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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发展史一直以来都是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生命的形态，决定了自然花草以及动物的生活习性。生命虽会改变周遭环境，但是和整个地球的发展史相比，这种反作用微乎其微。直到新的物种——人类出现，事情才发生了改变。他们拥有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新时代的幕布就此拉开。
过去30多年来，人类的力量迅速膨胀到令人生畏的地步，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给自然带来了种种危害，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污染。人们向空气、土壤、河流、海洋排放了大量危险乃至致命的物质，而这种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们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恶果，不仅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还入侵生物组织内部。环境遭受大面积污染，其罪魁祸首正是化学物质。和放射性污染相比，它可能没那么受人关注，但是它改变了世界的本质，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本质。锶-90随着核爆炸扩散到空气中，随着雨水进入土壤，化为放射物缓缓飘落，寄居在土壤里，渗入草丛、玉米地和小麦地中，进入人体并留存下来，直到他们死去。同样，庄稼地、森林、花园里喷洒的化学药物长期留在土壤之中，入侵生物组织内，在不同的生物体之间相互传播，造成死亡及连锁中毒反应。还有一种污染方式则更加悄无声息，污染物随着地下水流淌，直到它们暴露在地表，与空气和光照接触并发生化学反应，以一种新的形式危害植物、牲畜。昔日纯净的井水遭受了污染，给用水之人带来不明伤害。这一切就像阿尔伯特·施伟泽曾说过的那样：“人类犯错而不自知。”
地球孕育生命耗费了数亿年的时间。经年累月，生命不断发展、进化，走向多样化，最终适应了环境，与自然平衡发展。环境供养着生命，为其成长创造出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环境用它苛刻的标准塑造生命，引导着生命的发展方向，并为之设置了不少障碍。例如，有些石头带有危险的辐射，哪怕是一切生命的能源——太阳光，也会释放出短波辐射，带来危害。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不是以年计而是以百万年计的时间里——生命将适应环境，实现与自然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时间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药，然而现代社会最缺的就是时间。
环境飞速变迁，新情况层出不穷，这一切并非大自然有心之举，而是人类的轻率和激进带来的后果。放射性物质存在于岩石本底辐射中，宇宙射线爆炸或太阳紫外线也包含放射性物质。毕竟，在生命产生前，这些现象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现在的放射性物质可不仅如此，它还变成了人类改造原子的特殊产物。化学物质对生命来说再也不是岩石经过自然洗涤后，随江流入海的钙质、二氧化硅、铜和其他金属元素。如今，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令它们摇身一变，成了“人工合成物”，实验室是它们的摇篮，在自然界中，它们独一无二。
按照大自然的规则适应这些化学物质需要时间，人一生中的寥寥几年远远不够，而是需要千秋万代的丰富积累。饶是如此，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原因在于，实验室产出的新物质层出不穷，光是美国，每年实际投入使用的化学物质就高达500余种。这个数据无疑是惊人的，但人们很难发现它的深层含义——每年，人和动物都需要做出改变，以适应这500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新物质。
人们用部分新物质对抗自然。20世纪40年代起，陆续有两百多种化学物质被用来杀死昆虫，清理野草，消灭啮齿动物等，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消灭害虫。这些化学物质还被冠以不同的商标，在市面上销售。
目前，喷雾剂、药粉、喷洒药水在农耕、园艺以及家庭中广泛使用，各类昆虫，不论好坏，均成了它们的“刀下亡魂”。从此，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欢跃，树叶面临枯萎，土地走向荒芜。而人们的初衷仅仅是去除野草，杀死害虫。当我们将这些有毒的物质洒向大地时，谁又敢相信它们是无害的呢？它们可不是什么“杀虫剂”，它们是“杀生剂”。
杀虫喷雾剂广泛投入使用，从最初的DDT进入大众视野，到后来更多毒性物质的研发，杀虫药不断更新换代。这主要是为了跟上害虫更新换代的速度，它们用自身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进化出超级物种以对抗杀虫剂。这样一来，人们就发明出更加强效的杀虫剂，昆虫再进化，药效再加强，整个过程呈螺旋式上升。此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卷土重来，每一次喷洒杀虫药后，它们的数量反而更多了，如同烧不尽的野火，威胁到其他生命。
当今，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正如核战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一样，环境污染潜藏着巨大的危害。积累在植物和动物组织里的有害物质越来越多，甚至渗入细胞当中，改变和破坏遗传物质，进一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过去，部分所谓的人类未来工程师曾绞尽脑汁琢磨着将来某一天能设计和改变人类的细胞原生质。现在，辐射等化学物质轻易就能改变我们的基因，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小小的杀虫药竟决定了人类的未来，这可真是耐人寻味！
咱们可真够冒险的，可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今天这段历史，一定讶异于我们糟糕的权衡能力。人类如此聪明的物种竟会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消灭区区害虫，哪怕冒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但这就是客观事实，虽然这么做压根经不起推敲。我们为了保证农业产量，大规模使用杀虫剂，可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粮食产量过剩吗？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农场缩减耕地面积。为了不让农民种地，国家给他们提供资金补贴。饶是如此，农产量过剩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光是1962年，纳税人就贡献了超过10亿美元作为过剩粮食储存费。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分局降低了农产量，而其他州则还在采用1958年的老办法：“通常我们认为，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减少庄稼种植会鼓励人们使用化学药品，以在最少的土地上收获最多的庄稼。”因此，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无法阻拦人们对杀虫剂的热情。
