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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或不恰当地使用政府数据，会导致许多错误的结论。
——史提芬·R﹒坎宁安（Steven R. Cunningham）
对资源配置进行的讨论，我们迄今为止主要关注的是非生物资源。但是，人也是生产输出所需的关键投入要素。大多数人并不愿意无偿提供劳动，他们要么因报酬而工作，要么被迫劳作，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干活，只要我们需要生活，想要享受现代化生活水平下的各种便利设施。在过去的许多社会里，人们作为农奴或奴隶被迫劳作；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有偿工作。但是，报酬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收入。报酬也是每个劳动者或潜在劳动者面临的一组激励，以及雇主面临的一组约束。因此雇主不能像苏联那样使用稀缺资源——保留多余的工人“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这些工人本可以在其他地方从事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
总之，支付薪资带来的经济作用不只是为个人提供收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为劳动支付报酬是一种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方式。劳动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工作总是比人们能够用来工作的时间多，所以人们拥有的时间就必须在竞争性用途中分配。如果货车司机的工资翻倍，一些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更愿意去开货车。如果工程师的收入翻倍，那么本想主修数学或物理的学生可能就会转而选择工程学专业。如果所有工作的工资都翻倍，那么一些已退休的人可能会重新就业，至少是兼职，而那些本打算退休的人可能会推迟退休时间。
人们能够获得多少报酬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常听说职业运动员、电影明星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着天文数字的报酬，于是就有记者和一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某个人“实际”值多少钱。
幸运的是，从第2章中我们已了解到，根本没有所谓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像其他人那样，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相反，我们可以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什么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报酬？答案也非常实际：供给和需求。然而，这只是起了个头。为什么供给和需求会让一个人挣得比另一个人多呢？
工人显然都希望得到尽可能高的报酬，雇主则希望支付尽可能低的报酬。只有当提供的报酬和能接受的报酬有重叠时，才会形成雇用。那么，为什么工程师的工资是邮递员的几倍呢？
邮递员当然想得到工程师那样高的报酬，但是能够成为邮递员的人太多了，雇主不会提高薪资标准。由于培训一个工程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这些培训的内容，所以相对需求而言，工程师供给不足。这只是从供给方面考虑。又是什么决定了劳动需求，什么决定了雇主愿意支付的界限呢？
工程师稀缺并不是他们更有价值的唯一原因。工程师能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才使得雇主愿意为他们的劳务竞价，并以此设定出价的上限。一位工程师只能为公司带来 10 万美元利润却要求 20 万美元的薪水，那么他显然不会被雇用。如果这个工程师能为公司带来 25 万美元的回报，那么很明显该工程师值得以 20 万美元雇用——假设没有其他工程师愿意以更低的薪水做同样的事情。
虽然“生产率”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员工为公司收益所做的贡献，但是这个词在其他方面经常有不同的定义。有时，它的含义是指每个工人与生俱来的某种生产率，而不是依赖于外界环境获得生产率。
一个使用最新的现代化设备的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显然要高于使用旧设备的工人的产量，或在管理欠佳、生产组织效率较低的公司的产量。比如，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棉纺厂比中国人开办的棉纺厂工资更高，但是在日本人开办的棉纺厂，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却更低，因为每个工人有更高的产出。这并不是由于设备不同——他们使用的机器一样，而是由于日本人的管理效率更高。
同样，在 21 世纪初，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发现，美国人在英国开办的制造企业的生产率比英国人开办的企业要高很多。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英国工业公司的业绩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惊人”，而谈到“节约使用时间和材料”时，只有 40% 的英国制造商“考虑过此事”。不仅如此，“英国工程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更愿意为外资公司工作”。总之，即使生产率以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来衡量，英国公司的生产率也更低，这反映了管理方面的差距。
一般来讲，在生产过程中任何投入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数量和质量，也依赖于其他投入的数量和质量。这样来看，南非的工人比巴西、波兰、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人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南非的企业“相对于劳动更依赖资本”。换句话说，南非工人不一定比这些国家的工人工作更努力或技术更高，他们只是在工作中有更多更好的设备。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通常并不被我们认为是经济活动的活动。它适用于纯粹的个人专长，如棒球运动员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如果一个棒球击球员在另一个击球员前面击球，那么他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就更大。但是，如果排在他后面的击球员不太可能打出本垒打，那么投手就很可能会在关键时刻保送他上垒，不论是有意向他投好球，还是用其他方式，这样在整个赛季中，他打出本垒打的概率就小多了。
比如，在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的职业生涯中，按照击球比例看，他是美国棒球史上打出本垒打概率最高的球员之一。然而，他只在一个赛季打出了 40 个本垒打，因为他通常每个赛季都会有高达 162 个保送上垒，平均下来，一个有 154 场比赛的赛季，一场比赛就有超过一个保送上垒。
