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韦塞利夫人家出来了，几乎与进她家时没有两样。我回到原先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其间，因为年轻健壮又无所事事，我常常脾气乖张。我心慌意乱，无精打采，胡思乱想。我常常哭泣、叹息，盼着尚无所知而又觉得被剥夺的一种幸福来临。这种状况难以描述，甚至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出来，因为大部分人对这种既折磨人又美不胜言的幸福生活想入非非，流连陶醉，早有尝试。我热血沸腾，脑海里不断地涌现出姑娘和女人的倩影。然而，我并不真正知晓她们有何妙用，所以只是对她们恣意想象，浮想联翩，更多的就不知其所以然了。这番遐想令我的感官亢奋不已，难耐不适，幸好它们并未教我失态，我宁可丧命，也想与戈桐小姐那样的姑娘再见上一刻钟。但是，现在已不再是儿童嬉戏的时代了。羞耻，这个恶念的伴侣，随着年龄的增长飘然而至，使我天生的腼腆有增无减，竟至难以克服。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遇上女人，尽管我知道对方并不刻板，而且几乎深信自己稍有表示即可如愿，但除非对方主动挑逗，逼我就范，否则我是不敢造次的。

我越发躁动不安，以致欲念难平，竟用最荒唐的办法去激发它。于是，我寻觅一些阴暗的小径、僻静的角落，去远远地向异性展示我本想在她们面前表露的情态。我让她们看到的不是我淫秽的前部（这一点我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而是我的屁股。我要如此这般地在女人面前暴露自己那种愚蠢的快活劲儿，简直难以描述。这与我所企盼的那事的感觉只有一步之遥，我相信，如果我有胆量候着，就会有某个坚强女子经过我身边，赐给我那种乐趣的。这种疯癫惹下了颇似喜剧的乱子，但对我来说并不有趣。

有一天，我来到一处天井尽头，那儿有一口水井，这户人家的姑娘们常来井边汲水。此处有一小小斜坡，有好几条地下通道通向地窖。我在幽暗中探察了一番，发觉这些地道又长又暗，便判定深不见底，万一被人发现，好事败露，我就可以安然地藏于其中。这么一想，我便向来井边汲水的姑娘们做出一些并非勾引而是荒唐的怪相。那些最老实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些姑娘却开始笑，还有几个认为受到了羞辱，叫骂开来。有人闻声而来，我赶忙逃向可藏身之处。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叫，这一点我可真没想到，我吓坏了，顾不得迷失方向，忙往深处钻去。嘈杂声、喊叫声、那个男人的声音紧跟在我身后。我原指望幽暗可以把我藏起来，却见到了亮光。我颤抖不已，继续往里钻。一堵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无法再往前逃，只好待在那儿听天由命了。转眼间，一个大汉追了上来，逮住我。那人留着大胡子，戴着一顶大帽子，佩着一把腰刀，身旁跟着四五个老女人，每人手中拿着个扫帚把儿，在她们中间，我瞥见那个揭露我的小坏蛋，她想必是想看清我到底是谁。

佩刀大汉攥住我的胳膊，厉声问我搞什么鬼。可想而知，我不知如何对答。但我稳了一下神儿，在这危急关头，脑子里挤出了一条妙计，竟然奏效了。我哀求他饶恕我年幼无知，可怜巴巴。我说，我是外地人，大户人家出身，脑子一时糊涂了。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要是他让人认出我来，我就完了，而他要是放我一条生路，我日后也许会报答他的大恩大德的。没想到，我的这番话和表情奏了效，那个吓人的大汉为之动容，只呵斥了我两句，便没多加追问，好心地放了我。从那个年轻女子及几个老女人见把我放走的神情中我看得出，让我胆战心惊的那个大汉可真帮了我的大忙，要是落在那帮人手里，我就没那么便宜脱身了。我听不清她们嘟囔些什么，也不去管了，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大汉不掺和，凭着我的矫健壮实，我完全有信心很快摆脱那帮手拿扫帚把儿的女人的。

几天过后，我同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教士走过一条街时，正撞见那个佩腰刀的男人。他认出我来，戏谑地模仿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王子，我是王子，可我也是个笨蛋，请殿下别再来这儿了。”他并没多说什么，我便低着头，溜之大吉，心里却感激他如此手下留情。我断定那帮可恶的老女人对他的轻信大加羞辱了。不管怎么说，尽管他是皮埃蒙特人，但不失为一个好人，每忆及他时，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那件事太有趣了，换了别人，单为取笑也会让我丢人现眼的。这件事尽管没造成令我担惊受怕的后果，但仍让我老实了很长时间。

我住在韦塞利夫人家时结识了几个人，常与他们交往，希望他们会对我有所帮助。我有时去看望其中的一位教士，他是萨瓦人，人称盖姆先生，是梅拉雷德伯爵的孩子的家庭教师。他还很年轻，交际不广，但极为理智、正直，才华横溢，而且是我认识的最诚挚的人中的一位。我之所以去他那儿，并非另有所图，期待他帮扶我，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威望，但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使我受益一生的非常宝贵的东西：良好道德的教诲和至理名言。在我的兴趣及思想转变过程中，我总是忽而过于高尚，忽而过于卑劣；忽而是阿喀琉斯，忽而是忒耳西忒斯；忽而是英雄，忽而是无赖。盖姆教士悉心教导我安分守己，认识自己，既不迁就我，也不打击我。他充分肯定我的天性和才智，同时指出他也从中看到了将会影响我发展的种种障碍。因此，他认为，我的天性和才华不会帮我登上幸运的阶梯，而会成为我摆脱荣华的资本。他为我描绘了一幅我原先只对其有着一些错误想法的人生真实图景。他向我指出，聪明人身处逆境时怎样总能走向幸福；怎样顶风向前，到达彼岸；为什么不明智审慎就没有真正的幸福；怎样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做到明智通达。他向我阐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被统治的人更明理、更幸福，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对大人物的仰慕之情。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至今念念不忘。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看透其他所有人的心思，那么，乐于低就的人就会比想往上爬的人多。这番话真挚感人，毫不夸张，我受用无穷，使我一生得以心境平和，乐天知命。他使我对真诚有了真正的初步认识，而我那浮华的才智原先只是极端地去理解真诚。他使我感受到：在社会上，用不着对崇高德行激情满怀；过于激昂必然转而消沉；持之以恒、始终不渝地尽职尽责并不比完成壮举大业少费劲儿，人们反倒可以从中获得荣誉和幸福；始终受人尊敬比偶尔让人们尊敬胜过千百倍。

要确定人的各种义务，必须追根溯源。此外，我刚迈出的一步，以及我因此所处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宗教。大家已经知道，《萨瓦副本堂神父》 至少绝大部分是以正直的盖姆先生为原型的。只不过，由于谨言慎行，他不得不在说话时多有保留，所以谈起某些问题来就不太直言不讳了。尽管如此，他的箴言、他的见解、他的想法甚至他劝我回归故国的话都一成不变，都同我日后所发表的一模一样。因此，我无须对任何人都能理解其要旨的一些谈话大加赘述，我只是想说一点，他那些明智的但起初并不见效的教诲，是我心中德行和宗教的胚芽，从不枯萎，只等一只慧手去培护，便会开花结果。

尽管我那时改教之心尚不坚定，但我仍不免颇为激动。我对他的话语非但不讨厌，反而兴致盎然，因为他的话言简意赅，尤其是其中饱含着某种真心的关怀。我原本就是重感情的，对希望我好的人比对为我做了好事的人更加热爱，而且在这方面我的感觉不太会出错。因此，我真心实意地热爱盖姆先生。可以说我是他的第二门徒，而这在当时就带给了我无法估量的好处，把我从因无所事事而引向的罪恶斜坡上拉了回来。

有一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拉罗克伯爵会派人来找我。以前，因为不得不去，又跟他说不上话，所以我觉得挺腻味，就再没有去过他家。我以为他早就把我忘了，要不就是我给他留下了坏印象。我想错了。他曾多次看见我高兴地替他姑妈做事。他甚至对他姑妈说过这事，而且，连我本人都忘到脑后的时候，他跟我提起过。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说，他并没对我空许愿，而是在想法儿安置我，而且成功了，会让我逐渐有出息的，但以后的路就得靠我自己去闯了。他说，他要送我去的那户人家有权有势，声名显赫，我无须有其他保护人就能出人头地，尽管开始时就像我现在这样，仍是个普通仆人，但尽管放心，一旦人家看出我的思想感情及行为举止高于现在的身份地位，他们就会提携我的。这番谈话的末尾把我开始时所抱的很大希望残酷无情地摧毁了。我心里既苦涩又气恼地想：“什么！老是当仆人？”但这一念头很快便被自信抹去了。我自觉并非生就寄人篱下之人，所以不怕别人老把我当作仆人。

他领我到了古丰伯爵府第。后者是王后的御马房第一总管，是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气宇轩昂，他的礼贤下士更使我感动不已。他饶有兴味地问长问短，我老老实实地一一做了回答。他对拉罗克伯爵说我眉清目秀，一定有才气。他觉得我一定不乏才智，但这并不足数，尚须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转向我说：“孩子，几乎凡事都是开头难，但您开头并不会太难的。要乖巧，要想法儿讨这儿所有人的喜欢。眼下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有勇气。我会关照您的。”他随即领我去他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住处，给我做了介绍，然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我觉得这个开端是个好兆头。我经历过许多，深知主人雇个仆人是没这么多客套的。他们确实没有把我当作仆人看待。我同管事人一起用膳，也没让我穿号衣；由于小冒失鬼法弗里亚伯爵曾想让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他爷爷便不许我站在任何人的马车后面，并且不许我随任何人外出。但我要伺候用膳，我在府里差不多是在干一个仆人的活儿。不过，我干活儿可以说是挺自由的，并没指定我专门伺候谁。除了记述几封口授的信和法弗里亚伯爵让我剪一些画片以外，我白天几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我没觉察到这种日子肯定是很危险的，甚至是极没人情味儿的，因为总这么懒散无聊，会让我沾染上一些我本不会染上的丑行恶习。

