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

1798年，欧洲两端出版了两本关于欧洲人口的重要著作。比较权威的一本是奥地利启蒙运动顶尖政治学者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治国指南：关于我们时代的状况和概念》（ Manual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and Concepts of our Age ），在书中，他对传统智慧——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进行了总结。事实上，他甚至断言，人口增长应该被当作“政治科学的首要原则”，理由相当充分：它能够推进公民社会的两个重要目的，物质享受和实体安全。在索南费尔斯看来，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就越高，抵抗外敌和国内异见分子的能力也越强。他的论点之一是有越多的人承担国家的开支，个人要分担的税负就越轻。这种基于常识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信条的支持：自古典时代起，世界上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索南费尔斯和绝大部分同时代人，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坚信这一点。孟德斯鸠沮丧地评论道：“要是人口的这种衰减不能停止，一千年里世界就将变成一片荒漠。”

同一年里，年轻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中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当时32岁，年龄差不多是索南费尔斯的一半，然而他对未来的看法至少要比索南费尔斯悲观两倍。他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反驳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进步论者关于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是“对维持人类的生存来说，食物是必要的”和“两性间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将差不多保持现在的情形”。然而，由于“人口的力量始终会超过土地出产人类衣食的力量”，这两条自然法则的效力并不相等。一对夫妇可以生下若干子女，他们的子女又可以生下若干子女，因此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只能以算术级数扩展。换言之，资源的增长数列（1, 2, 3, 4, 5, 6, 7, 8）无力支撑人口的增长数列（1, 2, 4, 8, 16, 32, 64, 128）。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不管早晚，当人们在这种矛盾所强加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时，人口的膨胀将自然停顿。痛苦和“恶习”（马尔萨斯牧师指的是避孕）加在一起，会迅速修复平衡。

从长远看来，他们两人的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在1798年，两种观点好像都言之成理。在索南费尔斯的有生之年（他生于1732年），他所属国家的权力和繁荣的增加都同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约瑟夫二世（索南费尔斯侍奉过的四位皇帝之一）阐明了一条核心的公理：“在我看来，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财政甚至军事当局都应该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说，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数量。国家的一切优势都源自尽可能多的臣民数量。”然而在欧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机支持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特别是可能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歉收。要是马尔萨斯活得再长一点（他去世于1834年），他也许会带着些许冷酷的得意看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悲惨状况，特别是导致爱尔兰的人口在短短5年里从840万下降到660万的“马铃薯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这种矛盾暗示18世纪晚期在这方面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上。我们将会看到，就人口而言，1648—1815年这一时段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15世纪而非20世纪，虽然它同样具备许多现代特点。

数字

不难认识到为什么人口统计学是这么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分支。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家有机会将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造成数据精确的假象；另一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的任何时段，证据都相当零散，所以在描述结果时，“估计”甚至“猜测”之类的词好像都精确过头了。看起来，学者要么得做出关于国家总人口数的大胆陈述，要么得对小型社区人口状况进行微观“重建”，然后在这样的微观基础上，靠想象建立宏观结构。特别是在缺乏通信手段、识字率极低、几乎或完全没有日常行政管理的地区，如17世纪晚期被哈布斯堡王朝“再征服”之后的匈牙利，我们对于事实上的人口规模一无所知。然而，对理解这一（或者别的任何）历史时期来说，人口发展相当重要，所以必须努力尝试搭建某种结构，尽管用来搭建结构的稻草和砖都很不充足。

我们可以从总结概括一些欧洲国家自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最可靠的人口估算数值（见表2）开始。

这些统计数据都是近似值，但也有粗略程度之分。比如说，1650年英格兰的数据要比俄国的准确得多，后者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误导，原因是任何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例如在西班牙，边缘省份，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加利西亚，其人口增长比卡斯蒂利亚的中部省份快得多。在法国，埃诺、弗朗什—孔泰和贝里等省份的人口增速最快，巴黎盆地、布列塔尼、中央高原、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增速中等，诺曼底则最慢。在德意志，人口稀疏的东部的人口增长率要比人口相对稠密的西部高得多，这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德意志内部移民的数量相当大。

尽管有种种限制条件，我们还是能看出总体状况。表2按年代顺序展现了一个过程：先是停滞或缓慢的增长（1650—1700），然后是普遍而适度的增长（1700—1750），再然后是更加迅速的膨胀（1750—1800）。可是只有放到更宏观的时间框架里，它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凸显。14世纪中期“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损失，15世纪晚期人口开始逐渐恢复，这种增长的势头在16世纪一直延续。然而1600年左右，“天启四骑士”去而复返，给欧洲许多区域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带来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在人口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比如说，1599—1600年大瘟疫袭击了卡斯蒂利亚，而这只是一连串疫病的开端，到1650年时，这一区域的人口因此下降了1/4。在17世纪上半叶的普遍人口衰减中，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幸免于难。所以1650—1800年的发展既代表着恢复，又代表着重新开始增长。可是，我们所讨论的时段之后发生的事情要比之前发生的重要得多。虽然马尔萨斯提出了警告，但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增长并没有遭到生计所需资源增长缓慢的抑制。19世纪时欧洲的人口反倒继续增长，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在地理方面，就像表2反映的那样，欧洲的人口分布重心从地中海区域转到了西北部。将国家按照区域分组可以看得更清楚（见表3）。

著名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编制了表3，他提了一句，本来应该加上第四个区域——东欧，包括波兰和俄国——然而没有足够的数据。

欧洲人口重心的这一转移至关重要。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掌控着欧洲的是地中海区域。在制造业、贸易和银行业方面，地中海区域的城市异常出色；在文化方面，意大利各城邦创造了能够同古希腊相提并论的文明；在政治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分支创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然而到18世纪时，在欧洲北部人的眼里，南部俨然成了博物馆，他们欣赏这一区域过去的成就，但更轻视那里的现状。一名英国观光者在1778年表示，罗马曾经属于“一个充满了英雄和爱国者的国度，然而现在它落到了宇宙中最缺乏阳刚之气、最迷信的人们手里”。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区域的人口相对衰减，既是一系列更大问题的表现，也是其诱因。

婚姻和生育

关于欧洲世俗人口的增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婚龄提前导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龄下降五六岁，就可能意味着生育子女的数量增加50%。事实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经提出，1750—1800年英格兰3/4的人口增长都是婚龄下降造成的。在英格兰结婚当然很容易，男孩的法定婚龄是14岁，女孩则是12岁，也不需要去教堂举行仪式，在见证人面前交换誓言，甚至只是交换有意结婚的声明然后发生性关系，都被看作有效的结婚手续。然而和欧洲北部和西部别的区域一样，在英格兰，实际婚龄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们的平均婚龄是24.5岁到26.5岁。虽然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婚龄确实下降了，但里格利提出，它带来的影响可能被女性更早停止生育抵消了。

婚外生育没能抵消晚婚——在英格兰，只有1/8的女性结婚时不到20岁——的影响。按照21世纪的标准，婚外生育率低得惊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以下，英格兰就是如此（现在联合王国的婚外生育率超过30%）。在法国乡间，婚外生育率仅有1%，在巴黎也不过4%～5%。然而毫无疑问，在18世纪的进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过4 000的法国城镇里，婚外生育率达到了4%，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达到了12%～17%，在巴黎则达到了20%。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现了上升，从2.5%增长到11.9%。然而，这些数字体现的不算明显的生育力增长，对整体状况的影响可能相当小，哪怕所有非婚生子女都能够长大成人。而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非婚生子女特别容易夭折。

