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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旅游的游客决定让一位街头画家为他画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画得非常好，但要 100 美元。
“太贵了，”他对画家说，“不过我会付钱，因为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实际上你只画了 5 分钟。”
“是 20 年零 5 分钟。”画家回答道。
许多东西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积累，然后才能使用，艺术才能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可能认为投资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交易。但是，更广泛、更根本的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拥有更多物品而牺牲当前的物品。
以本章开头引述的格林威治村艺术家的故事来说，投资就是为了拥有 5 分钟内画出一幅打动人心的素描画的技能，投入的 20 年时间。从社会整体来说，投资更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停止当前的消费品生产，以便将原本用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用于建造厂房、生产机器，从而引致未来更大的生产量。伴随而来的金融交易可能是个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金钱只是促进实物流动的人造工具，而实物才能构成真正的财富。
因为未来不可预知，投资必然包含风险，有形物品投资也是如此。如果投资要延续，风险必须得到补偿。发展艺术才能，最终找到正确钻井位置的石油勘探，积累学分达到符合学位申请要求，这些投资若要延续就必须收回在此期间维持生存所需的成本。
投资回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如果投资回报不够高、不值得做，那么未来做这项投资的人将变少，未来消费者因此也就无法使用本来应该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没人有义务确保所有投资都能获得回报，但是有多少投资应该获得回报、相应得到多少回报，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认可投资带来的好处，以及认可程度如何。
如果消费者不认可正在生产的东西，投资就无法获得回报。如果人们坚持专营一个需求很少的领域，他们的投资就是在浪费稀缺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人想要的其他东西。该领域的低回报和少得可怜的就业机会，都是让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停止投资的紧迫信号。
一些不通过市场也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性的活动中也包含投资原则。收拾好用过的东西，就是在当前投入时间，以减少将来寻找它们时所用的时间。把自己介绍给其他人很耗时间，也不愉悦，但是它也是一种投资，可以避免将来因可能出现的误解而产生更大的不愉快。
不管是对人的投资，对钢铁厂的投资，还是对输电线路的投资，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管是这些投资，还是其他投资，风险都是他们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规避风险的方式有投机、保险以及发行股票和债券。
虽然人力资本有多种形式，但是我们倾向于把它等同于正规教育。然而，采取这一方式不仅会忽略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形式，还会夸大正规教育的价值，而且由此产生的一些适得其反的结果，有时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
工业革命并不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发起的。飞机是由几个从没有上过大学的自行车技师发明的；电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许多发明因为托马斯·爱迪生而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而他仅仅受过三个月的正规教育。这些人都拥有价值巨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也即人力资本，它们来自实践，而不是教室。
当然，教育也对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些教育有很大的价值，有些则没有价值，还有些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医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具有巨大的价值，数学也能为许多行业提供基础，然而许多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就无法说自己也能使人获得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但是它会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
在教育或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或匮乏的国家，许多已经获得文凭或学位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许多工作。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工程师也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而不愿意穿着长筒橡胶靴去泥泞的建筑工地。基于他们的所学，新接受教育的人可能会有更高的期望，而他们的能力水平所能创造的财富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家庭中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往往并不会学习科学、医学、工程学这类难度大、要求高的学科，他们倾向于更简单、更笼统的学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而正是科学、医学、工程学这些具有市场价值的技能才能够为他们自己或国家创造财富。
大量接受教育却没有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大批失业。由于市场不能为他们提供期望的职业，政府不得不建立臃肿的官僚机构来雇用他们，以此消除潜在的政治不满、国内动乱或叛乱。反过来，这些官僚机构和他们冗长、费时的繁文缛节，却阻碍了真正具有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并且能为国家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比如在印度，塔塔和伯拉（Birlas）这两家主要的家族式企业，努力想获得必要的政府许可来扩大企业，却反复受挫：
1960 年至 1989 年期间，塔塔家族上交了 119 份关于建立新公司或扩建老公司的申请，但最终都被官僚扔到了废纸篓。年轻有为的伯拉家族继承人埃迪亚·伯拉（Aditya Birla），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教育，他对印度的政策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在国外拓展企业，并最终在远离家乡敌对氛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公司。
根据一名印度主管的说法，印度有大量的政府规章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确保每家企业每月都会违反这条或那条法律”。企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自行从事的许多活动，在印度却需要提出申请，取得政府许可。为此，大量印度企业在新德里建立了与政府机构类似的自己的官僚机构，以便时刻跟踪申请的进展情况；并且在必要时进行贿赂，以获得政府许可。
印度这种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们带来的阻碍上，而且还表现在放松和消除管制后国家经济的巨大改善上。1991 年的改革使许多企业免于某些严厉的管制，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急剧增长，外国投资也从 1.5 亿美元增加到 30 亿美元，即增长了 19 倍。
在某些地区，新晋的本地受教育人群往往更强烈地敌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少数族裔，如南亚华人、西非的黎巴嫩人。这些本地人认为，相较这些没上过几天学的少数族裔，自己的文凭和学位带来的经济报酬太少了。
