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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在做某一特定的事情时使用一种语言，而在做其他事情时则使用另一种语言。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却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却用瓜拉尼语（Guarani），也就是印第安人的本土语言。在希腊，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只用正统希腊语授课，这种语言是如此古老，以至于现在再没有人愿意讲，希腊人平时交流都用通俗的希腊语，但是通俗希腊语一直以来都没有社会地位，无怪乎直到1903年，《旧约全书》才有了通俗希腊语版，为此全国各地还发生了暴乱。
如果一个国家说两种语言，甚至更多，那么很容易产生混淆。比如，在比利时，很多城镇都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一个由法语居民使用，另一个由荷兰语居民使用。于是，一个地方既可以叫Tournai（法语），也可以叫Doornik（荷兰语）。荷兰语所说的Kortrijk就是法语的Coutrai，而法语人士（以及大部分英语人士）都熟悉的城市Bruges（布鲁日），却被当地人称为Brugge，发音当然也和法语不同。虽然布鲁塞尔拥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是，布鲁塞尔实际上还是以讲法语为主。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还涉及人们的情感问题，至今已有许多届政府因为这个问题而下台。问题的症结在于荷兰语居民和法语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变迁。法语居民居住的瓦隆尼亚区（Wallonia），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比利时的经济重镇，但是随着传统重工业，比如金属、煤炭业的衰退，比利时的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了人口众多的法兰德斯地区，而这里过去属于落后地区。
当瓦隆尼亚区处于经济鼎盛期时，荷兰方言，即法兰德斯语被禁止在国会、法院，甚至是学校使用，这自然引起了多数荷兰语居民长期的不满。双方的抵触情绪一触即发。有一次，法兰德斯的一些讲法语的镇子选出了一位讲法语的市长，这位市长拒绝以荷兰语执行政务，这直接导致了比利时政府两度被推翻，而这次事件也留给比利时政府长达10年的阴影。
在讲法语的加拿大，问题似乎更为严重。1976年，魁北克分裂主义政党人士在勒内·莱韦克（Rene Levesque）的领导下通过了《101法案》，该法案禁止商业招牌使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限制进入英语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规定移民子女也必须进入法语学校，即使他们的父母都说英语），超过50个人的公司必须使用法语。
负责这条法案实施的委员会名称听起来就很恐怖，叫“法语监督委员会”。他们设置了400名语言警察，一旦发现违规现象，就会开出高达760美元的罚单。后来，“Merry Christmas.”这样庆祝圣诞的句子也必须取消，15000个印有“Dunkin' Donuts”的袋子都被悉数没收。这些举措激起了魁北克说英语的80万居民的强烈反感。
1988年12月，加拿大最高法庭认定《101法案》有些条款无效，并裁定：魁北克可以规定法语作为主要的商务用语，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商务语言。结果这又引发了15000名法语居民在蒙特利尔市示威游行，很多双语商标和牌匾都遭到了破坏。商店的橱窗被喷上了“FLQ”，意思是“魁北克解放阵线”，其中有一家商店甚至被炸毁。
这种因语言而起的对立情绪即使在魁北克500公里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感觉得到。由于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国家规定所有的地区都必须提供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服务。这种规定在非法语地区引起了极度不满，比如在马尼托巴（Manitoba），当地人主要讲德语和乌克兰语。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语居民在加拿大的人口比例已从1961年的29%下降到了24%。
人们在语言问题上的态度常常出乎意料地强硬。1989年2月，巴斯克分裂运动武装组织（Euskadi Ta Askatasuna, ETA）以语言和文化的独立为由犯下了672起谋杀罪。虽然这种犯罪行为为我们所不耻，但是，我们对于语言弱势群体的怨气还是很能理解的。
曾经，在法语统治区公开讲巴斯克语可能被逮捕，甚至遭监禁。同样，作为一种介于西班牙语和法语之间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在西班牙使用，尽管有25万人使用这种语言，其使用人口主要分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onia），最远可及法国的鲁西永地区（Roussillon）。在法国，有几十年时间，只要邮件地址是用布列塔尼语（Breton）写的，就会被退回，上面还会被盖有“地址禁用布列塔尼语”的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是夸张，连对说世界语的人都要加以迫害。
在罗马尼亚，有个察格勒族群（Szeklers），据说，他们所说的匈牙利语是最纯正和优美的。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倒台之前的30年，罗马尼亚政府有计划地蚕食察格勒人的文化，关闭当地学校，或者强迫当地知名匈牙利语言大学——鲍耶大学，与不知名的大学合并，甚至还铲平整个村庄，而对于所有这些行径，政府都打着语言统一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