在那些教堂、行业工会或庄园主能够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欧洲地区，晚婚的决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然而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它通常是人们对经济状况做出的自愿反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要是一对夫妇不能独立养家糊口，就不应该结婚，也正是在这些区域，终身未婚的女性数量最多。在欧洲西北部，10%～15%（有些区域甚至达到25%）的女性保持独身，这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显著。在东欧和南欧，女性独身的比例要小得多，她们也没那么不情愿接受在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这相应降低了婚龄。在任何地区，嫁妆都是个问题，对女儿过多的父亲们——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Bennet）先生——来说更是如此。已故的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并不觉得威廉·坦普尔爵士（1628—1699）的这段文字过于愤世嫉俗：“我们婚事的订立和其他常见的讨价还价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是基于对利益或收益的考量，同爱和尊重毫无关系。”波特为支撑这一概括而列出的报纸公告显然十分讲求实际，考虑到它们的宗教背景，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婚事

圣阿瑟夫（Asaph）的主教大人，同拥有3万英镑的奥雷尔（Orrell）小姐结婚。

约克的牧师罗杰·韦恩德（Roger Waind）先生（大约26岁）同林肯郡一位超过80岁的女士结婚，他将因此获得8 000英镑现金、可以终身享用的300英镑年金和一辆四马大车。

天主教会的成员必须独身，因此没有举行此类婚事的资格。然而通过成立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的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婚事基金会（monti di maritaggio），天主教会为人口增长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为了防止陷入贫穷，人们普遍决定“无土地，不结婚”，大批男女注定只能独身或守贞。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最常见的庇护所是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得不变成基督新娘（而非男人的新娘）的未婚女孩也必须给女修道院提供一笔嫁妆，然而钱数明显少得多。我们往往想象不出18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有多么欣欣向荣。18世纪中期左右，至少有1.5万家男修道院和1万家女修道院，总共收容了大约25万人。伏尔泰不屑一顾地概括了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唱歌，他们吃喝，他们消化。”同伏尔泰大多数反教会的嘲弄一样，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许多修士和修女勤奋工作，扮演着各种各样要求颇高的社会角色。然而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生育。

修士和修女们通常不会生育（极少情况下除外），虽说可能暗中进行性活动。事实上，如果18世纪那些越发下流的反教会文学可信，那么他们沉迷的可能只有这件事。已婚夫妇被明确鼓励（虽然并非被强制要求）进行性行为，但性行为并不总能造成生育。由于缺乏直接证据，避孕是人口统计学中迷雾重重的一个领域。然而在这个领域，人们达成共识的程度非同寻常。记述科利顿（Colyton）、日内瓦、贝桑松（Besançon）、鲁昂的文献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计划生育得到了普遍实行（特别是在精英当中），规模也越来越大。试举一例，1642—1792年鲁昂的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只在18世纪中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由于女性停止生育的时间提前，甚至完全没有生育（同一时段内，完全没有子女的家庭比例由5%上升到10%，翻了一番），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由1670年的8个下降到1800年的4个，减少了一半。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强烈谴责，所以相关技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售的草药和（或）巫术方子有很多，然而它们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可靠，但绝非不出差错。据说它是由一位名叫孔东（Condom）的医生发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数量，虽然这个词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语，意为“容器”）。19世纪30年代橡胶硫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仅有的材料是布料（渗透性太高）或动物肠衣（敏感度太低）。虽说当然有人使用避孕套（如詹姆斯·博斯韦尔），但他们的目的可能是预防疾病而非避孕。1744年，一位英国匿名诗人写道：

要是没有收效不错的安全套的友善协助，

就不要尝试她提供的欢愉。

人们总是设法将避孕套说成其他国家的发明，可见它有多受轻视，英国人叫它“法国信”，法国人却叫它“英国外套”。另一种做法不那么麻烦，但避孕失败的可能性更高，那就是在阴道中塞一块海绵，性交后用注射器或坐浴盆的方法洗掉残留的精液。文学证据表明，法国人特别喜欢这种组合，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在别国游客那里，无处不在的坐浴盆还带来了许多误会和欢笑。

避孕的唯一可靠方法是禁欲，更确切地说，是避免在阴道内射精。人口统计史学家很容易赞同这一点：人们用到的技术中，最有效、最流行的是性交中断法。可惜它招来了棘手的神学争议。不以生育为目的，完全为享乐而交欢，这是可以接受的吗？男人提前将阴茎抽出，这难道不是俄南 的罪过吗？1662年的英国国教会公祷书指出，上帝设立婚姻是出于三个理由，一是“生育子女”，二是“防止犯罪，避免淫乱，让不具备守贞恩赐的那类人可以结婚”，三是“在顺境和逆境中相互陪伴、帮助和安慰”，这该如何解释？虽说存在上述问题，但性交中断法依然广为流传，许多非常流行的痛斥它的小册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论俄南罪或可憎的自渎罪过及其对两性造成的所有可怕后果》（ 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d ）在1710—1760年印刷了20版，该书作者觉得这种方法的伦理道德地位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名读者写信来说明他和妻子完全养不起更多孩子，所以这么做时良心毫无不安，却得到了直率的回复：他正在犯“可憎的罪行”。在神学光谱的另一端，关于近代早期夫妇们能用到的全部避孕技术，没有谁总结得比萨德侯爵 更好了，包括他自己喜欢的解决办法。在《闺房哲学》（ Philosophy in the Boudoir ，1795年出版）中，他通过两个主要的放荡人物之口，向天真少女解释怎样避免怀孕：

德·圣安热（de Saint-Ange）夫人：一个女孩怀孕的风险，只和允许男人侵略她阴部的频率成正比。让她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品尝愉悦的方法吧，取而代之，让她随便用手、嘴、胸脯、屁股……

多尔芒塞（Dolmancé）：……骗走繁衍的权利，违反愚人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真是最迷人的。大腿和腋下有时候也能给他提供休憩之地，他可以把种子撒在那里，没有怀孕的风险。

德·圣安热夫人：有些女人把海绵塞进阴道里，拦截精子，阻止它们钻进会怀孕的地方。有些女人迫使情人用上“威尼斯皮”做的小袋子，用本国话来说就是避孕套，精液会充满那里，但不会流出来。然而在所有寻欢作乐的可能性当中，屁股毫无疑问是最美味的一种。

死亡：饥荒

萨德侯爵显然是一厢情愿，鸡奸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非常小众的爱好，这不光是由于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受异常严厉的处罚（见后文第101—104页）。当然，它似乎没有对旧制度下欧洲的生育力数据产生任何能够辨别的影响。避孕技术的累积效应减少而非增加了欧洲的人口。某些地区存在的早婚趋势当然产生了相反的结果，然而这不能充分解释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统计学家因此得出结论：建立在生育力基础上的各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17世纪“三大杀手”——饥荒、战争、瘟疫——的减少甚至消失上。

21世纪的日常生活与近代早期生活相差最大的或许是在食品价格方面。尽管被视为理所当然，也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基本食品价格的稳定与低廉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好处。媒体的关注偶尔会造成骚动，例如，有报道称巴西的糟糕气象条件导致速溶咖啡的价钱上涨了若干便士，然而总的来说，人们每年常规的购物开支是可以预料的。此外，对大部分人来说，食品开支在薪金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还将进一步下降，这是全球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而全球劳动分工又源自快速而廉价的运输。然而，近代早期家庭最大的单项开支是食品，最大的焦虑也源自歉收。在蒸汽动力将北美大平原的无限生产力开发出来之前，大部分食品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在交通要依靠四足动物的时代，运输主要作物——谷物——十分困难，运输超过几千米，利润就没了。

