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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师大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情节，我们倘一翻阅《华盖集》的正续篇，对于当时的一些人物，如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之流，以及这个事件的真相，大抵可以了然。当时女师大这些青年学生，内有校长的高压，外有“正人君子”者流的舆论、报刊和流言，上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北洋军阀段执政布下天罗地网。鲁迅站在学生群众的一边，义正辞严地给予这批狼样的凶兽们以无情的打击。在两本《华盖集》中，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用来抨击他们，用力气不可谓不大。他们最后相继在正义面前失败了，在真理面前缴械了，他们要求“带住”了。但是鲁迅说：《我还不能“带住”》。这些文章，读起来至今还虎虎有生气。古人有读了美文而医好头痛病的，这些抨击章、杨辈的文章，仿佛似之。
鲁迅在这一次，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使敌人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至今在历史上还翻不过身来。
原因何在？一个女学校的风潮其实很普通，何至闹出偌大问题，牵连许多人物？假使这边没有鲁迅这枝笔，这次青年运动是否就会减色？我们试探索一下。
最后胜利永远属于革命的一方，反革命者就是一时稍沾些便宜，最后终于要失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能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鲁迅跟着革命的群众一起前进了，获致胜利了。敌人集合一批反动力量，看似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到头来还是失败，这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反动性质所决定的。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已临末日，腐朽的段祺瑞执政，想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作对，想和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作对，当然是无济于事，注定要失败的。
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学生们其始不过想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提高，对学校措施有些不满；倘使接受这些正确的要求，风潮本可避免。但既属于反动一面，他就会产生出一套反动的办法：嗾使貌作旁观、置身事外、其实是同伙的一批人，在外大说“闲话”，如陈西滢；大放流言，如现代评论派；颠倒黑白，如《甲寅》周刊与老虎总长章士钊。鲁迅在旁随时看出敌人的弱点，立即给以抨击，不使敌人野心得逞。
杨荫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
1925年，在反抗杨荫榆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3月间在北京逝世。正值人们痛悼之际，杨荫榆竟然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公妻”，不许学生去追悼，因而群情大愤。5月7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荫榆利用人们必然踊跃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的爱国热情，企图偷梁换柱，把国耻纪念大会，变为替她洗涤污垢的场所，从而达到回校办事的目的。同学们有所违抗，即加以捣乱国耻纪念会的罪名，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亦在教育部供职），威胁刘和珍和我代表大家向杨认错，否则有几个人要被开除学籍。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且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榆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清晨挂在墙上。大众看见，知是预为布置的阴谋，更加愤不可遏。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杨荫榆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我们便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诡计多端，为了破坏学生的这一革命运动，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大家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阴谋诡计更加愤慨。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见杨荫榆欲借题发挥，想借口学校修理，而迫令被开除的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于是气愤不过，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荫榆见恶毒的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大门并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与各界、亲人、慰问者隔着大门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却为杨荫榆帮腔，说她的这惨无人道的卑鄙措施，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学生们于此更感到这批家伙卑劣阴险，于是由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像这样关闭电灯，迫令燃点蜡烛，并且封锁大门，杜绝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直面相见。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就这样，我们把杨荫榆的诡计，一件件地揭破了。
杨荫榆是失败了。然而她的“上司”、她的后台老板章士钊等辈并不就此甘心。因此，就发生了堂堂教育总长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雇用流氓和三河老妈子（身体特别高大）殴打学生，并驱逐出校，禁闭在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空屋内的事件。记得那时，我眼看着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被毒打，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待到反动统治者在囚禁的人们中查点人数找不着我的消息登在报纸上，鲁迅对于一时得不到信息的我们几个人，是何等焦急！他极力托青年向各方打听。当时，章（士钊）杨（荫榆）不顾青年学生离乡来京远道求学的渴望，唯恐拔不掉这几根眼中钉，唯恐学生“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解散学校的目的，于是有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的六个学生回籍的计划传出。试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押配沧州”的一幕！如果真个实现出来，乡亲和家长们，还以为她们想是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呢！在旧社会内，遭到这种不平的待遇，能设想它的后果吗？这种倒行逆施，能不叫稍有正义感的人气愤？！正当学生们在补习学校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在校外奔走活动的几个人，也正走投无路。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同学，很多都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候只有鲁迅挺身而出，说“来我这里不怕！”如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曾经听说，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但都被鲁迅坚决顶回去了。
