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崔曙海于1918年移居间岛，流离颠沛多年后，在1923年回到祖国。他在间岛期间的踪迹扑朔迷离。他一生共发表了60篇小说，涉及间岛生活的作品有《吐血》（《东亚日报》，1924年1月23日—2月4日），《故国》（《朝鲜文坛》，1924年2月），《乡愁》（《东亚日报》，1925年4月6日—13日），《出走记》（《朝鲜文坛》，1925年3月），《狂人》（《东亚日报》，1925年4月11日—4月13日）， 《饥饿与杀戮》（《朝鲜文坛》，1925年6月），《日出》（《新民》，1926年3月），《馒头》（《时代日报》，1926年7—12月），《异域冤魂》（《东光》，1926年11月），《回去那天》（《新社会》，1926年12月），《红焰》（《朝鲜文坛》，1927年1月），《暴风雨时代》（《东亚日报》，1928年4月4日—12日）。 所涉及的作品数量多且都是崔曙海的代表作，因此考察崔曙海“满洲”小说意义尤为必要。

崔曙海在20世纪20年代被卡普（KAPF）所推崇，但退出卡普后其作品的倾向与阶级主义渐行渐远，由此遭受了谴责和攻击。 林和认为“曙海的现实主义文学从想涉、东仁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进步了一个台阶，是实现了将观察对象从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第一个作家，是新倾向派中最伟大的作家”。 林和的评论成为一个典范，从此崔曙海被定性为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

崔曙海研究的主题有讨论作品倾向性问题的、有聚焦于文体或叙事结构的，虽不多但也有立足于精神分析学或存在意识的。 李京敦则认为崔曙海的小说“并不是体验占大篇幅的小说，而是以经验的记录产出小说的一个过程”。 有的研究还关注了小说中的恋爱情节，认为：“崔曙海小说中的主人公信奉牺牲恋爱便能实现更伟大的对人类的爱，但却导致了深沉的悲哀和空虚，以此反讽恋爱才是支撑主人公的隐形动力。” 表彦福则认为崔曙海的文学不是单纯的贫困为题材的新倾向派文学，他的小说具有抗日意识，因此崔曙海“比新倾向派更像是抗日独立运动小说家”。

本文聚焦作品与间岛的关联性，这方面的先行研究有洪以燮的论议。他认为，国内背景下对日帝的抵抗意识会因检查受阻，因此崔曙海选择以间岛为背景表露了抵抗意识，他的文学主张如间岛移居农民的问题是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 李银珠认为，崔曙海短篇小说中的间岛象征着“亲密而生疏的地方”“富饶而贫困的地方”“希望而绝望的地方”。 车成延主张20世纪20年代韩国小说中的“满洲”是“干旱与贫困致使的移居农民受中国地主压迫的空间”， 崔曙海的小说正是代表了这一点。最近，千春花在研究中指出崔曙海小说中的“满洲”是象征着“恢复国家主权的试验地方，通过身体力行以期达到自制社会的理想空间，抑或是武装独立运动的空间”。 本文为了重新审视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欲灵活运用关于地理学领域的地方研究成果，即作为时间的相对理论，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予以区分。段义孚认为，空间是人的经验与意义尚未映射的空间，因此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而且空间是变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地方则是固定的、个人赋予价值的栖息地，能够感到安全与关爱的静谧的中心。人通过间接或直接经验将未知的空间转换成亲密的空间，这时生疏的抽象空间（abstract）变成有意义的具体地方（concrete place）。某个空间成为亲密的地方，这时我们才能对这个空间有所感觉（或意识），即地方感。

爱德华·雷尔夫主张地方是内在于人的存在，提供最根本的认同性。地方是“个人和集体安定与认同性的源泉”。 人扎根于地方，以此地为中心观望世界、相交世界。崔曙海小说中的“满洲”就可以用雷尔夫的“地方的遗失或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理论加以解析。 地方的遗失指“地方失去了真实性或被严重破坏”的状态。 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塑造的人物是没有“地方”的人物：即不知道置身于何处或找不到置身地方的人物，未能发现能够置身或能够拥有的地方的人物。地方是一些事物可以或应该隶属的地方，抑或是某些人能够拥有的对象 。本文旨在运用空间和地方的概念，以地方的遗失问题为中心，解析崔曙海作品中的“满洲”；并通过空间和地方的形象化过程中投影的性别二分法，进一步考察崔曙海小说中固有的间岛认识被叙事化的过程及其效果。

