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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协调无数人的选择。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我们已经知道，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面临的关键任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体要怎样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
不同的经济体显然有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经济中，庄园领主只需把要做什么、资源投向哪里吩咐给底下的臣民，比如少种大麦多种小麦、这里施点肥、那里多放些干草、排干沼泽。20 世纪的计划经济情况非常类似，比如苏联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复杂的现代经济体。无论是在伏尔加河上建立水电站，在西伯利亚生产上万吨钢铁，还是在乌克兰种植大量小麦，都来自政府发布的命令。相比之下，在由价格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则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由他发布指令控制或协调整个经济活动。
在一个极为复杂的高科技经济体中，没有中央指令也能正常运作，这让许多人困惑不解。据说，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曾问过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确保人们能得到食物？”撒切尔回答说她无法确保，但价格可以做到。尽管英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的粮食产出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英国人比苏联人享用了更丰富的食物，因为价格从其他国家为他们带来了食物。
想象一下，若没有价格发挥作用，仅伦敦市就需要一个超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确保日常消耗的种类繁多、数目巨大的食物供应。这样一支官僚队伍本可以省掉，因为简单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更快、更好、更低廉地完成相同的工作，而且精简出来的人员也可以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事生产性工作。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步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已经靠自由市场来运作。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但耕地面积却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 10%。于是，和以往历史一样，为国民提供食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旧中国频发的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如今，价格把食物从其他国家带到了中国。
中国从国外如南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获得食物补给，也给农产品贸易商以及像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这样的食品加工商带来了财富。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有着千亿美元规模的食品加工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还在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这就是飞来横财，大豆价格自从 2010 年以来已经增长了 2/3。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健康的饮食，在过去 25 年里，他们的热量摄入已经增长了 1/3。
由于价格的吸引力，美国肯德基公司在 21 世纪初，从中国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销售额。仅仅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均奶制品消耗量就几乎翻了一番。据一项调查估计，1/4 的中国成年人都面临肥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却体现了一个粮食紧缺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进步。
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控制或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是毫无章法的。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房东或工人都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与他人进行单独交易。价格不仅把这些条件传递给利益攸关的某个人，也把它们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实际上是传遍了整个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产品更好，或是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相关的信息就会传开，不必由民选官员或计划委员向消费者、生产者发号施令，人们就能够通过价格采取行动。实际上，价格能够比任何计划者都要快速地整合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计划者发布命令的基础。
如果斐济的某个人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好的鞋子，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销售这些价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当时华盛顿的官员是否意识到日本人在制造照相机，美国人都可以购买日本制造的照相机。现代经济体都包含了成千上万种产品，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知晓所有这些产品已是过分，更不用说要他们去了解每一种资源分配到生产中的数量和比例了。
每一种资源有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产成品怎样转移给数以百万的人，在这些决定中，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却很少为公众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员忽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点也不懂经济学”，即使那时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并不是个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懂经济学，不论他们的国家大小、民主与否。