相比之下，汉克·阿伦（Hank Aaron）在 8 个赛季里打出过 40 个或更多的本垒打，尽管如此，他的本垒打概率也没有特德·威廉姆斯高。虽然汉克·阿伦在他的职业生涯打出了 755 个本垒打，但是在他参加的 23 个赛季里，从没有达到过 100 次保送上垒。在汉克·阿伦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排在他后面击球的埃迪·马修斯（Eddie Mathews）打出本垒打的概率与汉克·阿伦相当。这样，就没什么必要保送阿伦上垒，否则在给马修斯投球时，场上就多了一个人在垒上。总之，汉克·阿伦作为一个本垒打击球员的生产率要更高，因为他击球时，还有埃迪·马修斯在击球员准备区。
更普遍地来说，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你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工作，而且也取决于协作因素，如设备、管理和你周围的其他工人的质量。电影明星希望有好配角演员、好化妆师和好导演，这些人都有利于影星的表演。学者非常依赖他的研究助手，而将军则依靠其幕僚和军队来赢得战争。
不论某个人的生产率源自哪里，它决定了雇主为了获得这个人的劳务会出多高的价格。正如任何工人都可以通过补充性要素（工作搭档、机器，以及更有效的管理）提高自己的价值一样，他们的价值也会因个人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而降低。
如果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比另一个地方的高，即使是工人每小时产出相同，他们的价值也可能不同，雇主从销售中获得的净收益也更低，因为收益中必须扣除较高的运输成本。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售相同的产品如果运输成本不同，那么运输成本较高的企业就无法将全部运输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运输成本较低，定价也低，高价格只会造成客户流失。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或高效的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那里的企业可能要被迫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即使他们与更先进的经济体中的企业一样，用相同的价格出售相同的产品，获得的净收入也会较少，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价值也会相应地减少。
在腐败严重的国家，为了得到当局允许而进行的必要贿赂，也同样要从销售收入中扣除，也就降低了产品和工人的价值，即使这些工人每小时的产出与现代化程度更高、腐败更少的经济体中的工人并无差别。事实上，第三世界的工人每小时的产量都比较低，从销售收入中扣除较高的运输和腐败的成本后，第三世界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其他国家工人收入的一小部分。
总之，生产率不只是单个工人行为的结果，也是其他许多要素的结果。我们说对劳动力的需求基于工人生产率的价值，但并不是指报酬基于价值。价值和生产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就像道德和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样。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那么，供给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有必要，雇主很少会支付高价，因为还有其他人愿意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的劳务。
薪资与其他价格一样的经济功能类似，它们都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使用具有指导作用，在它们的作用下，每种资源都会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然而，现在我们讨论的稀缺资源变成了人类，相较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投入的费用，我们倾向于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薪酬。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问题，即使它们在逻辑上毫无意义并且无法界定。比如，工资“公平”吗？工人受到剥削了吗？这是“最低生活工资”吗？
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贫困脏乱的环境中，而且很多人都愿意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就像我们看到的，除了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穷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每年各种慈善机构收到的善款也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同时发生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试图抹去价格（包括人们的劳动和才能的价格）的信号功能，让它无法指导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就使价格无法有效达成最基本的目标，有赖于此的整个社会的繁荣也将失去根基。归根结底，是经济繁荣让人们有可能捐赠数十亿美元去帮助不幸的人。
有些人挣得比其他人多，没有比这更直接易懂的事实了，但原因各有不同。比如，有些人只是因为年龄大就挣得多，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技术，接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时间也更长，因此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完成某项工作或者能够承担更复杂的工作，而新手或缺乏经验和培训的人则难以胜任。这些人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毫不稀奇。随着岁月流逝，年长者对工作更在行，越来越多的人会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个人能力，也就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或在原单位获得晋升。收入最高的前 5% 的人中，大多数都在 45 岁以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些都是存在个人收入差异的常识性原因。但是，在对“收入分配”这个含糊的术语进行抽象讨论时，这些原因和其他许多常识性原因往往都会被忽略。在讨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时，他们经常被称为“富人”和“穷人”，就好像他们是不同阶级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处于生命不同时期的人。1975 年收入最低的 20% 的美国人有 3/4 在 16 年后成为收入最高的 40% 的美国人。
无须惊讶，16 年过后，人们通常都多了 16 年的工作经验，可能是通过在职培训，也可能是经过了正式教育。而那些做生意的人或专业人士有 16 年的时间建立自己的客户群。如果他们不能因此赚到更多的钱，那才令人惊讶。
这些都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一项对欧洲 11 国的调査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很多都在两年内脱贫了，收入超过贫困线。这一比例在希腊是 1/2，在荷兰是 2/3。在英国，一项调查在 5 年内追踪数千人，最终也有类似的发现。5 年后，最初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 10% 的人，大约有 2/3 脱离了这一阶层。在新西兰的调查同样显示，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中，有很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收入提升，当然更多的人通过更长的时间脱离了这一阶层。