总之，更多的教育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更多的人力资本。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会削弱一个国家使用现有人力资本的能力。此外，有些社会群体会专攻不同类型的教育，学生的能力水平也有不同，又或者能够进入的教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接受教育的时间一样，并不意味着接受的教育就一样。事实上，不管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以色列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之间，还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抑或是比较美国的各族群，这种质量上的差异都很普遍。
当数百万人进行金钱投资时，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放弃当前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产品和服务，以期望在将来能够得到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将来拥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经济整体来看，投资表示许多本可以用来生产目前的日常消费品（衣服、家具、比萨等）的资源，却用来建造能在未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工厂、船舶和水电站。货币总额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投资的规模，但是投资本身最终会增加国家的实际资本，不管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例如，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进行直接投资。他们现在为公司提供资金，以期待公司有效利用这些资金带来未来价值的上升，并从中分得一份收益。
然而，更多的投资是由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这些机构来进行的。2009 年，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拥有 60 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额，其中美国金融机构拥有的投资总额就占了 45%。
各种金融机构拥有的这些数量惊人的货币总额，是数百万人手中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的结果，如大型公司的股东、储蓄银行的存款人，或工资不多但定期支付养老金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大型公司的所有者数量，比直接购买公司股票的个体买家多得多，也与那些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货币投入公司的人不同。到 20 世纪末，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他们或者直接拥有，或者通过退休基金、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机构拥有。
金融机构使大量不可能彼此相互了解的人也能够使用彼此的金钱。这一过程往往通过某一中介机构进行，由它承担评估风险的责任，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通过借贷给个人或机构转移风险，或者通过投资商业、房地产和其他风险资本转移风险。
金融中介机构不仅能够通过交易，将无数个人手里的闲置资金汇集起来，为大型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够逐渐使人们重新分配自己的个人消费。借款者实际上是拿未来的收入来偿还今天的采购，并为这种便利支付利息。相反，存款者推迟消费，并为这种延后获得利息。
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例如，中年人通常要比年轻人有更多的储蓄，不仅因为他们的收入高，还因为他们需要为以后的退休生活和年老后可能需要的高额医疗费用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和日本，55 岁到 59 岁年龄段的储蓄率最高，30 岁以下年龄段的储蓄率最低。加拿大 30 岁以下的人，整体净储蓄为零，而美国同年龄段的净储蓄甚至是负的。虽然储蓄的人不会把自己当作债权人，但是他们存入银行的钱被银行贷给了借款人，而银行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这些活动不仅是个人财务问题，因为金融交易对整个经济来说，是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另一种方式，即按照时间来配置，以及在某个时间段中在个人与企业之间配置。建造一座工厂、一条铁路或一个水电站都需要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这些本可以在当前用来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要素却转而制造其他东西，并且数年后才会生产出在将来使用的产品。
总而言之，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人们为了将来的产品和服务而牺牲了现在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当将来的产品和服务比现在牺牲的产品和服务更有价值时，金融机构才能够从投资中获得足够的回报，这样它们才能够向无数的个人提供足够高的回报率，以吸引他们牺牲当前的消费提供所需的存款。
金融中介机构跟其他经济制度一样，通过观察它们无法履行职能时的后果，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一个缺乏良好运作的金融机构的社会很少有机会创造更大的财富。贫穷的国家会因此一直贫穷，虽然它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们还没有建立起综合完善的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将无数个体手中的零散存款筹集起来，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更大的投资，把自然资源转化成可以使用的产出。有时候，在金融机构完善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是唯一能够行使这些职能的人。而大部分贫穷国家并不具备可靠的法律和保障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框架，来保护国内或国外的机构行使职能。
金融机构不仅能够将资源从一组消费者转移到另一组消费者手里，还能够将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上，它们还能够将缺少资金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与有存款的人连接到一起，从而创造财富，或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公司和工厂提供资金。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富豪都源于企业家白手起家。例如，惠普公司始于一个用借来的钱租用的车库，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卡耐基——起点都同样普通。这些人以及他们创建的企业后来都变得很富有，但这一结果不过是一种副产品，来自于他们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贫穷的国家没有能力采用相同的路径，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金融机构，将资源分配给具有企业家精神但缺乏金钱的人。
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出了这些金融机构。19 世纪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往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人对复杂的金融几乎一窍不通，他们也曾依靠外国人来经营金融机构，这些外国人通常是伦巴第人和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金融区会有伦巴第人街和老犹太人街。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东欧的许多国家也没有形成成熟的金融机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他们现在也实行了资本主义，但是还没有建立起资金调度规模与西欧或美国相当的金融机构。