学生何所恃？理直气壮博得真正的舆论的同情，革命的火焰燃烧在群众的心中。各校学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支持我们最力的北大学生会，更是敌人最嫉恨的，所以敌人大造流言。但我们无所惧怕，因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学生运动也成了这个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可以遵循，我们不怕再接再厉而觉力量不继！还有真正执行孙中山先生政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支援了我们。这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所以人也越来越多，步伐越来越坚实。鲁迅用他那枝横扫千军的笔，极有力地支持了我们。
也有国民党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时，他却这样“鼓励”我们：“你们干，放胆地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妇女在内？！”我当时即想：原来他认为我们闹革命是为了要在黄花岗上争一席之地！从此，我们对这位先生再不去请教了。
鲁迅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其原因是和群众站在一起。当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开始采取慎重态度。因为许寿裳先生曾在女师大当过前任校长，还有理科主任也是许先生所熟识的，而这位主任就曾被杨荫榆当面无理地骂过“岂有此理”。这时，鲁迅可能对校事也听到了一些。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荫榆又据之以发“感言”。一群牛鬼蛇神围攻着青年学生，这就更加引起鲁迅的注意，应学生请求，代拟了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到“正人君子”们污蔑女学生太甚，于是亲自拟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和他共同联名发表，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而她们品学兼优，“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挺起胸脯，用负责的态度驳倒那些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说人话的“闲话之徒”。而这些“闲话家”们，为了掩盖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帮闲”的反革命罪行，为了模糊青年斗争的目标，卑鄙地对这次斗争的性质作了恶毒的歪曲，说什么女师大风潮之所以起来，是由于“某籍”、“某系”的煽动。企图以这种方法来封住对方的口。鲁迅怎能为他们这种无耻伎俩所吓倒？所以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具名上，鲁迅在起草时就自己写明“国文系教员”，其他签名的人，也都表明了自己的系，结果，除了“史学系主任李泰棻”之外，其余都是“国文系教员”，并且都是“某籍”（浙江籍）。这就给了专放流言的陈西滢之流一个沉重的回击。其实，只要问事情办得对人民是否有利，其“籍”和“系”本没有什么相干的，唯其他们作贼心虚，自己结党营私怕被别人揭露，所以就诬陷别人，倒打一耙，这就像流氓做了坏事反说别人也做过坏事一样，实在卑鄙。
章士钊对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为鲁迅站在青年一边——作者），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参加斗争？所以不予理会，于是章士钊就越权（旧制度佥事职务是总统任命，总长无权撤换）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
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瞿秋白同志曾经指出：
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第一次分裂，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作者）。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个分裂直到1927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1925-1926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斗争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反动派不能只靠大炮和机关枪来维持他们的统治，一定还需要从思想上麻痹和镇压人民，而现代评论派所起的作用，正如鲁迅所揭露的那样：他们是一些“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然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1921年之后，他们这样对敌人献媚和效劳，并不是无人过问的，所以这就有尖锐和激烈的斗争产生。鲁迅对这一小撮反动帮闲者的无情揭露和沉重打击，是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取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
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敌人大权在握，就不惜使用武力制造流血事件以泄愤恨。所以“三一八”惨案又继之起来了。可以说：女师大事件是“三一八”运动的一个序幕。
从1925年5月到1926年8月这一年多当中，是帝国主义加紧分割中国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普遍深入到各方面的一个大时代。当时，在上海有五卅惨案，在广州有沙基惨案，在北京有“三一八”惨案。整个中国人民都处在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惨烈搏斗中。通过这种斗争，使我们对敌我双方的阵营更划分得清楚了。
在“三一八”前后，我们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行列里，鼓舞着大众，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但是知识分子中的敌对者们，就以“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来攻击爱国不甘缄默，起来打破铁窗突围冲出的人们。鲁迅以革命队伍的代言人自任，起来向他们斥辩，指出“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见《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那些把国家大事、群众得失说成是“闲事”的先生们，其实他们自己并不把这种事情看做是一桩闲事，而是看做眼中钉的，所以想尽办法对群众思想进行麻痹，对群众运动进行破坏，直接和人民群众对立，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服务。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两个月的气候，一批反动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暴露，是敌人杀机早已萌芽，而为后来杀人者预留余地的一种姿态。
