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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免不了和危险化学品打交道，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合成杀虫剂投入使用还不到20年，就已经传遍各界，随处可见。人们在大部分主要水系中检测出了杀虫剂残留，哪怕是在看不见的地下水里也发现了残留药物。20多年前的化学物质直至今日尚残留在土壤中。它们分布范围广，鱼类、鸟类、爬虫，不论是家畜还是野生动物的体内，都留有化学药物。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从未受过污染的实验对象。鸟蛋，偏远山区湖中的鱼类，泥土中钻洞的蠕虫，无不遭受了污染。大部分人，无论老幼，身体里都能发现化学品残留，它们通过母乳传播，寄生在未出生的婴儿体内。
这一切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造杀虫剂产业的异军突起，飞速发展，化学战成为新的热点问题。在实验过程中，人们发现不少物质有杀虫的作用。这样的发现并非偶然，为了找寻能杀人的药物，人们往往会拿昆虫做实验，自然也就发现了杀虫药。
从那以后，人们似乎开始无休止地研制合成杀虫剂。实验室的天才科学家们，巧妙操纵着分子群，代换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顺序，终于研制出了这种药品。他们和战前原始的杀虫剂大为不同，来自天然矿物及植物——包含砷、铜、锰、锌及其他矿物质；还从干菊花中提取除虫菊，用于杀菌；烟草叶中的尼古丁、硫酸盐，以及东印度豆科植物中的鱼藤酮更是被他们“物尽其用”。
强大的生物学效能让这种新型杀虫剂脱颖而出。它们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能毒害生物，还在于能进入人体要害部位，使之发生致命的恶化。我们发现，它们会摧毁人体内的酶，令身体丧失免疫功能，阻碍氧化。这样一来，身体无法供能，器官正常功能受损，细胞癌变，整个过程进展缓慢，不可逆转。
但是每年人们都会研制出新的药品，开发出它们的新用途，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干。美国合成杀虫剂1947年生产量达到124 259 000磅，到了1960年，产量增加到637 666 000磅，是原来的5倍多。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远远超过2.5亿美元。但是从这一产业的发展远景来看，这还只是开端。
这样一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本《杀虫药大全》，帮助我们了解杀虫药究竟是什么，有怎样的力量。毕竟，人类和它们是如此密不可分，吃的、喝的都有它们，就连骨髓都吸收了这些药物。
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杀虫剂中的无机化学物就已经转变为碳分子，但是仍有些旧化学成分留存下来。其中主要是砷，不少除草剂和杀虫剂仍然将其作为主要原料。它有剧毒，常见于各种金属矿中，火山、海洋、泉水中也含有少量砷。它很久以前就与人产生了联系，用途广泛。砷化合物大多无味，自博尔基亚家族起就是最常见的毒药。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就在烟囱灰里发现了砷，它同芳香烃一样，都是致癌物。据记载，慢性砷中毒作为一种流行病，长期危害着全人类。砷污染了环境，导致牛、马、猪、羊、鹿、鱼、蜜蜂等动物患病和死亡。可就算有这些记载，砷喷雾、粉剂仍被人们广泛使用。美国南部某产棉之乡，人们对棉花地大量使用砷喷雾剂，从而导致当地蜜蜂养殖业几乎全部破产。农民长期接触砷粉剂，饱受慢性砷中毒的折磨。牲口也受到了含砷的田禾喷剂和除草剂的毒害。原本洒在蓝莓地里的药物落在了附近的农场，污染了河流，毒害蜜蜂和奶牛，最终使人患病。“近年来，我国一直选择漠视砷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疏于处理，现在继续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环境性癌症权威机构、国家癌症学会的W.C.慧帕博士指出，“人们随意喷洒着砷喷雾和粉剂等有毒药物，任何见过这场面的人都会深感震惊。”
现代杀虫剂更加致命，它们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氯化烃，典型代表是DDT杀虫剂。另外一类是有机磷杀虫剂，典型代表是马拉硫磷和对硫磷。如前文所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碳原子为主要成分——碳原子在现实世界不可或缺，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想要了解这些杀虫剂，我们得从其成分着手，明白它们为何既是生命基本化学元素，又能变成置人于死地的药物。