相较由政治领导人指导并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由价格自动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因缺乏经济学知识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重。
很多人只是把价格视为阻碍他们获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碍。比如，那些想在海滨安家的人可能会因为滨海房产极其昂贵而放弃。但是，高价格并不是我们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现实情况是海滨的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价格只是传达了这个潜在的事实。当很多人竞相购买数量很少的房子，这些房子就会因供求关系而变得十分昂贵。但是，并不是价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以及原始社会。
即使现在政府实施一项“普及”海滨住房的“计划”，并对这种资产的售价设置 “上限”，也不会改变人口与海滨土地之比很高这一潜在事实。对于既定数量的人口和既定数量的海滨房产，若没有价格，配给将不得不通过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随机的方式来进行，因为配给总要实施。即使政府颁布命令说拥有海滨房屋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仍然丝毫不会改变潜在的短缺。
价格像信使一样传递着消息。有时候是坏消息，比如海滨房产的例子，渴望拥有海滨房产的人比可能住在海滨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消息，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电脑飞速降价、升级。尽管高科技进步的绝大多数受益者对技术变化的具体内容全然不知，但是价格把最终的结果传递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出决策、提高生产率，并通过使用电脑获得了普遍的福利。
同样，如果在某地突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层，也许只有不到 1% 的人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钢制品越来越便宜。比如，想买书桌的人会发现，钢制书桌比木制书桌更廉价，毫无疑问，就购买何种材质的书桌，有些人就会因此改变想法。把各种钢制品与铝、铜、塑料或其他材质的竞争性产品进行比较时，情况也是一样。简而言之，价格的改变能够让全社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一个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铁矿层进行自动调整，即使 99% 的消费者对这个新发现一无所知。
价格不仅是转移货币的方式。价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毕竟，生产者不可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消费者想要什么。比如，汽车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们制造的某种汽车能卖个好价钱，不仅能够收回生产成本，还能留下利润空间，但是他们制造的另一种汽车可能会不好卖。为了处理掉这些滞销的汽车，卖家必须削减价格，直到经销商能够处理掉库存为止，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一些损失，否则他们就会因卖不出去这些汽车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虽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有时被称为利润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盈亏体系，而且亏损对经济效率同样重要，因为亏损会告诉生产者应该停止做什么——停止生产什么、停止把资源投入哪里、停止投资什么。亏损迫使生产者停止生产消费者不想要的东西。虽然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为什么喜欢某些功能更胜于另一些，生产者会自发地多生产获利的产品，少生产亏损的产品。也就是说，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停止生产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尽管生产者只关心自己和公司的损益状况，然而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以价格为指导的决策能够让社会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资源。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只要是自由市场通行的地方，价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而商品价格低廉的地方能够让自己的商品畅销世界各地。这样你才能够穿上马来西亚生产的衬衫、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加拿大生产的裤子，开着日本制造的汽车，而轮胎却是法国生产的。
利用价格来调节的市场使人们能够向他人发出信号：想要多少产品，愿意支付什么价格。其他人也同样会发出信号：在什么价格愿意提供什么产品。价格对供求做出反应，使得自然资源从丰富的地方（如澳大利亚）转移到匮乏的地方（如日本）。因为比起澳大利亚人，日本人愿意为这些资源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样的资源，澳大利亚因其本身富有这类资源而价格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价格不仅能够弥补运输成本，还能够让澳大利亚大赚一笔。在印度发现的巨大铝土矿会降低美国铝制棒球棒的成本；阿根廷小麦歉收则会增加乌克兰农民的收入，因为全球市场对他们小麦的需求增加了，于是小麦价格更高了。
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卖方之间为消除过剩产品将展开竞争，价格于是随之下降，从而冲击该商品未来的生产。这样一来，用于生产该商品的资源也会得到释放，被用于生产需求更大的其他商品。反之，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现有的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抬高价格，把资源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吸引过来，促进该商品的生产。
观察价格被禁止发挥作用的情形，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体会到自由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例如，在苏联政府管制经济的时代，价格不是由供求决定，而是由中央计划者设定的，他们通过直接命令的方式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并把价格提高或降低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水平。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和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曾描述，苏联政府提高了鼹鼠毛皮的价格，导致猎人们去猎取更多的鼬鼠，并出售更多的鼹鼠毛皮。