我并不是想说虫害问题就不存在了，也不是说我们就该置之不理。防治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试着解决问题，却惹上一系列麻烦，这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屡见不鲜。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种类多样，随遇而安。人类诞生后，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与人类产生了矛盾，它们与人类争夺食物，传播病毒，而这也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人群密集区，尤其是卫生环境较差的地区，需要格外重视致病昆虫。自然灾害或战争爆发的年份，以及极度贫穷和饥荒的情况下，致病昆虫的危害不容小觑。然而目前，现实仍然很残酷，大规模喷洒驱虫剂防控害虫收效甚微，疫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走向恶化。
早期农业鲜有受害虫侵扰，随着农业集中化发展，人们在一片土地上大规模集中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某种昆虫的数量剧烈上涨。单一的农作物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它不过是工程师臆想的好办法。多彩多姿的景色是大自然的馈赠，人类却不领情，一心想要简化它。这样一来，人类破坏了自然界固有的平衡，违背了原有的自然准则。原本，适宜某种生物生活的地域面积是有限制的。但是，大面积集中种植小麦，将会为食麦昆虫的大规模繁殖提供便利，如果将小麦与其他植物混种，这种情况就会改善许多。
其他情况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早些年，美国大城镇普遍在道路两旁种植榆树。现在，他们满怀希望种下的美丽榆树彻底失去了昔日容光，病虫害席卷，罪魁祸首正是一种田甲虫。如果将榆树与其他树种混种，这种大规模的传染几乎不可能发生。
认识现代虫害还应考虑到生物以及人类的发展历史，它离不开生物的迁徙：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离开它们原有的居住地，搬迁至其他地区居住。英国生态学家查理·艾登在最新的著作《入侵生态学》中仔细研究并生动描述了这一全球大迁徙。早在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
时期，泛滥的海水切断了大陆间的陆桥，生物被困在艾登所说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种类的伙伴相互隔绝，衍生出了不少新物种。大约1500万年以后，曾经分离的大陆再次合并，生物迁徙由此开始。现在，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人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动物总会跟随植物迁移，因此，现代昆虫传播主要靠植物进口。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们加强进口植物检疫。这一措施虽然相对较新，但并不是那么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引进了近20万种不同种类的植物。在美国，90多种害虫都是偶然从外国带入国内的，其中大多数都搭了进口植物的“顺风车”。
入侵动植物到了新的地域，摆脱了原有居住地自然力的约束，数量飞速增长，不受控制，蓬勃发展起来。也难怪，最令人烦恼的通常是从其他地域传入的昆虫。
不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人为导致的生物入侵，都有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大规模整治化学药品十分耗费时间和金钱，用艾登的话说，“当务之急不仅要发明新技术以应对生物入侵，更应当了解动物是怎样繁殖的，生存环境与繁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生物与环境的平衡，有效抑制虫害大规模爆发以及新的入侵”。
我们的知识储备是足够的，只是我们并不常运用这些知识。高校培养了不少生物学家，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在政府机构任职，我们却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任由致命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一样喷洒，仿佛除了使用化学药剂就没有了别的选择。但事实上，选择太多了，只要我们抓住机会用心寻找，就会发现更多的解决方式。
我们是否被迫接受糟糕的命运而不自知？是否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用生物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好像水已经淹到脖子了，稍不留神我们就会被环境恶化的巨浪吞没”。为什么我们要被迫容忍带毒的食物和荒芜的家园？为什么我们要被迫参加本可避免的战争？为什么我们一边忍受着马达在耳边的轰鸣，一边还得小心呵护随时可能错乱的神经？谁愿意每天担惊受怕地生活？
但是，现实终究是现实。总有些狂热分子试图建立一个无菌无害的世界，其中不乏某些专家以及所谓的防控机构。大量证据表明，这些热衷于杀虫剂的家伙无疑是残忍的。“昆虫学家们倒像转行做了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收费员、司法员一般，随时都得执行任务。”康来犹卡特的昆虫学家尼勒·特诺如是说。农药滥用在各州乃至联邦代理处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着。
在这里，我并不是主张彻底停用杀虫剂。我想说的是，我们将有毒化学药剂的使用权不加区分地放在人们手中，完全忽视它们潜在的威胁，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我们迫使人们使用这些药剂，既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些物质的危害。如果连《权利法案》都无法确保人们远离毒物侵害，不论其来源是私人还是国家，那只能说明连我们那智慧过人、眼光长远的祖先都无法处理好这类问题。
此外，要强调的是，我们将这些化学药剂投入使用之前，从来没有调查过它可能会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正是由于我们对大自然的忽视，子孙后代可能不会宽恕我们的所作所为，因为自然始终供养着地球上的生灵，无怨无悔。
目前，人们对于自然所受到的威胁并未完全引起警觉。这个时代不缺专家，只是每位专家都太过专注自己研究的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时代工业占统治地位，金钱至上观的地位难以撼动。每当公众意识到杀虫剂一定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从而发起抗议时，一些小小的许诺就能满足他们。是时候撕开这些伪善者的真面目了，我们得向糖衣炮弹说“不”。是否该防治昆虫需要大众来判断，决定是否继续当前的道路，这需要大量实践作为支撑。金·路斯坦德说过：“忍耐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