碳元素是杀虫剂的主要成分，其原子能相互组合成链状、环状及其他形状，还能与其他物质的原子相互连接，产生无限可能。事实上，小到细菌，大到蓝鲸，正是碳原子的灵活性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复杂的蛋白质分子主要由原子组成，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也是如此。不过，大量非生物的主要成分也是碳原子，所以碳原子不一定只存在某些生命机体中。
不少有机化合物实际上只是碳氢化合物。最简单的例子是甲烷，也叫沼气，自然界中水下的有机物在细菌的作用下分解，产生了这种气体。甲烷与空气混合后变成了煤矿内可怕的“瓦斯”。其结构十分简单，仅由1个碳原子和4个氢原子组成：
化学家发现，其他元素可以替换其中某1个氢原子或全部替换。例如，用1个氯原子替换1个氢原子，就可以得到氯甲烷：
用3个氯原子替换3个氢原子，我们将得到麻醉剂氯仿：
用4个氯原子替换所有氢元素，则会产生四氯化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洗涤液。
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说，基本甲烷元素发生变化，生成氯化烃，但这并不能反映烃的复杂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机化学家能发明出变化多端的化学物质。化学家们不可能只是简单地运用甲烷分子中的一个碳原子进行实验，他们更多的是借用烃分子进行试验。烃分子中有许多碳原子，它们排成条链状，带有侧链或支链，连接着化学键。这些化学键不仅仅是氢原子或氯原子，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子团。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会带来整个化学物质性能的改变。例如，除了碳原子附着的元素本身，元素附着的位置也至关重要。这样精妙的操作带来了一系列力量超凡的毒性物质。
1874年，德国化学家合成了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直到1939年，人们才将它当作杀虫剂使用。紧接着，DDT就被誉为对抗病虫害的法宝，能帮助农民一夜之间战胜田禾虫害。DDT的发明者，来自瑞士的保罗·穆勒，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目前，DDT被人们广泛使用，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不过是日常用品，是无害的。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时期，虱子泛滥，威胁士兵、难民及罪犯的健康，为对抗虱子，人们开始使用DDT。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这么多的人与DDT打交道，却从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一药品应该是无害了。这种误解情有可原，因为DDT与其他氯化烃药物不同，它呈粉末状，不那么容易被皮肤吸收。可一旦溶于油中，就一定是有毒的了，通常人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使用它的。如果不慎入口，它就会通过消化道或肺部缓慢被人体吸收。进入人体后，这种物质会大量堆积在脂肪含量丰富的器官里（因为DDT本身是脂溶质的），例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大的一部分留存在肝、肾和肠系膜的脂肪里，这种脂肪包裹着肠子，系统庞大，起保护作用。
早期，人们摄入数量少到可以想象的DDT（存在于大多数食物中），从那以后，它就开始在体内堆积，贮量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停止。在这一过程中，脂肪帮助有害物质堆积，使得原本占食物总摄入量0.1ppm
的药物，进入人体后可以累积到10ppm至15ppm，是原来的100多倍。化学家和药学家对这些数据习以为常，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事实。1ppm听起来似乎很小，虽然它也确实很小，但是这一物质关乎性命，哪怕是微小的一部分也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改变。动物实验中，我们发现3ppm的药剂就能让心肌中的一个重要酶停止活动；仅需5ppm的药剂就会导致肝细胞坏死或分解；2.5ppm的狄氏剂和氯丹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它们与DDT作用相似。
这一数据并不惊人。有些时候，小小的诱因会引发严重后果，人体化学中也存在这样的实例：如0.2毫克的碘就可能让健康的人生病。微量的杀虫剂进入人体，日积月累，很难排出体外，从而导致人类慢性中毒，肝脏和其他器官功能不正常，逐渐退化。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实存在，威胁着人类健康。