国家采购量增加了，现在所有的分配中心都堆满了这些毛皮。工业无法消耗掉它们，在处理之前，它们往往就已经腐烂在仓库里了。轻工业部已经两次要求国家价格委员会降低毛皮的价格，但仍然“没能定下来去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国家价格委员会的成员都太忙了而无法解决这件事。他们真的没有时间，除了给这些毛皮定价，他们还必须对其他 2,400 万种价格进行追踪。
由政府机构随时掌握 2,400 万种价格几乎不可能做到。在一个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中，让个人自己追踪这些价格会更容易，因为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掌握与自己决策相关的几个价格就可以了。通过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无数独立的决策得到全面协调。让价格来说话，人们只当听众，他们的反应通常要比中央计划者整合报告资料快得多。
虽然指挥人们采取行动看上去是一种更合理有序地调节经济的方式，实践中却缺乏效率。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其他的商品也和鼹鼠毛皮一样。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仓库堆积大量滞销商品，其他商品却存在令人痛苦的短缺，而用于生产滞销商品的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短缺商品。在市场经济中，过剩商品的价格会根据供需关系自动下降，短缺商品的价格也会由于相同的原因自动提高，最终的结果是：当生产者追求利润避免损失的时候，资源自动从过剩产品转移到了短缺商品的生产中。
问题的实质不是苏联或其他计划经济体中的计划者会犯错误。不论中央计划者犯了什么错误，其他类型的所有经济制度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无一例外。中央计划的根本问题是，不管在哪个国家，计划者承担的任务已经被反复验证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正如苏联经济学家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指出的：
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合理且毫无浪费地安排一切事物，也不论我们多么希望紧密地放置经济大厦的每一块砖以求砂浆间没有缝隙，这都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卖方凭空捏造或随意设定的数字。虽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设定任何价格，但是只有其他人愿意支付，价格才会成为经济事实。这并不取决于你选择了何种价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生产者的售价如何。
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值 100 美元，而且只以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产者以 70 美元的价格出售同样的商品，消费者仍然不会购买你的商品。虽然这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对有些人来说，它的含义却并不那么清晰。有些人会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是卖方可以随意地制定价格，并以这个专断的价格出售商品。比如《亚利桑那共和报》（ The Arizona Republic ）的一条头版新闻指出：
贪婪驱使菲尼克斯市的房价和销售额在 2005 年创下了新纪录。今年，恐惧将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
其中就暗示了越低的价格意味着越少的贪婪，而没有看到情势变更，卖方只有降低售价才能卖掉商品。情势变更的实情是，菲尼克斯市的待售房屋在卖出之前滞留在市场上的时间要比上一年平均多两周；另一个实情是房产开发商正“想方设法卖出手里的房屋，甚至不惜大打折扣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卖方不想跟以前一样在出售房屋时尽可能多地获益，换句话说，他们的“贪婪”并未更少。
限制商品定价的是市场竞争，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性贪婪与否，而在于市场环境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卖方的感觉——不管是否“贪婪”——对了解买方愿意支付多少价钱毫无帮助。
现在，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价格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过程。消费者想购买 A 产品而非 B 产品，这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有效利用的最简单的例子。但是消费者不仅想要 A 和 B，还想要许多其他东西，而且其中有些东西在生产中需要相同的原料，在这种更普遍、更复杂的情形中，价格同样重要。举例来说，消费者不仅想要奶酪，还想要冰激凌和酸奶，以及其他奶制品。价格会怎样帮助经济体来决定每种产品应该分配多少牛奶呢？
在购买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同时，消费者实际上也间接地购买了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牛奶。也就是说，销售这些产品获得的收入能够使生产者再次用来购买牛奶，用来继续生产各种产品。对奶酪的需求上升时，奶酪的生产者就会用额外收入购进之前用于生产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以增加奶酪的产量，从而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当奶酪生产者需要更多的牛奶时，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牛奶的价格上涨，包括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价格上涨。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会提高价格以弥补牛奶成本的提高，这时消费者就可能会因为高价格而减少对这两种奶制品的购买。
每一个生产者如何知道要购买多少牛奶？很明显，要弥补牛奶上涨的成本，他们只能用价格上涨后的奶制品带来的收入购买相应的牛奶量。如果冰激凌的消费者没有像酸奶的消费者一样，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购买冰激凌，那么奶酪生产中增加的牛奶投入，将很少来自于冰激凌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而更多地来自于酸奶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
作为一种一般性原则，这意味着：对于某种原料，某个生产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成为其他生产者必须接受的价格。不论我们谈论的是用于生产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还是用于制造棒球棒、家具和纸张的木材，都适用这一原则。如果纸张的需求量翻了一番，意味着用于生产纸张的木浆，其需求也将增长，而木浆的需求增加将带动木材价格上涨，反过来意味着棒球棒和家具的价格也会上涨，以弥补原料木材的高成本。
