻夫妇通常愿意为住房花更多的钱，尽管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支付额外的房屋空间。打算生孩子的夫妇为了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卧室，可能会减少去餐馆就餐或看电影，或者少买衣服，推迟买新汽车的计划。但是，一旦孩子们长大并搬出去住，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做这种牺牲。这时减少租住房屋的空间，他们就可以享受其他额外的福利。
价格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房租管制法案对价格调整过程的压制，使得租客没有动力根据环境变化来改变他们的行动。比如，即使孩子搬出去或配偶去世，老年人也没有动力搬出原来的大公寓，如果这些老年人搬离大公寓，将节省很大一笔房租租金，也能够在其他方面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房租管制虽然减轻了租房的财务压力，但是带来的严重住房短缺极大地增加了寻找新的小面积公寓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简言之，房租管制降低了住房周转率。
纽约市实施的房租管制比美国其他主要城市更长、更严格。后果之一是纽约市的住房年周转率还不到美国平均住房年周转率的一半，而且在同一套公寓居住了 20 年及以上的房客数量是美国平均值的两倍多。《纽约时报》这样概括：
过去，纽约和其他城市一样，房客流动频繁，房东为了出租空置房屋而相互竞争。但是现在，纽约的格言是：移民不需要申请。当移民挤在贫民窟的非法寄宿公寓的床位上时，当地的上层中产阶级只需支付低租金就可以住在高质量的街区，并且在他们的孩子们搬走后也不必搬出大公寓。
房租管制对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影响。由于房租管制法案使得建房子无利可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9 年中没有新建任何新房。埃及的房租管制法案于 1960 年开始实施，经历了这一时期的一位埃及妇女在 2006 年这样写道：
最终结果是人们不再投资建房，可供出租和居住的房屋大量短缺，使得许多埃及人不得不居住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中，常常几个家庭不得不合租一套小公寓。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埃及感觉到严苛的房租管制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错误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好几代人。
其他地方的房租管制法案同样导致了房屋建造量的下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妮卡市从 1979 年实施房租管制法案后，申请建造许可证的数量降到不足 5 年前的 1/10。针对旧金山市的一项住房调查显示，房租管制的住房中有 3/4 超过了 50 年历史，有 44% 超过了 70 年。
虽然建造办公楼、工厂、仓库和其他工业和商业建筑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与建造公寓楼一样多，但是在很少新建公寓的城市里，新建办公楼却很常见。房租管制政策经常不会限制工业和商业建筑。于是，即使在住房严重短缺的城市中，也会存在很多闲置的工业和商业空间。尽管在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受房租管制的城市中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但是 2003 年的一项全国（美国）调査显示：工业和商业建筑的空置率大约为 12%，为 20 年来最高。
这只是“住房短缺是一种价格现象”的又一证据。商业建筑的高空置率表明显然有足够的可利用资源来建房，但是房租管制使得这些资源没有被用来建造住宅，而是用于建造办公楼、工厂和其他商业地产。
在房租管制政策实施后，不仅新建住房减少了，连现存住房的供给也减少了，并且房东也减少了对房屋的维护和修缮，因为住房短缺使他们不必为吸引房客而让房屋保持好状态。因此，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住房损坏得更快，而且当它破损时，却很少得到修缮。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房租管制政策的研究表明，房租管制下的住房比未受管制的住房损坏得更快。
通常，短期内可供出租的住宅存量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出现房屋短缺首先是因为在人为的低价格下有更多人想租住更大的空间。接着，由于出租房缺乏修缮而损坏得更快，加上在房租管制政策下新建住宅无利可图，于是没有足够的新住宅来代替损坏的房子，最终造成了房屋真得越来越少。比如，在实施房租管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个人建造的出租房占住房总数的比例从 1947 年的 61%，下降到了 1977 年的 14%。一项对多个国家的房租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被调查的欧洲国家中，除了高档住宅，几乎没有个人投资建造无补助的出租房。
简言之，一项本想让穷人住得起房屋的政策，最终结果却把建造住房的资源转移到了只有富人才能承担得起的住房上，因为高档住宅和办公楼等其他商业地产一样，不受房租管制约束。除此之外，它还表明了区分动机和结果的重要性。经济政策的好坏应该根据它们带来的激励，而不是根据实施政策的愿望来评价。
租金因房租管制而处于人为的低水平，这时候，正在出租自己所居住的房子或后院的人会认为不再值得出租房屋，房租管制政策对住房供给减少的激励也就尤其明显。另外，人们会从租房变为买房。20 世纪 70 年代，在华盛顿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 8 年时间里，这个城市的可租赁房屋存量显著下降，从超过 19.9 万套减少到不足 17.6 万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在引入房租管制政策后，可用于租赁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的住房套数在 5 年内下降了 31%。
