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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市场整体”的智慧要高于市场中最聪明的单个参与者。
——罗伯特·L﹒巴特利（Robert L. Bartley）
虽然商业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最普遍的经济单位之一，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企业内部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适应庞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的。企业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众多经济体中，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很少会去问为什么单单是这种方式战胜了其他履行经济功能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必需品和生活用品。
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现过的许多经济性生产活动，资本主义企业仅仅是其中之一。人类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经历了数千年。部落时期一起打猎和捕鱼为生。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不是商人。即使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美国仍有数百万家庭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场里，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建造房子，自己做衣服。甚至是现在，还有一些合作社组织，比如以色列基布兹，里面的人自愿向他人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苏联的现代工业经济中，政府和所有政府经营的企业取代了市场经济中的厂商，并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但是它们不用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厂商面对的激励或约束。
即使是在营利企业正常化的国家，除了像邮局和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国有企业，也存在私人的非营利企业，如大学、基金会、医院、交响乐团、博物馆等，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其中一些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跟那些营利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还有一些企业却提供相似或重复的产品与服务。
大学能出版图书赚钱，也能举行体育赛事收取数百万美元的门票。《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杂志是由一家非营利企业发行的，就像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胡佛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oover Institution）这类独立的非营利科研机构（“智库”），发行的其他杂志一样。机动车辆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如驾驶执照更新，也可以由非营利组织美国汽车协会（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来执行，并且它还能够像商业旅行社一样，安排航班和游轮航线。
总之，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从事的许多活动都是重叠的，政府机构从事的活动也是如此，不管是地方政府、国家政府还是国际组织。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活动会在这些组织中间转移。
例如，在市政府接管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之前，美国的市政交通曾是由私人营利组织来提供的。近年来，许多活动也在反向转移，一些地方的政府职能如垃圾回收和监狱管理等已经转交给私人营利企业；非营利高校的许多职能，如经营校园书店，也转交给了 Follet 和巴诺书店这样的企业。传统的非营利学术机构则由凤凰城大学这样的营利大学作补充，它拥有的学生数量不仅超过任何一所私人非营利学术机构，甚至要超过一些美国州立大学。
各种组织同时从事类似或重叠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深入理解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方式将如何影响组织中的决策者所面临的不同激励和约束，反过来这些激励和约束又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以及企业影响经济体和社会的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既不学习经济学又不经营企业，那么对企业的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雇员和顾客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把企业当作“它们”——没有人情味的组织，它们的内部运作很大程度上也不为人知，并且它们的资金量深不可测。
在市场和企业之前，非市场化的生产和服务方式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企业能够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大范围淘汰非市场生产者呢？
企业大范围取代了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方式，表明成本优势相当重要，而成本优势就反映在价格上。这不仅是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主义企业时说：“商品的低价格像重炮一样打烂了所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以后，企业都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很少有人想回到封建时期或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岁月，而如今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替代形式。这些政府企业要么是孤例，要么是在生产工具政府所有的基础上建立的某种综合性组织的一部分，如社会主义。关于市场或非市场方式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优劣，已经有很多理论。但是，对市场和非市场生产者的真实追踪记录，才是真正的问题。
从原则上讲，市场或非市场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由竞争性企业或垄断企业进行。然而，事实上，竞争性企业基本上只局限于市场经济之中，而政府通常会建立一个独家授权的机构来完成一项具体事情。