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对谷物和天气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1648—1815年，对天气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两种问题。第一种是宏观的：大量证据表明，17世纪晚期属于约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漫长“新冰期”。若将1920—1960年这段时间当作比较的基准，则17世纪下半叶的平均气温要低0.9°C，而17世纪90年代要低1.5°C。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多，然而对农业生产力似乎造成了严重的抑制。第二种气象问题是短期的，多雨的冬季或春季，甚至收获时节突然出现的冰雹，会给农作物产量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要知道，近代早期的耕作者并不选种，只是将前一茬农作物的种子留一部分用来播种，所以他们栽培的品种适应性并不好，无法充分利用土壤和生长条件，甚至在不错的年成，收成也可能低到只有种子的四五倍，他们没有用于收获、打谷或晾干的机械设备，通常也不具备防水的仓储条件。

所以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西欧和中欧，生产食物的农民们清楚，饥馑之年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饥馑之年到来时，在春天就会看到迹象：庄稼生长缓慢、根部腐烂。关于歉收逼近的谣言四下流传，物价开始上涨，手头宽裕者匆匆忙忙囤积食品。有谷物可卖的人——贵族和教会地主、谷物商人和比较富有的佃农——那时不会将货物投入市场，而会等待价格达到周期性的峰值。甚至在平常年景，暮春和初夏在消费者（及其政府）的日程表中都是一段艰难时日：前一年的谷物储备即将耗尽，新一茬农作物却还没有收上来。这扇“焦虑之窗”在法国被叫作“缺口”（la soudure）。要是当年的收成看上去不怎么样，价格就会开始飞涨。然而这还没完，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小，不足以自给，还需要充当购买者进入市场，来弥补差额。为了筹措必需的现金，他们要依靠劳动或某些制造业活动，如纺纱织布。然而就在升高的谷物价格让此类附加收入越发不可或缺时，由于消费者现在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食品上，他们对手工制品的需求也会下降。

歉收之年的秋季到来时，一大批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市场以外，这批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活下去，他们以恶劣的食物维生，消耗掉自家的谷种，乞讨，犯罪，无所不为。幸运、年轻、健康、有胆量的人或许能熬过冬天，然而如果第二年的收成同样不好，灾难还是会到来。1693年5月，法国博韦主教辖区的一名低级官员指出，谷物价格的迅速上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1个月后，他再次留下了文字记录，描绘了令人痛心的场景：

街道和广场上以及城镇和乡村里出现了无数可怜人，他们因饥饿而虚弱，处境悲惨，因贫穷而垂死，没有面包。他们没有工作或职位，所以赚不到买面包的钱……为了延长一点生命、多少缓解一下饥饿，绝大部分没有面包的可怜穷人就去吃不干净的东西——猫肉、被剥皮的马肉（它们被丢在粪堆上）、宰牛时流出的鲜血、厨子抛到街道上的牲畜下水。其他可怜人吃的是用水煮过的草根和药草，还有这类荨麻和野草……可是还有人会挖出在春天种下的豆子和谷子……这些都让人们身体里出现了腐败，恶性热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开始流行……这甚至袭击了富有、不缺吃穿的人们。

这一连串事件在人口上产生的影响不难想象，我们只需要将现在我们都知道的“非洲之角”饥荒的可怕景象换到欧洲背景下，就可以明白了。最明显的是，结婚率和生育率骤降，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飙升。据估算，在1692—1694年惨不忍睹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中，280万人丧命，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15%。在西欧、北欧、中欧和东欧，17世纪90年代都出现了极具毁灭性的灾难。在芬兰，1696—1697年的饥荒至少造成1/4（可能多达1/3）的人丧命。在苏格兰，1695年的歉收之后是1696年的几乎绝收，1697年的收成稍有好转，然而1698年又普遍歉收。在阿伯丁等受灾最严重的郡，死亡率达到了20%。罗伯特·西博尔德（Robert Sibbald）爵士评论：“谁都可能在穷人脸上看到死神。”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逃过了这场大屠杀，原因可能是它们的农业体系更加平衡，但更可能是相对出色的水路交通让剩余产品可以更好地流通，自外界输入补给。

1660—1663年、1675—1679年、1693—1694年、1708—1709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歉收，其间还发生了多得多的地方性饥荒。状况随后有所好转。1709年后法国没有再发生饥荒，虽然有不少年头出现了严重的短缺，特别是1788—1789年。1741—1742年、18世纪70年代早期和18世纪80年代晚期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生存危机。17世纪晚期，地方性的灾难时有暴发，例如1763年时西西里岛出现了歉收，成千上万人饿死，社会秩序崩溃。出于之前讨论过的原因，食品短缺在欧洲不可能绝迹，直到交流手段的改进使得在“新世界”的平原上种植谷物成为可能。然而就算如此，同之前相比，18世纪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看到，人们将这种进步归因于农耕方式的改善和政府行动效率的提高等。气象条件的逐步改善也可能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不管怎样，饥荒次数和严重程度的下降，必然是造成17世纪和18世纪在人口统计史上有显著差异的一个原因。

死亡：战争

17世纪前50年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些流血事件。在国内，派系争斗变成了内战；在国外，欧洲几乎没有哪里不受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划时代争斗影响。这导致了巨大的人口灾难。1652年，一份关于遭到“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的法国内战以该名为人所知）影响的巴黎周边区域状况的报告被呈交给教会当局，报告中记载道：“大小村落遭到废弃，神职人员不知去向，街道染上了腐尸的恶臭，死尸倒卧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缺门少窗，什么都沦落成了粪坑和马厩，最重要的是病人和垂死之人没有面包、肉食、药品、炉火、床铺、亚麻布、衣物，也没有教士、医生、外科大夫或任何能够安慰他们的人。”然而巴黎盆地的居民算是幸运的，至少吞噬他们的那场冲突持续时间比较短。那时候在东部，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战争的恐怖外一无所知。“三十年战争”（开端是1618年5月23日发生于布拉格的“扔出窗外事件”）期间，军队在中欧一次次肆意破坏。免遭战火的只有高山地区和北欧的一两片幸运之地。

当时的人对这一点毫无疑问：此次战事异常残忍，就算用近代早期战争的可怕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关于士兵的劫掠、强暴、杀戮，文学作品［例如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 Simplicissimus ）］和视觉艺术［例如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的《战争的苦难》（ Les Misères et les Malheurs de la Guerre ）］都给出了令人痛心的证据。围绕着战争造成的伤亡的具体数字，后来的学者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心情迫切，认为外国人将他们的国家推回了黑暗年代，多亏普鲁士，国家才终于开始走出黑暗。这种叙事在20世纪后半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关于“凄惨”情境的描述都出现了。然而，公众舆论好像还是更赞同1943年金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首先提出的数据：城镇人口下降了1/4，乡村人口下降了1/3。但这些数据是国家范围内的平均数，就区域而言，有的是零损失，有的则超过50%。

