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凯尔特人的世界：空间、时间及证据

高卢全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居住着比利时人；另一部分居住着阿奎塔尼人；第三部分则居住着我们称作高卢人的那个民族，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他们自称为“凯尔特人”。

——恺撒， 《高卢战记》第一卷第1章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在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和威尔士文献中记载的神话故事，其文字记录形成于8世纪到14世纪之间。当我开始提笔写作一本以“凯尔特神话”为题的书时，内心是很踌躇的。自20世纪90年代起，考古学界就严肃地质疑过，使用“凯尔特”这个词语来描述铁器时代的欧洲西部及中部诸民族是否恰当。其中，用“凯尔特人”来指称古代不列颠人的做法受到了特别猛烈的攻击。尽管许多古典世界的作者都曾将高卢地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法国、瑞士、莱茵河以西的德国、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以及意大利最北部地区）的民族称作“凯尔特人”，但他们并不认为不列颠的人民也是凯尔特人。罗马人将住在不列颠岛上的民族称作“不列颠人”。

这个术语的反对者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当我们用它来形容古代欧洲人时，会使几个世界观和文化都明显不同的民族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也会让某些地区，例如欧洲的最北部地区被排除在“凯尔特”这个统称之外，而考古学证据却显示这些地区的人们和他们的南部邻居共享许多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尤利乌斯·恺撒对高卢很熟悉，因为他和他的军队曾驻扎在那里将近十年之久。他的名作《高卢战记》的开篇使这个地区的三个民族广为人知，他们分别是西部的阿奎塔尼人，东部的比利时人和位于中部的凯尔特人。恺撒特别强调了最后一个族群将自己叫作凯尔特人，而这一点很重要。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法断定史前民族社群的自我身份认同，因为他们尚未学会使用文字，因此无法留下关于自己的书面记录。即使是恺撒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很可能仅仅是他自己为了方便而做出的一个笼统划分，实际上却掩盖了这个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性。

尽管确立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民族身份延续性颇为麻烦，但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联结因素，那就是语言。所有的证据——例如早期十分稀少的铭文或是希腊-罗马地理记载上的地名——都支持这样一个论断，即人们今天所知、所讲的凯尔特诸语言都确定是从古典时代流变而来，因为它们身上都有着高卢语、凯尔特伊比利亚语和古英语的痕迹。诚然，语言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身份，但语言的确有助于民族身份的延续。例如，大家都认可英国之外的地区对英语的使用使他们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同一文化身份的浸染，尽管各个英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

名字本质上是一种标签。古代希腊包含了一系列的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等，他们讲相同的语言，但却各自将自己视为完全不同的文化。罗马帝国囊括了古典世界的一大片地方：从不列颠到阿拉伯的各个行省，人们都将自己视为既属于本土民族的人，又是帝国的一分子。因此，在《圣经》的《使徒行传》中，塔尔苏斯的保罗信心十足地宣称，自己是一名Civis romanus，即罗马公民，而与此同时又是极度独立的state of Judea（犹太国家）的成员。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凯尔特”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共享某些重要文化元素的民族的标签，真的比“希腊”或“罗马”更缺乏正当性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凯尔特”来描述我们现在理所当然认为是属于这一范围的那些民族——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康瓦尔人、曼恩岛人、布列塔尼人和加利西亚人——的这种做法源起何处。16世纪古典学者乔治·布坎南首次提出“凯尔特人是一个生活在爱尔兰和不列颠本土的统一民族”这一观点。因此将威尔士、爱尔兰以及其他欧洲西部边境上的民族纳入“凯尔特”的概念之下，是个现代才出现的做法（与古典时代恺撒用这个词来指代他在欧洲大陆上遇到的民族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凯尔特人”的自我认同感，对于现代居住于凯尔特诸民族地区，如爱尔兰、威尔士的人们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拥有某一身份，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就给了我们很充足的理由去认可这一自决行为。如若不然，“身份”的构建又能以什么为依据呢？

这些关于族裔身份的讨论，对我们将要介绍的神话有何影响？当试图在早期异教中世纪文献中呈现的宇宙观，与更早的关于铁器时代以及罗马高卢-不列颠的考古学记载中的宇宙观之间建立联系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人们找到的神秘主义文本主要来自威尔士和爱尔兰，但大部分指向存在一个“凯尔特”异教的考古学证据却都是在今天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西部发现的。于是来自铁器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的考古证据，就与中世纪凯尔特神秘主义文献的发源地之间，存在着一些地域差异。尽管人们在中世纪的高卢和不列颠并没有发现与同时代威尔士和爱尔兰传说同源的神话，但是这也不能表明这些神话就不存在。实际上，有很明确的迹象暗示这两个区域的民族曾共享一套宇宙观体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高卢中部找到的科利尼日历，它由高卢语写成，上面提到了萨蒙尼奥节，而这与爱尔兰的新年庆典萨温节必然是同一个节日。这两个地区的文化还有很多类似的相似之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一讨论。不过，凯尔特神话传说也不能因此就被认为反映了铁器时代的社会风貌。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这些神话传说中所详细描绘的那些器物，如库呼兰的武器和战车等都属于中世纪早期，而非更久远的史前时代。

尽管本书主要是关于神话传说的，但记载传说的这些文献也需要被放置到适当的语境中去理解。因此，我在书中将会时常插入一些相关的早期考古学证据，并且这些证据不止限于“凯尔特西方”的范畴，因为很多传说人物和仪典的源头可能来自古代的布列塔尼人和高卢人聚居的地区。将文献和物质文化资料结合起来，可以向我们提供一幅丰富而全面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已知世界的西部边陲上的人们和他们的神灵间的关系和信念，以及当地本土异教与外来宗教产生碰撞时的情景。对于古典时代的布立吞人和高卢人来说，他们在铁器时代的异教崇拜和侍奉方式不得不去适应和吸收罗马人带来的宗教习俗。之后，基督教则成了凯尔特异教面临的最大挑战。

考古学证据中的一个方面，不仅可以将铁器时代的欧洲大部联结在一起，而且可以与后来的中世纪早期也产生关系，那就是艺术。凯尔特（或拉坦诺）艺术起源于约公元前5世纪，其丰富而多样的表现手法既从自然世界中，也从灵性想象里梦幻般的超现实主义中汲取灵感，并且体现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然而这些艺术形式在更高的层面上有着统一性，即它们的创作者和消费者都以同样的方式感知并表达他们的世界。此类感知和表达方式中的某些元素在时间的长河中保留了下来，不仅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有所体现——例如凯尔特地区十字架上的装饰——而且也部分渗透到了中世纪凯尔特传说本身之中。因此，那些具有魔力的头颅、三位一组的神祇、被施了魔法的坩埚和半人生物，既活跃在铁器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也同样存在于后来的神话传说里。作为这些文化传统在时间长河中的维护者和保存者，我们需要比德鲁伊们——这些时间的主人、“过去”的收藏者——看得更远吗？尤利乌斯·恺撒等古典时代的作家们，提到高卢和不列颠的德鲁伊的时候，称他们为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们是其祖先神圣的口述传统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