有些人在贫困中出生、生活和死亡，同时另一些人则在奢侈中出生、生活和死亡，这样的情形与年轻人还没有达到前辈（比如他们的父母）的收入水平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媒体甚至学术界经常引用的统计数据，通常不区分这种迥异的情形。此外，那些公布统计数据的人则好像在说，他们讨论的是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异，而不是年龄段之间的收入差异。尽管在很少的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一生都停留在某一收入水平，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直待在某一年龄段。
由于人们在收入阶层之间移动，所以他们在一生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等于某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新西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整个工作生涯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小于任意一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对“富人”和“穷人”的许多讨论，或者说对最富或最穷的 10% 或 20% 的人的讨论，不能说明哪些收入应划分到这些类型中。2011 年，收入为 101,583 美元的家庭足以跻身收入最高的 20% 的美国人之列。但是一对夫妇，每个人都年入超过 5 万美元，则每个人都不会被归入“富人”行列。即使要成为收入最高的 5%，也只需要超过 18.6 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即参加工作的夫妻只要每人挣 9.3 万美元。这是个不错的收入，但是人们工作几十年后才能从较低的薪酬水平达到这个收入，因此很难说是富裕的标志。
把特定收入阶层的人看作“富人”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和财富是不同的东西。不管在某年有多少收入经手，你的财富取决于这一年你保留并积累了多少。如果某一年你得到了 100 万美元却花了 150 万美元，那么你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我们反而会发现，许多收入不高但很节俭的人去世后，为继承人留下了惊人的财富。
即使是真正富有的人也会出现流动。《福布斯》杂志在 1982 年首次发布最富有的 400 个美国人名单时，上榜的有 14 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28 名杜邦家族成员和 11 名亨特家族成员。20 年后，这份名单上包括 3 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1 名亨特家族成员，没有杜邦家族成员。登上 1982 年《福布斯》榜单的最富有的美国人，有略多于 1/5 的人的财产是继承来的，然而到 2006 年，上榜的人中只有 2% 的人财产是继承来的。
虽然谈论了这么多“收入分配”，但是大多数收入根本不是像报纸或社会福利金支票那样从某个中心分配出去的。大多数收入只是数字统计意义上的分布，就像人口的身高分布，有些人是 5 英尺 4 英寸高，有些人是 6 英尺 2 英寸高，但是这些身高并不是由某个中心分配的。然而，我们经常读到记者和其他人探讨“社会”如何分配收入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描述为一些人赚得比其他人多。
每个人的工作值多少钱，“社会”对此并没有集体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从某人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直接利益的人决定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偏爱集体决策的人会坚持为他们的决策方式辩护。但是，认为如今“社会”根据一组结果来分配它的收入，并且应该以未来的不同结果来改变分配，这样的建议只会带来误导。
这是一个误导性的隐喻。讨论收入差距所使用的体系，跟这个隐喻一样令人误解。与个人收入的统计数据相比，家庭收入的统计数据尤其误导人。个人的含义通常是相同的，即单个人；但是家庭的规模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距很大。
比如，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详细分析表明：2002 年，家庭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口有 4,000 万，但家庭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口却有 6,900 万。粗心的人会假定这种五分法意味着把国民划分成“五个等量的层级”，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本畅销书中对此做了错误的描述，而这些层级并不等量，它们代表的是数量差异很大的人群。
不仅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人口数量差异很大，介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家庭，它们之间的工作人口占比也有非常大的差异。2010 年，前 20% 的家庭中，户主参加工作的有 2,060 万人；相比之下，后 20% 的家庭中，户主参加工作的还不到 750 万人。这些差距虽然惊人，但是还没有区分工作是全职还是兼职。在收入最高的 5% 的家庭中，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户主人数，比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中全年工作 50 周及以上的全职户主还要多。也就是说，前 5% 的家庭与后 20% 的家庭一整年都有全职工作的户主人数分别为 430 万和 220 万，可以看出前 5% 的家庭绝对数量更高。
回到 19 世纪 90 年代，那时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工作的时间要少于最底层的 10% 的人，但这种情况早已逆转。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悠闲的富人和劳累的穷人。今天，我们常常谈论的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和没有稳定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资增加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的一项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 6% 的人中，有 62% 每周工作超过 50 小时，有 35% 工作时间超过了每周 60 小时。