“你们做事不要碰壁。”这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压迫学生的杨荫榆派向学生群众的警告，也就是如众所知的：自己杀了人还不认账，反而美其名曰这是你们“自投罗网”、“自己碰壁”的那一套鬼把戏。我曾经直截了当地答复过他们：“杨先生这是壁！”而这“壁”是压迫者预置的一堵墙，不许革命青年逾越，你如果往前迈进一步，就要招“碰”，就要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当时的青年运动，当时的爱国运动，凡我们认为人的行为，认为人类所当为的，都被反动阶级说成“闲事”一桩，无关紧要；如果你要前进，你要反抗，那他们却是“壁”已树立，使你寸步难行，不许乱动！
但是革命的洪流，是一堵墙壁挡不了的。当时，鲁迅一方面号召青年拿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我们“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见《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另一方面也教导青年，要注意和敌人作战的方法，要使用壕堑战，不作无益的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巧妙地战胜敌人。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中庸之法。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参看《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对当时的青年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到了今天，他那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把革命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结合起来的战斗方法，对于我们在对敌斗争中还有教育意义。
鲁迅最富有革命文学者的热情。凡是读过《回忆高尔基》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做为一个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对人是多么热情，对朋友们诉说的艰难困苦多么爱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像孩子一样地时常热泪盈眶。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他的悲愤却埋得更加深沉。常常因为得不到进步青年们的消息而使得他烦恼的情形，使我每每为之不安。尤其读到他的《纪念刘和珍君》的哀悼文字，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为了聚积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鲁迅有时是不主张请愿的。他曾经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指反动派——作者）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这些话是鲁迅在“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日本等八国为阻挠中国军队在天津布防，既发强横通牒，又用炮轰大沽。北京大、中学校学生，于3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表示抗议，并向执政府请愿，要求反对帝国主义。但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射击爱国青年，遂酿成这一惨案。）发生以后，以压抑不住的悲愤写出了他对革命青年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不多时，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死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请愿群众的愤激情绪，达于极点。鲁迅在这个“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写下了如下不寻常的语句：“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果然，不出鲁迅所料，继承着“三一八”斗争的传统，后来许多前仆后继的群众爱国运动，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反而规模愈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口号更加响亮地发动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血的事实教育了青年，使他们认识到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丝毫没有妥协之余地可言。正如鲁迅所说：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然，鲁迅不主张请愿，是为了避免手无寸铁的群众和敌人正面冲突，但是既然已经和敌人接触了，那就是正如他所说的“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他公开站在群众一边，向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华盖集》里的文章，不是简单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是和敌人进行白刃战中使用过的真刀真枪，即使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寒光凛冽，锋利无比，真正担当得起帮助人民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匕首和投枪。而且如前所说，鲁迅不主张请愿，是从爱护革命力量这一点出发的，他的中心目的，是聚积革命力量，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与敌人决一胜负。但是，当时有一批“正人君子”者流，为了反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却也打出了“爱护青年”的幌子，比如他们说“三一八”爱国运动，是学生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说“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等等。这是他们明目张胆地为反动派帮腔，是企图用革命青年的鲜血来洗涤刽子手们的污手。鲁迅对这种反动论调，给了直截了当的还击：“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鲁迅当时曾经这样说过：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华盖集续编·空谈》
这种方法，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说的“火与剑”的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我们使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武装斗争的方法。几十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人民军队的坚强斗争，才使祖国获得了解放，人民获得了胜利，革命前驱者们的愿望也终于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