这种影响远不止于此。随着牛奶价格的上涨，牛奶厂于是有了动力生产更多的牛奶，这就意味着要买更多的奶牛，继而意味着更多的奶牛可以长大成熟，而不是作为牛犊被宰杀取肉。然而，影响远没有结束。随着被屠宰的奶牛变少，牛皮也越来越少，于是棒球手套的价格就会因为供求关系而上涨。就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涟漪布满池塘一样，这种影响会蔓延至整个经济。
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来协调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来全方位地追踪这些影响。多个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这个任务并非中央计划者能力所及。
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某个公司或个人对某种用途赋予的价值也就确定了其他人想把资源用于别的用途的成本。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市场上存在价格竞争时，资源往往会流向最具价值的用途。这并不是说一种用途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用途。相反，资源在各用途间的调整是渐进的。只有当牛奶的价值对冰激凌或酸奶的消费者而言，跟它对奶酪购买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牛奶生产冰激凌和酸奶；也只有当木材的价值对棒球棒或家具厂商而言，跟它对纸张生产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木材来生产棒球棒和家具。
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需求：不论是奶酪的消费者、冰激凌的消费者还是酸奶的消费者，都渴望拥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奶酪、冰激凌或酸奶），对额外数量的产品则不太急切，超出某一临界点后，他们就不再关心是否能得到更多了，甚至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压根不想再消费这种产品。同样地，当更多的木浆被用于生产纸张、家具和棒球棒，生产者及消费者也会相应地做出渐进调整。总之，价格调节资源的使用，使用于某种用途的资源在价值上至少要等于在其他用途中的价值。这样，一个由价格调节的经济才不会出现奶酪泛滥到让人恶心，同时人们却买不到冰激凌和酸奶。
这种情形虽然很荒谬，但是在没有使用价格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却经常发生。除了鼹鼠毛皮，还有很多商品因滞销而堆积在苏联的仓库里，与此同时，人们却在为其他的短缺商品而排队。 1 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绝不只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抽象概念，它决定着数百万人生活水准的高低。
就像海滨房产的例子一样，价格传递着一个潜在的事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样东西的“成本”是将它用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这种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某人为了获得相同份额的同一种稀缺资源或用这种稀缺资源制造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成为其他人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度或任何其他制度，不管哪种经济制度，任何一样东西的真正成本仍然是它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修建一座桥梁的真实成本是用相同的人工和原料可以建造的其他产品。即使不牵涉金钱，就具体个人来说，这一点也适用，看电视连续剧或肥皂剧的成本是相同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所产生的价值。
不同的经济体制在处理上面提到的这个潜在事实时，方式、效率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如何，这个潜在的事实都独立存在。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个由价格来指导人们分享稀缺资源的经济体制，和一个由国王、政治家或官僚发布命令说“谁可以得到多少某物”来决定资源分配的经济体制，在效率上有何不同了。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里，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前面提到的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就写了一本书，非常坦率而客观地描述了国家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 2 正如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所指出，苏联的生产企业向政府提需求的时候，“总是要求超过其实际生产所需”的原料、装备和其他资源。据这两位经济学家描述，“他们占着能得到的一切资源，而不管实际需要多少，也不考虑节约原材料”。从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立场看，“毕竟，‘身居高位’的人无法确切知道真实需求”，因此存在“浪费”也情有可原。
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就包括工人。两位经济学家估计，“大部分企业有 5% 到 15% 的工人都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造成的结果就是，相较通过价格调节的经济体系，如日本、德国及其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经济体系中生产既定的产量要使用更多的资源。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引用官方的统计数据感叹道：
为了生产 1 吨铜，我们要消耗 1,000 度电，而在联邦德国只需 300 度。为了生产 1 吨水泥，我们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 2 倍。
苏联并不缺少资源，即使算不上最富饶，也仍然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也不缺受过高等教育和良好培训的人才。它缺少的是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的经济体系。
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指出的，苏联的企业不像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一样受财务约束，它们可以得到超过实际所需的机器，“这些机器要么在仓库里堆积灰尘，要么丟在户外生锈腐烂”。简而言之，苏联的企业没有动力去节约资源，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源是稀缺的，而且有其他有价值的用途，并且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也没有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和他们竞争资源。虽然这些浪费不会给单个苏联企业带来损失，却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他们的资源和技术所具有的生产能力。