并不是说财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不存在。问题在于缺乏能够评估风险、市场和收益率等复杂任务的金融机构，于是这些经济体无法将无数的小资源聚集起来形成财富，再大笔分配给特定的企业。
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欧的银行已经进入东欧填补了这一空缺。2005 年，波兰银行系统中 70% 的资产都被外国银行所控制，而在保加利亚则有超过 80% 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银行控制。但是，这些国家在使用信用卡甚至是银行账户上，仍然落后于西欧国家。在波兰，只有 1/3 的人拥有银行账户，只有 2% 的购物使用信用卡支付。
金融机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们的运作，也就使得金融机构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击，评论家把它们的活动描述得很邪恶。由于精通金融机构运作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本国的少数人群，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放贷者鲜少受人欢迎，像“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投机者”这样的称呼绝不是褒义词。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那些轻率的人，都将金融活动看作对经济没有“真正”贡献的活动，并且把从事金融活动的人看作寄生虫。
尤其是在大部分人都在工业或农业部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时代，那些闲坐着处理几份文件，却不生产任何可见的或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的人，不仅可疑而且可憎。于是，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敌意由来已久，并且被付诸行动。不论这些人是欧洲的犹太人、东南亚的华人，还是在印度、缅甸、东非、斐济的雀替尔人。这些群体常常受到驱逐或骚扰，被迫离开该国——有时候是因为群众暴动——因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些人是寄生虫。
抱着这些错误观点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随着这些人的离开而下降。对基础经济学有所了解，可以避免许多人间悲剧，并规避许多经济无效率。
对早期成本的延期回报就是投资的回报，不论这些回报是以公司股票分红的形式，还是因大学或医学院教育而获得收入的提高。许多人生活中最大的投资就是花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抚养孩子。回报包括孩子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但在今天，投资回报仅仅是父母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幸福和进步时的满足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一代人对后代的这种投资，是对上一代人所做投资的回报，上一代人抚养了现在的父母辈。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各地不乏各种投资及获得延期回报的形式，但是对这一过程的误解却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有时，这些延期收益也被称作“非劳动”收入，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对当期劳动贡献的奖励。投资建设一家工厂，回报可能要等雇用工人和管理者，生产产品并销售后才能获得，这往往要花数年时间。
当工厂终于在某一年分红时，虽然投资者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是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这笔酬劳不是投资者当年投资所赚，就说它是“不劳而获”。
真实可见的事物总是比看不见的事物更生动。参观工厂，人们会亲眼看到操作工人生产产品，但他们看不到推动工厂投产的投资。风险是看不到的，即使是当前的风险。观察者只看到企业在经历风险后大获成功，却忘记了企业刚刚成立时所面临的过往风险。
同样容易被忽略的是管理决策，比如选址、采购设备或处理与供应者、消费者以及员工的关系，任何一个决策都会对企业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人们看不到那些破产的类似企业，而它们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没有做到幸存企业做的事，或者是无法做到一样好。
人们很容易将可见因素当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家管理有方的企业因这些因素繁荣壮大，同时同一行业中有些具有相同可见因素的企业却在破产。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误解并非无关紧要。许多法律和政府经济政策都基于这些误解。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大众运动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工人才“真正地”创造财富，而其他人只是捞取利润，他们没有对财富做出任何贡献，却不道义地分享了财富。
这些误解还会对世界各地的放贷者产生重大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文化中的放贷者都因收回的钱比借出去的多，即等待回报和承担风险的“非劳动”收入，而遭到广泛的谴责。并且，放债的社会污名往往非常严重，只有生活在既存社会系统之外的少数群体才会从事这一受人非难的活动。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占据了这一职业，就像东南亚的华人、印度的雀替尔人和马尔瓦尔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少数群体在当地放债一样。
人们对放贷者的误解通常表现为，通过法律放宽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帮助借款人。但是，如果难以收回到期债款，那么一开始借款人就无法获得贷款，也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贷款。没有政府颁行的保护债务人的政策，贷款能够保持较低的利率。
有些社会不鼓励人们在针对亲人或同社区成员的借贷中收取利息，也不鼓励严格按照贷款协议及时支付报酬。这些前提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放贷，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足够的钱可以放贷。在这种社会压力特别强烈的地方，获取财富的动力被削弱了。这不仅是那些本可以通过鼓足干劲来创造财富的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为人们有能力生产许多其他人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然而却不能这么做。
利息作为投资基金的价格，与其他价格一样，在调节供求平衡中起着相同的配置作用。当利率较低时，借钱投资建造房子、改造提升工厂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更有利。另一方面，低利率也会使人们减少存款。而高利率会激励更多的人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但投资者也因为借钱成本增加而减少借钱。与一般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一样，资金的供求失衡也会引起价格的上升与下降，即利率的上升和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大多数时候，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期望水平不匹配，通常可以很容易通过利率机制来使它们达成一致。如果人们储蓄的期望超过了投资的期望，那么利率就会下降，这样人们的储蓄动机就会减少，投资意愿则会增加。
