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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牧师还是异教徒，了解经济现象的因与果都是非常有用的。
——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经济事件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或成为电视上的“突发新闻”。然而，通过这些新闻故事，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确定导致特定事件发生的原因，更不用说预测未来的后果。
大多数经济事件涉及的基本原理通常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讨论中使用的政治辞令和经济学术语，使得这些事件显得晦涩和含糊。迄今为止，那些能够解释事件的基本经济原理，并不为广大民众知晓，媒体中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并且适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政府。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导致物价飞腾的政策，数千年后也导致了美国物价水平上涨。开罗、香港、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纽约等地实施的租金管制法案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相似的。实施相似农业政策的印度和欧盟国家，都承担了类似后果。
要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经济学。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学，我们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经济。大多数人可能会把经济看作生产、分配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的系统。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还不够准确。
传说中的伊甸园也是一个生产、分配产品和服务的系统，但它却与经济无关，因为在那里所有东西都应有尽有。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节约（economize），也就没有经济学（economics）。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曾给出了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定义：
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
“稀缺”意味着什么？稀缺是指个人需求加总之后大于现存的资源数量。这看似简单易懂，但人们常常严重误解其内涵，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例如，《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曾有一篇专题文章描述经济困境，并以此表达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担忧，这一阶层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群人。虽然这篇文章描绘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拥有私人游泳池，但它的主标题却是“美国中产阶级，只能勉强度日”。这篇文章的其他小标题包括：
希望落空，计划难成
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储蓄很少却享用奢侈品
简言之，尽管美国中产阶级拥有超乎其他国家人们（甚至前几代美国人）无法想象的财富，但美国中产阶级的欲望仍超出了他们可以轻松应对的水平。中产阶级自己和这位记者都认为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并且引用了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的说法：“这些人的预算真是太有限了。”但是，限制他们的并不是预算这种人为的东西，而是现实。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约束，这才是稀缺性的真正含义。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提到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要超支使用信用卡”，才能使他们的“财务状况井然有序”。
杰拉尔丁·弗雷泽（Geraldine Frazier ）指出：“但是，只要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感受到来自账单的压力，那将是极其痛苦的。”
从学术界到新闻界，包括中产阶级自己，所有人都感到莫名奇怪，现实中竟然存在“稀缺性”这样的东西，并且这意味着人们既要尽力带来高产出，又要在开支时承担个人责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稀缺无处不在，所有对于节约的要求都与稀缺性有关。
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惯例或制度，也不论它们明智与否、高尚与否，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物品完全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不论我们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未满足需要”都内嵌于这些经济制度中。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区别仅在于进行权衡取舍的制度方法不同，而权衡取舍是任何经济制度都不能避免的。
经济学不仅关涉人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对已有商品和劳务产量进行安排，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也关注生产，即从原始的稀缺资源到产出——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整个过程。
换句话说，生产需要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来实现产出，产量水平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些资源的使用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资源的使用决策及其后果比资源本身更重要。因为有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国民却生活贫穷；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和瑞士，尽管拥有相对较少的自然资源，但却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资源价值是日本和瑞士的好几倍，但日本和瑞士的人均实际收入却是乌拉圭的两倍、委内瑞拉的好几倍。
除了稀缺性，“替代用途”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如果每种资源只有一种用途，那么经济学就简单多了。但是，水既可以用来制造冰块，也可以用来制造水蒸气，同时它还可以与其他东西结合，生产许多混合物和化合物。同样，石油不仅可以用来生产汽油、煤油等燃油，还可以用于生产塑料、沥青和凡士林；铁矿可用于生产各种各样的钢铁制品，从回形针到汽车，再到摩天大楼的钢筋骨架。
每种资源应该分配给每一种用途多少资源量？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方式有不同、效率有高低。经济学关注的就是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本质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决定如何分配稀缺资源，这些决策对整个社会生活都有深远影响。
以苏联为例，它的工业用电量超过美国，但工业产量却小于美国。这种低效的投入和产出转化，使得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都丰富）只能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又比如，今天的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有的石油产量超过自身消耗的国家之一。然而，丰富的资源并不能自动带来丰富的商品。
生产效率——即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比率——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谈论的某个术语，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想象经济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实际的东西，如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铁矿、石油、木材等，以及最后生产出来的食品、家具和汽车，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关于货币的决策。尽管“经济学”这个词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金钱，但对整个社会来说，金钱或货币仅仅是为完成生产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工具。否则，政府只要多印些钞票就可以把每个人都变成大富翁。决定国家贫富的不是货币，而是这个国家拥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当前对经济学的诸多误解，包括认为经济学能教人们如何赚钱，如何经营企业或如何预测股市波动。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提供个人理财意见，也无法用于企业管理，至于预测股市波动，暂时还无法简化成一个可靠的公式。
例如，当经济学家分析物价、工资、利润或国际贸易平衡时，要考虑的是，针对经济的不同部分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稀缺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或降低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用来表达意见或发泄情绪的话题。它是对因果关系的系统研究，揭示以特定方式做特定事情时会造成何种结果。在经济分析中，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本书要探讨的正是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则。
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考察经济决策产生的激励，而不是只考察其所追求的目标。这意味着，结果比意愿更重要——不仅是就直接后果而言，也指运行的长期影响。
抱有良好意愿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倘若不能对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再好的意愿也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相当数量的经济灾难其实是出于“好”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标榜要为人民造福。事实上，如果那些曾提出或支持这些政策的人懂经济学的话，这些灾难本可以避免。
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中也存在争议，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化学和物理的基本原理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一样。例如，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分析，并不只是爱因斯坦个人的观点，全世界都从广岛和长崎的经历中明白了这个理论。经济表现可能不如某个大事件那样宏大壮观或起伏跌宕，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千百万人陷入贫困，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也未能幸免，这些国家虽然食物供给过剩，但仍有很多人营养不良。这场经济大萧条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要超过 1945 年广岛和长崎的灾难。
相反，曾在世界贫穷国家之列的印度和中国，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对经济政策做出变革，经济也随之迅速增长。据估计，过去 10 年有 2,000 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而在中国，每天的生活费用为 1 美元或少于 1 美元的人数，也从 3.74 亿（1990 年中国人口的 1/3），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1.28 亿，现在只占中国不断增加的人口总数的 1/10。换句话说，有大约 2.5 亿中国人受惠于经济政策改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正是这些事情使得经济学研究变得重要，因为它们超越了个人观点或情绪。经济学是一种因果分析工具，也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知识体系，以及出自这一知识体系的原则。
要做出经济的决策，并不一定要涉及金钱。当某个军事医疗队抵达战场，见到各种各样的伤员，他们面临的就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即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医生、护士或护理人员，也没有足够的药物。一些伤员濒临死亡，几乎没有救活的可能；而另一些伤员如果得到及时救护，就很可能活下来；还有一些伤员只受了轻伤，不管他们是否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都很可能康复。
如果医疗队不能有效分配时间和药物，就会在不需要紧急救护的伤员身上浪费时间，或把时间和药物分配给不管怎么救治死亡率都很高的伤员，而那些及时救治就能活下来的伤员将会无谓地死去。尽管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易，这却是个经济学问题。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想象要做出这种生死攸关的选择。但事实是，一些美国中产阶级为不得不做的温和选择和权衡取舍而苦恼。生活并不会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它为我们提供选择。经济学就是试图教会我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