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人口的恢复一定程度上显然仅仅是恢复而已。一旦军队离开，自然的恢复正常的能力就回归了。汉斯·博斯哈特（Hans Bosshardt）体现了幸存者让人吃惊的男子气概和生育能力，他在80岁时结了第4次婚，新娘是他20岁的教女。这位新娘给他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年，这个孩子同父异母的66岁兄长刚好去世。精力充沛的汉斯最终于100岁离世，他的遗孀改嫁后在生育上再接再厉。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彻底消失。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力图扩展法国的东部边疆，战争卷土重来。普法尔茨刚刚自“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就在1674年被蒂雷纳（Turenne）子爵的部队祸害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要让路易十四亲自为破坏三十年的重建（rétablissement）成果负责，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法国军队在17世纪80年代屡屡前来。1689年对海德堡（Heidelberg）、曼海姆、沃尔姆斯（Worms）、施派尔（Speyer）和这一区域其他许多城镇的系统性摧毁（也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代表着军事史上一个不祥的新开端。1693年法国人回来了，这一次将海德堡烧成了白地。路易十四毫无歉意，铸造了一面奖牌，以“海德堡摧毁者”自夸。

17世纪下半叶，一次次遭受人口挫折的不光是倒霉的德意志人。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多瑙河谷的又一次尝试，以及紧随其后的奥地利对匈牙利的“再征服”，都造成大片领土无人居住。在东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兰和俄国对波罗的海区域掌控权的漫长争夺同样造成了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例如在1658年，波兰军队开进丹麦，驱逐瑞典人。接下来的事情很好地诠释了这条古老格言：对平民来说，盟友和敌人一样可怕。日德兰半岛南部传回的报告称：“波兰人把我们赶出了家园，残忍地对待我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牲畜、谷物、任何财产，因此许多人注定要死于饥饿。在马尔特（Malt）地区，每片教区只有两三人或四个人活下来，不少倒卧在屋子里的尸体被狗吃掉了。”马尔特镇的教区牧师确认了这条糟糕的消息，还补充道，他辖下的教民几乎死光了，房子也给烧光了。有报告称，死亡率高达90%。地方法院得到的消息是：“以上帝真理的名义，众所周知，这场阴沉而不幸的战争和严重的瘟疫降临到我们头上之前，克里斯蒂安·延森（Christian Jensen）牧师的教区和教民们生龙活虎……那时候在弗乌灵（Føvling）教区有45座农场和7处宅地，现在只剩下不到6座农场和3处宅地……其他农场都相当荒芜。”

可见，战争还没有失掉它的獠牙。然而从1648—1815年（至少是1648—1792年）的长时段来看，它的破坏力的确在逐渐下降。这不是因为战争的频率降低了，恰恰相反，18世纪的每个年代（可能除了20年代）里都出现过一场欧洲列强间的大战。原因不如说是这样的：军队更守纪律，补给也更充分。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确立对武装力量的掌控，其原因后文将会探讨。对任何不幸遭遇它的人来说，战争都依然是可怕的苦难，可是冲突的持续时间确实变短了，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小了。腓特烈大帝宣布，希望将平民隔绝在战争之外，让他们察觉不到战争正在进行。他当然失败了，实际上腓特烈大帝自己承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七年战争”对普鲁士来说是同“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的灾难。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回归。难以想象，瓦伦斯坦 手下的军官会和“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尉官一样观察到：

我们始终不缺面包，肉类经常还有剩余。确实我们经常找不到咖啡、糖和啤酒，哪怕出高价，摩拉维亚偶尔也会没有葡萄酒。但是在波希米亚，我们有很多当地酿造的葡萄酒，特别是1757年在梅尔尼克（Melnik）营地时。打仗时是个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要是真想舒舒服服过日子，就该留在家里。

另一边能领到的生活物资也差不多，奥军中的一名英国志愿兵甚至觉得，战友没有开小差的原因是“军饷不低、服装不错、吃得不差”。因此，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爵士用“狗”打比方来描述18世纪的战事很有道理：

可以认为，欧洲文明的卓著成绩之一，就是让这么多世纪来撕扯着手无寸铁民众的“狼群”变成了训练有素的听话的猎犬——有的简直成了贵宾犬。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也持相同观点，虽然措辞比较平淡。整理完1500—1815年军事掠夺的总账，他的结论是：“在关于劫掠和战利品的观点、态度上，18世纪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后我们将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大群军队在欧洲横行时，旧时代的糟糕状况又恢复了。然而，另一位“天启骑士”当时遭到了制约，甚至丧失了力量。

死亡：瘟疫

我们可以回想起，马尔特处境悲惨的居民抱怨的不光是“阴沉而不幸的战争”，还有随之而来的“严重瘟疫”。有些受害者是被波兰士兵杀死的，有些可能是饿死的，然而绝大多数死于瘟疫。这是死亡的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它经常同另两者一起出现——因饥饿而衰弱的身体更容易遭到病菌的侵袭，散播流行病的经常也是军队。在之前提到的对“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口损失的研究中，京特·弗朗茨指出，死于暴力的人数要比原本估计的少得多，主要的杀手是瘟疫。

在21世纪，流行病既是罕见的，又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识，因此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流行病司空见惯、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的时代。由于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5～80岁（取决于性别和地理位置），而且还在劲头十足地延长，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00岁，所以我们能够漠视死亡，将它看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平均预期寿命在25～40岁（仍取决于阶级、性别和地理位置）时，死亡就是近在眼前的可怕之事了。1650—1675年，英格兰的死亡率上升了，平均预期寿命在17世纪80年代时缩短到最低点——大约30岁，后来在1700年延长到了37岁，18世纪中期延长到了42岁。就算如此，聚集在坟墓边听教士朗诵1662年英国国教会公祷书的内容“我们活着，却近乎死”时，英格兰的送葬者们明白，教士说的是实情。这些令人恐惧的词句出版3年后，“伦敦大瘟疫”在不到一年里可能杀死了8万～10万人，而当时伦敦城的总人口还不到50万。我们能够通过一系列当时的文献追踪瘟疫的发展状况，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死亡人数增加得如此迅猛，就连天生热情洋溢的佩皮斯也受不了。1665年7月26日他写道：“疫病这星期传进了我们教区，无论哪里都非常热。我开始考虑将事情都理清楚，祈祷上帝能让我安排好身体和灵魂。”两天后他去了达格纳姆（Dagenham），发现那里的人们异常害怕来自伦敦的访客传播疾病，因此他大叫：“上帝呀，看到这里的人全活在恐惧中会让人疯掉的。”第二天他回到了首都，因头疼而“特别害怕”。8月中旬，他写道：“人们在死去，现在大家似乎愿意在白天把亡者抬出去埋葬，晚上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8月26日，他的医师去世了，这让他格外惊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好运气和天生的高昂情绪让佩皮斯撑过了夏末和秋天的黑暗岁月，此后死亡率开始下降。就连焦虑情绪也没能阻止他沉溺于两项最着迷的爱好——赚钱和拈花惹草。在那年的最后一天，他沾沾自喜地写道：“我从没像在这段瘟疫时期一样开心过（此外，我也从没赚过这么多钱）。”这是英格兰最后一场腺鼠疫大流行，给能够追溯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一系列事件画上了句号。瘟疫的性质现在已经相当确定。各种跳蚤（印鼠客蚤）的叮咬传播了杆菌，这些跳蚤通常寄生在老鼠身上。杆菌变得异常活跃时，老鼠就开始死亡，跳蚤需要另找宿主好继续吸血。它们最可能选择的是在老鼠附近生活的人类。遭到跳蚤叮咬以后，通常有3—6天的潜伏期（也可能短到36小时或长到10天），然后染病者会被寒战、呕吐、剧烈头痛、四肢疼痛、眩晕、异常畏光、高烧（大约40°C）折磨，体内的细菌入侵淋巴结，在颈部、腹股沟造成一处或多处肿胀（“腺鼠疫”即因此得名）和内出血。50%～75%的病人会在大约两周内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不那么常见，致死率却更高。和腺鼠疫不一样，它们能够在人群里轻易传播。