在一个不变的世界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将会终结，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与存款人的储蓄金额将完全一致，从而利率稳定不变，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变化。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利率是不断波动的，就像一般的价格波动一样，它们会随着技术、需求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不断将资源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方向。因为利率是潜在现实的外在表现，也是这一现实的固有限制条件。因此通过法律或政府政策来改变利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当初改变利率的预期，并且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例如，21 世纪初，美国面临国民产出和就业增长下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了维持生产与就业而降低了利率，由此带来的影响包括房价的上升。低利率意味着低抵押贷款，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更多、更大的房子。这反过来又会使租房子的人减少，因此导致租房需求减少，房租下降。人为的低利率，也不利于激励人们储蓄。
这些只是美联储改变利率所引起的贯穿经济整体的诸多变化之一。更通俗地讲，这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是如何复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系统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就会自动地传输到该系统的其他部分。
然而，并不是所有被称为利息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利息。例如，借贷时人们收取的利息不仅包括用来补偿延时收回资金的必要报酬，还包括一笔附加金额，用来补偿贷款无法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又或是无法全部收回的风险。所谓的利息还包括处理贷款的成本。特别是小额贷款，手续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手续费并不会随着贷款金额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贷出 1,000 美元所需的文书工作，并不是贷出 100 美元的 10 倍。
换句话说，小额贷款的手续费可能构成了广义利息的大部分。人们之所以会对位于低收入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提出许多批评，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被称作利息实际上却不是利息的各种费用。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学家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延期收到款项的报偿，以及可能收不到全款，或不能及时收款，或根本收不到款的风险补偿。
针对低收入者的短期贷款通常被称为“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s），因为借款人通常会在下一个发薪日偿还，或者是当社会保障金或福利金发放的时候偿还，期限只是几周甚至几天。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种贷款通常“在 300 美元到 400 美元之间”。显然，使用这种贷款的人通常是收入和资产很少、因为某一紧急事件而急需一笔小额资金的人，或仅仅是钱花完了的那些人。
在媒体和政治家看来，这些贷款的年利率（他们通常泛泛地使用“利率”一词）简直是天文数字。例如，《纽约时报》指出，许多此类贷款“年利率高达 312%”。但是，发薪日贷款的期限并不会达到一年，因此这种年利率除了能够触动媒体和政治家外，根本无关紧要。一家经营发薪日贷款业务的老板指出，讨论发薪日贷款的年利率跟讨论大马哈鱼的成本是每吨 15,000 美元或旅馆的房租是每年 36,000 美元一样，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买下 1 吨大马哈鱼或租住 1 年旅馆。
不管发薪日贷款的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及风险成本必须能够从收取的利息中得到补偿：贷款期限越短，补偿固定成本的年利率就越高。对于一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发薪日放贷者一般每贷出 100 美元收取 15 美元的利息。如果法律规定的年利率是 36%，就意味着这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利息不到 1.5 美元，这一金额甚至无法弥补办理贷款的手续费，就更不用说贷款涉及的风险成本了。美国俄勒冈州颁布法律规定年利率上限为 36% 后，该州数百家发薪日放贷者有 3/4 都倒闭了。美国其他州颁布类似的法律也会使许多发薪日放贷者倒闭。
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可能会为这些法律庆祝，但是低收入借款者却因不能借到急需的 100 美元，而不得不支付超过 15 美元的信用卡滞纳金，或承受其他后果，如汽车被收回、停电断电。显然，与支付 15 美元相比，借款人会认为滞纳金的危害更大，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使用发薪日贷款。
利率上限越低，借款人就需要越可靠才能得到贷款。当利率上限低到一定的程度，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借到钱，而利率上限继续降低，就只有亿万富翁才能借到钱了。由于不同族群收入水平不同，平均信用值也不同，因此价格上限实际上造成了不同族群在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形式贷款中的不平等。
例如，亚裔美国人的信用值平均要比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黑人——甚至美国白人要高。一些种族或民族要比其他的种族在贷款中更容易被拒绝，并且人们常常把这归因于放贷者的种族歧视，支持利率上限的人常常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大多数美国放贷者通常都是白人，而他们拒绝白人的次数要比拒绝亚裔美国人的次数更高，因此种族歧视看起来不是一个可靠的解释。
有些放贷人专门面向高收入人群放贷，以高价的财产作为担保，进行短期大额贷款，若按年息算，这样的“抵押贷款”（实质上是典当行向富翁或富人提供的）收取的利息超过 200%。而利率高昂的原因与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发薪日贷款的利息居高不下的原因相同。但是，面向高收入者的贷款有抵押品作保障，贷款无法得到偿还时，放贷者可以出售抵押品获得补偿，从而使得这种高利率相较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无抵押贷款，利率水平要低一些。此外，由于 Pawngo 等抵押贷款放贷人发放的贷款额度平均为 10,000 美元到 15,000 美元，因此固定的手续费在贷款总额中占比很小，相应地，手续费对利率水平的增值贡献也就小得多。
大部分购买现有物品的市场交易，都基于该物品对买方的价值和卖方收取的价格。然而，也有一些交易，涉及的物品暂时还不存在，或该物品的价值还未得到确定，或者两种情况兼有。例如，亚马逊公司赚到第一笔利润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股价一直在上升。显然人们预期亚马逊最终一定会盈利，于是有人不断推高它的股票价格，因此不管亚马逊有没有盈利，原始股东都可以卖出股票获得利润。亚马逊创立于 1994 年。亏损运营数年之后，终于在 2001 年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利润。
石油勘探是另一种代价高昂的投机行为，因为在探明是否真的有石油可以开采前，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而且探明石油产量不一定足够用来偿还资金投入。
为了获得未来可能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的收入，人们还会购买许多其他东西：可能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的剧本，不确定是否会出人头地的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会随着时间升值但也可能贬值的外币。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会参与到投机中，但只有专业的投机者才会将它作为毕生的事业。
专业投机者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人们不必再把预测作为定期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例，种植季节的天气和收获季节的价格都无法预测。换句话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以避免风险。投机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一些人专门承担各类风险。想要达成这种交易，风险的初始承担者转移风险的成本，必须要高于风险接收者收取的费用。同时，风险接收者承担风险的成本必须要低于收取的价格。