幸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盖姆先生的教诲深入我心，我对他的教诲极感兴趣，有时还偷偷地溜出去听一听。我想，看见我这么偷偷地溜出去的人猜不出我去哪儿。没有比盖姆先生对我行为举止的教导再入情入理的了。我一开始工作极其出色，勤奋、精心、肯干，大家都非常高兴。盖姆教士曾明智地告诫我，要热情有度，担心我三分钟热度，被人看出，反而不好。他对我说：“人家将根据您开头时的表现来要求您的，所以要尽量节制，留有余地，但千万注意，切不可偷闲躲懒。”

由于大家没有怎么注意我的小小才气，只是觉得我天资聪颖，有点儿小聪明而已，所以，尽管古丰伯爵曾对我谈起过这一点，但大家似乎并没想到要取我所长。这时，又出了一些事，所以我几乎被遗忘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布莱耶侯爵当时是驻维也纳大使。宫廷突发变故，波及古丰伯爵府上，有几个星期的工夫，大家都心神不定，便无暇顾及我了。然而此前我一直没有偷懒懈怠。这时，有一件事发生了，对我产生了既有利又有害的影响，即使我远离外界的一切诱惑，又使我对自己的职责有些疏懒。

布莱耶小姐很年轻，几乎与我年龄相仿。她风姿绰约，相当漂亮，肤若凝脂，褐发秀美。尽管是褐发女郎，但她一脸金发女子的柔情，使我的心从来不得平静。非常适合年轻人穿戴的宫廷服饰衬托出她的优美身材，凸显出她的酥胸和粉肩，而且，当时大家正在沮丧，她的肌肤就显得越发亮丽照人。有人会说，一个当仆人的不该注意这类事情。想必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毕竟如此这般了，而且绝非仅我一人。膳食总管和男仆们有时在饭桌上粗俗下流地谈起这事，我感到刀扎似的难受。然而，我并没头脑发热，完全坠入情网。我尚有自知之明，所以安分守己，不敢存此奢望。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喜欢听她说几句风趣、理智、诚挚的话。我的奢望只限于从伺候她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并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吃饭的时候，我注意找机会服侍她。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她的身旁，我便立即凑上前去。除此之外，我便站在她的对面，盯着她的眼睛，看她需要什么，窥视她要换盘更碟的时机。她要是肯叫我干点儿什么，看一看我，说一句话，我什么都会干的。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我因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而非常痛苦。我站在那儿，她甚至都没有理会。不过，她兄弟吃饭时有时候跟我说上几句。有一次，他说了一句有点儿不礼貌的话，我极其巧妙委婉地回答了他，布莱耶小姐这才注意到，向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尽管短暂，却让我好一阵激动。第二天，第二次机会又来了，被我抓住了。那一天举行一次盛宴，我头一次看见总管身配佩剑，头戴帽子，非常惊奇。碰巧，大家谈到了索拉尔家族的题名，是绣在有徽记的壁毯上的：“Tel fiert qui ne tue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一般不精通法文，所以有一个人在这句题名上发现了一个拼写错误，说“fiert”一词不应该加“t”。

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他看了我一眼，见我只是笑而不敢吭声，便命我回答。于是，我说：“我认为‘t’不是多余的，‘fiert’是一个古法文词，并非源自‘ferus’（自傲、威吓），而是从动词‘fiert’变来的，意为‘打击’‘伤害’。因此，我认为这句题名的意思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又面面相觑。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他们这么惊奇的样子。但是，更使我得意的是，我清楚地看见布莱耶小姐脸上显出一种满意的神情。这个不可一世的人儿竟然朝我看了第二眼，至少同第一眼一样可贵。然后，她转眼看看她的祖父，好像有点儿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夸我几句。他祖父的确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神情十分得意，以至众宾客全都竟相称赞起我来。这一时刻虽然短暂，但在各个方面都令人身心舒畅。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本来的面貌，替我那因命运不济而被扭曲的才能出了口恶气。片刻之后，布莱耶小姐再次举目望着我，以既害羞又亲切的口吻请我为她拿点儿喝的。可以想见，我没让她久等，但是，因为杯子盛得太满，我把水洒出了一点儿在盘子上，甚至洒到了她身上。她兄弟唐突地问我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这一问反而使我更加慌张，把布莱耶小姐闹了个满脸通红。

故事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看出，同与巴齐尔太太以及我此生以后的情况一样，我的恋情结局都不美满。我喜滋滋地在布莱耶夫人的过厅伫立着，但毫无用处，我再也没有获得她女儿的一点点关注。她出来进去时从不看我，而我也几乎不敢正眼看她。我是那么愚笨木讷，以至有一天她经过时手套掉在地上，我却没有立刻上前去拾我本会亲吻的那只手套，反而不敢挪动，竟让一个又笨又胖的男仆占了先。我真想把他砸死。我看得出，我没能幸运地得到布莱耶夫人的垂青，这更加使我惶恐不安。她不仅不使唤我，也从不接受我效劳。有两回，我站在她的过厅，她竟毫不客气地问我是否无事可干。我只好离开这个可爱的过厅了。我起先很是觉得可惜，但是事情一多，很快也就不再去想它了。

布莱耶夫人虽不屑于我，但她公公终于注意到了我，他的好心使我总算聊以自慰了。我谈到的那次盛宴的当晚，他同我聊了半个小时，他好像挺高兴，我也喜形于色。这位敦厚的长者颇具才华，尽管与韦塞利夫人相比相形见绌，但古道热肠，我在他身边称心如意。他叫我去跟随他的儿子——那个挺喜欢我的古丰神父，说这是他儿子的意思，如果我不辜负所托的话，会对我有用的，会使我获得大家认为我缺乏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向神父先生那儿奔去了。他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仆人看待，而是叫我在他的火炉旁坐下来，极其和蔼可亲地询问我，而且很快便看出我的启蒙教育很杂，全都不深不透。他尤其觉得我拉丁文很差，准备多教我一点儿。我们商定，我每天上午去他那儿，而且我第二天就开始去了。就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人们将常常看到的怪事中的一件发生了：我的身份不伦不类，在同一个人家里，既当门生，又当仆人，在做牛做马的同时，还有一位只有王子才有的出身名门的家庭教师。

古丰神父先生是最小的孩子，家里人想要让他升任主教，所以对他的教育比对其他名门子弟的一般教育要高深。他曾被送往锡耶纳大学 深造了好几年，对语言纯洁主义造诣颇深，使他在都灵的地位与旦茹神父 以前在巴黎的地位几乎相当。因为讨厌神学，他便致力于文学，在意大利，对那些从事神职的人来说，这是极平常的事。他读过许许多多的诗，他自己也能凑合写些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诗。总之，他有着培养我和为我乱七八糟的脑子去粗存精所必需的那种兴趣。但是，也许我的饶舌使他错以为我有多大的学问，也许基础拉丁文可能使他觉得索然寡味，他把教我的起点定得太高了。他还没让我翻译多少菲德洛斯的寓言，便让我学维吉尔的作品，我几乎一点儿都听不懂。正如大家日后将看到的那样，我对拉丁文注定是学了又学，可始终没能学有所成。不过，我学的时候是相当卖力的，而且，神父先生极其亲切，诲人不倦，至今仍令我感动。我同他一起度过大半个上午，既为了学习，也是为他效劳，但不是伺候他的衣食，因为他从不让我这么做。我只是记录他口授的东西和抄抄写写，而这种文书工作比做小学生对我更加有用。这样，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文，而且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也增强了对好书的鉴别能力，这是在租书店女老板拉·特里布那儿学不到的，对我日后独自写作帮助甚大。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没有胡思乱想，可以最为理智地盼着有所成就的时期。神父先生对我非常满意，逢人便夸奖我，他父亲对我也有着一种特殊的爱，法弗里亚伯爵告诉我说他跟国王提起过我。布莱耶夫人对我也一改往日那种蔑视神情。总之，我成了他家的某种宠儿，令其他仆人妒火中烧。仆人们见我有幸蒙受主人之子的教诲，清楚地知道我很快就要高他们一头了。

我可以从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悟出大家对我的看法，经过一番思忖，我觉得索拉尔家族想谋求大使的职位，也许想预谋当上大臣，所以可能很乐意预先培养一个有才气、有能耐的人，完全依附他们家，获得他们的信赖，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效劳。古丰伯爵的这个打算是高尚、明智、伟大的，而且不愧是一位仁慈而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然而，我当时并未看出其全部意义，这个计划对我那颗小脑袋来说也太高深莫测了，而且我得过于长时间地屈居人下。我那疯狂的野心只想通过奇遇寻求腾达。我看不见该计划中有任何女人的芳踪，所以觉得这办法缓慢、艰难，令人忧伤。其实，我本该觉得这办法越是没有女人掺和才越是高贵和稳妥，因为女人所偏爱的才能肯定抵不上大家所认可的我具有的才能。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得到了，甚至可说是夺得了大家的尊重。考验结束了，这家人都把我看作一个最有出息但又大材小用了的年轻人，都等着看我飞黄腾达。但是，我的位置不是人们指定给我的，而是我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取得的。我提及了我固有的特点中的一个，只要向读者说出这一特点，就一目了然了，无须多加赘述。