要获得资源必须与其他用途的使用者竞争，在这样的经济中，经济学家描述的这种投入上的浪费当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并且，在这样的经济中，企业只有保持成本低于销售收入，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需的投入量以精确评估自己的真正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它的管理者说服高层政府官员允许他们拥有多少为依据。
这些高层政府官员不可能对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了如指掌，因此，中央计划部门的掌权人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拥有特定行业和企业知识的人。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分离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央计划者可以怀疑企业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信息，但“怀疑”并不是知识。如果企业得不到资源，生产就难以为继，中央计划部门难辞其咎。最终结果就像苏联经济学家描述的：过度利用资源。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日本、德国的经济体制的差别，只是价格配置资源和依赖政府或官僚管制来配置资源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差别之一。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政治制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别，即一些地方通过价格来配给商品、配置资源，而另一些地方则依赖世袭的统治者、民选官员及规划委员会。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非洲殖民地获得了国家独立。加纳和邻国科特迪瓦两国的总统打过一个著名的赌：未来哪个国家会更繁荣。当时，加纳不仅比科特迪瓦富裕，还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就科特迪瓦总统个人而言，这个赌可能看起来有些鲁莽。然而，他知道加纳依靠政府来运作经济，而科特迪瓦则践行自由市场。到 1982 年，科特迪瓦已经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了加纳：即使是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的实际人均收入，也要比加纳大多数人的收入高。
这无法归功于国家或人民的优越性。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里，科特迪瓦政府最终经不起诱惑，控制了国家大部分经济，加纳却终于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开始放松政府管制，于是两国的情况颠倒了过来。现在，加纳的经济开始增长，而科特迪瓦的经济却开始衰退。
对缅甸和泰国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前者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前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后者则在放松管制之后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印度、德国、中国、新西兰、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在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更多地依靠价格来配置资源之后，经济都迅速好转。1960 年，印度和韩国的经济水平还不相上下，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 10 倍。
1947 年获得独立后，印度仍然坚持由政府控制经济。不过，就像伦敦著名杂志《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描述的，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抛弃了 40 年来的经济孤立和计划体制，自独立以来第一次解放了该国的企业家们”。随之而来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6% 年增长率，印度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之一”。相较 1950 年至 1990 年印度仅 2% 的平均年增长率，三倍于以往的发展速度带来的累积效应使得数百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开始得更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首先在一些特殊的经济部门和特定区域进行试验性放松管制，这导致了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同一国家内部也形成了惊人的经济反差。
早在 1978 年，只有不到 10% 的中国农产品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交由政府分配。但是到 1990 年，80% 的农产品都直接在市场上出售。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城市居民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并且农民的收入在几年时间之内就增加了 50% 以上。不同于此前严厉的政府管制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中国政府在 1976 年放松对市场价格的管制，随之而来的是 1978 年到 1995 年间令人震惊的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经济学解释了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正是价格的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政治控制下的经济体很难实现的。当然，经济学不仅仅包括价格，但是了解价格的功能是理解经济学其余部分的基础。比起仅通过价格把数百万个由个人或组织做出的独立决策联系起来，一个进行了理性计划的经济听起来可能更为合理。然而苏联的经济学家在看到中央计划经济的真实结果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经济关系数不胜数，不可能把它们全部考虑进去还能合理协调”。
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价格体系迫使那些最了解自己境遇的人，根据他们拥有的知识来购买商品和资源，而不是根据他们对价格委员会、立法机关或王公大臣的影响力来为商品和资源定价。不管知识分子多么重视语言表达，只要需要人们“付诸行动”，语言表达就不再是一个传递准确信息的有效方式。他们需要拿出最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听上去最合理的话。