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计划经济中，垄断都是效率的敌人。而这两种经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更常见。在混合经济中，一些经济活动由政府来实行，另一些由私人行业来实行，政府的活动往往就是典型的垄断，而私人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一般由竞争企业来实行。
因此，当飓风、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袭击美国某一地区时，参与紧急救援的通常既有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也有众多私人保险公司，因为后者的客户遭受了房屋与财产损失。与私人保险公司相比，FEMA 是出了名的拖拉和低效率。保险公司把钱交到投保人手里的速度，不能比它的竞争对手慢。因为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及时把钱给投保人，而他们的邻居却已经从另一家保险公司收到巨额预付款来渡过难关，不仅灾区的现有客户会转换保险公司，有关的消息也会在整个国家散播，导致其他地方的数百万人将价值数亿美元的保险业务从效率低的公司转移到效率高的公司。
然而，政府机构不用面对这种压力。不管 FEMA 因没有及时将救援设备送到灾区受害者手里受到多大的批评或嘲弄，并没有与之竞争的政府机构能够给人们带来同样的服务。此外，掌管这些政府机构的人拿的是固定薪资，而不是基于他们能够多快或多好地服务于灾民。在一些罕见的例子中，政府垄断机构被迫与那些做同样事情的私人企业竞争，结果往往跟印度的邮政服务一样：
孟买地区的邮政大臣 A﹒P﹒斯瑞瓦斯特瓦（A.P. Srivastava）在 27 年前踏入邮政系统以来，邮政人员通常会雇用额外的劳动力来帮忙配送装得满满的一袋袋装在麻袋里的信件，这些信件往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配送完。
今天，私人部门的邮递，如联邦快递、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已经占据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该城市成千上万的邮递员在午饭前就能完成任务。斯瑞瓦斯特瓦先生并不能解雇过剩的职员，于是就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编造一些新计划让他的员工忙起来。他已经将在孟买邮政局卖洋葱的方案取消，因为它们太易腐烂了。相反，他正在考虑销售头油和洗发露。
印度邮政部门在 1999 年配送了 160 亿件邮件，但是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进入后，它在 2005 年配送的邮件还不到 80 亿件。竞争意味着有输家和赢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广泛理解认可其中的含意。《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 2010 年发现了一个“悖论”，德国一家高效的博物馆陈列柜制造商让其他国家的同类制造商“日子不好过”。德国其他产品的制造商同样也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有些却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的，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就是：“政策制定者要全力应付的问题是如何纠正德国竞争力造成的经济失衡。”
在美国，数十年来，一系列廉价零售商因为把高价格竞争者挤出市场而背负恶名。1936 年的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有时也被称为“反西尔斯·罗巴克法”，而且国会议员帕特曼还谴责了经营 A&P 百货连锁店的人。到了 21 世纪，沃尔玛又继承了这个坏人的角色，因为它使那些高成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难以生存。在印度，高成本的竞争者是政府机构，由于政府规则僵硬，比如不能解雇多余的工人，因此与为了应对新竞争而调整、努力求生存的私人企业相比，他们做出调整要困难得多。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高质量或高效率并不是问题所在，惯性和低效率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惯性都非常常见，但是在市场上惯性是有代价的。20 世纪初，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都不愿经营商店，因为数十年来它们通过专门的邮购目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连锁商店的竞争大大削减了它们的利润，使它们出现财务赤字，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别无他法，只能开始经营连锁商店。1920 年，蒙哥马利·沃德损失了将近 1,000 万美元，西尔斯则负债 4,400 万美元，而且当时的美元实际价值要比如今大好几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西尔斯和蒙哥马利·沃德能够永久地当个邮购零售商，政府也没有动力建立竞争性的连锁商店让人们的生活更丰富。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仅在产量上不同，质量上也有差别。在苏联，从汽车、照相机到餐厅服务、航空服务的方方面面质量都很差。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商为了能够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必须满足顾客的需要；而在计划经济中，考验企业生存的是，它是否完成了政府中央计划设定的生产配额，这两种激励有着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中，顾客关注的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但是，中央计划委员会要审査的产品有数百万之巨，他们往往只能监督总产出。
这种低质量也是激励引起的，不全然是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美国或西欧，当自由市场价格被租金管制或其他形式的价格管制，又或是政府分配所取代时，也会出现质量恶化的情况。不同的激励同时存在时，出色的服务和糟糕的服务会出现在同一个国家，正如印度一名推销员的发现：
我到路边小餐馆或煎饼摊用餐，每次只要 3 分钟就能吃上饭。如果我额外再要一份烤肉，也只要 30 秒。在纱丽服商店，即使我一件纱丽服也不买，店主还是会展示 100 件纱丽服给我看。在我离开之后，他还要不辞辛劳地把纱丽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回衣架，这是毫无收益的行为。相反，当我去买火车票、付电话账单或去国有银行取钱时，我就成了讨厌的人，被苛待，要排长队等候。市集能够提供出色的服务是因为店主知道，他要生存就需要依赖顾客，如果他彬彬有礼，用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高质量产品，那么顾客就会回报他。否则，顾客就会抛弃他，转而去下一家商店。但是，铁路、电信或银行并不存在竞争，因此他们的员工就绝不会以顾客为中心。