人体究竟能储存多少DDT？对于这一问题，科学家尚未达成共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学主任阿诺德·李赫曼博士表示，目前并不清楚人体吸收DDT的上限和下限是多少。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处的威兰德·海斯博士却强调每个人可贮存的DDT有临界点，一旦超过，人体就会自动将DDT排出体外。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两人谁对谁错并不重要。我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也认识到每个人体内都储存着具有潜在危害的物质。种种研究结果显示，人体内来源不明（无可避免的饮食摄入除外）的有毒物质总量，平均每人在5.3ppm—7.4ppm；农业工作者为17.1ppm；而杀虫药工厂的工人竟高达648ppm！我们发现其储量范围相当广泛，更为重要的是，最小的数据也已经达到了危害人体的标准，给肝脏及其他器官或组织带来伤害。
DDT等相关化学药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传播方式，它通过食物链的各个环节传播，由一个机体过渡到另一个机体。例如，人们先向苜蓿地喷洒DDT粉剂，再将苜蓿作为鸡饲料，这样一来，鸡蛋中也有了DDT。再以甘草为例，甘草中含有3ppm的DDT，奶牛吃下这些草，产出的牛奶中也含有3ppm的DDT，牛奶制成黄油后，DDT含量将增加到56ppm。DDT原本含量极少，在传递过程中高度浓缩，含量增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留，但农民目前很难找到未经污染的饲料。
毒物还会由母亲传给子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已经在母乳样本中检测出了杀虫剂残留，这也就意味着母乳喂养的婴幼儿，除开其体内已有的毒素，还在接收着新的补给，这种补给数量虽小，却每天都在产生。不过，这并非婴幼儿第一次遭受毒物侵害，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他们还在子宫里的时候，这一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实验发现，氯化烃类杀虫剂能无拘无束地穿过动物胎盘的壁垒。胎盘历来是母体内保护胚胎免受有害物侵扰的防护罩，进入婴儿体内的毒物数量虽少，却不容小觑，因为和成人相比，孩子更容易受毒物伤害。这一现象也告诉我们，现在的人自出生就遭受化学药品的威胁，这种负担与日俱增，伴随人们终生。
少量毒物由日常饮食进入人体并残留下来，日积月累，最终给人的肝脏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一现状引起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意。早在1950年，他们就指出“人们极有可能低估了DDT的危害”。以前并没有出现过这种事，迄今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氯化烃家族还有一名成员叫氯丹，它不仅具备DDT的全部特点，本身也有奇怪之处。它生命力顽强，长期残留在油和食物中，一旦沾上什么物体，就会长期附着在其表面。它可以通过各种门路进入人的身体，既能被皮肤吸收，又能作为喷雾和粉剂被人体吸入。当然，如果被人吞食，就会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和其他氯化烃类药品一样，它在人体内逐渐累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研究发现，原本含2.5ppm氯丹的食物进入动物体内，储存在脂肪里，其总量最终可能达到75ppm。
1950年，经验丰富的药学家李赫曼博士这样描述氯丹：“它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任何与之接触的人都有可能中毒。”此番话并未引起郊区居民的重视，他们仍然大肆使用氯丹，用它们喷洒草坪。虽然这些人并没有立刻出现中毒反应，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氯丹将长期潜伏在人体内，几个月或几年后才会显露征兆，发生中毒反应。这种中毒反应毫无规律可循，几乎难以找到病因。但有时候死神也会很快袭来，一位工人偶然将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反应，还没来得及进行医疗救护，此人便已一命呜呼。此类中毒反应根本无法预测，也无从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氯丹中含有一种名为七氯的元素，具有独立性，储存在脂肪内的能力很强。食物中每1.7ppm氯进入体内后会迅速增多，数量可观。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能变成一种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环氧七氯。不论在土壤里还是动植物组织内，这种反应都会发生。对鸟类的实验表明，环氧七氯比原本的七氯毒性更强，毒性更是氯丹的4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烃——氯化萘。它是肝炎的元凶，工作中不得不接触它的人很容易感染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罕见却致命。电业工人受氯化萘的影响，病的病，死的死；农业上，氯化萘被认为是导致牛神秘患病的元凶。鉴于前例，以下这3种杀虫剂无疑是所有烃类药物中毒性最强的，它们是狄氏剂、艾氏剂和安德萘。