简而言之，瘟疫涉及杆菌、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四角关系。不幸的是，17世纪的欧洲人对这种关系全然无知，所以没什么办法打破它。他们同感染源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促进了瘟疫的周期性流行。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出色地概括了近代早期社区的恶劣卫生状况：

居住区里满是死水、水汽腾腾的沼泽、恶臭的垃圾坑，大街小巷都非常狭窄，空气凝滞，脏物遍地，陋室和豪宅都不通风，死者没有完全同生者相隔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致病微生物（和传播这些致病微生物及其他病原体的活个体）在居住区里活得很好……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跳蚤、虱子、家蝇、蚊子、啮齿动物等充当疾病活载体或活个体宿主的小动物和昆虫必然数量惊人。那是这些微生物的黄金年代。

我们通过简单的统计数据，就能够对瘟疫造成的破坏有所认识：1656年，那不勒斯损失了约一半人口，热那亚损失了60%；1721年，马赛（Marseilles）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人口损失了一半；1743年，卡拉布里亚的雷焦（Reggio di Calabria）损失了一半，而墨西拿损失了70%；1771—1772年，莫斯科损失了5万人（约20%）；等等。然而，这些僵硬的数字背后，是伴随悲痛和苦难的深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裂痕。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1647年，巴伦西亚出现了第一例瘟疫患者，安东尼奥·多明格斯·奥尔蒂斯（Antonio Dominguez Ortiz）所说的“近代早期袭击西班牙的最严重灾难”开始了。瘟疫从那里经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传到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和撒丁岛，所到之处人口锐减。在巴塞罗那，人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染病者进入城市，却毫无效果。1651年元旦后不久，那里出现了瘟疫。到瘟疫势头开始减弱的晚夏，已经有4.5万人丧生。制革工人米克尔·帕雷（Miquel Parets）目睹了这场瘟疫的全过程，留下了一份他家庭受到的惨痛影响的记录。他连着失去了妻子、才出生的女儿、三个儿子中的两个：

她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帝把我们的小女儿也带走了。她就像个小天使，有一张洋娃娃般的小脸，清秀、快乐、温和、安静，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爱上她。不到15天后，上帝又带走了我们的大儿子，他已经工作了，是个很不错的水手，我上了年纪以后要靠他赡养。然而这我说了不算，上帝决定把他们都带走。上帝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清楚怎样对我们最好。他的意志实现了。所以不到一个月，我的妻子、较年长的两个儿子、小女儿都死了。我和4岁大的加布里埃洛（Gabrielo）活了下来，这个家里数他的脾气最难缠。

在巴塞罗那等地，瘟疫暴发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情况尚好时，健康的人想方设法出城，富人力图拿钱买路绕开检疫管制，罪犯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肆意妄为。在各地，遗产继承的加速让财产所有权更加集中了，幸存者得到的奖赏可能相当丰厚。最大的受益者是教会——事实上它不可能遭受损失，瘟疫暴发时的期望和结束后的感谢都会带来捐赠。人们坚信，全能的上帝可以阻止瘟疫，这种信念在建筑学上的证据在天主教欧洲依然广布，形式包括小教堂、雕像、多种献给“瘟疫主保圣人”——圣罗科（St Rocco，同样是狗和爱狗者的主保圣人）和圣塞巴斯蒂昂（St Sebastian，同样是弓箭手的主保圣人）——的还愿物。就算瘟疫确实降临了，最终也会消失，证实上帝的无限慈悲。所有这些纪念物中，最壮丽的当然是安康圣母教堂，它是一座宏大的巴洛克式教堂，建在威尼斯大运河入口处，为的是庆祝1631—1632年大瘟疫的结束。在视觉上最宏伟的是维也纳格拉本（Graben）大街上的“瘟疫柱”，1679年的瘟疫之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在位）下令竖立了它。

对瘟疫降临的最盛行解释是，这是上帝的愤怒。因此最盛行的防病手段是通过宗教仪式让上帝息怒。1720年在马赛，贝尔桑斯（Belsunce）大主教带领市民狂热地进行圣心祭典，开展悔罪游行。在巴塞罗那，米克尔·帕雷记录道：

无法用词句描述巴塞罗那举行的祈祷和游行，成群悔罪者和拿着十字架的少女走过整座城市，虔诚祈祷。街道上挤满了人。许多人非常热诚，举着蜡烛大喊道：“上帝，怜悯我们吧！”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看到这么多光着脚的小女孩，谁的心肠都会软下来。人们能看到教士、修士、修女开展了这么多游行，拿着这么多十字架，进行了这么多祈祷。没有一家教堂或修道院不在室内外开展游行。

这全然无效，帕雷不得不写道：“然而我们的罪过让上帝震怒，游行越多，瘟疫传播得就越广。”

另外两种技术也被用于避免或阻止瘟疫。各种巫术或草药效果最差。1709—1713年，一波又一波瘟疫袭击俄国，彼得大帝下令点燃杜松进行烟熏。要是找不到杜松，他就下令使用马粪，“或者其他难闻的东西，烟对付疾病是非常管用的”。然而，大多数政府当局对流行病的认识很不充足，所以不清楚隔离疾病暴发区域和病人的必要性。比如说，大部分意大利城市号称拥有公共卫生机构（sanità），一出现疾病的迹象，这类机构就会采取行动，拒绝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入内或对其进行隔离，封闭感染者的居所，建立传染病院，处理尸体，等等。可叹的是，绕开规章制度的途径实在太多：感染者逃跑了，病人被藏起来了，遭到污染的衣物没有被烧掉而是被二次利用，瘟疫控制者收受贿赂。由于需要输入给养，因此哪座城市都不可能同外部世界全然隔离，市政当局禁止公开集会的禁令也经常因神职人员的悔罪游行而变成一纸空文。

可是1648—1815年，瘟疫的确从欧洲退散并逐渐消失了：瘟疫最后一次折磨英格兰是在1665年，中欧是在1710年，法国是在1720—1721年，乌克兰是在1737年，南欧是在1743年，俄国是在1789—1791年。关于这一点，出现了多种解释。可能是由于喜欢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黑鼠（ Rattus rattus ）被没那么友善的褐鼠（ Rattus norvegicus ）替代了，也可能是由于所有鼠类都进化出了更强的对鼠疫杆菌的免疫力，因此跳蚤不怎么需要抛弃它们寻找人类宿主了。越来越多的民居用石材替代木材、板条、胶泥，这可能创造了一个没那么适合啮齿动物生存的环境。另一种假设是，鼠疫杆菌本身演化成了一个致死性更低的类型。在美国学者詹姆斯·赖利看来，“回避和防治的医学”对所有传染病的衰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提到了排水、洗涤、通风、丧葬、熏蒸、垃圾填埋方面的进步，制造垃圾的产业、垃圾场的重新选址，以及水井卫生状况的改善。若干欧洲国家采纳了更加有效的检疫规章。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君主国，自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回匈牙利以后，君主国出台了严格的规章，以将瘟疫携带者拒之门外。自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阡山脉、在巴尔干半岛上绵延1 900千米的漫长边界变成了宏大的防疫封锁线。对希望自东向西穿越边界者来说，检疫隔离期在未出现瘟疫时是21天，有瘟疫传言时是42天，关于瘟疫的传言得到证实时是84天。警卫们会奉命射杀任何试图逃避规章者。法国政府采用了同样严厉的手段，以控制1720年出现在普罗旺斯的疫情。