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人类都会犯错误，关键的问题是：哪种激励和约束会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如果把某些资源用于其他地方会更有价值，那么目前使用这些资源的生产者就会发现，仅靠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的价格无法收回成本。毕竟，生产者要跟其他使用者竞争来购买这些资源，支付的价格也远远大于该资源对其他使用者的价值。如果最终该生产者将资源用于生产，却没有带来很高的价值，那他将遭受损失，并且除了停止生产需要投入这些资源的产品，别无选择。
对于盲目、固执、不想改变的生产者而言，持续的损失会让他们的生意破产，资源的浪费也将终止，重新为社会所用。这也解释了从经济角度看，为什么亏损与盈利同等重要，尽管亏损很不受企业的欢迎。
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雇员必要获得薪酬，债权人也必要获得债款，他们不关心经理和所有者是否犯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可能一直犯错下去，他们要么由于无法获得劳动力和资源供应而自动停止，要么由于破产而被迫停止。在封建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中，领导人可以持续无限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后果则由其他人来承担，承受着由于稀缺资源的不当利用而造成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结果。
由于生产者缺乏令人信服的价格信号，加上经济损失的威胁，苏联在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和浪费不断持续，直到每一次浪费都是够大、是够明显，以至于引起了那些忙于制定成千上万个其他决策的中央计划者的注意。
讽刺的是，被苏联奉为圭臬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9 世纪就预见了依靠直接命令或政府法令任意制定的价格来管理经济所产生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价格波动“促使个体商品生产者去深入了解社会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多少以及不需要什么”。若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他不禁要问“怎样保证生产必要数量的产品而不至于过剩；怎样保证人们有足够的甜菜糖和杂醇油时，不会因为缺少玉米和肉而挨饿；怎样保证人们有大量的裤子纽扣时，不会因为缺少裤子而衣不蔽体”。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他们身后的追随者更懂得经济学。也可能相较高层官员重在维持政府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关心经济效率。
也有一些苏联经济学家，他们明白价格波动调节经济体制的作用。苏联解体前夕，前文提到的两位经济学家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就指出：“在价格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即使是某一要素的最微小改变，也会通过价格的链条传导给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事物。”这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因看到价格被禁止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出现的后果，尤为注意价格的作用。但是，苏联的经济并不由经济学家掌管，而是政治领导人的领地。在斯大林时代，很多经济学家因说了领导人不中听的话而被枪决。
人们在价格低时买得多，在价格高时买得少，这大概是最基础、最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原理了。同样道理，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则倾向于在价格高时增加供给，价格低时减少供给。然而就是这两个简单的原理，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其含义都涵盖了极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也否定了一系列的误解和谬论。
当人们试图去量化一个国家对种种产品或者服务的“需要”（need）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固定或客观的“需要”。即使有过固定数量的需求（demand），情况也很罕见。例如，以色列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的公社生活由公社成员集体生产和供应彼此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诉诸金钱和价格。然而，免费供应电力和食物导致了一些不良的情形，白天人们常常也懒得关灯，公社成员还会邀请基布兹外面的朋友过来吃免费餐。不过，基布兹开始对电力和食物收费后，电力和食物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总而言之，对电力和食物没有固定数量的“需要”或需求，尽管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
同样也没有固定的供给。石油、铁矿石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统计量似乎只是简单地说明了地球上有多少物质资源存在。现实中对自然资源进行探索、开采和加工的成本，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极大。有些地方只需 20 美元就可以开采加工一桶石油，有些地方开采加工的石油可能每桶卖 40 美元也无法弥补全部的生产成本，它们需要卖到每桶 60 美元。就一般商品而言，供给量与价格成正比，正如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
当石油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低产量的油井将会关闭，因为从这些油井开采加工石油的成本超出了市场上石油的售价。如果石油价格又回升，或是因为新技术的使用降低了开采或加工的成本，那么这些油井又会重新运作起来。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的一些油砂，因产油量极低而不被计入世界石油储量，直到 21 世纪初油价创历史新高，才受到重视。正如《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的那样：
这些矿床曾被认为是“非常规”石油而被置之不理，因为无法从中低成本地获得石油。但是现在，由于全球油价的上升和技术的改进，大多数石油行业的专家开始把油砂作为可采油储量了。这种新的计算方法使得委内瑞拉和加拿大在全球石油储备排名中，分别跃居第一名和第三名……
《经济学人》杂志同样也作了报道：
加拿大的油砂，又称沥青砂，众所周知黏性很大，储量极其丰富。从这些油砂中能够提取出 1,740 亿桶石油，并且利润颇丰；另外，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上涨或提取成本继续下降，还有 1,410 亿桶值得开发，这足以让加拿大的储油量超过沙特阿拉伯。
总之，石油并没有固定的供给，就跟大多数其他东西一样。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地球上每种资源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即使这些数量足够维持几个世纪或更长，然而在任何时候，经济上可行的开采加工数量与售价直接相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曾经有许多错误的预测认为几年内我们就会“用尽”各种自然资源，这是因为人们将当前价格水平下可以获得的供给与地球上最终的实际供给（比前者大得多）混淆了。