二、地方的遗失

崔曙海小说中朝鲜人的“满洲”行是寻求稳定和认同源的行为。韩国人的间岛移民可分为19世纪中后期到1910年前的第一阶段；1910年韩日合并到1920年中期的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满洲”事变的第三阶段。崔曙海的间岛体验与“满洲”背景小说属于其中的第二阶段。日本的侵略导致了朝鲜人生活穷困潦倒，而“满洲”据传是个宜居的地方，将间岛视为“福地”移居过来的朝鲜人每年激增。 1910年初，北间岛的韩人数仅10.9万，1920年激增到28.9万，到了1930年变为38.8万。其中，不乏抵抗日帝对朝的霸占与殖民统治的政治家，但大多数是被掠夺耕地的农民。 移居“满洲”的韩国人数与日俱增，1920年为46万，1931年为63万，1945年达到180万。

这样的时代景象在几个作品中反复出现。《出走记》中朴前往间岛，他“被生活所迫，憧憬着在新的世界找的新的希望和新的动力”。这时间岛被视为不仅能保障生存，更是能确保存在意义的地方。

间岛是天府金汤。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哪儿都能耕田，耕田就不用担心粮食。森林多也不用担心柴火。

好好种田就能丰衣足食了。再盖个干净的草屋，读读书，教教无知的农民，建立个理想村。荒地就能开垦起来。

这就是我去间岛时怀揣的理想。这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渡过豆满江翻过海关岭，眺望茫茫的平野和山川，年轻的我满怀理想。（《出走记》，17）

《日出》里的万洙因参与3·1运动入狱一年多，出狱后不堪刑警的监视投奔自由，选择的地方正是间岛。 这里的间岛是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中少有的既是地方又是空间的一个地方。因为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则意味着自由。人作为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的存在，人生是一个安居与冒险、执着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健康的存在将欣然接受拘束与自由、地方限制与空间暴露。 当世界响应我们欲望的时候会感到世界广阔亲切，但当世界辜负我们欲望的时候则感到世界无比压抑。 万洙作为对抗压抑的解决方案选择了间岛行。但在间岛万洙既没有得到自由（空间感）也没有得到稳定（地方感），只是加入×××团并积极参与其中，因而被捕入狱，并押在西大门刑务所。

朝鲜人辛苦找到的间岛未能提供任何的地方感。生理需要（粮食、水、休闲、繁殖）得以满足正是地方的价值所在 。但在间岛任何生理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稳定和自由更谈不上。《故国》中的云心在3·1运动那年去了西间岛，但在那里未能找到“地方”。“从未见过的险山密林、闻所未闻的红胡子（马匪）令人毛骨悚然。”（99）生活贫困的朝鲜人居多的村落加剧了云心的“不满”（100）和“忧愁”（100）。她虽加入了遍布南北“满洲”的独立团，但深感厌倦，独立团一解散就选择了回国。“红焰”也是如此，为了糊口做了十年佃农，但这种生活也不如意，于是牵着女儿找到西间岛，结果更大的苦难在等着他们。

白纸般无任何意义的开放空间因被规划和人性化而转变为“地方”。“当我们感到空间完全熟悉的时候，空间就成为了地方” 。但间岛的朝鲜移民却被无法预测的变化所困扰，间岛未能给软弱的朝鲜移民提供持久与稳定。下面记录在间岛未能发现地方的朝鲜人身影，这应该是对间岛朝鲜人最真实的描写。

从宁古塔到额穆敦化、吉林、满洲，左右往来中见到了不少各处各地的同胞，他们像活动写真一样在我眼前恍恍惚惚地时隐时现。我无法笑脸相对，他们被官吏、土民、盗贼辱骂、挨打、掠夺，唉声叹气悄然落泪的伤心情景。为了不看这种情景我是多么的竭尽全力了啊。但还是无法抵御从脑海深处涌出来的记忆碎片。起身而坐，点了一份十五钱的菜，喝下了一两杯毒烈的胡酒。

导致获取地方失败的原因是贫穷，这种情况因中国地主及握有权力的中国官吏而加速。《回去那天》是描写北间岛的朝鲜人受尽马匪折磨，终自主成立讨伐队奋起反抗追到西伯利亚的小说。与马匪的激战使8名朝鲜人牺牲。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官府是引发平凡的朝鲜农民持枪的原因。“投诉中国官府也是一丘之貉”（314），这句话说明了中国官府与马匪间的关联，他们对朝鲜人被施害无动于衷。