尽管都灵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新改教者，可我不喜欢他们，也从不想与他们来往。不过，我曾接触过几个没有改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名叫朱沙尔，外号“歪嘴”，是个细密画画匠，同我沾点儿亲。这个朱沙尔先生打听到我住在古丰伯爵家里，便同另一个日内瓦人来看我。后者名叫巴克勒，是我学徒时的一个伙伴。巴克勒是个很风趣、很活泼的小伙子。他由于年轻，所以满嘴俏皮话，人们很爱听。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巴克勒先生，竟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他不久要回日内瓦去，这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啊！我深感损失之巨大。为了至少充分利用他走前的这段时间，我便与他形影不离，或者说他与我寸步不离，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昏了头地不经允许就走出府去整天与他在一起。但是不久，见他老缠着我，门房就不放他进来，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把一切都抛诸脑后，只想到我的朋友巴克勒，既不去神父先生那儿，也不去伯爵处，大家在府里也见不到我的人影了。他们训我，我不听，于是他们用辞退来吓唬我。这一威吓毁了我，它使我窥见同巴克勒一起走的可能性。自此之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乐趣、其他命运和其他幸福，只想做这样的一次旅行，而且只看见其中说不尽的幸福，此外，在旅行结束之后，我还可以去看看瓦朗夫人，尽管这是很遥远的事。至于回日内瓦，我连想都没去想。山峦、草地、树林、溪流、村庄以其新的充满魅力的姿态没完没了地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旅程似乎吸引了我的整个生命。我喜滋滋地回想起我来时一路上的景色是多么迷人。而且，这一次，除了独立自主，还有一个年岁相仿、趣味相投、性格随和的好朋友做伴，无牵无挂，无事无责，无拘无束，想停则停，想走就走，那该多么美妙啊！只有疯子才会为了实现一些缓慢、艰难、不保险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一次机会，即使这些计划有朝一日得以实现，而且辉煌无比，也抵不上年轻时候片刻真正的欢快和自由。

我因为满脑子是这种聪明的奇思异想，便想方设法达到了被赶走的目的。不过，这也并不太容易。一天晚上，我打外面回来，管家通知我，伯爵先生辞退我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总感觉自己的行为荒唐无礼，所以为了原谅自己，我便添了一种不讲道理、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他们辞退我，过错在他们，自己无可奈何，可以原谅。有人通知我，法弗里亚伯爵让我第二天上午走之前去跟他说一声。因为他们看出我昏了头，可能不会去，所以总管说在我去过之后才把给我的一点儿钱交给我。这笔钱我肯定不该得的，因为主人不愿让我当仆人，没有给我确定佣金。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很年轻、很冒失，但这一次对我说了一番最入情入理的话，我几乎敢说那是最亲切的话，因为他以一种殷切动人的方式向我述及他伯父对我的关怀以及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在激动地把我为了毁了自己而牺牲的一切指出来之后，他主动提出和解，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别再同引诱我的那个小混蛋来往。

很显然，他这么说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就是愚蠢透顶，也能感觉得出来我的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意，因此我深为感动。但是，这次旅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任何事物也抹不去它的魅力。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态度死硬，铁了心，豁出去了，傲慢地回答说，既然辞了我，我也接受了，改口也来不及了，即使我一辈子可能会怎样，但我主意已定，绝不让一户人家赶走两次。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当然火了，骂了一通，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他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而我呢，我像刚赢得最伟大的胜利似的，神气活现地出来了，而且，生怕还有架要吵，便极不光彩地走了，连对神父先生的好心说声“谢谢”都没有。

为了了解我当时疯癫到什么程度，必须了解我的心对那些细小的事物狂热到了何种地步，以及它是以何种力量陷入对吸引着它的那些事物的想象的，尽管有时候这些事物是虚无缥缈的。最怪诞、最幼稚、最疯狂的计划都跑来诱惑我的得意念头，好像真能实现似的。谁能料到一个将近十九岁的人会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一只小空瓶上？现在，我来说给你们听听。

几个星期之前，古丰神父送给我一件礼物，那是一个埃龙喷水玩具，十分漂亮，我爱不释手。由于常玩这件玩具和谈论我们的旅行，聪明的巴克勒和我在想，这玩具可能对旅行有用，而且可以使旅行延长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会像这件玩具这么好玩？于是，我们把我们的美梦寄托在这上面了。我们想象着每到一个村子，便把农民们召集到我们的玩具跟前来，这样，好吃好喝就纷纷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俩都深信，对收获粮食的人来说，粮食算不了什么，而如果他们不喂饱行路的人，那他们就是没有良心。到处是盛筵和喜宴，我们无须破费，只要费点儿唾沫和喷水玩具的水，就能走遍皮埃蒙特、萨瓦、法国乃至全世界。我们拟定了一些永无止境的旅行计划，先往北走，不是假设有必要在某处停留，而是为了享受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便是我着手进行的计划。我毫不遗憾地抛开了我的保护人、我的老师、我的学习、我的希望，以及对几乎很有把握的一种幸运的等待，开始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的生活。再见了，京城！再见了，宫廷、野心、虚荣、爱情、美人儿，以及去年我来时所怀有的一切伟大的奇思异想。我带着喷水玩具，同我的朋友巴克勒上路了，虽然兜里只揣了一点点钱，但心里充满了快乐，一心想着享受这游荡的幸福。我突然间把我所有的光辉计划都押在这种幸福上了。

不过，这次荒唐的旅行同我预想的几乎一样快活，只是方式方法不同。因为我的喷水玩具在小酒馆里虽然能使女店主和女招待们偶尔高兴一下，然而我们离开时照样得付账。但我们对此并不怎么烦恼。我们只是想等钱花光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宝贝。一件意外的事省了我们的麻烦：在快到布拉芒的时候，喷水玩具碎了，碎得正是时候，我们虽没敢说，却觉得这玩意儿讨厌了。打碎了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快活，我们大笑自己的愚蠢，大笑自己不介意衣服和鞋都穿破了，竟想靠我们的玩具来添置新的。我们像开始时一样轻快地继续往前走，只不过不再七拐八绕了，因为钱快用完了，必须尽快赶到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我变得若有所思了，不是在想我刚刚干的蠢事，因为从未有人那么快、那么明确地认清自己的过去，我想的是瓦朗夫人见到我时会是什么态度，因为我完全把她家当成了自己父母的家。我写信告诉过她我进了古丰伯爵府，她知道我在府里过得不错。她祝贺我，并谆谆告诫我应该如何报答别人对我的恩情。我以为，如果我不因犯错而毁了自己的话，前途肯定无虞。要是她看见我来了，会怎么说呢？我当然可以肯定她是不会把我扫地出门的，但是，我担心会让她伤心。我害怕她责怪我，那比贫困更加令我难受。我决心默默地忍受一切，并尽力安慰她。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亲人了，如果失去她的爱，那我就没法儿活了。

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再给瓦朗夫人增加负担了，但我担心不容易摆脱他。最后一天，我对他比较冷淡，准备与他分手。那个家伙明白了我的心思，他很疯，但不蠢。我以为他会因我变心而痛苦，但我想错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一点儿都不难受。刚进阿讷西城，他便对我说：“你到家了。”他吻了我一下，跟我说声“再见”，便一转身不见了。我再没有听说过他。我们的相识和友情总共维持了将近六个星期，其后果却影响我一生。

我走近瓦朗夫人家时，心跳得很厉害！我两腿发颤，眼睛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遇上熟人也认不出来。我不得不停下好几次，喘喘气，恢复一下知觉。是不是害怕得不到我所需要的周济，才慌乱到如此地步？我这样的年纪，至于害怕饿死到这种程度吗？不，不，我以真心和自傲这么说，我一辈子无论什么时候都从没有因为富贵或贫穷而得意忘形或忧心忡忡。在我那因曲折而坎坷难忘的一生中，常常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但我始终以同样的眼光去看待富贵和贫穷。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会像别人一样去讨去偷，但不会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唉声叹气，也很少有人一生中流过像我这么多的眼泪。但是，穷困也好，害怕穷困也好，都没能让我哼过一声，流过一滴眼泪。虽深受命运的捉弄，但除了与命运无关的幸福与痛苦之外，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与痛苦，而且，只是当我并不缺衣少食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间最不幸的。

我来到瓦朗夫人面前。一见到她的神情，我就放心了。她刚开口，我便颤抖了，扑倒在她面前，激动得狂喜不已，把嘴贴在她的手上。我看不出她是否听说了有关我的消息，她脸上没有现出什么惊讶的表情，也看不出忧伤。她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又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你太小了，不能跑这么远。不过，我还是挺高兴，你没有像我所担心的那样糟。”然后，她便让我把经过谈一谈。情况不多，我说得老老实实，只是省略了一些情节，但并没宽恕自己，也没为自己开脱。

该解决我的住处问题了。她问了问女仆。她们在商量的时候，我大气也不敢出。但当我听见让我住在家里时，我简直是得意忘形了。我看见我的小包袱被拿到我住的房间里去时，感觉就像圣普乐 看见自己的马车被赶进沃尔马夫人的车棚里去一样。此外，我高兴的是，听说并不是让我暂时住一住而已。在大家以为我在想自己的心事时，我听见瓦朗夫人说：“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既然上帝把他又送回给我，我就决不抛弃他。”