狄氏剂以德国化学家狄尔斯命名，一旦被人吞食，毒性是DDT的5倍，渗入皮肤后，其毒性则达40倍。它恶名远扬，一旦进入人体，受害者会迅速发病，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浑身抽搐。中毒者恢复缓慢，足以显示其药效之长久。和其他氯化烃一样，它严重损害肝功能。狄氏剂药效持久，杀虫效果立竿见影，虽然伤害了无数野生动物，近年来仍得到广泛使用。我们用鹌鹑和野鸡进行了实验，发现狄氏剂的毒性是DDT的40到50倍。
科学家创造力非凡，不断对杀虫剂进行改进。很早开始，药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就已经超过了人们的生物知识，我们不知道杀虫剂究竟是如何影响生命体的，更不知道狄氏剂在体内如何储存、分布以及如何排出体外。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它们长期驻扎在人的身体里，如同一座沉睡的火山，蛰伏着，随着人类不断调动体内脂肪，不断加大生理压力，才骤然迸发出来。这些经验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抗疟运动”。为更好地控制疟疾，人们用狄氏剂替换了DDT（疟蚊对DDT有了抗药性）。很快，药物喷洒员就出现了中毒反应。他们病情十分严重，超过一半的人（来自不同项目）中毒后浑身抽搐，部分人死亡，也有部分人中毒4个月后才产生抽搐反应。
艾氏剂多少有些神秘，虽然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却与狄氏剂密不可分。当你把胡萝卜从含有艾氏剂的土壤中拔出来，你会发现它们竟然残留着狄氏剂的成分。生物活体和土壤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这样炼金术式的转换误导性极强，如果化学实验者预先知道艾氏剂的存在，当他检验艾氏剂是否残留时就会被表象蒙骗，误以为残留物已经分解，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残留物还在那里，只不过是转换成了狄氏剂，得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
艾氏剂和狄氏剂一样有着极强的毒性，会导致肝肾功能退化。一片阿司匹林大小剂量的艾氏剂可以杀死400多只鹌鹑。据记载，人类中毒案例大多与此类工业污染有关。
与同种类的杀虫剂一样，艾氏剂为未来投下一片威胁的阴影——不孕症。野鸡服用一定剂量的艾氏剂后，虽不致死，产蛋量几乎为零，孵出的小鸡寿命也很短。不仅禽类会这样，老鼠在艾氏剂的影响下也更难怀孕，生下的后代更是虚弱而短命。小狗服用艾氏剂后，繁育的幼崽只能存活3天。亲体遭难后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后代，人类何时遭殃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郊区和农场仍在通过飞机大规模喷洒艾氏剂。
安德萘是氯化烃家族毒性最强的“狠角色”，其结构与狄氏剂十分相似，唯独分子结构有细微不同，这就使得安德萘的毒性比狄氏剂强5倍。这样一对比，安德萘的前辈DDT几乎是无毒的了。安德萘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于鱼类的毒性是DDT的30倍，对于一些禽类则达到了300倍。
过去10年间，安德萘毒杀了大量鱼类，污染了井水。牛类因误入喷洒过药物的果园而丧命。不止一个州的卫生部门警告，如果继续放任使用安德萘，人类生命安全将受到危害。
然而，就算人们考虑周全，积极行动，不再任意使用安德萘，做好万全的防范，悲剧还是发生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跟随父母从美国搬迁至委内瑞拉。刚搬入新家，他们就发现了蟑螂，为了消灭蟑螂，家里连续几天喷洒了安德萘。喷洒药物之前，家长将孩子和宠物狗带出了房子。上午9点，药物喷洒完毕，大家对地板进行了清洗。下午，孩子和狗回到了家中，可是大约1小时后，小狗就开始呕吐并全身抽搐着死去。晚上10点，婴孩也产生呕吐和抽搐的症状，失去了知觉。在安德萘的致命影响下，这个原本正常而健康的孩子变得仿佛木头人，不能看也不能听，肌肉时不时抽动两下，完全和外界断开了联系。纽约医院花了几个月时间救治这个孩子，最终无力回天，孩子好转希望渺茫。负责护理的医师报告说：“孩子能否好转我们毫无把握。”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和有机磷酸盐同样是世界上毒性极强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最主要也是最显著的危险在于，不论是直接使用喷雾剂，还是由于疏忽大意，接触到空气中飞散的药物及带有药剂的植物，就算只是接触过盛放过药剂的容器，都会立刻发生中毒反应。佛罗里达的两个孩子发现了一个空袋子，拿去修补秋千。过了不久，两个孩子都死去了，他们的玩伴也出现了中毒反应。原来这个袋子曾经装过一种杀虫药——对硫磷，一种有机磷酸酯，实验证明，毒死孩子的元凶正是对硫磷。威斯康星州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对堂兄弟不幸于同一晚去世。之前，他们中的一个在院子里玩耍，孩子的父亲正在隔壁的田里给马铃薯喷洒对硫磷，药物飘到院子里，被孩子吸了进去；另一个孩子跟父亲边嬉闹边跑进谷仓，不小心用手触摸了喷洒装置的喷嘴。