考虑到房租管制法案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奇怪。从这些激励后果来看，我们同样能够很容易理解 1975 年英国将房租管制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配有家具的租赁住房时的情形。伦敦《泰晤士报》（ The Times ）曾报道：
房租管制法案实施后的第一周内，在伦敦《标准晚报》（ Evening Standard ）上出租配有家具的住房的广告数量急剧下降，现在这份报纸的此种广告数量比一年前下降了大约 75%。
由于配有家具的房间经常在房东当前所居住的家里，因此当租金无法补偿与房客一块居住带来的麻烦时，这些典型的住房单元就会很快退出租房市场。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通常只有一位租客的复式住宅等小户型公寓。多伦多市在 1976 年实施房租管制后的三年时间里，房东出租的自住房屋的单间有 23% 退出了租房市场。
即使不是房东自住的公寓，房租管制也最终使出租房屋无利可图，房东只能放弃这些住房。比如，纽约市的房主们发现，收到的房租根本不足以支付法律要求他们提供的服务成本（如暖气和热水），因此许多房屋被遗弃。为了逃避法律对遗弃房屋的惩罚，他们干脆消失了。尽管这些房子如果得到维护和修缮仍然可以居住，但它们却被空置封存。
几年来，纽约市政府接管的遗弃房屋数量高达数千间。据估计，在纽约市，被遗弃的房屋数量至少是无家可归人数的四倍。所以说，无家可归并不是因为实际房屋的缺乏，而是因为价格相关的短缺，然而这真的令人很痛苦。截至 2013 年，纽约共有超过 47,000 名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包括 20,000 个孩子。
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意味着有些人在寒冷的冬夜不得不睡在露天马路上，甚至有人因此冻死，而本可以收容他们的住房却由于房租管制被空置，而这一政策原本意在让人们能租得起房屋。这又一次说明，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抽象概念，它能产生现实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后果。这也说明，一项法规的目标——在本例子中即“负担得起的住房”——除了现实结果，毫无意义。
虽然房租管制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往往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政治家知道租户常常要比房东多，不懂得经济学的人要比懂经济学的人多。于是，提倡房租管制法的政客很容易赢得更多选票。
把房租管制描绘成防止贪婪的房东向穷人“索要过高”房租的手段，在政治上往往很有效。但事实上，住房投资的回报率很少高于其他投资，而且房东往往也并不富有，特别是小面积低端公寓的房东，这些出租房需要不断修缮，所处地段往往也只能吸引低收入的租户。拥有这样住房的房东，很多本身就是身兼木匠和电工的杂工，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技能维护和修缮房屋，希望用收来的租金还清房贷。总而言之，很大程度上由穷人租住的房屋的房主绝对算不上富裕。
若将房租管制法案广泛适用于所有住房，高档住房也会变成低租金住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就很清楚了：除非免除对新建住房的房租管制，否则很可能就不会有新房在建。但是对新住房免除或放松房租管制，意味着即使是那些面积不大、质量一般的新建房屋，其租金也要远高于房租管制下的大面积、高档旧住房的租金。在实施了房租管制的欧洲城市，以及纽约和美国其他实施了房租管制的城市，这种租金不匹配的现象很常见。在不同场景下，同样的激励措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就指出了房租管制法案约束下纽约房租的不匹配：
莱斯·卡兹（Les Katz）是一名 27 岁的表演专业学生，他还兼职做门卫，他和两个室友在曼哈顿上西区花 1,200 美元租了一间一居室公寓，两个人睡在厨房上面的阁楼，另一个人则睡在客厅里。
在曼哈顿另一端的公园大道上，私人投资者保罗·哈伯曼（Paul Haberman）和他的妻子居住在一个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内，这套公寓还有一个日光浴室和两个阳台。房产专家称这套位于著名大道上的豪华大楼里的公寓至少值一个月 5,000 美元。然而，根据房租记录，这对夫妇只需支付约 350 美元。
在房租管制政策下，富人支付低房租并不少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统计调查表明，纽约房租管制下的房租与自由市场上的房租相比，差异最大的是高档住房的房租价格。换句话说，在房租管制政策下，富人比穷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这项政策的初衷却是为了穷人的利益。与此同时，贫困家庭被安置在拥挤、蟑螂出没的破旧公寓，城市福利机构却在支付更多的租金。2013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指出，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救助服务局“每个月都要为旅社内的每个破旧单间支付超过 3,000 美元，而且这些单间既没有浴室也没有厨房”，其中一半的钱作为房租交给了房东，另一半用于“为无家可归的租户提供安保和社会服务”。
控制房租是为了保护贫穷的租户、防止富有的房主乱收费，这一说法在政治上可能是有效的，但现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从房租管制政策中获益的人可能处于任何收入水平，而从中受损的人亦是如此。一个人从中受益还是受损，取决于房租管制法案实施时，他是出租房屋的人还是在找房子的人。