换句话说，为了使风险转移对双方都有意义，风险经过转移后必须降低。投机者能够用较低的价格承担风险，可能是因为采用了复杂的风险评估方法，或拥有可靠的大量资金来安全渡过短期损失，又或者是因为投机者面临的大量且多样的风险降低了他们的整体风险。投机者不可能避免投机活动的损失，但是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超过损失，投机就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活动。
交易的另一方也必须能够从风险的净减少中获益。位于美国爱达荷州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准备种植小麦时，不可能知道小麦收获时的价格是多少。这取决于无数其他种植小麦的农民，不仅包括美国的农民，还包括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农民。
如果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小麦歉收，那么小麦的世界市场价格就会因供求关系而上升，于是美国的农民就可以获得高价格。但是，如果俄罗斯或阿根廷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那么世界市场上的小麦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求，过剩的小麦将不得不储存进昂贵的仓库设备。这就会导致世界市场上的小麦价格骤降，因此美国农民一年的劳作可能只有很少的收获，或者幸运的话仅能避免损失。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就只能依靠储蓄过活，甚至向放贷机构借钱。
为了避免这样的猜测，农民实际上会付钱给专业的投机者，让他们来承担风险，而农民只管种植。投机者签订合同，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或销售在未来交割的商品，把这项活动的风险从参与其中的人——如种植小麦的农民，转移给了其他人。对接收风险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赌的是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预测将来的价格，他们也有应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财务资源，并且在赌注结果向好时获得净利。
投机常常被误解为跟赌博一样，事实上投机与赌博恰恰相反。不管是在机遇游戏中，还是在类似俄罗斯轮盘赌中，赌博包含了人们为了钱、为了显示本领或无所畏惧而凭空创造出来的风险。而经济上的投机所涉及的是人们以投机这种方式应对、降低固有风险，以及把风险留给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当商品投机者购买尚未种植的小麦时，农民种植小麦就会变得简单，因为农民不必知道收获季节的小麦市场价格。期货合约保障了卖方预先指定的价格，而不管交割时点的市场价格如何。这就将农业和经济预测分离，分别交给擅长不同活动的专业人士来做。投机者利用市场知识、经济与统计分析资料，尽力做到比农民的猜测更准确。于是给出对农民有吸引力的价格，让农民觉得可以现在卖出小麦，而不是等到收获季节按照那时的价格卖出。
虽然投机者很难在每笔交易中都获利，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在长远中表现出色。他们的利润取决于支付给农民的平均价格要低于收获季节的价格。当然，农民也知道这个道理。事实上，农民付钱给投机者，就是要他们承担风险，就跟人们在保险公司投保一样。跟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问题取决于投机者提供的服务是否值这个价。就个人层面来说，每个农民可以自己决定这笔交易是不是值得做。不管是制定期货合约还是在收获季节售出作物，每一个投机者当然也会与其他投机者竞标，就像每个农民会与其他农民展开竞争一样。
从经济整体来看，竞争决定了价格，也就决定了投机者的利润。如果利润超过了诱使投机者愿意在这个不稳定的领域投入资金的水平，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这一细分市场，直到竞争使利润降到刚好能够弥补他们的开支、努力和风险的水平。
投机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他们要在商品交易所里大声喊叫，才能报价竞标。价格每时每刻都在波动，五分钟的交易拖延就可能意味着盈亏的差别。即使是从事商品投机的小型公司，一天的盈亏也可能达到上万美元，而大型公司几个小时的盈亏就有数百万美元。
在技术先进的国家，商品交易市场上不仅有大企业，甚至还有农民。一份发自印度的《纽约时报》新闻稿报道说：
在这个有着 2,500 人的村庄里，拉维·沙姆·休亨瑞（Ravi Sham Choudhry）每天至少要去客厅打开计算机登录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次。
他用农民特有的沾满泥土的指甲缓慢地敲击键盘。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信息：大豆的期货价格。
这不是孤例。2003 年，印度有 3,000 个机构，帮助多达 180 万印度农民与世界商品交易市场联系在一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农民，就是周围村庄的农民同伴的代理人。休亨瑞先生去年从这项与种植无关的交易活动中赚了 300 美元，现在他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对于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这也显示了网上商品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
农产品并不是商品交易商投机的唯一商品。商品投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 1980 年白银价格的起落。1979 年初，每盎司白银为 6 美元，但是到 1980 年初，每盎司银价急剧飙升到 50.05 美元。不过，这一价格在当年 3 月 26 日后降至 21.62 美元。此后，在仅仅一天的时间里，这一价格又降了一半，到 10.80 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投机白银的亿万富翁亨特兄弟（Hunt brothers），在短短几周内损失了 10 亿美元。投机对于个人投机者来说是财务风险最大的活动之一，虽然它降低了经济整体的风险。
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投机者的人可能也会从事投机生意。追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亨利·海因茨（Henry Heinz）为首的食品加工公司签订合约，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从农民手里购进黄瓜，而不管黄瓜成熟时的市场价格如何。没有跟任何人签订期货合约的农民，就是对收获季节的价格进行投机，而不管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投机者。顺便一提，曾经有一次黄瓜获得了大丰收，远远超出了亨利·海因茨期望或能够支付的数量，这笔灾难性的交易使他破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经济上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最终建立了亨氏公司，并延续至今。
有风险才有投机，所以投机失败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虽然失败往往意味着经济破产。即使是学识非常渊博的人，在大量预测中也会有失误。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 1999 年 3 月预测每桶石油价格将会下跌，然而事实上却上涨了，而且到当年 12 月，油价比《经济学人》预测的价格上涨了 4 倍。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失败时有发生；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一样，它预测某项新税法将带来更多的税收，而事实上税收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某个新税种的税收收入会下降，但事实上该项税收收入却增加了。
签订期货合同是为了以事先约定的价格在未来某个时间交割黄金、石油、大豆、外币以及许多其他物品。商品投机仅仅是投机的一种。人们还会投机于房地产、公司股票或是其他东西。
风险的全部成本不只包括投入的金钱，还包括在等待过程中的担惊受怕。农民期望自己的作物可以每吨卖 1,000 美元，但是他也知道有可能每吨只能卖 500 美元，或卖到 1,500 美元。如果有投机者愿意用每吨 900 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作物，而且这个价格能够使他避免几个月的失眠担忧，那么这就是合意的价格。因为农民不用再担心收获时的价格太低不能弥补种植作物的成本，无法养家糊口。