自然资源并不是唯一随价格上涨而增加供应量的物品，很多商品甚至劳动力都是如此。当人们预测未来几年工程师、教师或食物将出现短缺，他们通常要么忽视价格，要么暗中假设在今天的价格水平下会出现相应物品的短缺。但短缺恰恰是引起价格上涨的原因。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下，要弥补工程师或教师的空缺会比现在容易得多，人们也会因为高价格而得到更多的食物，因为价格上涨使人们种植更多的农作物，饲养更多的家畜。总之，不管你是出售石油、苹果、龙虾还是劳动力，在高价格上，物品供应量总是要比在低价格时大得多。
有些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具备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特征组合，尽管这些生产者可能并不比竞争对手聪明，却能够变得更富有，而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因为预测失误而破产。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而不是用于生产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将使整个社会获益。
虽然这看起来很简单，却跟许多早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相矛盾。例如，人们不仅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还常常认为有些东西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它的“真实”价值，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远远低于他们的“真实”价值，又或是公司的高管、运动员及演艺人员得到的报酬要远远高于他们的“真实”价值。价格随着时间不断波动，有时大幅上升，有时又急剧下降，于是误导一些人认为：价格偏离了其“真实”价值。但是，价格在通常情况下的正常水平，并不比其他情况下更高或更低的水平真实或有效多少。
小社区中的一个大公司破产或搬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它的许多前员工可能也会决定搬走，因为这个地方的工作机会变少了。当他们同时要在这个小地方出售大量房屋时，房屋的价格可能会因为竞争而被迫下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以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出售房屋。由于工作机会的减少，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价值也在下降，而房价反映的就是这个潜在的事实。
为什么没有一种客观或“真实”价值？最根本原因是如果存在客观或真实价值，经济交易将失去理性基础。你会花 1 美元买份报纸，唯一的原因是报纸对你而言要比 1 美元更有价值；同样，人们愿意以 1 美元的价格出售报纸，唯一原因也是对他们而言 1 美元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报纸。如果报纸或其他任何事物真的存在“真实”或客观的价值，而交易价格等于这一客观价值，那么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无法从中获益，因为此时他们获得的价值不会大于他们放弃的价值。既然这样，人们何必还要自寻烦恼地去做交易呢？
另一方面，如果买方或卖方从交易中获得的价值大于客观价值，那么交易的另一方获得的价值必定小于客观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方为什么还要继续交易下去，继续受骗呢？只有当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更依赖主观价值，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这种持续交易才能说得通。一个人的所得即他人所失，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但是经济交易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
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通常无法维持在随意设定的水平，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价格调节的经济要运转，竞争是关键。它不仅使价格趋向一致，同样它也会使资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未满足需求最大的地方，直到收益通过竞争达到均等，这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然而，水位终会持平并不意味着海洋表面是玻璃般透明平滑，海水以波浪和潮汐的形式存在，而不是永久凝固在某个既定水位。类似地，在一个经济体中，价格和投资的回报率趋于相等，正是两者相对于彼此的波动使资源从报酬低的地方流向报酬高的地方。也就是说，从供给最充足（相对于需求）的地方流向未满足需求最大的地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会一直保持不变，或是某些理想的资源配置模式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价格不仅能分配现有的供给，也是促使供给随需求变化而上升或下降的一种有力激励措施。当某个地区的作物歉收使得该地区对食物进口的需求突然增加，其他地方的食品供应商会在第一时间涌入，利用当时的高价格获利，直到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参与进来，使得食物价格在竞争中再次下降。这意味着，从该地区饥饿的民众的角度来看，正是“贪婪”的供应商以最快的速度将食物运来，比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政府雇员将同样的食物运到他们面前快得多。
想要通过销售食物赚取最高利润的那部分人，会披星戴月、披荆斩棘；而那些以“公益”之名行事的人，往往会不疾不徐，也不愿涉险。总而言之，人们总是利己多过利人，而自由波动的价格却能使人们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利人。在食物供应的例子里，人们也许面临的是暂时的饥饿，但是也可能因长时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更易患病而死，这种不同的结果就取决于食物是否尽早送达。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发生区域性灾荒的地方，经常能够看到国际机构给灾荒国政府提供的食物堆在码头腐坏，内陆的人民却在因饥饿而垂死挣扎。
不论贪婪多么不受欢迎，它却能够更快地把食物运抵粮荒地区，挽救更多的生命。
还有些时候，消费者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价格也会传递这一信息。20 世纪初汽车开始取代马和马车，马鞍、马蹄铁、马车厢和其他相关装备的需求下降，相应商品的制造商于是面临损失，许多制造商放弃了生意，有的则破产倒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有着与其他人相同的技能和勤奋，却没有其他人挣得多，仅仅因为大多数获利或受损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创新。然而，这种对某些个人和企业的不公平，却使整个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保障了大多人的利益。以牺牲效率和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为生产者创造一种更公平的环境，对消费者来说是公平的吗？