杀虫药的来历耐人寻味。早在几年前，有机酯、磷酸等化学物质就已问世，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德国化学家哈德·施雷德尔才发现了它们杀虫的功效。研究结果一出，德国政府忙不迭确定了此类化学药品的价值，认为它们代表着人类战胜了自我，是当之无愧的终极性武器。随后，德国政府开始秘密研发这种化学物质，他们当中有的被制成了致命毒气，会导致神经错乱，有的则变成了杀虫药，与前者是同属关系。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着生命体。它们摧毁体内的酶——这些酶在体内起到功能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瞄准昆虫和热血动物的神经系统，对其进行破坏。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借助一种名为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物”在神经间传递，乙酰胆碱履行完职责后就会消失。事实上，乙酰胆碱在体内出现时间实在太短，如果不采取特殊办法，化学工作者很难在身体摧毁它之前进行采样。化学传导物的短时性维系着身体的正常运转。如果乙酰胆碱在神经脉冲传导的时刻不能立即被摧毁，神经脉冲将继续穿过一根根神经，使之功能空前强化，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很快，人体将变得不协调：颤抖、肌肉抽搐、惊厥等反应随之发生，甚至短时间内就会死去。
身体本身能够处理突发状况。这归功于胆碱酯酶，它保护着我们的身体，及时清除体内失效的化学传导物。它通过精确的调整，让身体保持平衡，从而避免过量堆积乙酰胆碱，给生命安全造成危害。但是，一旦人接触了有机磷杀虫剂，体内的保护性酶也就被除掉了，酶大量减少，化学传导物越积越多。从功能看，有机磷化合物与毒蝇碱（常见于伞型毒菌）相似，后者是生物碱毒物中的一种。
频频与毒物接触会降低体内的胆碱酯酶，人体达到极限时，哪怕继续接触微量的毒物，都会严重中毒。因此，不得不使用杀虫剂的人以及长期与杀虫剂接触的人必须定期进行血液检查，这对生命安全至关重要。
对硫磷作为有机磷的一种，用途广泛，杀伤力强，十分危险。一与之接触，蜜蜂就“疯狂扇动翅膀，变得好斗起来”，它们疯狂地抓挠自己，半个小时后就奄奄一息了。一位化学家打算以最直接可行的方式探寻究竟药物剂量达到多少会使人中毒。于是，他吞服了极其微小的剂量，大约0.00424盎司。吞下药物后，他立刻瘫痪，连手边事先准备好的药物都来不及服用就去世了。目前，芬兰人常常服用对硫磷自杀。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媒体报道称，平均每年有超过两百例对硫磷中毒事故。世界范围内，对硫磷致死率触目惊心：1958年，印度有100起对硫磷致死案例，叙利亚有67起；日本平均每年有336人死于对硫磷中毒。
但是，美国农田以及果园已经投入使用了700万磅对硫磷——它们通过手动喷洒器，电动鼓风机、洒粉机、飞机播撒。医学权威机构数据显示，光是在加州农场施用的剂量就足以使“5倍到10倍世界人口丧命”。
极少数情况下我们也能幸免于难，对硫磷及与之类似的药物分解得很快，和氯化烃相比，它们停留在庄稼上的时间较短。但是，它持续的时间足以带来严重乃至致命的后果。在加利福尼亚的里弗塞德，采摘柑橘的30个人中有11人得了重病，所有人都不得不住院。他们表现出典型的对硫磷中毒的症状。原来，大约两周半前，橘林喷洒过对硫磷；毒物残留了16到19天之久，弄得他们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进入半昏迷状态，十分悲惨。而这还不是对硫磷残留最久的一次，某橘林1个月前喷洒了对硫磷，6个月的标准化处理过后，人们还是在橘瓣里发现了毒物残留。
在农田、果园、葡萄园施用有机磷杀虫剂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不少正在使用这些化学药品的州建立起了实验室，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就连医生自己也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在处理中毒者时戴上了橡胶手套。洗衣妇处理患者衣物时，同样可能因吸入对硫磷受到影响。
另一种有机磷酯叫马拉硫磷，它们在大众中的名气不亚于DDT，被人们广泛应用于园艺、家庭杀虫、喷射蚊虫等方面。此外，人们还用它们进行大面积杀虫：佛罗里达州的一些社区为消灭地中海果蝇，集中喷洒这种药物。在同类化学药品中，马拉硫磷被认为是最无毒的，可以任意使用，不用担心它会带来危害。商业广告也在鼓励人们放宽心对待它们。