家庭规模不仅在某个时期中随收入水平转变而变化，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差异并非偶然。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收入分配”的趋势，比如，每个美国家庭的真实收入在 1969 年到 1996 年间只增长了 6%，但是同一时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却增长了 51%。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的平均规模在这一时期下降了。也就是说，更小的家庭——有些家庭只有一名成员——赚得的收入和上一代更大的家庭的收入持平。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从 1967 年到 2007 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 30%，但是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期却增长了 100%。每个家庭的成员人数下降是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
经济繁荣促进了家庭规模缩小。早在 1966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就曾报告家庭数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并总结道：“家庭加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尤其是在毫无关系的个人之间，越来越倾向于拥有自己的家庭或住房，而不是与亲戚一起住，或作为房客或寄宿者住进现有的家庭。”然而，基于经济繁荣的结果所得到的家庭收入统计数据，却被广泛用来表明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
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作者称：“在过去 30 年里，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收入始终停滞不前。”这些作者总是对经济事实视而不见。即使家庭收入保持不变，现在一个家庭中有两人工作，收入却与以前一个家庭中有三人工作时相同，所以实际上人均收入增加了 50%。
虽然对“富人”和“穷人”的一些胡乱或带有误导性的讨论，是基于人们暂时的收入水平，但是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确实存在，也就是那些一生中都会生活在奢侈或贫困中的人，然而这部分人口比总收入统计所报告的要少得多。正如大多数美国“穷人”不会一直很穷一样，大多数最富有的美国人也不是出身豪门。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 4/5 是在有生之年自己挣到财富的，他们并没有继承什么财产。此外，和真正贫穷的人一样，真正富有的人也很少。
即使我们把净值 100 万美元作为富人的标准，也只有 3.5% 的美国家庭能够达到这一水平。考虑到净值已经包含了从家居用品、衣服到个人养老金在内的所有东西，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很平常的水平。有 5% 的人口在多年内一直处于最底层的 20%，如果我们把这部分人口算作真正的穷人，那么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加起来也不到美国总人口的 10%。然而，一些政治言论可能会说，大多数人要么是“富人”，要么是“穷人”。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的经济福利，就不应该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进行统计比较，我们需要关注人均实际收入，因为人并不是靠他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来生活的，他们靠真实收入生活。1975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中，98% 的人实际收入到 1991 年都提高了，而且最低收入人群中有 2/3，在 1991 年的实际收入高于 1975 年的平均水平。
即使仅仅聚焦于收入水平，底层的 20% 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 1985 年的 4% 下降到 2001 年的 3.5%，但并不妨碍这一收入水平的家庭实际收入的绝对额增加了数千美元，更不用说在这期间有多少人已经脱离了底层的 20% 了。
与其追踪个人收入，不如观察同一时间段内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较数据，从中我们更容易发现完全不同的趋势。比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中流向底层的 20% 的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不断下降，流向顶端的 20% 的百分比却在不断上升，并且流向收入最高的 1% 的资金增长尤其迅速。于是人们经常抱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观点也为媒体提供了很多戏剧性且令人震惊的新故事，受到报纸广泛报道，电视也用它们来吸引观众，同时还给一些人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满足，给另一些人提供了政治上的用途。然而，这是真的吗？
当我们考察特定个体随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就会发现截然相反的情况。不幸的是，大多数统计数据，包括美国人口普査局的数据，不会去追踪特定个体所经历的变化，即使他们的错觉可能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分类的收入数据。也有追踪个人情况随时间变化的调査，其中来自密歇根大学和美国国税局的两份报告显示了相似的状况，都与经常被引用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和其他数据大相径庭。密歇根大学追踪了 1975 年到 1991 年的同一群人，而美国国税局追踪了一些个人在 1996 年到 2005 年的所得税申报表。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1975 年收入最低的 20% 的美国劳动人口，有大约 95% 到 1991 年已经脱离这一层级，并且有 29% 成为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相比之下只有 5% 的人仍然在收入最低的 20% 中。1975 年到 1991 年，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多的是 1975 年调查初期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收入绝对量增长最少的是当时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
换言之，初期处于最底层的人，收入上升得要比处于最高层的人更快。这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所描述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它的数据以追踪收入水平为基础，而不是追踪收入水平发生变化的个人。
美国国税局的统计数据也追踪了特定个体的状况，并显示出了类似情况。美国国税局发现，从 1996 年至 2005 年，所得税申报者中底层的 20% 的人收入增长了 91%，顶端的 1% 的人收入下降了26%。一般来看，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国税局数据和密歇根大学的数据不可能都正确，但是它们确实都是正确的。研究一段时间内的收入水平和研究一段时间内的个人状况，衡量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常常会将它们弄混。
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加拿大一段时间内的个人收入状况，结果与美国的情形非常相似。从 1990 年到 2009 年，原本处于底层的 20% 的加拿大人，收入绝对值增长最多，增长比例也最大。原本处于底层的 20% 的加拿大人，只有 13% 到 2009 年仍保持在低收入水平，但是有 21% 的人上升到了顶端的 20%。