旧金山市的房租管制比纽约市实施得要晚，但同样严苛，并且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2001 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旧金山市租住房租管制住房的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租户家庭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 1979 年房租管制政策在旧金山市实施至今首次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就意味着在房租管制法案实施和推广的 20 多年里，政府并没有努力去测评这些法律带来的实际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没有与它们的政治知名度做出区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施严苛房租管制的城市（如纽约和旧金山）的平均房租价格，最终往往都高于没有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房租管制让房租控制在某个水平之下，以保护穷人的利益，这就激励建筑商只愿意建造那些不受房租管制政策管制的高档住房。毫不奇怪，在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城市，房租更高，无家可归者也更多。在这方面，纽约和旧金山又成了典型的例子。
房租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大获成功，原因之一是许多人把言辞当作了现实指标。他们相信房租管制法案确实能够控制房租价格。只要人们这样认为，这些法律在政治上就是可行的，就和其他宣称有明显合意目标的法规一样，不管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
由于商品比人口少而引起的稀缺，和作为价格现象的“短缺”有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一点我们要牢记在心。有时某种物品并没有更为稀缺，却日益短缺；有时物品会越来越稀缺，却没有出现短缺。
正如前面提到的，尽管住房与人口的比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最初几年中，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而战前美国并没有出现住房短缺。完全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即某个没有价格控制的地区中住房实际数量骤减，却没有出现短缺。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及大火灾之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这场大灾难中，旧金山一半以上的住房在短短三天中被破坏，然而却没有出现住房短缺。《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在大地震一个月后重新开始发行，它的震后第一期报纸上有 64 个房屋出租广告，相比之下只有 5 个想租赁房屋的人发布了广告。
这场地震和大火使约 20 万人突然间无家可归，临时庇护所只能容纳 3 万人，大约有 7.5 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尽管如此，还有约 10 万人进入了当地住房市场。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并没有提到住房短缺。价格的上升不仅分配了现存的住房，还为住房重建提供了激励，同时也激励房客租住较小的空间，并激励有出租空间的家庭在高租金下，把剩余空间租出去。简言之，正如在没有实际稀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短缺一样，在没有出现短缺时物品也可能会出现实际稀缺。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无家可归者，要比纽约市的房租管制法案导致的无家可归者更容易找到住房，因为纽约市的房租管制使数以千计的住房退出了市场。
物价控制政策除了会导致短缺和质量下降外，也常常会导致囤积，即人们要比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留存更多的价格管制物品，因为不确定未来是否还能买到这些东西。在 20 世纪 70 年代汽油短缺时期，车主一般不会等油箱里的油降到平时的水平才去加油站加油。
为了以防万一，即使还有半箱油，一些车主也会开进一个恰好有油的加油站把油加满。数百万车主的油箱里装满了汽油，大量的汽油被储存起来，于是加油站待售的汽油量就减少了。全美国范围内汽油的这种少量减少最终却可能造成严重问题——那些恰巧没油的车主不得不苦苦寻找一个正在营业并且还有汽油的加油站。汽油突然严重短缺——虽然汽油的总产量并没有变——迷惑了很多人，也带来了各种阴谋论。
其中一种论调认为，石油公司让它们从中东地区回来的油轮在海里转圈，等着价格上涨后才让这些满载石油的油轮靠岸。虽然仔细推敲后，这些阴谋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正如许多谬论一样，这种理论背后都有各自的内核。汽油总产量变化不大却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意味着必定有大量的汽油被转移到了某些地方。提出或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很少能想到，那些大量被转移到他处的汽油其实是囤积在他们自己的汽车油箱里了，而不是在海上转圈的油轮里。这加剧了汽油短缺的严重程度，因为比起储存在加油站的储存罐里，把汽油储存在数百万汽车或货车油箱里效率更低。
对于不同的物品，囤积的可行性不同，价格管制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比如，对草莓的价格管制所造成的短缺要比对汽油的价格管制轻微，因为草莓容易腐烂，不能长时间保存。对理发或其他服务的价格管制导致的短缺就更轻微了，因为服务不能被囤积。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趁着理发师有空就一天内理两次发，而把下次来理发的时间向后延长一倍，虽然理发价格被人为降低时，找一个可为你理发的理发师会比以前更难。
尽管如此，在价格管制下，一些不太可能的物品也被囤积了起来。比如，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人们可能会占一套他们很少用的房子，就像一些好莱坞明星会在曼哈顿空出一套房租管制住房，以备他们到纽约时暂住。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住在纽约市市长官邸格雷西公寓的整整 12 年间，一直保有房租管制房屋。2008 年，美国纽约州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被揭露拥有四套房租管制住房，他甚至把其中一套作为办公室。
囤积是低价格下需求增加这一普遍的经济学原理的特殊情况，也是价格管制政策下低优先级用途抢占高优先级用途（不论住房还是汽油），从而使短缺日益严重的必然结果。