崔曙海小说反映的间岛情况，即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反目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沈相容将对待朝鲜移民的中国态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锁国时期、默许时期、移民欢迎时期、镇压时期。移民欢迎时期是1890—1910年，镇压时期是韩日合并直到“满洲国”成立 。崔曙海小说大都是这个时期的，这时韩国人受尽中国官府的压迫，友好景象不复存在。中国当局对韩人的政策转变为强硬路线，其代表性事件就是1925年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与“满洲”奉天省警务局长签订的三矢协定 。这个协定的具体条款证明了中国开始正式镇压朝鲜人。其中不容我们忽视的是中国人的态度从“欢迎朝鲜人”到“镇压朝鲜人”，这种转变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对日帝侵略中国的忧虑。 崔曙海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故国》《出走记》《日出》的主人公形象就能确认，他们为了解决现实中极端的不公平而投身独立团。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崔曙海已经察觉到中国人与朝鲜人的矛盾是由于日本的影响所致。

三、以损毁的女性象征间岛

如前所述，朝鲜人奔着真正的“地方”移居“满洲”，但在那里只经历了地方的遗失。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女儿等女性形象的破落与苦难反复形象化。收录于《崔曙海全集》的56篇短篇小说中，有32篇的主人公设定为母亲、妻子、女儿，其中妻子出现的作品有28篇、女儿出现的作品有17篇、母亲出现的作品有16篇。 崔曙海的作品中缺乏父亲角色，相对更多是只有母亲或妻女的家庭，因此他的小说被指女性倾向严重。

这关系到人类长时间惯用的性象征。我们将地方与女性、更多用母亲来象征。段义孚给出一个命题：“母亲是孩子首选的地方。” 将地方定义为价值、养分、支架的中心，母亲才是孩子最初的、最根源的地方。故乡（Heimat）尤其是大地母亲。

多琳梅西批评人类地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和空间二分化。 梅西认为地方在具体且抽象或普遍原理下运作，因此将空间看做普遍与抽象的领域，地方则与空间相反，把它看做特殊与具体的领域。这种二分法是不成立的。地方的具体性质与空间的普遍性质就像莫比乌斯带拧在了一起，地方也像空间一样可看做没有境界的可变的领域。空间的境界也是开放着的，具有多种（或无限的）认同性，由地方内外的社会关系与组合构成。 “跨出地方的境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男性”，女性（以母亲为代表）则“扮演着地方不变的化身” 。这种二分法相对于空间，是对地方的性别化。一直以来将地方归类为被动的、内倾的、不可触及的乌托邦或一种乡愁，提防认同性的消失将触发与主流的接近，这一切将地方定性为女性化的解释是源于男性中心的地方观念。

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立足于传统的男性中心地方观念，将女性作为地方的象征来塑造。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或女儿等女性人物的破落与苦难反复出现。《吐血》《出走记》《饥饿与杀戮》《异域冤魂》《红焰》等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吐血》中的妻子卧病在床，母亲被中国人家的狗咬伤奄奄一息。《出走记》中的妻子虽有孕在身，难忍饥饿却只能捡起路边的橘子皮来吃，还被产后病缠身。《饥饿与杀戮》中的妻子得了产后疯，女儿鹤实连个打补丁的裙子都穿不起。雪上加霜的是，去讨要小米的母亲被中国人家的狗给咬伤。《异域冤魂》的主人公被好色的中国地主蹂躏，最终怀着孩子被中国地主拿斧头砍死。主人公虽然是女性，但与其他小说一样都是受苦受难的对象。《红焰》里老文的女儿被中国地主抢走，妻子没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就病死了。

“满洲”不能提供任何地方感，在这里女性只是作为一个对象出现。与此相反，从“满洲”回到朝鲜的小说中女性以焦点话语者的身份出现。这时，朝鲜通过与“满洲”的对比获得地方意义，女性不是以对象而是以主体身份定位。《日出》是区分崔曙海文学前期与中期的分界线，上述特点在这个作品中尤为突出。 《日出》摆脱了之前以杀人放火等极端行为结尾的形式，揭示了这个阶级的前景，展现了新倾向派小说的面貌。从作品的最后段落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希望不是通过以金夫人为代表的女性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万洙的朋友京锡为代表的男性道出的。

“啊！出去吧！怎能坐着听那呐喊声呢？这模样可怎么办啊！啊！可怜的生命！我也和你们站一起。万洙，母亲，梦珠……尚镇，不，全朝鲜都一样。啊！不打破这个困境我们……我们将永远被困在这里，出去吧！”