我终于在瓦朗夫人家住了下来。但这并不算是我一生中幸福时日的开始，而只是准备。尽管使我们真正地享受人生的心是大自然的杰作，也许还是机体的一种产物，但是，还需要环境来发展它。如果缺少这些偶然原因，一个生来就很重感情的人也不会感觉出什么，而且，到死也不曾体味自己的生命。我此前几乎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从未认识瓦朗夫人，或者认识她但没在她身边久待，没受到过她赋予我的温柔疼爱的感染，我也许永远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敢说，只感受到爱情的人，并没感受到人生中更美好的东西。我还了解另一种感觉，它也许没有爱情强烈，但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与爱情相连，却又常常与之分离。这种感情也不单单是友情，它比友情更浓烈，更温馨。我认为它不可能产生于同性之间。我可以说是好交朋会友的人，但至少我从未在男性朋友中间感受到这种感情。这一点现在还不明确，但日后会清楚的，情感通过其表现才能说得明白。

瓦朗夫人住的是一幢旧房子，比较大，可以留出一间漂亮的空屋来做客厅。我就被安顿在这间客厅里了。这个房间朝向我提到过的过道，我们俩就是在那条过道上第一次见面的。在小溪和花园那边，可以看到田野。对这番景致，住在屋里的年轻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离开博赛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我的窗前呈现出绿色。我一直被墙壁遮挡着，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蒙蒙的街道。这新鲜景象使我感到多么动人、多么温馨！它使我大大地倾心于温情。我把这迷人的景色也看作我亲爱的保护者的一种恩情：我感到她是为我专门布置的；我悠然地置身景中的她身旁；我看见她时时都在花红柳绿之中；她的风姿与春天的风韵融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此前一直压抑的心在这个空间里舒展开来，我的呼吸在果树园中更加舒畅了。

在瓦朗夫人家，看不见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奢华，但看到的是清洁、体面以及和奢华不沾边的大户人家的殷实富足。她家没有多少银餐具，没有瓷器，厨房里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酒，但是厨房和地窖里都储存丰富，足够大家享用，她还用陶制杯子斟上等咖啡给客人。但凡前来看她的人都被邀请与她一起用餐或单独用膳，从来没有一个工人、信差或过路人不吃不喝就走出她家。她的仆人包括一个颇有姿色的弗里堡女佣，名叫梅塞莱；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内，以后将提到他；一个厨娘；她出门会客时用的两名轿夫，可她极少出门。两千里弗尔的年金，却要养活这么一大帮人。收入虽少，但安排得当的话，在一个土地肥美、钱也值钱的地方本可以应付这一切了。不幸的是，她最不喜欢节省：她借债支付开销，而钱借来就用，还没焐热就没了。

她持家的方式正好是我想选择的方式，大家可以相信，我正好快活地享用一番。使我不太满意的是吃饭时间拖得很长。瓦朗夫人闻不得刚端上桌的汤和菜的味儿，几乎一闻便头晕，而且要恶心老半天。然后，她逐渐缓过来，只是聊天而不吃一点儿东西。直到半小时之后，她才尝第一口。这段时间我足可以吃三顿饭了。她开始吃的时候，我早就吃饱了。我只好陪着再吃，这样我就吃了双份，但并没觉得太撑。总之，我尽情享受在她身边的那种舒心甜蜜的感觉，因为我所享受到的这种舒心甜蜜丝毫用不着我去担心维系它的经济条件。由于不太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家的条件一直不错哩。后来，我在她家里仍旧快快乐乐的。但是，在进一步了解她的实际情况之后，看到她预支年金寅吃卯粮时，我就不再那么心安理得地感到快乐了。预先的考虑总是扫我的兴。我看见自己将来必定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是在劫难逃。

从第一天起，我们俩之间便建立起最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她以后的一生中，这种关系一直保持未变。她称呼我为“孩子”，我叫她“妈妈”，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俩年龄的差距几乎被抹去了，称呼仍旧未变。我觉得，这两种称呼绝妙地反映出我们俩关系的实质、态度的淳朴，特别是我们心灵相通。她对我来说是最温柔的母亲，从不寻求自己的欢乐，而只求我能幸福；如果说我对她的爱掺杂了感官的色彩，那也改变不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只能使之更加美好，并使我因有一位年轻貌美的母亲在抚爱我而陶醉。我所说的“抚爱”是就其字面意义来说的，因为她从没少亲我，没少给予我最温馨的母亲般的抚爱，而在我的心里从没有过非分之想。也许有人说，我们到最后有了另一种关系。这一点我同意，但请少安毋躁，我不能一下子把一切都说完。

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瞬间，是她使我真正心动的唯一时刻，再说，这一时刻也是因为惊奇所致。我冒昧的目光从未偷看过她脖子以下的部位，尽管那地方没遮挡严实的丰腴之处可能很吸引人。我在她身边从未有过冲动或欲念。我极其平静自若，享受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快乐。我就是如此这般地待一辈子，甚至永生永世，也不会有片刻的腻烦。她是我与之谈话从不觉得乏味的唯一的人，不像出于礼貌同别人谈话时那么活受罪。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在交谈，而是在没完没了地闲聊，除非有人来打断，否则不会终止。因而，用不着逼我说话，倒是必须迫使我住嘴。她由于老在思考自己的计划，所以常常陷入沉思。好吧！我就让她沉思，我闭上嘴，凝视她，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极特别的怪癖。我虽不奢望这种单独相处的恩宠，却在不断地寻求机会，而一旦有此机会，我便欣喜若狂，若是有冒失鬼前来打扰，我便怒气冲冲。一有人来，不管是男是女，我便嘟嘟囔囔地出去，因为我容不得有第三者在她身旁。我来到过厅分分秒秒地算着时间，千百次地诅咒那些赖着不走的访客，想不出他们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因为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讲哩。

我只有在见不到她的时候才发现我是多么爱她。当我看见她时，我只是感到高兴而已，但她不在的时候，我的焦虑不安竟达到了痛苦的程度。同她生活在一起的那种需要，使我心意缠绵，常常潸然泪下。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是个盛大节日，她正在做晚祷，我便去城外散步了，心里满是她的倩影和同她一起共度时光的强烈欲望。我还较为理智，知道眼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尽享的这种幸福可能是短暂的。这么胡思乱想使我徒生悲伤，不过，我并没有沮丧，因为我看到一种令人欣慰的希望。那一直使我特别震颤的钟声、那鸟儿的鸣唱、那风和日丽、那我梦想着与她共住的散落在乡间的房屋，都使我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温馨的、忧伤的和感人的印象，以至我恍若置身于那美妙的时刻、美妙的仙境，我的心因能使她快乐而幸福，而且在难以言表的快意中享受着幸福，但并不含有任何情欲的成分。我记不得自己是否还曾像当时那样强烈地、充满幻想地憧憬未来。最使我惊奇的是，当这一梦想实现的时候，我回忆起它时，竟然发现了一些与我当初的想象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如果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的梦想真的像一种预感，那就是指我的那个梦想。我感到失望的只是与想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着岁岁年年、日日月月、一生一世都在一种永不改变的宁静之中度过，而不是实际上那样，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唉！我那恒定不变的幸福原来只是幻想，刚一实现，我便如梦初醒了。

如果我把我不在这位亲爱的妈妈面前时，因对她的回忆而产生的种种疯癫一五一十地写出来，那就会没完没了了。我曾多少次因想着她在上面睡过而亲吻我的床呀！曾多少次因想着我屋里的窗帘以及所有的家具是属于她的，而且她那美丽的手触摸过而亲吻它们呀！就连地板，因为想着她在上面走过，我便多少次匍匐其上呀！甚至有的时候，在她的面前，我竟忘乎所以，那似乎只有最强烈的爱情才会使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当她把一块肉放进嘴里时，我看见肉里面有一根头发，便喊叫起来。于是她把肉吐到盘子里，我如获至宝地抓起，吞进肚子里。总而言之，我与最狂热的情人相比，只有一个差别，但也是根本的差别，它使我的行为在情理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我从意大利归来同我去时并不完全一样了，但是，像我这种年龄的人也许从未像我这样回来。我带回来的不是童贞的心，而是童贞的肉体。我感觉到自己在逐年长大，我那躁动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现出来，而它的第一次极不经意的爆发使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惊恐，比其他什么都更好地表明在此之前我一直天真无邪地生活着。我很快便安下心来，学会了那种危险的替代办法，它既能欺骗本性，又拯救了像我这种性情的年轻人，使之免于放荡不羁，却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消耗了他们的精力，有时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羞惭和胆怯的人觉得非常合适的这种恶习，对想象力丰富的人还有着一种很大的吸引力，可以说这就是随心所欲地占有所有女性，让迷惑他们的美人儿服务于他们的快乐，而又用不着征得她们的同意。我受到这种致命的便利的诱惑之后，便拼命摧残大自然为我造就的、我经年累月保养很好的健康身体。除此倾向以外，我当时的环境也在添乱。我住在一位美妇人家里，对她的倩影魂牵梦萦，白天又老是看见她，晚上被使我想起她的东西包围，睡在我知道她睡过的床上。有多少东西在撩拨着我呀！读者要是好生想想，会以为我已是病入膏肓了。恰恰相反，应该毁了我的东西正好救了我，起码是暂时救了我。我被在她身边生活的情趣陶醉，满怀着永远生活在她身边的强烈欲望，不管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作一位温柔的母亲、一个亲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而毫无其他欲念。我始终如一地这么看待她，从未改变，而且眼里从来就只有她。她的形象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没有给其他任何人留下位置。她对我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她赋予我的极温柔的感情没有给我的感官留下时间去为其他女人而骚动，这保证了我不受她也不受所有女性的诱惑。总之，我因爱她而老老实实。这方面的事，我说不清楚，关于我对她的爱恋，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至于我，我所能够说的一切就是，如果这种爱恋已经显得非常特别的话，以后则更显得离奇。