不论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从一个收入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收入水平。因此，收入水平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十分不同，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相反的。当收入水平处于底层的工薪人群在 10 年内收入翻倍，那么他们就不再处于底层。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初级职位开始的，随着经验的增长，收入也会提高。同样，收入水平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常常在最高点徘徊，并且收入不会像底层的人那样迅速增长，这都没什么可惊讶的。
在某些年份，由于收入的暴增，一些美国人成为收入最高的 1%，2010 年时，这种暴增大约需要达到 369,500 多美元。在某年出售了一套房子的人，当年的收入是前后数年年收入的好几倍；而在某年得到大量遗产或将多年积累的股票期权套现的人，情况也非常类似。收入在某年达到最高水平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收入突然大幅度上升。1996 年处在收入水平顶端的 1% 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到 2005 年掉出了这一水平。1996 年处在收入顶端的万分之一的人中，有 3/4 在 2005 年时已经掉队。
许多人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让他们成为最顶端的 1% 的收入暴涨，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进阶，最终也会进入收入最高的 20%。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们都不是“富人”，虽然他们可能在政治上、媒体中或学术言辞中被称为“富人”。正如前面指出的，要成为收入最高的 20% 所需要的资金量，几乎不足以让他们过上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甚至收入最高的 1% 的人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生活，因为处在这个水平的人有一半无法保住地位。
正如收入顶峰时有出现，某些年份也会遭遇收入低谷。因此，真正的富人，或有钱人，可能会在某些年份出现生意或投资的亏损或关闭。这样，他们的收入在某年可能很低，甚至是负数，但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穷人。这有助于解释一些异常现象，如数十万年收入在 2 万美元以下的人，却住在价值 30 万美元以上的房子里。
收入水平数据和个人收入数据看似相互矛盾，引起这一结果的根本性混乱都源自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某个时期处于某收入水平的人会一直处于这一收入阶层。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段时间内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将会和一段时间内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相同。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因此这两组统计数据不仅推导出了不同的结果，甚至还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相反结果。
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的三次衰退中，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2008 年收入在 380,000 美元及以上的人群），相较美国其他收入的群体，经受的收入冲击比例最大。”收入 50,000 美元及以下的人群，从 2007 年至 2009 年收入下降了 2%，收入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在此期间的收入则下跌了近 50%。
相反，当经济增长时，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收入增长速度是美国其他人群的 3 倍。”无须惊讶，因为高水平人群的收入不太可能是依靠工资，更多的是依靠投资或销售收入，而这两类收入在经济增长或下降时变化很大。收入的这一模式也适用于财富。“在 1990 年和 2001 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最富有的 5% 的人（以净资产衡量）经历了财富的最大跌幅。”《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报道。
生产率和报酬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技能。工程师挣的比邮递员多，有经验的船员挣的比没经验的船员多，有经验的飞行员则挣的比任何船员都多，对此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尽管工人可能被认为只提供了劳动，但大多数人提供的不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还有处理任务的思维能力。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仅凭“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足以从事很多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看似很明显，但它的意义却并不那样明显，也没有被广泛理解。
在体力和耐力是主要工作要求的时代和地方，生产率和报酬往往会在人类生命最年轻的时期达到高峰，中年劳动者则只能获得较少的报酬或较少的就业机会，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体力劳动的重视也使得企业偏爱男性工人，而不是女性工人。
在一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极度贫困的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性别差异非常巨大，以至于最贫穷的人常常杀死女婴。虽然母亲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必要的，但是额外的女性家庭成员运用原始的工具，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生产的食物还不够自己活命，而且在营养不良和饥荒盛行的时期，她消耗了其他人生产的食物，也威胁到整个家庭的生存。经济发展的好处之一就是，人们不必再面对令人绝望的残酷选择。
技能和经验相对于体力的重要性提升，改变了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相对生产率，以及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相对生产率。这种情况在当代尤其如此，因为工业社会，机器取代了人力，而且在高科技经济体中，技能变得至关重要。即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中，大多数人达到收入顶峰的年龄也已经迅速提高。1951 年，大多数美国人在 35 至 44 岁之间达到收入顶峰，这一年龄段的人挣的钱比二十几岁的人高出 60%。然而，到 1973 年，35 至 44 岁年龄段的人挣的钱比更年轻的工人挣的多了 1 倍还多。20 年后，挣钱最多的年龄段上升至 45 到 54 岁，这一年龄段的人赚的钱是他们在 20 多岁时挣的钱的 3 倍还多。
