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一现场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查阅格林斯潘所有论文的权限，并与格林斯潘的同事们和朋友们进行了大量访谈。从2010年的秋天开始，在随后5年里，我一直是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的常客，并因此可以多角度地感受他：在家里，他为英国前首相举办晚宴；在他位于纽约里兹的中央公园南部的套房里，工作人员用一个由巧克力制成的美联储大楼的模型来欢迎他；在阿西拉站的火车上，他慷慨地给搬运工小费，以此践行他的再分配理念。当我和格林斯潘的对话记录了70多个小时后，我停止了录音。然而，有趣的事情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它们并不总是发生在录音机还在运转的时候。格林斯潘提起了自己对汽车的热爱，尤其是汽车能让他从灰暗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在这之后，我在他的办公室留了张便条，想跟他确认这一点。后来，格林斯潘回答说：

亲爱的塞巴斯蒂安

1959年，我买了一辆带尾翼和红色真皮座椅的别克敞篷车。伴随着巴赫的音乐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飞驰，这太令我振奋了。无论如何，我再也想不起我曾在买车之前感到沮丧了。

祝好
艾伦

我费尽心思找到了一张符合格林斯潘所描述的照片，并寄给了他。格林斯潘的助理转述了他的回答：

格林斯潘他的车就是这种型号！但是他的车内饰是红色，外面是黑色的（这张照片里外面是白色的）。他说他的车有空调。

在关于金钱和权力的讨论中，格林斯潘变得不可捉摸。起初，我问到了格林斯潘的浪漫生活。“我约会过新闻主播、参议员和选美皇后。”他在回答时显得有点儿顽皮。我问他，什么使他最快乐。他诚恳地回答道，是一种进步感，一种身处在峭壁却依旧向上的生命轨迹。我问他，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仍坚持称自己是一个“伴奏者”。只有追溯到他小时候所经历的爱与伤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的雄心、他的羞怯以及他在华盛顿的行事方式，这些都源于20世纪30年代格林斯潘在曼哈顿北端所经历的少年时代。

一些最好的研究材料几乎仍然来源于格林斯潘自己。几位勤勉的记者曾试图找到格林斯潘所写的早期著作，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奇怪的是，授予他学位的纽约大学却找不到这篇博士论文了。然而，在格林斯潘的办公室坐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当提及其年轻时代的想法时，他的目光总会下移，落在一本厚厚的活页夹上。有一天，当格林斯潘回到自己的理念演化这一话题时，我抬头看着架子上同样的位置。我说，我很想读那本早期的作品，并且故意盯着那本活页夹。尽管里面的内容有些尴尬，但他还是把它给了我。

我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安·兰德的身边聚集了一群的客观主义者，格林斯潘是这群人当中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客观主义的经济学”的演讲。我想知道，在格林斯潘30多岁的时候，是否有录音或者文字片段，能让我深入了解他的世界观。有一天，为了寻找格林斯潘那些时候的朋友和同事，我前往弗吉尼亚州森林里的一间僻静的小木屋，并与洛厄尔·维尔特班克（Lowell Wiltbank）交谈。维尔特班克曾在格林斯潘的小型咨询公司里负责管理电脑和机器。当得知维尔特班克本人就是兰德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时，我询问他是否保留有兰德运动的纪念品。他说自己的地下室里堆满了这些东西。在很久之前，我就拥有了一份300页的文字记录：对于格林斯潘理念思考的巅峰期而言，这些记录构成了其意识的一幅地图。

毫无例外，这类研究常常像在枯井里面打水。不过，那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人还是给予了我回报：在共和党煽动者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个人档案中，我发现了格林斯潘向理查德·尼克松提交的、关于1968年种族矛盾以及暗杀的毫无歉意的保守言论；在按照《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公布的采访和文件中，我了解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衍生品和抵押贷款记录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我还搜集到了一些爱着他的女人们的敏感回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安德烈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就像我在本书致谢里写到的那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优秀的研究小组使我深受启发。我们之间进行了数百次访谈，我查阅了数千页的原始记录文件，以求尽可能生动、准确地重现格林斯潘的生活。

当格林斯潘同意配合这个项目时，我有点惊讶。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在自己回顾性研究中引用了我所写的、关于对冲基金的故事，并表示了赞许。于是，我尝试着联系他。不过，我当时认为，自己早期所写的一本书可能会影响他对我的态度。在那本书中，我讲述了在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治下的世界银行。尽管我对沃尔芬森的评价总体上是正面的，但反响并不好：沃尔芬森试图诋毁我，世界银行的书店也决定不再展出它大量订购的书。有一次沃尔芬森正在大发脾气，其手下安排了他的一位杰出的朋友打来电话，并让他冷静了下来，这位朋友就是格林斯潘。

尽管有这种不顺遂的背景，但格林斯潘仍然同意与我们谈谈，尽管他明白他可以宣称我的评价和结论无效。根据出版代理人的建议，我试图锁定他，要求他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与我合作，而不是与其他作者。然而，这个时候格林斯潘却犹豫了，他注意到在某些时候我可能会做出他不喜欢的事情。另外，由于我没有意愿要自我束缚，所以他也不打算自我束缚。在初步试探之后，我们在相互自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对于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撰写传记而言，这是非常合适的准则。回过头来再看这种安排，我也不会希望有什么不同。这种安排让我能够完全接触我的研究对象，同时又能不受限制地保持独立。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记者，因此他明白自己不应该试图控制我。

在写作完成时，我还在犹豫，是否要把手稿给格林斯潘看看。在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我这样做，我也意识到了摊牌的风险。仅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它就很可能会令人震惊：在某些情况下，我没有告诉格林斯潘自己发掘到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需要他的评论或阐述。此外，人们通常不太容易接受局外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坦率描述。就像沃尔芬森以前那样，格林斯潘可能会对我进行还击。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证据使我反复思考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动机，而这些行为和动机与他自己的描述并不一致。显然，他不会喜欢这样。不过，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还是给格林斯潘看了这些稿件。一方面，开放似乎更值得尊敬，毕竟，他一直对我敞开心扉；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研究成果的最后审核。经过5年全心投入，我终于找到了真相，而依靠研究对象自己的记忆在最后阶段测试一下我的结果似乎是很必要的。

在收到文稿的3周后，格林斯潘从伦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在此期间，他仅仅在极少数的地方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余都接受了。他笑着说，我所撰写历史的准确性超过了正面性。在他与父母的关系的一处细节上，我听从了他的意见。接着，他还补充说明了一下，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末抵制衍生品改革的动机。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而我充分考虑了他的意见，但我的文稿基本上没有更改。

不管正面与否，我希望这段历史是有益的。作为同龄人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领域的政治家，格林斯潘的一生都为了一个重大转变而奋斗：使金融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行的固定和受管制的体制，转变为在过去25年中所实行的完全自由体制。对于推动这种转变的决定而言，没有人比格林斯潘更接近第一线了。格林斯潘的故事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