（中略）

“哼，世界在嘲笑万洙。瞧不起万洙的母亲。万洙母亲啊！让嘲笑你的人尽情的嘲笑去吧！嘲笑你的人有什么可嘲笑你的？啊！真是可怜，掉进血泊的人却嘲笑已经迈出来的脚步！”

啊啊，万洙！我的兄弟！你就是先驱！（223）

与间岛不同这里描绘的朝鲜（故乡）承载着地方性，在这里女性可以作为主体出现，但在理念等空间领域还是彻底排斥女性，从而将崔曙海女性主义的极限暴露无遗。

此外，在“满洲”体验的地方的遗失通过寒冷的天气和房屋的瓦解展现。崔曙海的“满洲”小说大都以寒冷的天气为背景。冬天使人变得更为脆弱，这时家会是一个很好的栖身之所。 与此相反，夏天整个世界都是伊甸园，在哪里都能感到安全。 从这个观点来看，“踏过雪原追随春风”（377）找到的“满洲”一贯被描写成寒冷天气，辜负了之前的期待，证明了“满洲”对朝鲜人没能起到地方的作用。《吐血》中“翻过山岭的风很凉”（111），天气是“寒彻透骨”（111）。《出走记》中朴君“站在了海关岭，从西北刮来的春风狠狠地打在了脸上”（17），朴君的母亲边盖被子边喊“好冷啊！这里还是冬天”（17）。接着对寒冷的天气继续强调，“岁月就是不肯为我们送上夏天”（20）。《饥饿与杀戮》中也描写“从西北吹过来的寒风像箭一样刺向他的胸膛”（29）。《馒头》是一部描写饥饿难耐的朝鲜人——“我”在中国饭店偷吃一个馒头的小小说，整个作品的20%都是关于对寒冷天气的描写。 《红焰》中一些单词反复出现以强调寒冷天气，这些词有“冬天”（11）、“冷冷的天空”（11）、“暴风雪”（11）、“像是穿过北极冰天雪地吹来的寒风”（11）、“暴风又茫茫的雪花”（12）、“又冷又可怕的天气”（12）、“刺骨的风”（17）、“风”（14），等等。与此相反，云心从间岛回到朝鲜的途中有“一片一片发绿的柳树”（98），“迎春花还笑盈盈”（98）。

“满洲”是失去家人、房屋瓦解的地方。家既是“个人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性的基础”， 又是“存在的根源”（48），对所有的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家是古老的房屋、邻居、故乡、祖国，可以说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鲍勒诺夫也主张家是“人类世界具体的中心”； 没有“对生活的终极的信任”，“就不能搭起房屋居住” 。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所描写的房屋的瓦解，恰恰是“满洲”朝鲜移民经历的地方遗失的缩影。

四、地方遗失促成的想象空间——祖国（故乡）

“满洲”对朝鲜人来讲，是可以获得朝鲜不能提供的稳定与意义的地方。但“满洲”的现实告诉他们这儿与地方无关。象征地方的女性破落、寒冷的天气、房屋的瓦解，这些描写真实地传递了这个信息。耐人寻味的是，“间岛”失去地方功能的同时，朝鲜重新被构筑为新的地方。想当初，朝鲜人根本没期待在朝鲜获取地方，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有点意外。

其实，地方与共同体几乎不曾一致过。因此“地方具有本质认同性的想法” 是逆流的、是有问题的。就像人的认同性不是单一的，地方也是多样化的。多琳梅西反对“将地方理解为依赖过去，无衔接很利落，具有内在一致性，看起来很舒适，是封闭的共同体”。 固化地方的含义将其理解为封闭的空间，这时就会导致与他者的对立。基于特殊地方的民主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

《乡愁》中的金宇英在朝鲜的日子是极其屈辱的，只因寒冷天没有扫雪就被巡查扇耳光，他咬牙发誓定要雪耻。更甚的是，他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妻子、子女都统统死去。即便如此，“如果死了还有灵魂，我就要回到故乡”（25），正是金宇英的浓烈乡愁使朝鲜重新成为有意义的地方。《日出》是从间岛回到朝鲜时的作品，金夫人在大多叙事中以焦点话者的身份出现。《故乡很是可爱，看着山川就有不少的安慰》（197），这时的故乡是理想中的且浪漫的地方。对故乡的理想化继续深化，“金夫人眼里每个人都很有福气。不管大小，有个店铺主满脸油光地坐在那里，比起自己他们是多么幸福啊！”（218）。《红焰》中的老文因间岛的生活疲惫不堪，他反而回想“内地（朝鲜）——就算穷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好怀念三年前在那里受苦的日子”（16）。