这种得失并不是孤立或独立的事件。人们因太过分散而无法相互了解，要将人们的经济活动连接为一个巨大网络，价格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我们自认为是多么独立的个体，一生中都要依赖其他人，包括为我们生产丰富生活资料的无数陌生人。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种植赖以生存的食物，更不用说自己建造居所或生产计算机和汽车等产品了。人们需要激励去生产这些物品，而经济激励就是关键。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曾说过：“不依赖他人，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价格把人们的利益互相联系起来，使这种依赖成为可能。
对经济学最普遍（当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误解之一包括“未满足需要”（unmet needs）。总有政治家、记者和学者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未满足需要”应该由政府计划或其他措施来供给。大多数人也希望社会更多地提供这些“未满足需要”所包含的物品。
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妥呢？让我们回到起点。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那么总会存在未满足的需要。我们可以百分百满足一些被挑选出来的愿望，但是这也意味着其他愿望的实现程度会比现在更低。在大多数大城市，有车族一定对停车位具有更多的未满足需要。但是，尽管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能实现让城市里每个想要车位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能有一个停车位，我们是否就应该这样做呢？
不论是新建大量地下停车场，或拆除现有建筑来建造地上停车场，或设计少建筑物、多停车场的新城市，要付出的成本几乎是天文数字。为了建立这样的汽车乌托邦，我们还要放弃哪些东西？更少的医院？更少的治安保护？更少的消防部门？对于这些领域的未满足需要，我们有没有做好容忍的准备呢？也许有人愿意为了更多的停车空间放弃公共图书馆。但是，不论我们做出何种选择，也不论怎么做，为了满足更多停车位这一未满足需要，在其他方面肯定会存在更多的未满足需要。
对于能够为其他东西牺牲什么，我们可能会有异议。这里的基本要点是：仅仅展示一个未满足需要，并不足以说明它应该被满足，因为资源是稀缺且有多种用途的。
在停车位的例子中，仅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成本更低的选择可能是限制或禁止城市中私人汽车的使用，调整汽车的数量来适应现有的停车位，而不是反过来。而且，利用法律限制汽车使用的成本，只占到大规模增加停车位所需花费的一小部分。用节省的这笔政府支出与人们在城市中购买、维护和停放车辆的支出进行比较，显然，如果人们觉得使用汽车不值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付钱建设新的停车场。
让我们再次回到原点，成本指的是放弃的机会，而不是政府支出。强迫人们放弃那些他们愿意支付大笔钱财的机会就是成本，它可能远远超过建造更多停车位或给停车提供其他便利所需支付的金钱。这些解释既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增加城市中的停车位，也没有说明应该减少停车位。它仅仅说明了这种问题就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在一个资源稀缺且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个权衡取舍的世界，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并且不论如何权衡取舍，“未满足需要”都会存在。
一旦轻信了有关“未满足需要”的政治言论，我们就会武断地选择将资源从其他用途转移到当时碰巧未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中。然后，当另一个政治家，甚至可能是同一个政治家，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使得另一个方面的状况恶化，出现未满足需要，又会想要去改善，于是将资源又转移回去。总之，我们就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绕圈的狗，不论跑多快，都追不上那条尾巴。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权衡取舍状态，不应该再加以干涉。实际上，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做出或改变的任何权衡取舍，都是权衡取舍，而不是要满足未满足需要。
“需要”这个词任意地将一些欲望排在其他欲望的前面，断然认为某些欲望比另一些更重要。但是，举例来说，为了维持生命需要食物和水，然而超过了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水都是不必要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或带来危险。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肥胖现象表明食物已经达到了这一节点，而经历过洪灾的人（即使只是地下室被淹）都知道水过量的危险。总之，即使是最急需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度。没有氧气，我们活不过半个小时，但是氧气超过一定浓度则会引发癌症，而且还会致使新生儿失明。所以，医院不随意使用氧气罐是有原因的。
总之，不论在某时某地如何紧急，都没有绝对的“需要”。不幸的是，大多数法律和政策都是绝对实施，因为在解释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意思和它们应该应用的情况时，可能会出现政府官员独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声称绝对“需要”某种东西都是在玩火自焚。许多人抱怨一些本质上很好的政府政策实施效果很差，而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逐渐变化的世界中绝对的法律带来的根本问题。想要绝对推行某项致力于满足欲求的政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欲求带来的收益是不断变化的，并在超过某一节点后，就不再是收益。
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它涉及不断的权衡取舍，不会有什么终极的“需要”或“解决方法”。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家没有政治家受欢迎的原因，因为政治家常常许诺满足人们的需要。
1 1987 年，一位到过苏联的游客描述到：“排着长队的人们耐心地站了数小时来购买东西。在一个街角处，人们正等着购买纸板箱里的土豆，每个人只准买一个。紧挨着我们旅馆的一家商店外面，有一条已经排了 3 天的长队，后来才得知在我们到来的那天，这家商店新进了一批男士汗衫。”米杰·德克特（Midge Decter）：《一个老妇的故事》（ An Old Wife's Tale ），第 169 页。
2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