有时候，价格管制下供给的减少并不明显。在实施价格管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s ）杂志发现，1943 年检测的一批巧克力棒，20 块中有 19 块比四年前变小了。一些罐装食品制造商制造的产品质量也下降了，但是为了维护品牌的声誉，他们给这些低质量的食品贴上了其他商标。
尽管价格管制一方面导致短缺，另一方面将买卖双方更合意的交易认定为不合法，但是大胆、无所顾忌的交易者还是会违法地做出对双方均有利的交易。价格管制政策几乎总是会产生黑市交易。在黑市上，为了补偿法律风险，价格不仅高于法律所允许的价格，还会高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尽管小规模的黑市交易可以秘密地进行，但大范围的黑市交易通常需要向政府行贿才能进行。比如在俄罗斯，一项禁止价格管制食品跨地区运输的法令被称为“150 卢布法令”，因为需要花 150 卢布贿赂警察，好让禁运货物通过检查站。
苏联早期经营食品黑市会被判处死刑，即使这样仍然存在黑市。后来有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指出：“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高峰期，实行国家对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时期，投机者和食品贩子冒着生命危险将大量粮食运进了城市。”
要统计黑市活动本质上很困难，因为既然黑市是违法的，就没人想公之于众。然而，有时也会有一些间接指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那几年中，美国实施了战时物价控制政策，结果肉类加工厂的工人减少了，因为许多肉从合法的食品加工厂转移到了黑市里。这往往导致肉店和杂货店没有肉可卖。
正如其他例子一样，肉类出现短缺并不只是由于实际数量稀缺，而是由于肉类都流向了非法渠道。价格管制取消后的一个月内，肉类加工厂的雇员人数从 93,000 名上升到了 163,000 名，两个月后上升到了 180,000 名。仅仅三个月，肉类加工厂的雇员就几乎翻倍，这表明取消价格管制后，肉类不再从加工厂转移到黑市了。
苏联的价格管制政策实施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有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描述了人们“要花费额外的钱才能买到商品和服务”的“灰色市场”。虽然这些非法交易“没有包含进官方统计”，但苏联的经济学家估计有 83% 的人曾使用这些被禁止的经济渠道。这些非法市场覆盖的交易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几乎一半的房屋维修”、40% 的汽车维修和比合法市场更大的录影带销售：“在黑市交易中有约 10,000 个品种的录影带，而在国家市场上提供的录影带还不足 1,000 种”。
价格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政策的部分成本非常隐蔽。即使是可见的短缺也不能说明一切。许多产品和劳务因政府法令而处在人为低价上，它们都存在普遍的质量下降，这在住房的例子中也有提到。
价格管制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定义究竟管制的是什么的价格。即使简单如苹果，想要明确定义清楚品名也不容易，因为不同的苹果在大小、新鲜程度和外观方面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不同种类的苹果之间的差异了。食品商店和超市花费时间、金钱把不同种类和质量的苹果分类，并把那些质量达不到顾客期望的苹果扔掉。然而，价格管制下，由于人为的低价格，对苹果的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也就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把苹果分类，因为不管怎样苹果都能卖出去。有些在自由市场中一般会被扔掉的苹果，在价格管制下仍然会留下出售，卖给那些没有赶上好苹果的人。
正如房租管制政策下的住房一样，短缺时期，什么都不愁卖，也就没有动力保持物品高质量了。
最令人痛心的质量降低的例子发生在那些对医疗进行价格管制的国家。在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的人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注意或用非处方药就能对付的小病（如打喷嚏或皮肤红疹）去看医生。当价格管制降低了看医生的成本，尤其是当看医生由政府付费患者不用掏钱时，人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总之，在价格管制下，更多的人更频繁地去看医生，使得医生为患有更严重或更紧急疾病的病人看病的时间减少了。于是，在英国受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下，医院给一个 12 岁的女孩做隆胸手术，同时却有 10,000 人要等待 15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排上号做手术。一位癌症女患者因为手术一再推迟，最终病情恶化到无法医治。价格会自动引起个体考虑首选行动，而这些最优的行动就是价格管制下的首要牺牲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调查的 5 个英语国家中，只有在美国，需要等待 4 个月以上的择期手术病人的百分比在 10% 以下；其他四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择期手术病人中都有超过 20% 的人需要等待四个月以上，在英国这一比例是 38%。在这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对医疗实施政府定价的国家。顺便要说的是，“择期手术”并不只限于整容手术或其他非必要医疗手术，在此次研究中还包括白内障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当价格被设定为低于供求作用下应有的价格水平时，延期治疗就是质量下降的一种表现。当医生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缩短，治疗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相较没有实施价格管制的国家中医生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政府控制的医疗价格下医生给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和其他物品一样，控制医疗价格产生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黑市。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黑市以贿赂医生的形式出现，通过行贿让自己得到更快速的治疗。总之，不管这一产品或服务是住房、苹果还是医疗，价格管制下的质量下降是普遍的。