投机者不仅财务状况更加良好，足以应对投机失败，而且在心理上也做好了准备，因为过分担忧的人通常不会参与商品投机。我认识一位商品投机者，有一年他的公司一直到 12 月份都还在亏损，但是就在 12 月出现了诸多变化，让他在这一年最终实现盈利。他为此感到很惊讶，其他人同样也很惊讶。这个职业并不适合心理脆弱的人。
经济投机是配置稀缺资源的又一种方式，而它配置的稀缺资源就是知识。投机者和农民都不知道作物收获时的价格将会如何。但是，投机者比农民具有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学知识，以及更多的统计分析知识，而农民则拥有更多的种植农作物的知识。我的商品投机商朋友承认说，他从没见过大豆，也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尽管数年来他可能已经买进卖出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豆。他只是在收获的季节，将纸面上的大豆所有权转移给大豆购买商。他真正做的并不是大豆生意，而是风险管理生意。
处理经济中的固有风险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投机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持有库存的方式。换句话说，库存是知识的替代品。如果厨师提前知道每个人的食量，然后烹饪相应分量的食物，那么饭后就不会有多余的食物需要扔掉。因为库存会有成本，商业企业必须尽力限制手里的库存量，与此同时还要保证不能陷入因产品缺货而脱销的风险。
日本汽车制造商出了名的库存少，甚至有些汽车零部件一天要多次运到工厂，才能保证汽车在装配线上顺利进行组装。这就减少了持有大量零部件库存的成本，也就减少了制造汽车的成本。然而，2007 年日本的一场地震致使它的活塞环供应商暂停运营。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仅仅因为缺少 1.5 美元成本的活塞环，将近 70% 的日本汽车生产在这一周陷入了暂时的瘫痪。
库存太大或太小都意味着要遭受损失。很显然，库存最接近理想规模的企业才具有提高利润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经济中的所有资源都会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动机来提高效率，而且还因为经常做出正确决策的公司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继续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那些重复持有过多库存或过少库存的企业，可能因为破产而从市场上消失。
过多的库存意味着经营成本过高，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成本更低，也就能够用更低的售价争夺消费者。过少的库存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可能脱销，这样不仅会错失即时的销售收入，消费者还可能会转而寻求更可靠的供应商。正如第6章指出的，在一个商品和零部件的配送总是不确定的经济中，如苏联，持有较大的库存就是准则。
许多关于风险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与市场无关的活动。即将要上战场士兵不会仅仅携带射击所需的子弹，或只带上受伤时会用到的急救用品，因为谁都不可能预见战场上的形势。士兵需要携带一定量的弹药和医药用品以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但同时，如果他过多地携带每一种可能用到的东西，他就无法投入战斗。因为这会使他行动缓慢，减少他的机动性，使他很容易成为敌人的靶子。换句话说，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任何试图使他更安全的行为都只会让他更危险。
库存还以另一种方式与知识和风险关联在一起。在正常年代里，每一个企业都会持有一定量的库存，并且这些库存和销售成一定比例。然而，当人们所处的年代变得不稳定，比如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就会卖出存货并且不再生产新产品。例如，2003 年第三季度，随着美国逐渐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销售额、出口额以及利润额都上升了，但是《商业周刊》杂志报道称它的生产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卖的都是货架上的商品”，而且“库存率也创造了最低纪录”。
最终结果是，创造的就业要远远少于过去同期贸易活动增加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可以用“失业型复苏”来描述这一情形，因为企业并不相信复苏会持续下去。总之，对卖方来说，出售库存是应对经济风险的一种方式。只有在库存见底之后，企业才会雇用更多的人来生产更多的产品，随着规模的扩大，再用“失业型复苏”来描述就不合适了。
虽然人们购买许多产品和服务是为了能够马上使用它们，但是有许多其他的收益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比如棒球比赛的季票以及退休后每个月的养老金。人们可能会在某一时间购买全部收益，支付的价格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现值”，即季票的价格或年金的价格。然而，除了用来确定支付价格，它还包括很多同样重要的内涵。现值的含义能够影响经济决策及它们的后果，甚至也会对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属于经济的领域产生影响，如决定后人在未来可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
现在对房子、企业和工厂进行保养、维修或改善，都会决定它们的使用寿命以及将来的运行效果。然而，花钱请人修理和维护的业主却不必等着看这些行动对财产价值的未来影响。因为将来的收益就反映在财产的现值中。资产的现值实际上就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加总，以及因为延期而产生的折现。你的房子、企业和农场的状态现在可能并不比邻居的好，但是如果你安装了厚重的管道、坚硬的木料或其他更耐磨的建筑材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来因为磨损而损失的费用就会少很多，这就使你的财产的市场价值立刻超过了你的邻居，即使现在看来它们的运行状态没有什么区别。
相反，如果市政府宣布明年要在你家附近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你的房屋的价值就会立刻下降，直到相邻的土地也被动用。资产的现值反映了它将来的收益与损失，因此任何能在预期上提高或降低收益或损失的东西，都会对今天所售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
现值通过多种方式将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一位 91 岁的老人种植需要 20 年才能够成熟的果树也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土地的价值会由于这些果树立即提高。只要愿意，他可以在一个月后将这片土地卖掉，然后去巴哈马群岛生活，因为即使他可以从这些果树的果子中得到额外的价值，那也是远在他过世之后的事情了。他现在的财富价值中就包括了还没有长出来的水果的价值，未来出生的孩子可以吃上这些水果。
经济与政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家不用关注下一届选举之后的未来后果。民选官员很可能会通过大选日提出令公众满意的政策而被选为下一任执政者，即使这些政策在几年后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在大选后显现，因此不存在现值来使今天的政治决策者考虑将来的后果。
虽然公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教育来认识今天的政策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但是处理政府债券的金融专家却能够认识这一影响。因此，在 2001 年电力危机期间，标准普尔公司下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评级，虽然这些债券并没有违约，支付给债券购买者的报酬也没有减少，并且加利福尼亚州的金库还有数亿美元的盈余。
标准普尔公司的理解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要承担重大的经济责任来解决电力危机，意味着马上就会有高税收和高债务。这就增加了将来违约或延期付款给债券持有者的风险，因此也就降低了债券的现值。
任何在将来多次支付的报酬都可以折算为一个较低的一次性付清的现值。在几年内分期获得奖金的彩票得主，可以将这些奖金卖给金融机构获得一笔马上支付的固定现金；从保险公司得到分期赔付款的事故受害者也可以这么做。在未来几十年内多次定期支付的报酬，因为要对延迟进行折现，所以它的现值要比所有这些定期报酬的总额低很多，而一次性支付的现值可能比定期报酬总额的一半还少。于是，一些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将定期报酬卖掉的人，后来会后悔这笔交易。然而，有些人却很乐意，而且在将来还会再做类似的交易。