这些都不是瘟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下降的充分理由，这种下降也不是欧洲人口增长的充分理由。不怀好意的大自然特别喜欢这种伎俩：瘟疫势头慢慢减弱的同时，其他疾病的势头渐盛。流感、伤寒、斑疹伤寒、痢疾、婴儿腹泻、猩红热、麻疹、白喉都导致了死亡率的升高。在18世纪，最大的杀手是天花。这种病毒由空气传播，通过口鼻进入体内，然后在内脏中繁殖，引起高烧和皮疹（后来会变成水疱和脓疱）。幸存者中运气好的人皮肤上会留下麻点（这是脓疱干燥后出现的），运气没那么好的人会失明、失聪或瘸腿（这三者中的任意两种也可能同时出现）。大约15%的感染者会丧失性命。死亡率有时非常高，1703—1707年，冰岛有1.8万人丧生，而当时冰岛全国人口一共才5万。1661—1745年在都柏林，上报的死亡案例中有20%被归因于天花。据英国王家学会秘书詹姆斯·朱林（James Jurin）估算，1680—1743年，天花杀死了伦敦总人口的1/14。在朗格多克的洛代沃（Lodève），1726—1751年的天花暴发让人口死亡率升高了将近200%。

这段时间里死于天花的著名人物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四世（Johann Georg IV），他坚持同垂死的情妇吻别，因而染病；皇帝约瑟夫一世，他于1711年早逝，享年未满33岁，这导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据传是遭他强暴的农家少女把瘟疫传给了他；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 III Joseph），他于1777年早逝，这加快了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的爆发。这些例子表明，天花无疑是民主的，在宫殿和茅舍中都大开杀戒。它的破坏力可能不如鼠疫，却更加普遍。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说，要是两支各3万人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2/3的士兵会是麻脸。指认罪犯时，人们会提到他们天花疤痕的位置和严重程度，如果罪犯脸上没有疤痕，人们会觉得更值得一提。18世纪欧洲每年因天花而死的总人数通常认为是40万，不过这必然是非常粗略的猜测。1800年时，德意志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Ansbach-Bayreuth）诸侯国留下了这样的记录：4 509人（总人口的大约1%）死于天花。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 死亡象征 ，天花同样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例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她在1715年26岁时患上了天花，经历严峻的考验后得以幸存，然而失去了美丽。第二年她写道：

我变了多少！唉，我怎么变成了

可怕的幽灵，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的美貌呢？光彩熠熠的容色，

那预示将来欢愉的容色呢？

我曾多么喜爱端详这张脸！

我经常拜客迟到，就为了多看一眼！

为自己的美貌迷醉，鲜润的红晕浮起，

崭新的生活在我眼里闪闪发光！

唉！不忠实的镜子，能修复我习惯的容色吗？

唉！我怒号，美丽的容色不再！

医药

然而，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麻脸的玛丽夫人低调陪同担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的丈夫赴任。在那里，她发现土耳其农妇找到了一种通过接种预防天花的办法。1717年，她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解释道：

说到生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为它你会想待在这里的。 天花 在我们当中是那样常见、要命，然而有了 种痘术 （他们用的是这个名字），天花在这里完全没有危害。一群老妇人以此为业，每年秋天（9月份，天气没那么酷热了）给人种痘……她们拉帮结伙……这些老妇人会带来一只小盒子，里面装满上好的天花脓汁，问你想要挑开哪里的静脉。她马上就会用一根大针把你选好的静脉挑开（不比平日里划一下疼多少），再把脓汁搁进去，针头上能蘸多少就搁多少，然后她会把小伤口包扎起来，她就这样挑开四五根静脉。

这些有胆量的女性利用的是普遍认可的常识：得过不严重的天花后，就能对天花终身免疫。西欧可能已经有人知道了这种技术，可是让它得以普及的当然是玛丽夫人的劝导。虽然由于已经获得了免疫力，她不能亲身示范，但她做了仅次于此的好事——1721年返回英国后，她给5岁的女儿种了痘。威尔士亲王立即效仿，让两个女儿都进行了接种。其他社会领袖也做出了榜样，包括奥尔良公爵、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丹麦国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尤其是因为种痘并非毫无风险。1752年时伦敦再一次出现了天花大暴发，所有死亡案例的17%是由天花造成的。这让各处的潜在受害者注意到了天花，结果18世纪下半叶的种痘率迅速上升。萨顿（Sutton）家族的成员们在乡间周游种痘，据称在1750年后的30年里给40万人种了痘。若干地方性研究显示了种痘术可能对人口死亡率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研究也强调，到18世纪晚期，种痘术已经从王公贵族向下推广到了平民百姓中。

18世纪即将结束时，第二个突破性进展出现了。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了安全得多也不那么复杂的种痘术。他注意到，感染了牛痘——人类得上时症状会相对温和的一种疾病——的人会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1796年，他给一名8岁男孩注射了脓汁（来自一名感染了牛痘的挤奶女工身上的脓疱）。男孩的症状只是轻度发热，但是给他注射天花病毒一阵子后，他被证明具有免疫力，且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在1798年出版的《关于牛痘接种原因和结果的调查》（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 ）中，詹纳公布了这一发现。到1801年，该书再版了两次，这种技术在赢得公众普遍接受方面进展喜人。若干欧陆国家规定强制接种牛痘，例如在瑞典，每10万人里死于天花的人数由18世纪70年代晚期的278人减少到1810—1819年的15人。在巴伐利亚，国王亲身示范接种牛痘，然后又在1807年强制臣民接种，该国死于天花的总人数由每年约7 500减少到150，1810年时降至0人。拿破仑命令手下的军人都要接种牛痘。据称，在詹纳写信给他请求释放一名英国战俘时，拿破仑这样回应：“不管詹纳想要什么，都应该给他。在我的历次欧洲战役中，他是最忠诚的仆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说法，世界上的天花直到1977年才被铲除，然而从1815年起，它就不再是肆虐欧洲的严重杀手了。这一时期医学获得明确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而天花事实上被消灭就是其中一例。在民间偏方（土耳其农妇的“天花帮伙”）怎样同科学观察、实验（詹纳的天花疫苗）相结合，切实改善公共卫生状况、降低死亡率的问题上，它同样是个不错的案例。用来对抗天花的其他疗法则反映了近代早期人们的典型态度。这些疗法建立在希波克拉底 –盖伦 （Hippocratic-Galenic）传统的基础上，这种传统当时仍然主宰西方医学，尽管——也可能是由于——它因之得名的两位创立者都是古人（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50—前370年，帕加马的盖伦生活在公元129—200年）。这种传统的核心是，人们相信健康状况取决于体内四种“体液”的相互关系。这四种体液是血液（热而湿）、黑胆汁（冷而干）、黄或红胆汁（热而干）、黏液（冷而湿）。根据年龄或一年里的节令，任何一种体液都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带来负面影响。黑胆汁过多会导致忧郁，黏液过多会导致迟钝，红胆汁太多会导致好战，等等。医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排出过剩的体液，恢复理想的平衡。