我们已经知道，把价格设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时，会导致需求增加和供给减少，并且在这一既定价格下会产生短缺。同样地，把价格设定在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水平，将引起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造成过剩。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剧之一，是许多美国农民卖粮食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生计。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要比农民购买的物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农业收入从 1929 年的超过 60 亿美元，降到了 1932 年的 20 亿美元。
许多农民由于付不起抵押贷款而失去了农场，其他农民家庭为了保有他们的农场和传统生活方式而陷入贫困，苦苦挣扎。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恢复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所谓的“平衡”，通过干预来防止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
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一种手段是通过法律规定减少农民种植和出售各种农作物的数量，通过减少供给防止价格下降到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之下。花生和棉花的供给就是受法律限制的两种农作物。柑橘类水果、坚果和其他各种农产品的供给则由农民组成的地区卡特尔管理。这些卡特尔获得了美国农业部部长的权力支撑，发布“市场命令”，并惩罚那些破坏规定、生产和销售多于授权数量的人。熬过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贫困，美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限制措施持续了几十年，很多限制政策甚至延续至今。
以这种间接的方式人为地保持高价格只是一个方面。使价格人为地保持在高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关键是政府愿意收购由价格管制政策造成的过剩农产品，包括玉米、大米、烟草和小麦等，并且许多政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管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哪些群体，在实施中也会有利于其他一些人，正是这些新受益者使得政策尾大不掉，即使最初的情况已经改变，并且最初的受益者现在只是一小部分选民，无力在政治上决定这些政策去留。
设置价格“下限”进行价格管制、阻止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过剩，跟设置价格“上限”阻止价格快速上升带来的短缺一样剧烈。在有些年份，联邦政府要收购超过 1/4 的美国小麦，让它们退出市场，来保证小麦价格维持在既定的价格水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导致大量食物被销毁，而当时营养不良在美国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在城市和农村中都发生了饥饿游行。比如，仅 1933 年美国联邦政府就收购并销毁了 600 万头猪。为了不让过量的农产品进入市场破坏官方确定的价格水平，大量的农产品被毁弃。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量的牛奶被倒进下水道，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儿童却由于营养不良而深受疾病折磨。
然而，食品仍然过剩。和短缺一样，过剩也是一种价格现象。过剩并不是指对于人口来说物品供给过量了。大萧条期间，也不存在相对于人口来说的“过多”食物，人们只是买不起政府人为抬高价格的产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21 世纪初贫困的印度，在政府支持的价格下，印度的小麦和大米出现了过剩。据《远东经济评论》（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报道：
印度的公共粮食储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到明年春天，粮食储备量还会增加到 8,000 万吨之高，这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所需的储备量的四倍。然而，尽管小麦和大米被闲置——有时候会闲置好几年直至发霉——但数百万印度人却要忍受饥饿。
《纽约时报》上一篇来自印度的报告也作了相似的描述，标题为“印度的穷人在挨饿，过剩的小麦却在腐烂”：
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购了今年收割的过剩小麦，堆在旁遮普邦泥泞的场地里随它腐烂。而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的过剩小麦仍然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
在南边邻近的拉贾斯坦邦，由于买不起小麦，村民们吃的是煮过的树叶或用去年夏秋季的草籽做成的面包片。儿童和成人（共有 47 人）常常捂着饿疼的肚子，一个个由于饥饿而日渐消瘦。