所谓安全的马拉硫磷并没有那么安全，所谓的依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安全性。当然，我们在其投入使用几年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再正常不过了。马拉硫磷的“安全”不过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自我保护力超强，含有一种能分解毒物的酶，在酶正常的情况下，马拉硫磷相对无害。但是一旦酶受到损坏，功能出现障碍，毒素将立即入侵人体。
不幸的是，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大。几年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发现，马拉硫磷与其他有机磷酸盐混合，其毒性比单纯叠加两种化学药品的毒性严重得多，是它们的50倍，这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换言之，两种药品混合后，只需要1%的剂量就能置人于死地。
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其他化合物的研究。不少有机磷酸盐杀虫剂带有剧毒，混合多种药剂后，毒性会增加或“强化”。当化合物进入人体，就会摧毁肝脏中用来分解毒物的酶，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毒性。两种药剂并不一定同时进入人体，本周喷洒某种杀虫剂，下周再喷洒另一种同样会带来危险。通常，我们很容易在沙拉碗里发现不同有机磷酸盐杀虫剂的混合物，单独来看，它们的剂量都没有超过国家标准，但是混合在一起后，它们会发生化学反应。
我们目前并不了解这些危险化学反应的细节，但实验室了解，它们常常有些恼人的新发现。其中一项发现表明，有机磷酸盐就算与不是杀虫药的物质发生反应，毒性也会增强。例如，某增塑剂与杀虫药相比，更能增强有机磷酸盐的毒性。同样，它限制了肝脏酶的功能，使之无法拔除杀虫药的“毒牙”。
人类生活中其他化学物质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呢？日常服用的药品是否有这样的效果？有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已知部分有机磷酸盐（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与肌肉松弛剂等相关药品发生反应时毒性会增强，而在其他有机磷酸盐（仍然包括马拉硫磷）的作用下，巴比妥酸盐的催眠功效显著增强。
古希腊神话里，美狄亚女巫遭遇情敌横刀夺爱，抢走其丈夫伊阿宋，勃然大怒，一气之下赠予新娘一件有魔力的长袍，新娘穿上长袍后当场暴毙。这间接致死的长袍不正是咱们现在的“内吸杀虫剂”吗？它们施展特异魔力，让植物和动物也沾上毒性，变成了美狄亚的华丽长袍。凡是与之接触的昆虫都得一命呜呼，吮吸过植物汁液的昆虫更是如此。而这正是杀虫剂的最终目的。
内吸杀虫剂奇异得超乎想象，恐怕连格林兄弟也无法构想出它们的世界，与之最为相似的大约只剩查理·亚当斯的漫画了。只不过，在它的世界里，奇妙的童话森林变成了毒林，昆虫吃一片叶子，喝一口树汁就得死；这里的飞虫因叮咬一只狗而毙命，狗的血液早已变成毒液；这里的昆虫，哪怕从未沾上过任何一株植物，也会因为植物蒸发的有毒物质而死去；这里的蜜蜂采来毒花粉，在蜂房里酿出毒蜂蜜。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从大自然中找到了灵感。他们发现含有硒酸钠的土壤中生长的麦子对蚜虫和红蜘蛛免疫，从而实现了研发内部自生杀虫剂的梦想。硒，一种天然元素，存在于岩石和土壤中，但它们数量少，十分稀有，故而成为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内吸杀虫剂之名的由来在于它可以渗透动植物组织的内部，让它们具有毒性。部分氯化烃杀虫剂及有机磷药物也具有这种属性，它们大多是人工合成的，少部分是天然产物。不过，大多数内吸药是有机磷物质的提取物，不太容易形成残留。
内吸杀虫剂还以其他迂回的方式起作用。种子接触了它，不论是浸泡其中还是涂上一层杀虫剂与碳的混合物，无不会将其效用传给植物的后代，发芽后也将毒害蚜虫及其他吮吸类昆虫。内吸杀虫剂确实能保护蔬菜，保证豌豆、蚕豆、甜菜等免受病虫危害。加州很长时间一直种植这样一种棉籽，它们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内吸杀虫剂。195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25位在圣华金河种植棉花的农民因接触毒种子突然集体发病。
有些英国人好奇，蜜蜂采集了受内吸杀虫剂污染的花粉会如何。为此，人们调查过一片施用了八甲磷的土地。他们发现，植物在开花前施用杀虫剂后，花粉就带有了毒性。由此我们可以预测，蜜蜂酿的蜂蜜同样会遭受八甲磷污染。