所以近代早期医学偏好通便、催吐、脱水、放血之类的治疗手法，来分别刺激排泄、呕吐、出汗和流血。17世纪早期，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将目标界定成“清空或排光多余的体液，因为它们的邪恶特性让身体感到困扰”。这就是为什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量文献中会提到，疾病一降临，理发匠兼外科医师就带着接血杯和水蛭上了门。事实上，这类医师经常被叫作“用水蛭者”，他们收取“水蛭费”，在“水蛭屋”（医院）里工作。不用说，对天花受害者来说，这些疗法都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反倒会带来不良影响。来自外国的疗法，比如“红色疗法”，让病人穿着红衣服、睡在围着红帷幕的床上、喝下红色的液体，也不起作用。然而体液学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大部分人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其训导。觉得自己“过度充血”时，塞缪尔·佩皮斯就放了血，相信这会改善他越来越糟的视力。事实上像普法尔茨公主这样有主见的人非常少，塞维尼侯爵夫人记载了1670年公主第一次进入凡尔赛宫时的情形：“她不需要医生，更不需要药物……医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表示不需要他，她从来没服用过泻药或放过血，要是不舒服了，她就去散步，靠运动治好自己。”

在近代早期，人们能买到的医疗服务并不少，事实上简直多得过了头。大部分患者会首先诉诸家庭成员积累的以草药和巫术符咒为基础的智慧。要是家中有人识文断字，印刷出来的许多指南——如萨米埃尔·蒂索（Samuel Tissot）的《人类健康忠告》（ Avis au peuple sur la santé ，1761年出版）或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的《家庭医疗》（ Domestic Medicine ，1769年出版）——都帮得上忙。患者也可以向当地的女巫或智者、乡村教士、铁匠（如果需要正骨），甚至领主夫人求助。要是足够幸运，社区里可能会有具备特殊力量的人，比如“第七个儿子的第七个儿子”，或因“带着胎膜出生”（例如，脑袋上粘着一块胎盘）而被认作天生治疗者的人。许多巡回推销员和江湖郎中在乡下转悠，以多尼采蒂（Donizetti）《爱的甘醇》（ L’Elisir d’amore ）中杜尔卡马拉（Dulcamara）医生的派头叫卖成药。当然也有正规的医疗人员——医师、理发匠兼外科医师、药剂师。大部分患者没必要仅仅向以上所述的某一种医疗资源求助，他们可能寻求过两三种治疗意见。

我们应该抵制任何将以上众多医疗资源划分成“科学”与“迷信”的诱惑。前者常常弊大于利，而后者常常利大于弊。1775年，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医师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发现毛地黄具有强心作用，这个例证引人注目地说明了“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含糊关系。他对一名患者的严重心脏病无能为力，当患者从一名吉卜赛女子处买到药茶并迅速康复后，他感到相当尴尬。威瑟林有条不紊地依次测试了药茶中的20种配料，然后分离出了毛地黄这一主要有效成分。毛地黄这种植物能够增加心肌收缩的强度、降低心率，还可以用来治疗水肿。在动物和人类身上进行广泛试验后，1785年威瑟林发表了《关于毛地黄及其医疗用途等等的报告，对水肿和其他疾病的实用性评论》（ An Account of the Foxglove and Some of its Medical Uses etc; With Practical Remarks on Dropsy and Other Diseases ），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疗效。此后毛地黄一直得到使用。若干其他“民间偏方”也被证明有合理的科学基础，比如含有水杨酸盐（阿司匹林中的活性成分）的柳树皮茶和含有奎宁的“耶稣会树皮”（金鸡纳树皮）。人们偏爱具有实践经验的女巫而非死啃书本的庸医，这种做法很有道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示：“我宁可采纳一个经验丰富、曾经待在许多病人床边的老妇人的建议，或者让她治病，也不愿意让博学多识却缺乏经验的医师给我看病。”

种痘术（人痘）、天花疫苗（牛痘）和毛地黄之类的成功案例相当少，这些成功相隔的时间也相当长。现代医学的几乎所有主题——细菌理论、全身麻醉、放射学、抗生素等等——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现。对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病人而言，1815年的情况和1648年没有多少差别。然而，患者获得有益治疗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个方面出现了四项进步。第一，关于疾病的体液学说被断断续续却明确地捐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身体物质结构、从机械论角度理解身体运作方式的学说。这主要是受到了笛卡儿 理论的影响，他的理性主义哲学把灵魂同肉体分割开来，因此人们在研究肉体时能够从它自身出发，使用它自身的术语。这产生的主要实际影响是尸体解剖开展得越来越多，这在解构体液理论的同时，推动了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发展。1761年，帕多瓦（Padua）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出版了5卷本的《通过解剖学发现的疾病位置和原因》（ 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 gatis Libri Quinque ），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书中详细描述了640例尸体解剖，在患者去世后器官的状况和生前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间建立了联系。

第二，临床训练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这给了有抱负的医师在真正的病患床边学习医术的机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赫尔曼·布尔哈弗（Herman Boerhaave，1668—1738），他是荷兰共和国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将笛卡儿的二元论应用到了生理学上。他不是临床训练的发明者，那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帕维亚，然而他的确推广了临床训练。他的诊所给18世纪医学的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影响。约翰·门罗（John Monro）将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送往莱顿接受解剖学训练，约翰计划在爱丁堡大学创建医学院，这是其中一步，医学院于1726年按时成立，成了不列颠群岛上最重要的医学研究、训练中心，这不光是由于它同3年后建立的爱丁堡王家医院关系紧密。哈雷（Halle）、哥廷根、耶拿（Jena）、爱尔福特（Erfurt）、斯特拉斯堡、维也纳、帕维亚、布拉格、佩斯（Pest）等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临床训练机构。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给医学进步提供制度基础的不是大学，而是医院。在牛津大学，钦定医学讲座教授的首要职责是在一学期中一周两次讲解希波克拉底或盖伦的著作。对1698—1718年担任钦定教授的托马斯·霍伊（Thomas Hoy）来说，这种不算高的要求也难以达到。他更乐意生活在牙买加，指定一名代课者（此人转而指定了另一名代课者）替他上课。霍伊的情况算是典型，牛津大学的官方史书沮丧地记载道：“1690—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在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毫无献身精神，所以稍微提一提他们就够了。”

第三个进步是由多种自发活动推动的。没有理由推测人类的本性在18世纪变得更加慷慨仁慈了，然而私人通过捐助来缓解病患痛苦的积极性显然大大增加了。不管是为了“将许多正直而勤劳的工作者还给国家”和“减轻受苦受难者的不幸”而成立的汉堡穷苦病患治疗院，是为“在巴黎得不到医院和基金会帮助的穷人所生育的合法婴儿”服务的母亲慈善协会，还是意在救济伦敦穷苦疝气病患的国家疝带协会（其职责不言自明），人们能够获得的医疗照顾大大增加了。这种现象在大不列颠好像格外普遍，虽说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此所知更多。“自愿捐助医院运动”对医学特别重要，它之所以被这样命名，是因为我们讨论的医院都是有爱心的个人创办的。第一家是1720年建立的威斯敏斯特医院，后来是伦敦的圣乔治医院、伦敦医院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各郡至少还建立了30家医院，其中包括剑桥（Cambridge）特兰平顿（Trumpington）大街上的阿登布鲁克（Addenbrooke）医院，它建立于1766年，所用资金来自圣凯瑟琳学院一位前司库的遗赠，这笔钱“被用来雇请员工、添置设备，以在剑桥镇上替穷人买下或创建一家小型医院”。