印度的营养不良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同时存在食物过剩或过量，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是，伴随价格“下限”而来的食物过剩，就像价格“上限”造成的住房短缺一样是事实。美国为了不让过剩的农作物进入市场，一度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把过剩农产品储存在闲置的战舰里，因为所需的储存空间极大，陆地上所有可用的仓库都已经被占用。如果不这样做，美国的小麦会像印度一样，被扔在外面腐烂掉。
粮食连续丰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政府储存的小麦比美国农民全年种植的小麦还多。据报道，2002 年印度政府用于储存过剩农产品的花费，比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灌溉和防洪的总支出还要多。这就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错配的经典实例，尤其是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只要受价格管制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法律规定的政府收购价格，这种产品就会以供求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但是，当供给量大大增加或者需求量大大减少时，价格就会降低，在此水平上政府必须收购不被市场接受的那部分产品。比如，2007 年，美国市场上的奶粉价格是每磅 2.2 美元（1 磅=0.453,6 千克），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但 2008 年，奶粉价格降到每磅 80 美分，美国农业部发现，按照法律自己有义务购买 1.12 亿磅奶粉，总费用超过 9,000 万美元。
这些事情可不只发生在美国或印度。欧盟国家在 2002 年花费了 390 亿美元用于农产品直接补贴，由于农产品支持政策造成的高食品价格，这些国家的消费者用在食物上的花费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同时，这些过剩的食物在世界市场上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就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本可以从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所有这些被提及的国家，为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付费的不仅有政府，还有消费者（政府直接向农民和仓储公司付费，而消费者则为膨胀的食品价格付费）。在 2001 年一年中，因为人为的高价格，美国消费者仅消费含糖食品就支付了 19 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为储存过剩的食糖，每月要花费 1,400 万美元。同时，据《纽约时报》报道，食糖生产者“同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金主”，而成本高昂的价格支持政策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
欧盟国家对食糖生产者的补贴力度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些国家的食糖价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09 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称，欧盟的食糖补贴之高，“连气候寒冷的芬兰也开始生产更多食糖了”，尽管在热带地区种植甘蔗生产食糖比在欧洲种植甜菜生产食糖的成本要低得多。
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据估计，在未来十年中，每个美国家庭要以税收和高食品价格的形式为这项补贴法案花费 4,000 多美元。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世界市场上的食糖价格是每磅 4 美分，而美国国内的批发价格是每磅 20 美分。美国人可以完全不生产这些产品，只要用较低的价格从热带国家进口就足以满足需求，而政府却在补贴这些本不必生产的产品。对于食糖业，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然而，这种情况并非食糖业独有，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在欧盟国家，羊肉、黄油和食糖的价格都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都要高出一倍还多。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撰稿人形容的：欧盟国家每只奶牛每天得到的补贴，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用都要高。
尽管美国实施价格支持政策的最初目的是救助农民家庭，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补贴都给了农业企业。一些农业企业每年能得到数百万美元，而普通农场得到的补贴不过几百美元。2002 年，两党支持的农业法案所涉及的大部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分给了最富有的 10% 的农场主，包括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特德·特纳（Ted Turner）和一些《财富》500 强公司。同样，在墨西哥，85% 的农业补贴流进了最大的 15% 的农场主的腰包。
理解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关键是要明白：和人为保持低价格导致了持续的短缺一样，人为保持高价格也导致了持续的过剩。造成的损失也不仅仅等于为了农业企业和农场主的利益从纳税人和消费者那攫取的钱。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转移，并不会减少国家的总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损失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土地、劳动力、肥料和机器，这些稀缺资源本不必用来生产多于消费者在政府规定的人为高价格下愿意消费的量。在美国，用来生产食糖的大量资源都被浪费了，因为这些食糖可以从热带国家进口，这些国家生产的食糖更便宜，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更适合原料农作物的生长。那些本已将大部分收入用于食物支出的穷人，不得不为购买食物花更多的钱，这样一来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就更少了。当食品价格被人为提高，那些靠食品券生活的人所能购买的食物也就少了。