《经济学人》杂志同样指出，在印度，人们会“看到一家国有银行的出纳员在互相聊天，而顾客排起的长队已经到大街上了”。对比国营机构与私营机构，人们常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是两者的唯一区别。政府经营的机构几乎总是垄断企业，而私营机构通常存在竞争者。设立竞争性政府机构去执行相同的职能，常常被消极地认为是“不必要的重复”。然而那些在国有银行排队等候而受挫的顾客是否会觉得另一家银行是不必要的重复，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印度出现的这一问题，私有化提供了一个答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银行部门仍然由庞大的印度国有银行控制，但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将大部分业务转到高科技的私人银行，如住房发展银行有限责任公司（HDFC Bank Ltd.）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ICICI Bank Ltd.），这就使国有银行只能经营利润最低的业务，和最糟糕的借款人合作。
虽然很多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的服务很差，也有些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存在偷工减料，但它们这么做要承担生存风险。当加工食品行业在 19 世纪出现在美国的时候，生产商在食品中掺入便宜的原料很常见。例如，芥末经常被装在颜色瓶子里出售，以掩盖掺假。后来亨利·J﹒亨氏（Henry J. Heinz）开始用透明的瓶子卖纯正的芥末，也就让他有了决定性的优势来战胜竞争对手，而当竞争对手纷纷退出时，亨氏公司却成为美国食品工业经久不衰的巨头之一，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13 年亨氏公司售出时，价格是 230 亿美元。
类似的还有英国食品加工企业克罗斯-布莱克韦尔公司（Crosse & Blackwell），它的优质食品不仅畅销英国而且还销往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到 21 世纪，它一直是食品加工行业的巨头之一。不管是在市场经济体还是非市场经济体中，都不存在完美，而任何人类行为也不可能完美，但是市场经济会向那些使顾客失望的企业索取代价，奖励履行义务来满足消费大众要求的企业。在美国，那些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都热衷于维护产品的声誉，尽管这些产品相当普通而且很便宜。
麦当劳建立自己的声誉靠的是标准化的汉堡包以及监察员，这些监察员经常暗访供应商，调查肉类采购的质量，甚至会在半夜突然袭击。山德士上校（Colonel Sanders）就因为会突然出现在肯德基餐馆而让餐馆胆战心惊。如果他不喜欢鸡肉的做法，他会把鸡肉全部倒进垃圾桶里，然后系上围裙，亲自做一些鸡块，演示鸡肉到底应该怎么做。后来，他的学徒戴夫·托马斯（Dave Thomas）创立了自己的温迪汉堡店（Wendy’s hamburger restaurants），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尽管山德士上校和戴夫·托马斯不可能监察他们在美国的每一家连锁店，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特许经销商愿意冒险让利润被连锁店老板倒入垃圾桶。
在信用卡时代，防止信用卡用户的身份信息被盗或滥用已经成为信用卡服务质量的一部分。相应地，像 VISA 和万事达等公司“已经通过罚款、发送警告函以及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对餐馆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更加小心地保护信用卡用户的信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有接受信用卡结算的公司必须遵循由 VISA、万事达、美国运通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制定的一套复杂的安全规则。”
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基本事实就是，企业不仅仅销售有形产品，而且还销售与产品相关的名声。驾车旅行的人到达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更有可能走进麦当劳或温迪汉堡店，而不是其他餐馆。这种品牌名声会转化成美元，对麦当劳或温迪来说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或数亿美元。拥有这笔至关重要的财富的人，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人毁坏他们的名声的。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如果发现麦当劳的停车场有垃圾，他会怒火中烧。他的特许经销商不仅要保持店里没有垃圾，还要做到在餐厅的两个街区半径之内没有麦当劳的垃圾。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质量，重要的是商品所服务的特定客户相关的质量。汉堡包和炸鸡不可能被认为是美食或健康食品，一家全国批量化生产食物的连锁店也不可能达到那些更有特色、更高档和更昂贵的餐馆的质量水平。连锁店能做的就是确保质量在特定顾客期望的范围之内，而这一质量标准通常超过了政府强制制定或使用的标准。正如《今日美国》报道的：
美国农业部称他们为全美国学校午餐计划购买的肉“符合或超过了商业产品的标准”。
但是政府并不总是如此。例如肯德基、汉堡王和好事多会更严格地检查细菌和危险病原体。每一天，它们都会对自己购买的碎牛肉检查 5～10 次以上，比美国农业部为学校生产的牛肉进行的检测更频繁。
玩偶匣快餐（Jack in the Box）与其他大型零售商针对汉堡里的某种细菌设定的检测次数高达 10 次以上，这要比美国农业部为学校牛肉设定的标准严格得多。
在鸡肉上，美国农业部为学校提供的成千上万吨鸡肉都是劣质品，这些鸡肉甚至可以拿去做堆肥或宠物食品。这些鸡肉都来自“衰竭的母鸡”，因为它们已经过了产蛋期，这些鸡不符合山德士上校的要求，肯德基不会去购买，而且它们也不符合做汤的要求。金宝汤公司声称出于“质量的考虑”，一年前就停止使用这样的鸡肉了。
虽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非人性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许多最成功的企业还是通过关注个人元素获得了成功。伍尔沃斯零售连锁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创始人伍尔沃斯（F.W. Woolworth）坚信礼貌对待顾客至关重要。这源自于他自身的痛苦经历，他曾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农场男孩，去逛商店或买东西时，商店职员对待他像对待垃圾一样。
雷·克洛克热衷于维持麦当劳干净整洁的声誉，他也因此获得了回报，在麦当劳早期急需贷款来维持经营的关键时刻，雷·克洛克因为这一声誉获得了资金。一位参观过麦当劳餐厅的金融家后来说：“如果他们的停车场很脏，如果他们的围裙油迹斑斑，如果他们的食物不好，麦当劳就绝不可能得到这一笔贷款。”同样地，雷·克洛克与纸杯、牛奶、餐巾纸等商品的供应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让这些供应商同意借钱给他，帮助他摆脱了一次更早期的财务危机。