我极其愉快地度着时光，做的却是那些我极不感兴趣的事：或草拟计划，誊清账目，抄写药方；或挑选草药，捣杵药材，照看蒸馏器。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以外，还得接待过路人、乞丐以及各种各样的访客。我必须同时与之打交道的有士兵、药剂师、议事司铎、贵妇人、不受神品的办事修士。对这帮该死的家伙，我咒骂，我嘟囔，我诅咒，我让他们见鬼去。可是对她来说，她干什么都快快活活的，我的火气让她笑得直流眼泪。而更让她觉得好笑的是，我虽然生气，自己却也禁不住笑。我喜欢唠叨的那些不长的时刻是很有趣的。如果在我骂骂咧咧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家伙，瓦朗夫人的兴致会更大。她狡黠地拖长会客时间，还故意瞟我，让我真想揍她。当她见我迫于礼节，不敢造次，只是气哼哼地看着她时，她才勉强收起笑容。实际上，我心底却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一切是十分有趣的。

这一切本身并不使我感兴趣，但因为这是构成我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有意思。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人们让我做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的脾胃，但都使我很称心。如果我对医学的厌恶没有造成一些不断使我们高兴的疯癫场面的话，我想我会爱上它的，因为这也许是这门学问第一次产生这样一种效果。我自认为凭气味就能辨出一本医书来，有趣的是我很少出错。瓦朗夫人让我尝一些最恶心的药剂。我怎么躲，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尽管我反抗着，做出可怕的怪相，咬紧牙关不张嘴，但当我看见她那沾有药汁的纤纤玉手靠近我嘴边时，我只好张开嘴舔一舔。当她那一整套制药家什集中在同一个房间里时，听见我们又跑又叫，哈哈大笑，人家还以为我们在房间里演闹剧，而不是在配制麻醉剂或兴奋剂。

但我并没有把时间全部消磨在这些玩笑之中。我在我住的房间里找到了几本书：《目击者》、普芬道夫 的书、圣埃弗尔蒙 的书和《拉·亨利亚德》。尽管我已不像从前那么疯狂地爱读书了，但无所事事时我便翻翻这些书。我特别喜欢《目击者》，它使我受益匪浅。古丰神父曾教我别贪多嚼不烂，要细细咀嚼，这样，我读书的收效就好多了。我习惯于思索语句结构和优美文体，我在练习分辨纯洁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通过《拉·亨利亚德》的下面两句诗，我改正了我像所有的日内瓦同胞一样常犯的一个拼写错误：

Soit qu'un ancien respect pour le sang de leurs maitres,

Parlat encor pour lui dans le coeur de ces traitres.

“Parlat”一词使我一怔，告诉我它的虚拟式第三人称单数结尾须加“t”，而以前我在拼写或读它时都把它与直陈式简单过去时混同。

有时候，我同妈妈聊聊我所看的书。有时候，我在她身边朗读，对此，我兴趣大极了。我练习着好好念，而这对我也很有益处。我说过她很有才气，而当时她也正处在才华横溢的时期。好几个文人争相博取她的欢心，指点她如何鉴赏上乘之作。照我看来，她有点儿新教徒的趣味。她爱谈论拜勒，对早已在法国故去的圣埃弗尔蒙推崇备至。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优秀文学的了解，也并没影响她对它的赞赏。她是在上流社会长大的：她小的时候便来到萨瓦，在同当地贵族的亲切交往中丢掉了沃州那矫揉造作的情调。在故乡沃州，女人把自命不凡当成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知道说些俏皮话。

尽管她只是路过时见过宫廷，但那匆匆一瞥已足以使她了解宫廷。她在宫廷里始终有一些朋友，而且，尽管有人眼红，尽管她的作风和债务引起风言风语，但她从未失去年金。她对世事颇有经验，而且善于思考，能从经验之中得到好处。这是她得意的话题，由于我老爱胡思乱想，这也正好是我最需要的一种教诲。我们一起读拉布吕耶尔的作品。她喜欢拉布吕耶尔胜过拉罗什富科 ；后者的作品情调哀伤，令人惆怅，特别是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年轻人更是这么认为。当她说教的时候，有时有点儿不着边际，但是，我不时地吻吻她的嘴或手，也就耐住性子，不觉得她的话长得烦人了。

这种日子过于温馨了，很难长此以往。我常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好日子要到头的担忧便成了我唯一的心病。“妈妈”通过说笑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拟订了许许多多我并未实践的计划。幸好，光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兴趣、我的小聪明还不行，还必须找到或创造利用它们的机会，而这一切又非一朝一夕的事。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对我的能力的偏爱使她难以决断，反倒延缓了使我的能力得以发挥的时机。最后，多亏了她的好印象，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但是，心不能太高，因此，从这时起我便一刻也安生不了了。她有一个名叫多博纳的亲戚前来看她。此人聪明过人，颇有心计，像她一样是个拟计划的能手，但他没被计划搞垮，总之，他是个冒险家。他刚向弗勒里红衣主教提过一个想得挺好的彩票计划，但未被采纳，于是，他去向都灵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竟被采纳而且付诸实施了。他在阿讷西停留了一段时间，成了地方长官夫人的情人。这位夫人非常可爱，很合我的胃口，而且是我在“妈妈”家里最高兴见到的唯一的女人。多博纳先生看见了我，瓦朗夫人便跟他谈起我。他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我适合干什么，如果觉得我是可造之才，就想法儿安排我。

瓦朗夫人借口让我办点儿事，也不跟我透点儿风，连续两三个上午派我去他那儿。他十分巧妙地让我开口，对我很亲热，尽可能地让我放松，跟我既谈些鸡毛蒜皮的事，又什么主题都聊到了，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好像并没在观察我，毫不做作，仿佛他挺喜欢我，想同我随便交谈似的。我被他迷住了。他观察的结果是，我尽管仪表堂堂，神采奕奕，但是，即使算不上完全无能，至少是一个缺少才气、没有思想、几乎不懂什么知识的人，总之，在各个方面都很浅薄，所能指望的最好机遇就是有朝一日当上一名乡村的本堂神父。他对瓦朗夫人就是这么判定我的。我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被人如此看待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断语常常被人证实。

做出这些评语，与我的性格大有关系，所以有必要在此解释一番，因为，凭良心说，大家很清楚，我对这些看法不能心悦诚服，而且，我会极其公正，不会抓住马斯隆先生、多博纳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的话不放，不管他们可能说了些什么。

有两种几乎毫不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结合在一起了，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一种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狂热冲动的激情；另一种是迟钝、困惑的思想，总是过后得知。好像我的心和思想不是属于同一个人。我的感情急如闪电，涌入心中，可是，它并没有照亮我，反而使我激动、眩晕。我什么都感觉得到，可又什么都看不到。我激奋，但愚笨，必须冷静下来才能思考。令人惊奇的是，只要给我充分的时间，我会很有头脑，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从容不迫时，我能对答如流，但一着急就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事，也说不出恰如其分的话来。我通过书信能说出极其精彩的话，正如人们说的，西班牙人下棋时有高着儿。我读过萨瓦公爵的一段妙语，说他走在路上，突然回头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小命！”我心想，我正是如此。

这种思维的迟钝和感情的活跃，不仅在我交谈时是这样，在我独自一人和工作时也是如此。我的思想在我脑子里要理出头绪来简直难以想象地困难：这些思想在脑子里窜来窜去，再发酵激奋，直到让我激动不已，热烈发狂，心跳加剧；而在如此这般地激动时，我什么也看不清，写不出一个字来，必须等着心平气静下来。这巨大的狂澜不知不觉地趋于平静，这混沌逐渐打开，每件事又各就各位，但过程缓慢，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模糊的激荡过程。你们难道没有在意大利看过歌剧吗？在换场的时候，那些大剧场里乱哄哄的，令人心烦，而且持续的时间挺长，所有的布景全乱堆在一起，到处都在扯过来拉过去，真让人难受，好像要闹个天翻地覆似的。不过，渐渐地，一切都归置好了，一样不缺，然后，大家惊奇地看到，在这么长时间的混乱之后，精彩的演出又开始了。我想，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的情景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我一开始就善于等待，再把这样描绘的事物的美表现出来的话，很少有作家会超越我。

因此，我觉得写作是极其困难的。我的手稿涂来改去，增删取舍，弄得难以看清，证明我在上面下了多大的功夫。没有一部手稿在付梓之前没有誊抄过四五次。我手握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从未能写出点儿什么。我只是在岩间林中散步时、夜不成眠躺在床上时在脑子里打下腹稿。大家可以想象，尤其是对一个没有记性、一辈子也没能记牢六首诗的人来说，这有多么缓慢。所以，有的腹稿段落，在我写在纸上之前，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了五六次。正因为如此，我写那些颇费功夫的作品比写一挥而就的通信集之类的作品要成功得多，所以我一直没能把握住书信体的笔调，写的时候简直是活受罪。我每次写信，就连写些无关紧要的事也要累上几个小时，或者，要是我想把想到的事立即写下来，我就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怎么收尾。我的信总是杂乱无章，废话连篇，别人读起来，不知所云。

我不仅表述思想时挺费劲儿，领会思想时也是如此。我研究人，而且自以为是个很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所见到的熟视无睹，只看得清自己所回忆的事情，我的智慧只有在回忆中才表现得出来。对于别人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感，理解不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表象。但是，随后这一切又回到我的脑子里——地点、时间、腔调、目光、动作和环境，我全回想起来了，什么也没漏掉。于是，我根据别人做的或说的，发现别人是怎么想的，而且很少搞错。