正如印度和美国的情况，从纯经济视角来看，通过限制食物价格来补贴农民，然后通过补助一些消费者来降低他们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从政治视角来看，用这样的政策来得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支持却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些政策的全部经济后果。
即使这些农业补助和价格管制政策起初是作为困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措施，但是它们会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因为这些政策催生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它威胁如果削减补贴或终止政策就制造政治麻烦。当法国政府表现出要削减农产品支持政策或允许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迹象时，农民们就会用他们的农用机械封锁巴黎的街道；加拿大的农民们为了抗议小麦低价格封锁了公路，并组成了拖拉机队开往首都渥太华。
美国有不到 1/10 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而韩国有大约一半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在挪威，这一比例为 60%。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简单，但它的政策结果却相当复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房租管制法案及农产品价格支持法案造成的各种后果中察觉。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远未被大众所理解，而人们所寻求的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在当今世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了。
16 世纪的西班牙曾经企图通过封锁，切断位于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的粮食供给，从而迫使其投降，结果安特卫普的高粮食价格引来一些人不顾封锁走私粮食，让当地的居民得以坚守。尽管如此，安特卫普的掌权者决定用法律规定某些食品的最高价格，并严惩违反法律的人，从而解决食品价格高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价格管制的典型后果：人为的低价格带来了消费增加和食品供给的减少。缺乏高价格的激励，供给者也不想再冒着违反西班牙封锁令的危险运送食物进来。最终，价格管制使得“这个城市的居民斗志昂扬，直到突然失去了食品供给”，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别无他法，只能向西班牙投降。
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孟加拉地区，18 世纪发生了一场饥荒，政府为了控制大米价格，严厉打击粮食经销商和投机商，结果是粮食短缺致使许多人被饿死。19 世纪另一场饥荒降临印度，当时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全盛时期，于是政府实施了相反的政策，最终结果完全相反：
在饥荒早期，没有法律的允许，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事粮食买卖。1866 年，大量的正派人士加入到粮食贸易中，而政府通过每周发布各地的粮食回报率，安全有序地指挥着粮食的流向。每个人都知道去哪儿买最便宜的粮食，也知道在哪儿能卖个好价钱，于是粮食能从最方便运出的地方被运到最急需的地方。
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看起来非常初级，但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可行，只是因为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没有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在民主政治时期，这种行动要么需要公民熟悉经济学基础，要么需要政治家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做应该做的事。
在政治上，价格管制通常是“快速修复”通货膨胀的一种诱人的手段，实施起来也比削减政府自己的开支更加容易，而政府开支往往才是通货膨胀的幕后推手。在阻止食品价格的上涨中，价格管制措施更是被予以厚望。正因为如此，阿根廷在 21 世纪初便对小麦实施了价格管制。可以预见的是，阿根廷农民减少了小麦的播种面积，从 2000 年的 1,500 万英亩，减少到 2012 年的 900 万英亩。而在外部广大的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比阿根廷国内规定的价格高，于是阿根廷政府发现必须阻止国内小麦出口，以防止国内小麦短缺的情形继续恶化。
价格管制法律确定的价格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差距越大，价格管制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2007 年，津巴布韦政府为了控制失控的通货膨胀，命令卖方把价格降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多。仅仅一个月后，《纽约时报》报道称：“津巴布韦的经济陷入停滞。”还详述了一些细节：
面包、糖和玉米面，津巴布韦人的主食消失了，暴民如同麦田里的蝗虫般洗劫商店，占有这些主食。肉类几乎看不到，有钱购买的中产阶级即使在黑市上也买不到肉；汽油也几乎买不到了；医院里的病人因缺少基本药物供给而濒临死亡；停电和停水很常见。