《异域冤魂》的情况也是如此，“难忍饥寒交迫的生活，前年春天和丈夫邢善来到间岛”（280），但间岛的不如意让他们思念故乡，“不管能不能糊口，还是想在熟悉的故乡生活下去”（281）。作品中他们借长白山解乡愁。“想起长白山那前面就有自己生长的朝鲜”（281），这时长白山是象征故乡的一个里程碑。 《暴风雨时代》中的朝鲜人在“满洲”生活八九十年，都不知道朝鲜在哪个地方，但还是“遥望着长白山想着朝鲜”（373）。长白山“就像纪念碑、圣地、神圣的战场、墓地一样具有‘显而易见且有普遍的意义’的特征”， 因此可以担任作为地方的里程碑职责。《异域冤魂》和《暴风雨时代》中是朝鲜人将长白山与自己特定的地方等同看待，这个地方随即成了一个里程碑，他们觉得（想象）那里就是祖先还有他们自己的故乡。

随笔《呻吟声——病床日记》（《东亚日报》，1926年7月10日—17日）与《异域冤魂》的写作年代相同，其中的长白山也被描写为祖国的象征。来探病的朝鲜人“记得我的祖国是朝鲜，自己是朝鲜人，记得长白山是最高的山”（221）。他们历尽了沧桑，“变得跟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但还是看着长白山想念祖国”。 长白山是朝鲜人记忆中最崇高的地方，它被描写得非常神圣且庄严。

云卷天晴，晴朗的天空下初秋的薄雾与开始换装的绿叶相呼应，浓淡自如的天际白头屹然矗立，白云间的巨峰像是藏着千古秘密，掌握着全世界的命运。涌入闼门潭里的水流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像极了炫耀我们东方的光明。每遇此景，我不由得向白头鞠躬。同时会留下莫名的两行泪，握紧拳头。

在那伟大的长白山下诞生了我们2000万的祖先檀君嘛？就算那是神话是个迷信，只要朝鲜和朝鲜的儿女存在于世，就会传颂千秋永不消失。虽然是4000年前的古老故事，直至今日，有谁会看着长白山不忆起檀君，有谁会忆起檀君不想着长白山？

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长白山＝朝鲜民族”牢固的认识。崔曙海流露出无比强烈的民族意识，“地球毁灭、人类灭绝之前，还会流淌着我们的血液”（221），还暗自发誓：“我有父母、有朋友、有祖国。就算是死，做完该做的事，我还是会回到父母朋友身边埋于祖国。”（223）不知不觉中，祖国重新被塑造成永恒的、务必要回归的地方。

五、结论

崔曙海创作了《吐血》《故国》《乡愁》《出走记》《狂人》《饥饿与杀戮》《日出》《馒头》《异域冤魂》《回去那天》《红焰》《暴风雨时代》等“满洲”背景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崔曙海的代表作。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找不到“地方”的人物；他们不知道自己归属的地方或能待的地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停留或可以拥有的地方。崔曙海“满洲”背景小说中的“满洲”行是寻找稳定与认同性的根源——地方的行为。但在辛苦找到的“满洲”，朝鲜人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感。无法预测的变化不能给软弱的朝鲜移民提供归属感与安全感。地方的获得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是贫穷，中国地主与有权力的中国官吏加速了这个情况。崔曙海还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人与朝鲜人之间的矛盾本质，其中隐藏着的是日帝的侵略中国野心。

遗失地方的经历通过母亲、妻子、女儿等女性形象的破落与痛苦反复出现，这可以与人类长期以来惯用的性别认识相结合来理解。我们通常将地方与性别中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虽然空间与地方不是对立的，是相互的，但我们一直以来从男性中心的立场定义地方是女性的领域。崔曙海的“满洲”背景小说《吐血》《出走记》《饥饿与杀戮》《红焰》的主人公都是男性，他们经历的重要事件都是妻子或母亲的苦难。像“满洲”这样一个找不到地方感的空间，女性只是象征地方遗失的对象。此外，在“满洲”经历的地方的遗失还通过寒冷天气和房屋的瓦解来展现。值得深思的是，作品中间岛丧失地方的功能、与此同时朝鲜则重新被塑造成新的地方。想当初朝鲜人根本没期待在朝鲜获取地方，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有点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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