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连自己的思想都把握不住，可想而知，在与别人交谈时，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立即想到千百种事情，我该是什么德行了。一想到谈话时还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而我至少要忘掉几条，这就足够吓住我了。我甚至不明白别人何以胆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因为说话时必须字斟句酌，要考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了有把握不说出什么可能冒犯人的话来，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经历。在这方面，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有一大长处：他们更清楚哪些话不该说，所以对自己说的话就更有把握，就这样，他们还常常不留神说出蠢话来。可想而知，从云雾之中掉到这种场合的人会怎么样了：他几乎只要一开口说上一分钟，就非受到驳斥不可。而在两人单独交谈时，我觉得还有另一种不对劲儿的地方更加糟糕，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你又得逗着他说。单是这种难以忍受的拘束就让我厌恶社交了。我觉得没有比被迫立即说话、总要说话更可怕的窘境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对任何约束的深恶痛绝有关系，但是，硬是没话找话，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

更加要命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缄默不语的时候，我却像要早点儿还账似的抢着说起来。我慌里慌张、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毫不连贯的话来，要是这些话一点儿意思都没有，那倒也罢了。可我本想掩愚藏拙，偏偏很少不出丑。这种例子成百上千，但我只举其中的一个。那不是我年轻时发生的事，而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了多年以后的事，那时节，只要可能的话，我总要摆出上流社会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架势。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后者的名字说说无妨，他就是贡托公爵大人。房间里没有别人，我竭力想插上几句话。在四个人中，有三个肯定不需要我多嘴多舌的，天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女主人让人送来一服软糖式药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都要服上两次。另一位贵妇见她龇牙咧嘴，便笑着说：“是特隆桑 先生的软糖式药剂吗？”女主人以同样的腔调回答说：“我想，不是的。”聪明的卢梭殷勤地插嘴说：“我想这种药不怎么有效。”大家全都愣住了，谁都没吭声，谁也没有笑一笑。片刻之后，话题转移了。这种蠢话要是冲着其他女人说，可能也就是句玩笑而已，但是，对一位非常可爱、容易引入议论的女人这么说，就很可怕了，而我真的无意冒犯她。我相信在场的一男一女见证人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这就是我没话找话时脱口而出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这事，因为，除了这事本身就令人难忘以外，我还以为它产生了一些使我不得不常想起它的后果。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让人一看就明白，尽管我不是个傻瓜，却常常像个傻瓜，甚至连善于识人的人也这么认为。特别不幸的是，我的相貌和眼睛都透着精明样儿，人们对我的这种失望使我的愚蠢显得更加讨厌。这件小事虽说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但对了解今后的事情不是没有用的。它是了解人们看见我做的许多怪事的钥匙，人们把这些怪事归结于我的野性所致，其实我根本不是这种性格。如果我不是深信自己在交际场上出现不仅对自己不利，而且会失去自己的本色，我会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写作和离群索居，这是最适合我的。我若出现在人前，大家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价值几何，甚至都不会朝这方面去猜想一下。迪潘夫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尽管我在她家住过多年，但自那以后，她多次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就这么被判定了，适合我的行当也就这么定下了，剩下的就是再一次完成我的使命。困难的是我没有入过学，我对拉丁文不甚了解，无法当神父。瓦朗夫人想让我去修道院受教一段时间，便跟院长商量此事。修道院院长是个遣使会会士，名叫格罗，矮小憨厚，一只眼睛快瞎了，身材瘦削，头发灰白。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而又最没学究气的遣使会会士，这样说实在不算过分。

他有时来“妈妈”家里，“妈妈”款待他，抚爱他，甚至逗他，有时还让他替她系衣服背后的带子，这是他很乐意干的。当他帮着系的时候，“妈妈”便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摸摸这个，弄弄那个。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不停地嘟囔着：“喂，夫人，您停下来呀。”这倒是可以绘成一幅挺美的画。

格罗先生欣然同意“妈妈”的安排。他只要了很少的膳宿费，并负责教育我。剩下的就是等主教的恩准了。主教不仅同意，还愿意代出膳宿费。他还允许我穿世俗衣服，直到大家通过测验，认为我已取得预期的成绩为止。

变化多大呀！我不得不从。我宛如受酷刑一般到修道院去了。修道院真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对一个离开一个可爱女人的家的人来说尤为如此！我只带了一本书，是我求“妈妈”借给我的，它是我无限的慰藉。大家一定猜不着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一本乐谱。在她培养的才能中，我始终没有忘掉音乐。她嗓子挺好，歌唱得也不错，还会弹点儿羽管键琴。她还好心地教过我点儿音乐，但必须从最浅显的开始，因为我连圣诗乐谱都几乎一窍不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十来次课，还老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不仅没有教会我视唱，而且都没教会我认识四分之一的音乐符号。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那么热爱，以至想自个儿试着练练。我带走的乐谱并不是最浅显的，那是克莱朗博 的合唱曲。可以说，我既不懂变调，也不懂音节的长短，但竟然能识得，并不出错地唱出《阿尔菲和阿蕾士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乐曲。大家可想而知我下了多大功夫，又是多么刻苦执着啊。的确，这首曲子谱得极其准确，以至只要按照节拍诵诗，就能与音乐合拍了。

修道院里有一个该死的遣使会会士，老是同我过不去，使我对他想教我的拉丁文都感到厌恶。他一头服帖油滑的黑发，一副香料面包色的面孔，一副水牛嗓子，一双灰林鸦的眼睛，一把野猪鬃的胡须。他一脸奸笑，四肢动起来好像木偶。我忘记了他那讨厌的姓名，但他那吓人而又让人肉麻的面孔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只要想起他来就会颤抖。我仍记得在走廊里遇见他的情景：他彬彬有礼地把他那顶油腻的方软帽一摆，请我到他房里去。我觉得他那房间比黑牢还要可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一位老师同当过我老师的宫廷神父相比，该有多大差别呀！

如果我再听任这个恶魔摆布两个月，我深信我非精神失常不可。但是，憨厚的格罗先生发现我很忧伤，吃不下饭，人在消瘦，便猜到了我苦闷的原因。这事并不难办。他使我摆脱了那个畜生的爪子，而且干脆把我交到与之完全相反的一个最温和的人手里。此人是一个年轻的弗西尼神父，名叫加蒂埃，是来修道院深造的。出于对格罗先生的礼貌，我认为也是出于仁爱，他很愿意挤出时间来指导我。我从未见过比加蒂埃先生相貌更动人的人了。他一头金发，胡子近乎红棕色，风度宛如他家乡的人，大智若愚，但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心地善良、仁爱和热情。他那双蓝眼睛里交织着温柔、亲切和忧伤，使人一眼便注意到他。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眼神、声调看来，他似乎已预知自己的命运，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不幸的。

他的性格与相貌完全吻合。他非常耐心、温和，似乎在同我研讨，而非教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因为他的前任为他奠定了基础。尽管他没少为我花费时间，尽管我们俩都挺努力，尽管他教得挺好，我却长进不大。很奇怪，我虽然理解力不错，但从未能从老师那儿学到点儿什么，除了我父亲和朗贝尔西埃先生以外。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是我自个儿学来的，大家以后会明白的。我的思想忍受不了任何束缚，不能屈从于时间的限制。而且，我担心学不会，所以无法集中精力。我害怕让讲课的人着急，便不懂装懂，因此对方在往下讲，我却一点儿都不懂。我的思想想按自己的节奏行进，不能忍受他人的安排。

圣职授任礼的时刻到了，加蒂埃先生便回到本省去当六品修士去了。他带走了我的遗憾、依恋和感激。我祝愿他，但那些祝愿如同我对自己的祝愿一样，没有兑现。数年后，我听说他在当一个教区的副本堂神父时，与他以从未有过的、十分温柔的心爱上的一位姑娘生了一个女孩。这在一个管理十分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可怕至极的丑闻。按常规，神父们只能同已婚妇女生孩子。他因为违反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被投进监狱，名誉扫地，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复职了，但是，他的不幸遭遇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在写《爱弥儿》时，我又想了起来，因此，我把加蒂埃先生同盖姆先生糅在了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变成了萨瓦副本堂神父的原型。我很欣慰，我的描写并没有损害我的两个原型。