正如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实施的物价控制一样，津巴布韦刚开始实施物价控制政策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据《纽约时报》报道：“普通市民最初以一波欢欣而短暂的购物热潮迎接价格下降。”最初的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像极了几个世纪前发生在安特卫普的情形。
当某地遭受飓风或其他自然灾害破坏后，如果当地企业突然提高诸如瓶装水、手电筒或汽油的价格，或者如果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当地人寻求临时住所，当地酒店却提高房间价格，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管制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快速修复手段。
对于这些做法，政治上的反应是出台制止“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暴风雨、森林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人们被突然夺走了这些随时可以获得的资源，于是他们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也增加了，这就使得当地资源也突然变得比平常更加稀缺，此时价格在分配稀缺资源中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关键。
举例来说，在房屋被毁的地方，人们对当地酒店客房的需求可能会突然上升，假如酒店没有受损或被毁，他们能提供的客房数量最多也就只能是保持不变。若是当地居民的需求量超过了本地酒店客房的供应量，就必须对房间实施定量供应，要么通过价格，要么以其他方式。
如果酒店客房的价格还是平常的水平，那么最先抵达酒店的人将占据所有的客房，后到的人要么只能睡在户外，要么住在损坏的房屋中饱受恶劣天气侵扰，要么离开当地留下破损的家园暴露给抢劫和盗窃的人。但是，如果酒店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就会有动力自我分配。当价格低于正常水平时，一个三口之家可能会要两个房间，夫妇俩一件，小孩一间，但是当租金异常高时（也就是存在“哄抬物价”时），这家人就会有动力调整自己的行为，只要一间房间。
类似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当地其他物品因为突然提高的需求而短缺的情形。如果某地突然停电，对手电筒的需求量就可能大大超过供应。假如手电筒的价格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先到商店的人会很快消耗掉店里所有的手电筒，而后到的人就无法获得手电筒了。然而，如果手电筒的价格飞涨，一个本打算购买多个手电筒的家庭很可能会只购买一个异常昂贵的手电筒，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手电筒留给其他人。
如果对汽油的需求增加——不论是用于发电机，还是驾车去其他地区购买本地短缺的商品，或是完全搬出当地灾区——这些情形都会造成汽油短缺，直到新供给到达加油站或电力完全恢复让更多的加油站能够运作。如果汽油仍然保持在平常的价格，首先到达加油站的人很可能会加满油箱，耗尽本地所有汽油供应量，使得后到的人买不到汽油。但是，如果汽油的价格猛涨，首先到达的车主也会因为异常的高价格而只购买足够他们离开灾区的量，然后在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地方，用相较不太昂贵的价格加满油箱。这样一来，也就有更多的人能使用当地的汽油了。
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后，本地价格飞涨都会影响供应。通常，气象学家会对飓风进行预测，他们预测的飓风登陆速度也会被广泛报道。如果供应商能预测到价格受飓风影响会上涨，那么应对飓风的各种物品，比如手电筒、瓶装水、汽油和木材等很可能会在飓风来临前被紧急送往可能遭受袭击的地方。这意味着，短缺可以提前缓减。但是如果供应商预料价格只会保持在正常水平，那么他们就不太愿意花额外的成本将物品紧急调派至可能会遭受灾难的地区。
类似的激励也存在于飓风或其他灾害发生之后。由于街道和公路受损、灾难之后的狼藉，以及人们争相逃离灾区引发的交通拥堵，为灾区补充供应所耗费的成本也会更大。当地飞涨的价格可以补偿因这些困难和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此外，每个供应商都会争取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因为在其他供应商到来之前，竞争对手还没能压低价格，那时的价格最高。对于灾区的人们来说，时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连续供应。
不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短缺突然加剧的时期，价格并不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唯一方法，但问题是其他替代性配给制度通常比价格表现得更好还是更糟。历史反复证明，对食品的价格管制会造成饥饿和饥荒。卖家也许能确定自己分配给单个买家的数量。但是，卖家的处境也会因此变得尴尬，因为它没有卖给买家需要的数量，等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它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客户。很少有卖家愿意冒这个险。
既不存在价格分配，也没有非价格分配时，结果可能如《华尔街日报》对 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的报道：
在新泽西的一家超市，尽管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通知，要求购物者只购买几天的食品以应对郊区瘫痪，但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人们在购物车里装满了够吃 6 周的金枪鱼罐头。一罐蜂蜜可以存放数年之久：商品保持在正常价格时，购物者即便买下超市所有存货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在紧急状况下呼吁人们限制其购买量这种无谓的努力，如同其他形式的非价格配给制度一样无效，这时候就需要提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