所谓“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可以称为消费主义（consumerism）。也就是说，定调的是消费者，想要盈利的企业主必须学会怎么随之起舞。20 世纪初，人们满心期待能够出现一种更高效、更人性化的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规划和控制的经济，取代市场竞争。然而，到 20 世纪末，现实的结果打碎了所有的努力，世界各国，甚至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中央计划，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开始出售政府经营的企业，这些企业长期以来的损失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私有化被保守党政府奉为圭𣐩，如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但是，最能够证明市场效率的证据是，即使是最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政府，在目睹了工商业因缺乏价格、利润和亏损引导而导致的情形后，也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
许多人会感激市场经济创造的繁荣，但是他们不会惋惜某些个人、群体、产业或地区没有完全享受到总体经济的进步，或境况变糟。政治领导人或候选人可能会谴责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政府“解决方案”来“纠正”这一情况。
不管各种政治方案的优劣如何，在评价它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不同经济部门的幸与不幸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因此防止出现坏的结果也会把好结果拒之门外。史密斯·可若纳（Smith Corona）打字机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戴尔电脑却年赚百万美元，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计算机正在取代打字机。同样，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胶卷的销售量开始削减，这也不是巧合。稀缺资源有着多种用途，意味着有些企业会失去这些资源，以便让其他企业使用它们。
当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大众更想要的计算机，就必须阻止史密斯·科罗纳使用稀缺资源来制造打字机。用来生产胶卷相机的资源也必须重新分配，用来生产数码相机。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不管史密斯·科罗纳生产的打字机有多好，也不管它的工人多么技术纯熟和认真，当大众能够通过其他选项达到相同或更好的结果（用计算机）时，他们就不再想要打字机了。许多极其出色的胶片相机在数码相机制造出来后就停产了。
不论在什么时代，如果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稀缺就意味着资源必须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
如果看不到农场和农民的数量在 20 世纪大幅度下降，就很难理解同一时期的工业如何能够增加数百万工人，而这些工人的产出大幅度提高了公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很少有人或企业会为了社会整体更进一步而放弃他们已经习惯做的事情，尤其是当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成功的时候。但是，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如果想要实现或维持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被迫放弃资源，改变正在做的事。
要实现资源的转移，自由市场的经济压力只是方式之一，国王和人民委员只要命令个人或企业从做 A 事改为做 B 事。无疑，还有其他从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转移资源的方式，但是效力和效率却千差万别。然而，重要的是，资源转移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些人、一些地区、一些行业被人“遗忘”或无法从整体繁荣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不是一个必须要有政治解决方案的问题，而这种政治提案非常多，特别是在大选年份里。
虽然所有经济部门以同样的步伐同时发展，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愉悦、更简单，但是在任何一个变化的经济体中，这都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们无法预测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或融资方法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想要知道新发现是什么，就需要在新发现之前先发现它。很明显，这是相互矛盾的。
让政府来援助那些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特定行业、地区或人口，往往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诱惑。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将资源从更先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或技术方法效率较低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能阻碍经济对稀缺资源进行最有价值的配置，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稀缺资源是否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此外，由于经济变化永无止境，如果政府屈从于干预特定行业、地区、人口的政治诱惑，那么阻碍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用途的政策就会持续下去，从而牺牲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意识到经济变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停下来或这些变化带来的必要调整会停下来。政府、产业以及人民都要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企业或个人会花光他们的全部收入，就好像他们不需要为难以预测的意外做准备一样。然而，许多观察家仍在继续哀叹，即使是经济上有准备的人也被迫做出调整，一名《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撰写了一本关于失业的书，书名耸人听闻，叫作《可被抛弃的美国人》（ The Disposable American ）。书中阐述了诸多案例，其中提到一位工作于某大型公司的行政主管，她的工作由于公司重组而消失，为此她不得不卖掉自己拥有的“三匹马中的两匹”，并出售了“价值 16,500 美元的宝洁公司股票，甚至在找工作期间，不得不为维系生活而节约开支”。
虽然这名行政主管有超过 100 万美元的存款和 17 英亩的庄园，却被用来当作社会失败的悲剧代表，因为不断变化的经济一开始创造了巨大的繁荣，现在她却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的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