当我在修道院的时候，多博纳先生被迫离开了阿讷西，因为地方长官认为他同自己的妻子有染，有伤大雅。这其实就像“园丁的狗” 一般，尽管科尔维奇夫人很可爱，但他们夫妻不和，山外人的怪癖 又使她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粗暴地对待她，两人只好分居。科尔维奇先生是个无耻小人，阴险毒辣，狡猾奸诈，因为树敌太多，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报复自己仇人的方式是唱歌。多博纳先生写了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把剧本寄给了瓦朗夫人，而她让我看了剧本。我挺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萌生了写一出剧的幻想，以便看看我是否果真如该剧作者所说的那么蠢。但是，直到我到了尚贝里才实现这个愿望，写了《顾影自怜》。因此，我在该剧本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十八岁时写了它，那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却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我已经忘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风言风语。我每星期有一天可以外出，我无须说出我利用这一天干了些什么。有一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与“妈妈”房子相连的方济各会的一幢楼房着火了。这楼里有个炉灶，还堆着满满当当的干柴捆儿。转眼间，东西全烧着了。“妈妈”的房子很危险，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大家赶忙把家具搬到花园里。花园正对着我以前住的房间的窗户，在我所说的小溪那边。我慌了神儿，便把拿到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都扔出窗外，甚至把一个大白臼都扔了出去，要是平时，我连抬都抬不动的。要不是有人拦着我，一面大镜子也要被我扔出去了。那天善良的主教也来看望“妈妈”，他也没闲着，他把“妈妈”拉到花园里，同她及所有在花园里的人一起祷告。我因为来晚了点儿，看见大家都跪着，便也像他们一样跪了下来。在主教祈祷的过程中，风向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及时，以至盖住房屋而且已经蹿进窗户的火苗扑向院子的另一边去了，房屋丝毫没有受损。两年后，贝尔内先生去世了，他的老会友——安多尼会修士们开始收集能够有助于他的列真福品的材料。我应布代神父的请求，把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作为见证加进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得对的；我做得不对的是，我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看见主教在祈祷，而在他祈祷的过程中，我看见风向变了，而且变得很及时，这就是我可以说和可以做证的，但是，这两件事中的一件是不是另一件的原因，那我就不该说死了，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就我记忆所及，我当时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我没有胡诌。人们心中极其自然的对奇迹的喜爱、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景仰以及我也许以为自己对这奇迹的出现有所贡献的那种骄傲，促使我迷惑了自己，而且，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一奇迹确因最热烈的祈祷所致，那我完全可以说，我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三十多年后，当我发表《山中来信》时，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份证明材料的，并且在他的文学刊物中引用了它。必须承认，这一发现很有利，恰逢其时，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我注定一事无成。尽管加蒂埃先生尽其所能地把我的进步说得比较好，但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同我的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了。因此，主教和院长灰心了，认为我不是做神父的料，把我还给了瓦朗夫人。但是，他们仍说我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一点儿恶习都没有。正因如此，尽管人们对我有那么多令人讨厌的偏见，她却并没有抛弃我。

我神气活现地把令我受益匪浅的乐谱带回她家。我那《阿尔菲和阿蕾土斯》曲谱几乎是我在修道院里所学的全部。我对这门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培养我当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举办一次音乐会，而且指挥这种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时常来看望她。他是巴黎人，名叫勒梅特尔，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非常活泼开朗，还很年轻，仪表堂堂，才气不高，但毕竟是个好人。“妈妈”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膳宿费，一下子就谈妥了。一句话，我到他那儿去了，愉快地过了一冬，因为他的训练班离“妈妈”家只不过二十来步，我们一会儿工夫便走到了，并常常一起在“妈妈”家吃晚饭。

大家很容易想象，训练班的生活总是充满欢歌笑语，同音乐家们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比跟圣拉扎尔修道院的神父们在一起更有意思。这种生活尽管更自由自在，但仍旧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我生来就爱独立自主，但又从不过分。在整整六个月里，除了去“妈妈”那儿或者去教堂，我一次都没出去过，甚至都没想出去。这段时间是我生活得最平静的时期之一，回想起来非常愉快。在我身处过的各种环境之中，有一些是我感到非常愉快的，回忆起来仍旧觉得其乐融融，宛如依旧置身其中。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人物，还记得周围的所有东西、空气的温度、气味、颜色，那是只有在那儿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对它的生动回忆又重新把我带到那里。譬如，大家在训练班练习的所有曲子、大家合唱的所有歌、大家在那儿所做的一切、议事司铎们美丽高贵的衣服、神父们的祭披、唱诗班成员的主教冠、乐师们的面容、拉低音提琴的瘸腿老木匠、拉小提琴的金发矮个儿神父、勒梅特尔摘下佩剑后披在世俗衣服外面的旧道袍，以及他去唱诗班时套在旧衣服外面的漂亮高级的宽袖白色法衣，我拿着一管短笛坐在乐台上准备吹奏勒梅特尔先生专门为我写的一小段独奏曲的那股得意劲儿，等着我们的佳肴以及大家的好胃口，这一切活生生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上百次地使我开怀，比当时的高兴劲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对悠扬婉转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中的某一曲调始终怀有一种缱绻柔情，因为在圣诞节前四个星期的将临期的某个星期日，天尚未明，我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那座教堂的规矩在教堂台阶上唱这首圣歌。“妈妈”的女佣梅塞莱小姐略通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梅特尔先生让我同她一起唱的《献礼》中的一小段经文，而她的女主人是那么兴致勃勃地听着。总之，这一切，包括让唱诗班的孩子惹得十分恼火的、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女仆佩琳娜，在我回忆这些幸福无邪的时刻时，都常常萦绕我的脑际，令我陶醉，令我感伤。

我无可指责地在阿讷西生活了将近一年，大家对我都挺满意。自从离开都灵，我没干过任何蠢事，而且，只要在“妈妈”眼前，我是不会干蠢事的。她引导我，始终在很好地引导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不是疯狂的欲望的是，我的心培育了理智。的确，可以说这唯一的欲望吸去了我的所有才智，使我什么也学不成，连我花了全部力量去学的音乐也不例外。但这丝毫不是我的错，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勤奋刻苦地去学的。但我心不在焉，总走神儿，老叹气，像这种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进步，我本身能做的都做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引诱我，我便又干出新的蠢事来。这个人出现了。是偶然促成了这个机会，大家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不成器的头脑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天晚上，天很冷，我们都围炉向火，只听见有敲大门的声音。佩琳娜拿起提灯，下楼去开门。一位年轻人同她一起走上楼来，从容不迫地自我介绍之后，向勒梅特尔先生简短而文雅地恭维了几句。他自称是法国音乐家，因为手头拮据，想在音乐训练班找点儿活儿干，挣点儿盘缠。善良的勒梅特尔先生一听是法国音乐家，心便一颤，因为他炽热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人，留他住宿。年轻人看来很需要住的地方，没怎么客气就留下不走了。当他边烤火边聊天，等着吃晚饭时，我细细地观察着他。他身材矮小，但背阔胸宽。他并不特别畸形，却有那么点儿我说不上来的不匀称，可以说他是一个平肩驼背人，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儿瘸。他穿了一件黑上衣，倒是不旧，但磨损得厉害，破烂得在掉碎片；一件质地上乘却脏兮兮的衬衣，袖口挺漂亮，但已起毛边了；两条腿上绑着护腿套，一只就够放进他的两条腿；腋下挟着一顶挡风雪的小帽。但在他这身滑稽装束中，透着他的某种风度及高贵。他容貌清秀，性格恬静，说话伶俐清晰，但不很谦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放浪青年，他不像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却像个化缘的疯子。他告诉我们，他叫旺蒂尔·德·维尔纳夫，从巴黎来，迷了路。他有点儿忘了自己音乐家的身份，又补充说，他要去格勒诺布尔看在议会任职的一个亲戚。

晚餐时，大家谈了音乐。他知道所有的大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演员、所有的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大家谈到的一切他好像都清楚。刚谈起一个话题，他便插科打诨，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刚才说了什么。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教堂里有音乐会。勒梅特尔先生建议他参加演唱，他回答说：“非常高兴。”问他唱哪个声部，他回答说：“男高音。”随即便把话岔开了。在去教堂之前，有人把他的那一部分谱子给他，让他准备一下，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他这么傲气，令勒梅特尔先生非常吃惊。后者对着我的耳朵说：“您看吧，他不识谱。”我回答说：“我也非常担心。”我焦虑不安地跟在他们俩身后。音乐会开始时，我的心狂跳不已，因为我很担心他。

我很快就放心了。他唱了两段独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嗓音美极了。我还未这么惊喜过哩。弥撒结束之后，旺蒂尔先生受到满教堂的教士和音乐家们的称赞；他玩笑随意地答谢着，但始终不失其风采。勒梅特尔先生真心诚意地拥抱他，我同样也拥抱他。他见我愉快，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挺高兴的。

我相信，大家会认为，我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大老粗的巴克勒先生都迷恋过，那么我对这位有教养、有才气、幽默风趣、深谙世事且又被看作可爱的浪荡公子的旺蒂尔先生自然会更迷恋了。事实上正是如此。我想，任何一位年轻人处在我的位置，也会如此，特别是他具有鉴赏他人特长的较强能力并对其才能十分仰慕，则更容易如此。毫无疑问，旺蒂尔先生就具有这种特长，他还具有一种他这种年龄的人很少有的一个特长：不急于展示自己的才能。是的，他对许多他并不懂的事情自吹自擂；然而，对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且所知不少的，他却只字不提，等着机会去展示出来。他这是欲擒故纵，效果极好。由于他每件事都刚开头就不往下谈了，大家也不知道他何时才全部抖搂出来。他谈话时爱开玩笑，放荡不羁，口若悬河，充满魅力，始终笑容可掬，却从不失声大笑，就是最粗俗的事，他谈起来也温文尔雅，让人听着顺耳。连最羞怯的女人都很惊奇自己竟能听得下去。她们虽觉得应该生气，却又气不起来，因为没有力气去生气。他所需要的只是烟花女子，而且，我相信他并不是搞风流韵事的人，但生就是在交际场中为有风流韵事的人增添无穷乐趣的人。他有这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了解而且欣赏这些才能的地方，让他长久地囿于音乐家的圈子是很难的。