反过来，还有一些人可能想将一笔固定的资金换成一笔未来多次支付的报酬。老年人虽然退休后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生活，但他们还必须考虑寿命长过预期的情况——也就是“钱没了，人还活着”——否则可能在贫穷中死去。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们会用一部分钱来购买保险公司的养老金。例如，21 世纪早期，70 岁的老人可以购买价格为 10 万美元的养老金，然后就能每月得到 772 美元，直到过世，不管他是再活 3 年还是 30 年。换句话说，风险以价格的形式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在其他情况下，风险不仅可以转移而且还能够降低，因为保险公司能够准确地预测购买养老金的数百万人的平均寿命，他们的预测比任何个人的预测都要准。另外，交同样的保险金，70 岁的老妇人得到的月付款更少——比如 725 美元，因为女性的寿命通常比男性长。
风险降低是因为大量保险数据增强了可预测性。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讲述一位投机者与一位急需用钱的老妇人达成了一项交易。老妇人让投资者继承房子，作为交换，投机者只要每月支付给老妇人固定的一笔钱，直到她去世。然而，这个一对一的交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老妇人的寿命比预期的长得多，投机者甚至死在了她的前面。保险公司不仅在收集处理大量数据上具有优势，它更大的优势是不受人类寿命的限制。
现值会对自然资源的发现和使用产生深刻的影响。地底下的石油也许够用几百甚至上千年，但是它的现值决定了为回报某段时间内的发现成本应该开采多少石油，而这些石油可能还不足以使用十几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数代之后就会产生大量广泛宣扬的虚假预言，比如我们即将“耗尽”地球上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自然资源。
例如，1960 年一本畅销书指出，以目前的使用速度来看，美国国内的石油只能使用 13 年。当时，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还不到 320 亿桶。13 年后，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已经超过 360 亿桶。最初的统计资料与方法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美国没有在 1973 年用完石油资源？是单纯靠运气发现了更多的石油，还是有更加根本的经济原因？
短缺与过剩不仅与已有的物质资料的多少有关，还或多或少地与人口有关。同样，已知的自然资源储量也不仅与地底的物质资源的多少有关。对于自然资源，价格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值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已知存在多少自然资源，取决于发现这些自然资源花费的成本。例如，石油勘探成本非常高昂。2011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提到：
海底两英里深处，在一个与休斯敦市区一样大的山脊上，当代投资者已经找到了他们认为的一个大油田。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花 1 亿美元来查明自己是否正确。
生产石油的成本不仅包括地质勘探的费用，还包括最终发现石油之前钻取干井所花费的昂贵成本。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石油被发现，而不断增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会通过供求关系降低石油价格。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个地方每多发现一桶石油并进行提炼的成本，超过了可能会发现的每桶石油的现值。达到这一点时，就不值得再继续勘探石油了。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一点发现的石油总量，能够使用的年份可能并不会比 13 年更长，这就产生了我们正在耗尽石油的可怕预测。但是，随着现有的石油渐渐被用光，上升的价格就会使人们对石油勘探进行更大的投资。
以石油开发涉及的各种成本为例，一家大型石油勘探企业在墨西哥湾花 8,000 万美元，用于初始的探测和租赁；又花了 1.2 亿美元用于勘探钻井，只是为了证明是否有足够的石油值得进一步深入；然后又有 5.3 亿美元用于建设钻井平台、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最后花费 3.7 亿美元来钻采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这些成本加起来总共是 11 亿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银行或投资者的贷款利率提高一倍，勘探总成本甚至更高；或者想象一下，石油公司自己拥有这一大笔钱并存入银行，可以安全地赚到两倍于平常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愿意投入这笔钱，做勘探石油这样风险更大的投资吗？你会吗？很可能不会。高利率就可能意味着石油勘探的减少和已知石油储量的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要耗尽石油，反而利率降低的话，已知的石油储量会相应增加。
随着已知石油储量渐渐用完，剩余的石油每桶现值就会上升，勘探额外的石油就会再次变得有利可图。但是，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间里，都不值得去勘探地底或海底的所有石油。事实上，只是大量勘探这部分石油才是值得的。可是人们却在歇斯底里地预测我们正在用完自然资源。因为这种预测不仅给图书销售和电视收视率带来好处，也给建立政治权力和个人名声带来好处。
21 世纪初，一本名为《沙漠黄昏》（ Twilight in the Desert ）的书曾总结说，“迟早有一天，全球的石油使用量会达到峰值”，这是因为“石油，如同另外两种化石燃料煤炭和天然气一样，是不可再生的”。从理论上讲当然是正确的，正如从理论上讲，太阳总有一天会变冷退化。但是，若要据此判断，我们将在下个世纪或下一个千年中遇到与此相关的任何问题，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持久的能源危机，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 147 美元，汽油价格飙升至每加仑 4 美元，让这种隐意变得更加确凿。但是，2010 年《纽约时报》报道：
正当全球石油资源似乎就要耗尽的时候，巴西和非洲海岸发现了巨大的油田，而加拿大的油砂项目建设也在飞速进行，由加拿大运往北美的石油数量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此外，美国也增加了国内石油产量，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还是第一次。
甚至整个 20 世纪对能源资源的大量使用，也没有减少用于生产这些能源的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历史上，铁路、工厂机器以及城市电力的发展，带来了能源的巨大消耗，据估计，20 世纪头 20 年消耗的能源，比人类在此前历史中消耗的所有能源还要多。此外，整个 20 世纪的能源使用持续上升，而已知的石油储量也在上升。到 20 世纪末，石油的已知储量是 20 世纪中叶的 10 倍还要多。科技进步提高了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效率。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寻找石油所钻探的油井中只有大约 1/6 能够真正产油。但是到了 21 世纪初，这些探井中有 2/3 能够产油。
适用于石油的这些经济因素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自然资源。不管地底下有多少铁矿石，当它每吨的现值少于勘探和提炼成本时，就不值得去勘探更多的铁矿石。然而，虽然铁和钢的使用量在 20 世纪大幅增加，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却增长了数倍。铜、铝、铅等其他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也同样如此。1945 年，铜的已知储量是 1 亿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铜的使用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铜的已知储量却达到此前的三倍。到 1999 年，铜的储量又翻了一番。仅在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美国天然气的已知储量就增长了大约 1/3（从 1,532 万亿立方英尺到 2,074 万亿立方英尺）。