同时，体力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降低或消除了男性工人在更多职业中的优势。这些变化并不要求所有雇主对自身利益有更开明的认识。有些企业通过取消对男性工人的奖励，使得男女报酬都与他们的生产率相匹配，最终降低了生产成本，与这些企业相比，那些坚持为产出没有相应增加的工人付更多报酬的企业处于竞争劣势。最不开明或具有偏见的雇主承担更高的劳动成本，他们的企业可能会因为市场的残酷竞争而遭淘汰。正因为如此，在法律规定同工同酬之前，女性的报酬就开始等同于资历相同的男性了。
随着技能的重要性增加，两性间的经济不平等将得到降低，但是有技能者和无技能者之间的不平等将会增加。此外，由于技能更熟练的工人使经济的生产效率更高，也就带来了收入的普遍提高，这往往会增加具有稳定工作的人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前文提到，正如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工作的人与没有工作的人之间在数量和比例上也有显著差别。同时增加工作报酬和福利待遇，会让更多人不用参与工作也能生存，也注定了所得和报酬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福利发放并不直接用现金，而是用住房补贴或医疗补贴等形式，这些福利不被纳入收入统计。
不同的个人（或国家）之所以会处于不同的经济水平上，看似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上进行生产。随着经济增长愈发依赖技术，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将越来越低，对拥有更高技能的人的需求却越来越高，这部分人也会得到更高的报酬。在这些条件下，顶端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本不足为奇。
报酬差距往往反映了技能、经验或者从事艰难或危险工作的意愿的差异，但是报酬差距也反映了对社会某类细分人群的歧视，比如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底层或其他群体。然而，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歧视及其严重程度，我们需要先定义歧视。
有时，歧视被定义为在雇用、定薪或晋升时，对不同群体的人使用不同的标准。最严重的就是拒绝雇用。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美国许多招聘广告中常注明“爱尔兰人不得申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许多医院不招黑人医生或犹太医生，并且一些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只雇用来自上层社会的新教白人男性。在其他情况下，不同群体的人都可能被雇用，但是会被分配去做不同种类的工作。
这些情况不是美国和现代社会独有的。相反，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里，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法律上、现实中受到区别对待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平等对待所有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群体，从历史上看是一个相对晚近的观念，也绝不是当今世界普遍遵守的一条原则。
与歧视重叠，并经常与歧视混淆的是，基于不同个体的技能、经验、工作习惯和行为方式的根本差异而产生的就业差异。比如，莫霍克印第安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从事建造摩天大楼的工作，因为他们在高耸的钢筋结构上行走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因此分心。殖民时期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中，中国工人在相同时间内从橡胶树上收集的汁液是马来西亚工人的两倍。
更偏爱一些群体，不想或不愿雇用其他群体，经常被描述为是由于“偏见”“歧视”或“成见”，但是第三方观察者不能轻易忽视那些为了支持自己观点而付出金钱的人的切身感受。即使不以不同的看法看待不同群体，对不同群体使用相同的雇用标准，也会导致雇用、解雇或提拔的人数比例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虽然因资质而歧视和因表现而歧视在原则上有根本的区别，但是要在现实中区分它们的不同并不容易。统计数据中很少包括关于技能、经验、表现或旷工的详细信息，有关工作习惯和态度的信息就更少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比较来自不同群体的真正可比较的个人。
比如，长期以来，女性收入一直比男性低，但是大多数女性会在人生的某一时期生孩子，并且许多人会离开劳动力市场，直到她们的孩子可以离开妈妈放在日托所。女性的职业中断会减少女性的工作经验和资历，相应地也就阻碍了她们的收入增加，而在此期间，男性一直在工作，他们的工资自然得到增加。然而，尽管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其收入要大大低于男性群体，但是早在 1971 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工作到 30 多岁的美国单身女性的收入却略多于同样条件下的单身男性。
这表明雇主愿意为具有相同经验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待遇，只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并胜出，甚至有相同经验的女性也可以比男性表现得更好并因此挣得更多，但是家庭责任的不同阻碍了两性获得相同的工作经验以及基于工作经验的相同收入。这些都不足为奇。比如，如果女性的报酬只相当于有相同经验和表现的男人的 75%，那么雇主就可以用同样的钱雇用 4 个女性，而不是 3 个男性，从而在生产成本方面取得决定性优势，并打败竞争对手。
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歧视女性的雇主都将会产生不必要的高成本，并且在竞争中面临利润、销售额下降，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值得我们再次注意的是，我们在第4章中区分的目的性因果关系和系统性因果关系。即使没有哪个雇主有意识地或故意地思考歧视女性的经济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的系统效应也将会淘汰那些根据性别差异而不是生产率差异支付报酬的雇主。随着女性开始建立她们自己的企业——这样做的人在大量增加，并且她们不会歧视其他女性——淘汰过程将加速。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主要收入差距并不都相同，但是生育过孩子的女性和没有生育过孩子是不同的。有一项研究显示，没有孩子的女性获得的报酬是男性的 98%，而有孩子的女性的报酬只有男性的 75%。此外，即使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也不一定与男性有同样的职业。可能会生育孩子这一事实，使得不同职业对女性有不同的吸引力，即使她们还没有当妈妈。像图书管理员或教师这些职业，即使花几年时间照顾小孩还能再回去工作，这些工作于是对期望成为妈妈的女性比计算机工程师这类职业更有吸引力，在后一种行业中，变化非常迅速，几年不工作，你在这一领域就会远远落后。总之，女性和男性会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且可以通过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专修各类不同的学科组合，来为职业做准备。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受到歧视或受到多少歧视，这一问题也是在问：相同领域中具有相同资历的男性和女性在收入上是否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是否均等这一问题则非常不同，因为职业选择、教育选择和持续就业的差异都会影响收入。男性往往会从事危险性更高的职业，收入也比安全性更高的类似职业多。正如一项研究所显示的：“尽管职场上的男性只占 54%，但是因工作死亡的人中，男性却占 92%。”
