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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经济环境还是在政治环境中，人们都会根据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做出反应。然而，这些激励和约束条件在不同的环境中差别非常大。因此，选民的行为与消费者的行为自然不同，政治家的行为与出售商品、服务的商家的行为也会有异。
做经济决策与做政治决策完全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例如既是消费者又是选民—在做这两种决策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实际上，选民在考虑选择哪个候选人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比不上消费者在购房（甚至买车）过程中所耗费的心神。选民的政治决策对未来政策的影响较小，而且所影响的是其他很多人的生活；但消费者的经济决策则对自己的福利水平有着重要影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在做出这两种决策时所投入的思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相径庭。对于很多法律和政策，都有这样的说法：“魔鬼藏在细节里。”但如果大部分选民都不去审视这些细节，很多邪恶的后果就会在华丽修辞的包装下，从初看无瑕的光鲜背后暴露出来。
政治和市场都能使人们对他人的需求做出回应。但职业政客和商人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极为不同。人们通常都将消费者选购商品的行为同选民选择由谁担任公职的行为进行类比。然而，这两种选择存在极大差异：不仅因为个人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两类决策在本质上就完全不同。选民只需要选择是否将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而消费者还需要决定食物、衣物以及庇身之所的类别及数量。
简言之，政治决策通常都是类别（categorical）选择，而经济决策则一般是增量（incremental）选择。政治投票是“一揽子”式的：你可以不同意候选人A的经济政策，候选人B的外交政策，候选人C的环境政策；但是，一旦你进入投票站，你就要根据每个候选人的整体施政纲领（包括所有的经济、外交和环境政策）来投票，在下一次选举之前无法改变主意。这可不像你去买面包，今天选择这个品牌，明天又可以去购买另一个品牌。
增量决策要比判断哪个候选人的整体政策最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要复杂得多。对于增量决策，即便是非常需要的东西，你也不见得愿意不断地增加购买量，因为在获得一定量的该物品后，你会想拿钱购买其他物品。例如尽管花费不菲的资金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住是很值得的，但与其他消费决策—例如供孩子读大学或者为退休后的生活购买年金—相比，是否值得在郊区购买第二套住房就很难获得明确的答案了。
增量决策的一个推论是，很多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人们不想购买更多，是因为它们不值得（或不很值得）牺牲其他东西来获得。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官员总会承诺让选民免费得到或以政府补贴后的低价来购买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选民对这些东西的渴望并没有大到愿意花自己的钱来购买。最终，公众必须为这些东西缴税，而作为消费者，他们根本就不会购买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赢家只有那些在竞选阶段因为表现出慷慨和同情心而获得政治支持的政客们。
政治有时也被称为“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possible）。但这也表明，在民主政治中，有些约束条件并不存在。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没有任何选举制度能够满足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既要保证低电价，又不能建新电厂，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供电水平的要求。”但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却正是赢得选举的方式之一。在政治游戏中，信念可以战胜实际。纵观历史，这种例子俯拾即是。“煽动击败了数据！”美国前国会议员迪克·阿梅伊（Dick Armey）如是说。但制造并传播这些错误信念的，并不只有具有煽动才能的职业政客。有些政治信念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就能被民众接受，甚至还有信念与证据相龃龉。
从全世界范围看，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无论何种民族、何种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能比下面这个更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不是你的错，错的都是别人—所以需要改变的是那群人，而不是你。如若不愿做出改变，付出代价的就该是他们，而不是你。在这种口号的羽翼下，不只政客能在选举中获得成功，革命运动也能获得力量。
尽管人们都觉得政治家会比普通选民更关心政治决策，但政客们的关注点与普通选民不尽相同。在职官员的头号要务通常是赢得连任，所以他们的视野很少会超越下次选举的时间。因此，官员更喜欢那些能在下次选举前产生有益影响的法律和政策，而那些只能在下次选举之后才产生有利影响的政策，哪怕有利影响更显著，也不如前者那样受欢迎。事实上，只要这种政策的有益影响能在选举前出现，那么即便在选举之后会产生恶果，官员们也愿意选择。
无论是选民还是政客都没有太大动力去考虑一项法律或政策的长期后果。大部分选民不思考长远影响，很多被推选出的在职官员又没有动力权衡政策的远期后果—由于害怕竞争对手通过满足公众的短期诉求，将自己同选民割裂开来，这些政客反而会有强烈的动机避免让自己的纲领超出选民的理解范围。
政治学和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政治思维考虑的是实施政策、制度或项目的“预期效果”（hoped-for results）—例如“毒品预防”计划、“枪支管制”法律、“环境保护”政策、“公益”律师事务所、“营利性”企业等。但是在经济分析中，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目标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激励和约束条件。
例如，我们知道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营利性”企业实际上并无法盈利。在新成立的公司中，几年后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业的占比很高。与之类似，对于诸如“毒品预防计划是否真能预防或哪怕只是减少毒品使用”“公益律师事务所是否真能对社会有益”“枪支管制是否真能管住枪支使用”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房租管制法》无法有效限制租金，结果颁布和实施该法律的城市（如纽约和旧金山）往往比没有相关规定的地区房租要高得多
—对此经济学家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对于那些总被政治性煽动牵着鼻子走的人—也就是那些目光比较短浅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却可能在其意料之外。
我们并不是想说各种政策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实施过程的实际特点，以及植根于这些特点中的激励和约束因素，而不是仅凭其设定的目标来做出评价。如果一开始就能分析这些政策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其宣称的目标上，许多所谓的“意外结果”就能被我们预知。一旦开始考虑特定政策实施后的一连串后续事件、考虑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为了理解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政府官员们在不同渠道承受的各种压力，还应思考媒体和选民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媒体和选民都可以被归为易受短视思维影响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