使用动物内吸杀虫剂主要是为了防控牛蛆，一种具有破坏力的寄生虫。为了成功消灭宿主血液和组织中的病虫，人类必须非常小心，防止杀虫剂带来致命的毒性。这样的平衡关系十分微妙，政府部门的动物专家目前发现，反复使用小剂量杀虫剂会逐渐降低动物保护性酶——胆碱酯酶的供应能力。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哪怕是额外增加微小的剂量，动物也会中毒。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杀虫剂的施用范围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可能会喂给你的爱犬一片药丸，因为听说吃了这片药丸，它的血液就能毒死跳蚤。但是这样一来，狗可能也会遇到与牛一样的危险。不过，似乎还没有人发明出适用于人类的药物，用人类的血液来毒死飞蚊。但这也许就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本章到目前一直在讨论致命的杀虫药，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对抗杂草的呢？
为了简单快捷地除掉多余的植物，大量化学药品应运而生，它们就是除莠剂，日常也叫除草剂。第六章将介绍这些药物的使用情况以及误用情况；目前困扰我们的问题主要是除草剂是否有毒，是否会危害环境。
目前人们广泛认为，除草剂除掉的只是植物，不会威胁动物，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除草剂中很大一部分化学成分不仅对植物起作用，还会影响动物组织。它们对机体起到的作用截然不同，有的只是带来普通中毒反应，有的则会强烈刺激新陈代谢，令体温剧烈升高，有的则单独或与其他药品共同引发恶性肿瘤。除草剂和杀虫剂一样含有危险化学物质，继续无所顾忌地施用这些药物，盲目守旧，坚持认为它们是安全的，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纵使实验室源源不断地研发出新型化学药品，砷化合物却是沿用至今，不论是作为杀虫剂（之前提到过）还是除草剂，它都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曾经，这种药物的使用情况并不怎么让人放心。它们喷洒在路边，毒害了不少奶牛，除掉了数不尽的野生动植物。池塘、蓄水池里满是水生除草剂，公用水可持续发展堪忧，人们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更无法在池塘里游泳。洒在土豆田里用来除掉葡萄藤的药物，更是夺走了不少人畜的生命。
过去，硫酸常被用来清除葡萄藤，但是1951年，硫酸短缺，亚砷酸钠替代硫酸，用于清除土豆田间的葡萄藤。农业部认为有必要发布警告，禁止人们进入刚刚喷洒过砷的田地，但是牛可读不懂这些警告（其他野生动物、鸟类同样读不懂），就这样，警告刚一发布，就传来了耕牛中毒的消息。之后，一位农夫的妻子因饮用被砷污染的水而死去，英国最大的化学公司（1959年）立即停止生产亚砷酸钠喷雾，召回了经销商手中的货物。紧接着，农业部声明，砷亚酸钠会为人畜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农业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此类药品。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同样的禁令。但是，美国至今没有禁止使用这种药物。
还有一些含“二硝基”的除草剂。在美国，它们目前是最危险的除草剂。二硝基酚极易激发新陈代谢，这也是为什么它曾被用来消灭杂草。但是，它的剂量很难把控，稍有不慎就会从除草剂变成毒药，甚至给人带来生命危险。不少人因它而死去，有些人则留下了终身损伤，最终该药品同样停止使用。
五氯酚，又称五氯，也是除草剂的一种，它们常沿铁路轨道喷洒，荒地喷洒也很常见。五氯毒性极强，小到细菌，大到人类，无不受其毒害。理论上说，它和“二硝基化合物”类似，都是通过影响身体功能损伤机体，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机体自焚殆尽。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报告过一项事件，五氯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位卡车司机将柴油与五氯混合，用来清除棉花叶。当他将高浓缩药物从桶中倒出时，不慎将龙头弄掉，又裸手捡回了笼头。事后他虽立即洗了手，隔日还是出现了严重反应并因此丢掉了性命。
不论是亚砷酸钠还是苯酚，拿来当作除草剂显然会带来不良后果，其他杀虫剂的危害则隐藏得较深，例如目前最有名的蔓越莓除草剂氨基三唑，又名“杀草强”。据说它的毒性相对较低，但是从长远看来，它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癌，严重威胁野生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安全。
还有些除草剂含有诱导基因突变的物质，进而影响遗传。既然我们都担心辐射会影响人类基因，带来基因突变，那又有什么理由无视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化学物质所带来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