即使地底或海底的大量石油也纳入开采和提炼，经济因素也会防止这些石油被耗尽。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几十年前，油田的平均采油率是 20%；随着科技取得巨大进步，如今油田的平均采油率已经上升至 35%。
换句话说，近 2/3 的石油仍然保留在地下油田中，因为在目前的科技和油价水平下，想要开采出油田中全部的石油——甚至只开采出大部分石油——成本太高了。不过，石油会留在油田里，而油田的位置我们已经确定。在今天的开采和提炼成本下开采的石油真正“用完”时，接下来开采和提炼石油的成本就会更高一点，再接下去还会增加。但是，显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让已经发现的石油荒废在地底或海底。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还会在经济上提高现存油井的石油产出率。2007 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大量的实例：
雪佛龙的工程师在 1899 年发现的科恩河油田中注入高压蒸汽，抽出了更多石油，使得这块油田重获生机。20 世纪 60 年代，这块油田的日产量下滑到 10,000 桶，现在它的日产量达到了 85,000 桶。
受这些经济因素影响的并不只有石油。地表的煤炭很容易开采的时候，就不值得在地下挖掘矿井，因为开采地下煤矿的成本太高，无法在价格上与地表开采的成本较低的煤矿竞争。只有开采成本较低的地表煤炭耗尽之后，开采地底煤炭才有利可图。
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环保人士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间的赌注，就表明了自然资源使用的经济学方法与臆想方法之间的差异。西蒙教授打赌说任何人选择任何一个包含五种自然资源的组合，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这五种资源的实际成本都不会上升。以埃尔利希教授为首的另一组人于是选出五种自然资源。他们以十年为期限，来衡量这些自然资源的实际成本变化。到了第十年年底，不仅这五种自然资源的成本下降了，连他们本来预期成本会上升的单个自然资源的成本也下降了！很显然，如果我们真的将要耗尽这些资源，它们的成本就会上升，因为这些变得更稀缺的资源的现值会上升。
从某终极的角度来看，资源总量当然在不断下降。然而，一种资源在报废之后经过数个世纪才会耗尽，或是在太阳变冷后的一千年以后才能用完，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如果一种资源会在一段时期后用完这一事实具有现实针对性，那么提高将耗尽资源的现值就会自动地使资源受到保护，无须公众的极端呼吁或政府劝告。
正如价格使我们在某一时间内与他人分享稀缺资源及其产品一样，现值会使我们与后代分享资源，即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分享。当然，政治上分享资源也是可能的，通过由政府取得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就像它对其他资产或实际上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控制权一样。
政治控制与市场价格的非人性化控制在效率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基本现实。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提及的，与价格调节市场经济相比，政治机构进行的价格管制和直接分配资源，要求这些少数的计划者具备更加明确具体的知识；而在由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数百万人会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和偏好获得第一手知识，然后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面对的只是少数价格。
计划者很容易制订错误的计划：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因为各种的政治动机，比如追逐更大的权力、再次当选或其他的目标。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要求科学家估计美国天然气的储量以及在目前的使用率下还可以用多久。他们估计的结果是，美国的天然气足够用 1,000 多年！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当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坏消息，因为美国总统试图获得更多公众的支持来制订更多的应对能源“危机”的政府计划。因此卡特政府否定了这一估计结果，并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而新的研究得出了在政治上认可的结果。
有时候，某种自然资源的已知储量看起来特别小，这是因为在目前的成本下，可获得的资源数量实际上在几年之内就会耗尽。虽然在较高的开采和提炼成本下我们可能得到大量的自然资源，但是在低成本的资源耗尽之前人类不会触及额外的资源。例如，地表还有大量煤矿可开采的时候，有些人曾发出警告说我们正在“耗尽”这些“经济上可行的”、无须“过高的成本”就可以获得的煤矿。但是，价格的目的就是抑制。只要存在成本更低的资源可以使用，价格的这种抑制就可以防止成本过高的资源被不必要地开采出来。
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油井里的大部分石油都没有被开采出来，因为这些石油的提炼成本比最容易获得的石油的开采成本高很多，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下根本无法获得回报。2005 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石油的价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人们担心石油会耗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举例来说，加拿大亚伯达省阿萨巴斯卡地区，理论上这块 54,000 平方英里的油田能够产出 1.7 万亿到 2.5 万亿桶石油——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阿萨巴斯卡的大部分石油储量尚未得到开发，因为从沙子中提炼石油相当昂贵、复杂。使用 2 吨沙子才能提取出 1 桶油。但是，如果油价仍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事实上，如果石油仍然保持在 2003 年末以来的 30 多美元一桶——从油砂提炼石油就会有利可图。有限的投资和产出一直制约着阿萨巴斯卡地区。
如果技术从未进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自然资源成本都会提高，最易取得且最易提炼的矿藏将最先用尽，然后是那些不容易得到、数量不多或是很难提炼的矿物质。然而，随着技术的改进，未来获取自然资源的成本实际上会更低，就像朱利安·西蒙和保罗·埃尔利希打赌的那样。例如，一桶石油的平均成本从 1977 年的 15 美元下降到 1998 年的 5 美元。无须惊讶，随着石油成本的下降，已知的石油储量大大增加了。
并非只有石油的供给受价格影响。镍的生产也同样如此。21 世纪初，镍的价格上升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几年前，莫林莫林公司（Murrin Murrin）这家位于西澳大利亚沙漠深处的大型镍矿公司命途多舛，它也成为采矿领域的一个标准失败案例。
现在，莫林莫林公司是投资者的最爱。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增长了三倍多，一些分析师认为它还有增长的空间。
这一令人吃惊的转折强调了近期商品热潮的一个关键事实：在这一高价格下，特别是对于镍来说，即使一个存在技术困难或长期问题的项目也会看上去不错。镍最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不锈钢。
虽然人们通常会从实际数量方面来谈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储量，但是要想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就必须考虑成本、价格和现值等经济概念。除了自然资源将会耗尽的警告，还存在一种相反的不合情理的乐观言论，即许多贫穷的国家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自然财富”，这些财富以铁矿石、铝土矿或其他自然资源的形式存在。
这些言论没有考虑开采和提炼的成本，而且不同的地方成本差别也很大，因此它们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从加拿大的油砂中提取石油的成本非常巨大，直到最近几年那里出产的石油才被纳入世界石油储量。但是，当石油价格上涨到每桶 100 美元，加拿大就成为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