试图对真正可比较的个人进行比较所遇到的类似问题，让我们很难确定不同种族或民族间是否存在歧视及歧视的程度。不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一个种族或民族与另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年龄上有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异，这并不罕见，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年龄如何造成收入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总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在收入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详细数据经常表明这种差异要小得多。比如，同一年龄（29 岁）和智商（100 分）的黑人男性、白人男性以及拉丁裔男性，他们之间的平均年收入差距在 1,000 美元以内。在新西兰，尽管毛利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当我们把相同年龄、相同技能、相同文化水平的毛利人与其他新西兰人做比较时，差距同样大幅度缩小。
许多关于歧视的讨论总以为雇主可以随意决定雇用或报酬，而不必付出代价。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雇主并不是孤立地经营企业，而是在市场上经营企业。各个企业为了得到雇员和顾客而相互竞争。不论是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错误的决定会增加成本，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讲到的，犯错的成本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这些成本随着市场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歧视让受歧视者没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并因此付出代价，这一点很明显，然而歧视也让施加歧视的人付出了代价，他们也会因此失去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例如，当房东拒绝把公寓租给“错误”的群体时，也就意味着公寓会空置更长的时间。很明显，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上，这代表着房租的损失。然而，如果存在房租管制，那么对于空置的公寓来说，申请者过剩，这种歧视就不会使房东受损。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就业市场。如果雇主拒绝雇用来自“错误”群体的合格者，那么在自由市场上他就要承担更长时间的职位空缺风险，意味着要么完不成某些工作或订单，要么必须为现有员工支付加班费来完成工作。不论用哪种方式，都会消耗更多资金。然而，当工资被人为设定在高于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水平，求职者过多使得歧视不会让雇主付出代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职位空缺。
不论这些人为的高工资是由工会设定的，还是由最低工资法设定，都不会改变这一原则。以往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代价较小时，种族歧视往往会更严重，而代价较大时歧视就会缓和。
即使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在那里法律支持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处在竞争行业的雇主也经常会突破政府允许的范围，雇用更多的黑人和让他们担任更高的职位，虽然被抓住时要被罚款。雇主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雇用黑人。同样，在约翰内斯堡建房子的白人经常会雇用非法的黑人施工队，但不是像政府期待的那样，付更高的价钱雇用白人施工队，这些黑人施工队通常让一个白人作为名义上的管理者，以符合种族隔离法律的要求。在法律上只允许白人居住的地方，南非的白人房东也经常把房子租给黑人。
实施歧视的人要付出歧视成本，这是理解这类行为的关键。花别人钱的雇主——比如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歧视成本的影响更小。因此相较在竞争性私营市场中经营的企业，政府施加的歧视要更大，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了解歧视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 20 世纪 20 年代黑人能够在百老汇成功演出，当时他们不被允许参加美国海军，而且也不被允许担任政府文职工作。雇用黑人演艺者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百老汇的制片人自然不想失去赚大钱的机会，但是政府的歧视成本由纳税人承担，而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歧视要付出代价。
正如最低工资法降低了雇主的歧视成本一样，最高工资法增加了雇主的歧视成本。最近几个世纪的最高工资法案例中，包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工资和价格管制。由于工资被控制在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水平之下，工人出现短缺，正如在房租控制下出现住房短缺一样。于是战前没有雇用过黑人、妇女的雇主，或没有雇用他们担任理想职位的雇主，这时开始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的形象，部分是因为工资和价格管制。
生产任何东西都需要一定的劳动，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只靠劳动就能生产出来。农民需要土地，出租车司机需要汽车，而艺术家需要画材。即使单口相声演员也需要笑话库，那就是他的资本，正如水坝是水力发电公司的资本一样。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补充了劳动，但是也与劳动就业形成竞争。换句话说，生产商品和服务，要么用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要么用大量资本和少量劳动。当运输工人工会迫使运输公司将司机工资水平提高到超过竞争市场上本应有的水平时，为了节省更加昂贵的劳动，运输公司往往会增加资本。于是公共汽车变得更长，有时甚至把两个公共汽车用一个具有弹性的设备连到一块，这样一个司机也就使用两倍于以前的资本了，并可以运输两倍于以前的乘客。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就能带来更高的“效率”，但效率并不容易界定。如果我们像某些人一样，随意将效率定义为单位劳动的产出，那么说一个公共汽车司机运载了更多乘客就是更有效率仅仅是一种循环论证。事实上，每个乘客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因为加长公共汽车和提高司机的工资都增加了资本投入。