我对旺蒂尔先生的仰慕，动机是很理智的，其结果也没有非礼之处，尽管我对他的喜爱比对巴克勒先生的更强烈、更持久。我喜欢见到他，听他说话；他所做的一切，我都觉得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感到宛如神谕。但我并没迷恋到离不开他的程度。我身边有一很好的屏障，使我不致过分。再说，我觉得他的格言警句对他很好，对我却并无用处。我所必需的是另一种欲望，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而我也不敢对他提起，深信他听后会嘲笑我。然而，我真想把这种爱恋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感情结合起来。我激动不已地同“妈妈”谈起他，勒梅特尔先生也对“妈妈”赞扬他。“妈妈”同意把他带来见她。但这次会面一点儿都不成功：他觉得她矫揉造作，她认为他放荡不羁。她为我有这么一个坏朋友而担忧，不仅不许我再带他来她家，还竭力向我描绘我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的种种危险。因此，我有点儿谨慎了，收敛了一些，而且，我们很快便分道扬镳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梅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情有独钟。他还好喝酒，但在饭桌上很节制，只是在屋里作起曲来时就非喝不可了。他的女佣很了解他，所以，只要他准备好谱曲的纸，拿起他的琴，他的酒壶和酒杯就立刻准备好了，而且他会一壶一壶地喝个没完。他虽从未酩酊大醉，但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这实际上挺可惜的，因为他是个本质上很好的小伙子，性格活泼开朗，“妈妈”则称呼他“小猫”。不幸的是，他喜爱他的艺术，工作玩儿命，酒喝得太多。这影响了他的身体，最后也影响了他的脾性：他有时候多疑，容易发火。他不会动粗，无论对谁又都不会失礼，所以从未说过一句粗话，连对他的唱诗班的孩子都没说过。但也不可对他无礼，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糟糕的是，他不是很聪明，分不清好话坏话，所以常常无端发火。

从前，众多王公主教把能参与日内瓦古老的教士会视为荣耀，如今它在流亡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华，但仍保留着它的庄严。若想能被教士会接纳，必须是贵族或索邦神学院的博士。如果说其中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除了个人的才能以外，高贵的出身也使人自傲。再说，所有雇用世俗人的神父通常对待俗人都是相当傲慢的。那些教士会成员常常这么对待可怜的勒梅特尔先生。尤其是那个名叫维多纳的唱诗班的神父，他其实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但过于以贵族自居，所以对勒梅特尔先生的才能并不总是很尊重，而后者也不太买他的账。这年的圣周期间，主教照例邀请教士会成员们共进午餐，而勒梅特尔一向在邀请之列。席间，他们俩发生了一场比往常更加激烈的争吵。维多纳神父对勒梅特尔先生有些失礼，对他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使他很难容忍。他立即决定第二天夜间离去，尽管他去向瓦朗夫人辞行时，夫人对他百般劝解，但他仍旧决意要走。他不能抛开报复这帮狂徒的乐趣，要让他们在大家最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丢人现眼。但是，他自己也有为难的事，那就是他要带走的乐谱足足有一大箱，沉甸甸的，无法挟上就走。

“妈妈”所做的，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也会做的，而且无论何时仍旧都会那么做的。一再挽留无效，见他仍旧执意要走，她便决定尽她一切可能帮助他。我敢说，她应该这么做。可以说，勒梅特尔曾全身心地为她效劳。不论是有关他的艺术还是在照顾她方面，他都是完完全全地唯她之命是从，而且办事的热心劲儿为他的殷勤赋予了新的价值。因此，她所做的只是在关键时刻对一个三四年来对她殷勤效命的朋友的答谢。但是，她心灵高尚，在完成类似义务时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还愿。她把我叫去，命我至少把勒梅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只要他需要，不管多长时间都得伴随着他。她后来向我承认，她这么安排更多的是想让我离旺蒂尔远些。为搬运箱子的事，她征询过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内的意见。后者认为不能在阿讷西用牲口驮，那肯定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必须等到天黑，把箱子抬出一段路，再在一个村子雇上一头驴把箱子驮到赛塞尔。那儿已到法国境内，我们就再没什么危险了。这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晚七点便动身了，“妈妈”借口替我出盘缠，往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装了些钱，这对他很有帮助。克洛德·阿内、园丁和我尽力把箱子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雇上一头毛驴驮着。我们当晚就到了赛塞尔。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我有时候很不像自己，大家会把我看作性格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赛塞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先生是圣皮埃尔的议事司铎，所以认识勒梅特尔先生，也是他最该躲着的人中的一个。可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主张去见见他，找个借口借宿，仿佛我们到这儿来是经教士会同意的。勒梅特尔先生对这个想法挺赞赏，可以使他的报复又刺激又有趣。因此，我们便堂而皇之地去雷德莱先生家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勒梅特尔对他说，是应主教之邀去贝莱主持复活节音乐会的，说是打算过几天还要路过此地。而我为了帮着说谎，也编了不少非常自然的假话，以至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我很友好，百般温柔亲切。我们的吃住都安排得很好。雷德莱先生不知用什么佳肴来招待我们是好。分手的时候，我们与他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答应回来路过此地时多住些口子。等只剩我们俩时，我们便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而且我承认，一想起来，我仍要忍俊不禁，因为谁也想不出比这更来劲儿、更有趣的玩笑了。如果勒梅特尔先生没有不停地喝酒和胡言乱语，如果他没有犯后来常犯的好像癫痫的毛病，我们本会笑一路的。他这样让我挺为难，我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考虑如何想法儿脱身。

我们像对雷德莱先生说的那样，去贝莱过复活节。尽管我们是突然光临，却受到了乐队指挥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衷心欢迎。勒梅特尔先生在他这门艺术中有些名气，无愧于人们的尊敬。贝莱的乐队指挥炫耀般演奏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力图得到一位如此优秀的评判家的赞赏，因为勒梅特尔不仅是个行家，而且为人公正，毫不忌妒，也不阿谀奉承。他比所有那些外省乐师高明许多，而他们自己也打心眼儿里这么认为，所以不是把他视为同行，而是视为他们的领头人。

在贝莱愉快地过了四五天之后，我们又上路了。一路上，除了我刚提到的那点儿意外之外，再没发生过其他事情。到了里昂，我们住进圣母客栈。在等着我们用另一谎言通过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先生派人将箱子装上罗讷河的船上时，勒梅特尔先生去看望熟人，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卡东神父（他的情况以后再谈）和里昂的伯爵多尔唐神父。他们俩都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但正像下面要说的，他们揭穿了他，所以他在雷德莱先生那儿的好福气也就寿终正寝了。

我们到里昂两天后，当我们走过离客栈不远的一条小街时，勒梅特尔先生突然犯病了，而且发作得挺厉害，把我吓坏了。我大声叫着，呼喊救人，说出客栈的名字，央求大家把他抬去。然后，当人们围拢过来，在倒在街中间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的他周围忙碌着的时候，他本可依赖的唯一的朋友却把他撇下了。我趁没人注意我时绕过街角，溜之大吉。感谢上苍，我终于把第三件难以启齿的事 坦白交代了。如果我有许多这类事要交代，那我开始写的这本书就只好就此搁笔了。

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都在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留下痕迹，但我要在下一章里说的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那是我一生中最荒诞的事，幸而它们并未产生恶劣的后果。我的脑子里响着一种外来乐器的音调，忘乎所以，超乎寻常，后来，脑子自己恢复了常态，所以，我也就没再干荒唐的事，或者顶多是干了些与我的天性较一致的荒唐事。我年轻时的这段时期是我记忆最模糊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较为有趣的事可以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回忆，而且，我四处奔波，漂泊不定，所以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些差错。我是完全凭着记忆来写的，没有能够帮我回忆的遗物和材料。我一生中有一些事件仿佛刚发生似的历历在目，但也有一些缺漏和空白，我只能用留在我脑子里的模糊记忆加以模糊地填补。因此，我有时可能出些差错，在我找到有关自己的更可靠的材料之前，我还可能在一些小事上出些差错，但是，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我敢保证是准确无误、忠实可信的，就像我将在所有事情上始终尽力做到这一点一样。

我一离开勒梅特尔先生，便拿定主意回阿讷西去。我们出发的原因极其神秘，曾使我对我们的安全极为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使我的一颗心完全悬着，有几天时间竟至不再想回去。但是，当我觉得没有关系的时候，主导内心的情感又涌了上来。没有什么能吸引我，没有什么能诱惑我，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是想回到“妈妈”身边去。我对她的依恋真挚而缠绵，把我心中一切幻想的计划、一切疯狂的野心全都连根拔除了。我除了看见在她身边的幸福以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幸福，我感到每离她远一步，便远离这种幸福一点儿。因此，一有可能，我便立即回到这种幸福中去。我回去得那么匆忙，我的思想又是那么恍惚，所以，尽管我回忆起其他的旅行时是那么津津乐道，对这一次的情况却一点儿都记不得了。我什么也回想不起来，只记得离开了里昂，回到了阿讷西。大家可以想见，这最后的一段时期我的脑子里该是多么乱呀！我回去时没再见到瓦朗夫人，她去巴黎了。

我始终没太弄清楚她这次旅行是怎么回事。我敢肯定，如果我追问，她会告诉我的，但是，没有人像我这样不愿意打听朋友的隐私了。我一心只想着眼前，整个心都被眼前的事情装满了，除了可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律吕的欢乐以外，我的心没有一点儿空隙来装往事。从她对我提起的只言片语中，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撒丁王退位在都灵引发的革命，她怕被人遗忘，想借多博纳先生的暗中活动在法国宫廷里得到同样的好处。她曾经常对我提起，她宁愿从法国宫廷得到好处，因为法国宫廷有许许多多的大事要做，没人令人讨厌地监视她。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很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人给她脸色看，而且，她一直享受着年金，从未间断过。有好多人认为，她曾负有什么秘密使命，不是受了本应亲自去法国宫廷办事的主教之托，就是受了一个更有势力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之后才会受到很好的对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女使者没有选错，她既年轻又美貌，具有从谈判中取胜必备的所有才能。 gNC/Yuu+79XzfCbPDeMRhTb42/wN+W7MgX8rZOSN6yg6cPyRhqvUu7KX9G5Gg2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