如果公共汽车司机没有工会支持，而且获得的报酬不必超过吸引合格人员所必需的报酬，那么无疑他们的工资水平将降低。对于运输公司来说，雇用更多的司机并使用更少的公共汽车将更有利可图。这样，不仅运输乘客的成本会更少，公共汽车也会变得更短、数量更多，乘客等车的时间也将减少。对于在寒冷的冬日街头或在夜间高犯罪街区等车的人来说，关系重大。
如果不考虑人的意愿和偏好，就不能有意义地定义“效率”。即使是汽车发动机的效率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问题。由发动机产生的所有能量都可以被用于某个用途，要么用于驱动汽车向前移动，要么用来克服发动机各运动部件的内部摩擦，要么以各种方式摇晃车身。只有当我们界定了我们的目标——驱动汽车向前移动，才能把用于这一任务的发动机功率的百分比看作其效率，并把分散在其他各个方面的能量看作浪费。
长期以来，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农业是“低效率”的，因为美国每英亩的产量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低很多。然而，美国每个农民的产量要比欧洲高出很多。原因是美国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一个美国农民要看顾更多的土地，在每英亩土地上的投入就相应地减少。而欧洲土地稀缺，根据供求关系，土地也更昂贵，欧洲农民专注于在能得到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花费更多的时间清理杂草和石块，或者投入更多的精力，确保每英亩获得最大产量。
同样，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要比更富有、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更能充分利用资本设备。像锤子、螺丝刀这样的工具，在美国的工厂或车间里几乎人手一套，但是在贫穷国家，这些工具通常由几个人共用，或在大范围内共用，而生产同样产品的美国工人则不需要这么大范围地共用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贫穷的国家，每把锤子每年钉的钉子也更多，因为它在更多的人之间共用且闲置时间更少。但是，这并没有使这些贫穷的国家更有“效率”，只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不同而已。
相较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的资本更稀少，也因此更昂贵；劳动力更丰富，也更便宜。贫穷的国家往往会节约更昂贵的要素，正如富裕国家会节约劳动力这类对他们而言更昂贵、更稀缺的要素一样。富裕国家的资本更丰富且更便宜，而劳动力则是更稀缺且更昂贵的要素。
货运列车进站后，需要工人卸货。一列货运列车半夜到站，要么当时当地就卸货，这样这列货运列车就可以不受影响地前进；要么卸下一些车厢在支线轨道上，等到第二天早上工人上班时再卸货。
在资本稀缺（如火车车厢）、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安排工人 24 小时卸载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就可以立刻卸载车厢里的货物，避免让车厢这种稀缺资源闲置。但是，在一个资本丰富的国家，分离火车车厢，让火车继续上路往往是更经济的做法。也就是让火车车厢在侧线闲置，等待第二天卸载，而不是让工资高昂的工人无所事事地等待下一列火车的到来。
这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工人的工资或这家铁路公司的货币支出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工人的时间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这些货运车厢又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换句话说，这并不只是金钱的问题。金钱只能反映深层次的基本现实，它们在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中都一样。让车厢闲置，等工人来卸货；还是让工人闲置，等着火车到来。哪个更明智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它们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中的相对生产率。
不论是在苏联工业化建设与卫国战争时期，还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车厢每年都比美国车厢运输更多的货物，这点常被苏联夸耀。但是，这根本谈不上苏联的经济更有效率，只能表明苏联的铁路公司缺乏美国铁路行业那样雄厚的资金，而且与美国的劳动力相比，苏联的劳动力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替代用途。同样，20 世纪中叶的一项关于西非经济的研究指出，那里的卡车“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行，通常都挤满了乘客和货物”。
由于同样的原因，贫穷国家的汽车往往比富裕国家的汽车使用时间长。在许多贫穷国家，让汽车的使用时间更长是更有价值的做法，而且从富有的国家购买使用过的汽车也是值得的。短短一年间，就有 9 万辆来自日本的二手车出售给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已经成为出售这些二手车给其他中东地区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中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非洲城市充斥着丰田汽车，尽管在那些地方很少有新车出售。”在喀麦隆，出租车都是“破旧的二手丰田汽车，后面坐 4 个人，前面坐 3 个人”。即使是需要修理的车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
日本的出口商还向国外出售了数以千计的破旧或损坏汽车。在迪拜，机修工只需要花上相当于日本价格的几十分之一的费用就能修好车辆，日本高昂的劳动成本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修车最贵的地方之一。
总而言之，富裕国家的人可以在使用很短的时间后就丢弃汽车、冰箱和其他资本设备，贫穷国家的人却不能这么做。这也不是能不能承受得起“浪费”的问题。在日本、美国或德国这些经济体中，花费同样的精力能够生产足够多的替代品，因此继续维修这个设备就是一种浪费。但是，在贫穷国家，工人的时间没有高效的可替代用途，因此像富裕国家的人那样使用很短的时间就废弃设备是不明智的。迪拜的劳动力比日本便宜，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富裕国家的劳动力有更高的产出。这也是富裕国家更富有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出售使用过的设施，是这两种国家应对要素稀缺程度和生产效率不同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许多物品都是批量生产的，因此规模经济降低了它们的成本。但是，修理这些产品仍然由个人手工完成，没有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产品的维修也就相对昂贵。在这种批量生产的经济中，反复修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更换一个新的、批量生产的替代品会更便宜。美国的电视机维修店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电视机的增长，因为批量生产已经把电视机的价格降低到这一点，即对于许多发生故障的电视机来说，更换新的要比维修旧的更便宜。
由两位俄罗斯经济学家著述的一本书回顾了苏联时代，指出苏联的“设备被无休止地修理、修补”，以至于“苏联每件资本品的平均使用期限达到了 47 年，而美国仅为 17 年”。这不是炫耀，而是在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