第四，接受正规教育且拥有合格证书的执业医师人数明显增加了。这些人可以分成三大类。处在金字塔尖的是内科医生，他们接受学术训练，拥有官方执照，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收取最高的诊费。药剂师和理发匠兼外科医师则大不相同，他们通常以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被看作手艺人。顾名思义，理发匠兼外科医师的主要职能是理发，这类人可以开展简单的医疗业务，如拔牙、切开脓疮、正骨，然而通常没有胆量越出自己的限度。前文指出的进步——关于人体的机械论观点和与之相伴的解剖学发展——相应地让理发匠兼外科医师拓宽了视野，他们的理发职能也遭到了削弱。1745年，伦敦外科医师行会自理发师行会中分出，1800年接到了一份王家特许状，改名为王家外科医师学会，完成了上升到专业地位的过程。在法国，针对外科医师的传统手艺训练终结于1768年。各地都出现了内科医师与外科医师训练合流的趋势，后者的地位随之上升。

1648—1815年，几乎没有决定性的医学创新出现，然而医学方面的改变，特别是在对人体运作方式的认知方面，可能比之前1 000年还要多。因此，用威廉·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1794年时表露的对未来的乐观看法来结束这一节应该挺合适的：

一想到这里，我就高兴：传授治疗艺术的方法越来越符合理性和自然的要求，迷信和错误的哲学造成的错误逐渐减少，和依赖观察、经验的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医学知识不断增加。现在的医师掌握的若干最重要的实践原则，是从前最有能力的医师——包括希波克拉底，甚至埃斯科拉庇俄斯 （Aesculapius）——都完全不知道的。

女性、性和性别

1703年，萨拉·埃杰顿（Sarah Egerton）出版了一本题为《若干场合下的诗》（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的诗集，其中收录的一首叫作《竞争》（ The Emulation ），开头几行如下：

习俗这个暴君呀，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

你强加给我们的傲慢统治？

自生命破晓到躺进坟墓，

任何情况下可怜的女性都遭到奴役，

保姆、家庭教师、双亲、情郎，

为了爱她必须这样，根本逃不掉这种痛苦。

接着最后、最致命的奴役降临了：

对她专横无礼的丈夫

法律会替他的恶劣行径辩护，

所有男性联合一致，来让妻子心怀敬畏。

摩西第一个责难我们的自由，

他写下《五经》时已经成婚。

把我们当成奴隶是明智的，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

要是除去了禁锢，很快我们就会同样回敬他们。

她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灵感，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这几行诗。由于在14岁时（她在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早熟地写下了一首长篇讽刺诗《女性支持者》（ The Female Advocate ），她出身中产阶层的父母给了她这样的处罚：将她送出伦敦，让她在白金汉郡乡下同亲戚们一起生活，然后强迫她同一名律师缔结了无爱的婚姻。丈夫去世后，她才从这种奴役状态中解脱，后来却回到了火坑——1700年前后，她嫁给了一名比她大20岁的鳏夫。不管托马斯·埃杰顿（Thomas Egerton）牧师能带给她多少物质利益［他是阿兹托克（Adstock）的教区牧师］，都不足以抹去她对亨利·皮尔斯（Henry Pierce）——她爱慕的一名下级教士——的记忆。这对不睦的夫妇一早就试图离婚，却迫于法律障碍，在恶名昭彰的糟糕婚姻中苦苦挣扎。另一位女诗人玛丽·德拉瑞维尔·曼利（Mary Delarivier Manley）见证了一场“滑稽的战斗”，埃杰顿夫妇都使用了暴力，丈夫揪妻子的头发，妻子冲丈夫丢吃的。1720年第二任丈夫去世后，萨拉仅仅享受了3年舒适且如希望中一般平静的寡居生活，就在53岁时去世了。

在这段小传里，我们能够看出近代早期欧洲女性会遭遇的一些（但绝非全部）问题：父母专横、包办婚姻、无爱婚姻、不能离婚。可怜的萨拉至少有文学才能，留下了她自己愤恨的记录。她的声音并不孤单。就在她写下以上诗句的同一年，玛丽·查德利（Mary Chudleigh）出版了《若干场合下的诗》，其中收录的《致女士们》（ To the Ladies ）一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妻子和用人是一样的，

只是称呼不同：

命中注定的结打下那一刻，

什么，什么都不能将它解开，

她说出 服从 这个词的那一刻，

男人就根据法律成为至高，

然后所有善意都给搁到了一边，

什么都留不下，除了身份和骄傲。

对她来说，扮演“身份和骄傲”角色的是乔治·查德利（George Chudleigh）准男爵，德文郡的一名乡绅，他虽然让她生了六个孩子，却只有两个活过了婴儿期。尽管她从未直接批评丈夫，我们却可以颇有把握地推断，此人实在不算理想。两年前（1701年），玛丽夫人写下《女士们的辩护》（ The Ladies’ Defence ）一诗，对名叫约翰·斯普林特（John Sprint）的非国教派牧师的布道做出回应，此人在布道中鼓吹妻子要完全顺服丈夫。她在引言中指出，造成婚姻不幸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强迫子女违背意愿结婚，男性相信自己拥有随意处置子女的权利，而且他们觉得征求子女同意有失身份”。这首诗展现了三个男人（其中有一位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和一个女人的讨论。男性阵营的主要代言人是人如其名的约翰·布鲁特 （John Brute）爵士，在他看来，“那些最坏的瘟疫、名叫我们妻子的复仇女神”可以（而且应该）被粗暴对待：

是的，要是我们乐意，就可以惩罚妻子，

这是聪明人的特权：

她们只是傻子，必须被这样对待。

女性的代言人梅利莎（Melissa）进行了同样有力的反击，将男性形容成傲慢的暴君、自满的伪君子、残暴成性的禽兽、放纵的酒鬼、懒散的酒色之徒、“脑袋空空的花花公子或者令人作呕的小丑”——这里列出的只是她所起绰号的一部分。没提名字的牧师给了约翰爵士强有力的神学支持，他耐心地向梅利莎解释了将男性同女性区别开来的巨大鸿沟：

你们肤浅的心智别的什么都装不下，

你们被创造出来，为的不是脑力劳动；

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辛苦活儿该由我们承担。

我们，像远古巨人一样高高屹立，

好像连天空都不放在眼里，

而你们这些可怜的卑微虫豸在下面匍匐，

在我们高尚的理性看来，比螨虫还不如。

由于夏娃的罪过，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因此他断言，只有继续奴役她的后继者才是正确的。梅利莎回答，女性的任何智力限制都是男性造成的：

我们因遭到男性的轻视而处境艰难，

我们还被禁止知道那些能让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被阻止接触知识，被自学校里驱逐，

变成最忙于繁衍的傻瓜。

约翰爵士马上说，女人不该读书（可见梅利莎的抱怨的确有理），因为“书是亡国的根源，生命的瘟疫/要是被一名妻子学习，它就两者皆是”。这次讨论会的第四名成员威廉·洛维尔（William Loveall）爵士是单身汉，热衷于通过吹嘘猎艳过程中获得的“战利品”来证实自己是异性恋。他告诉梅利莎，女性应该仅仅因美丽而满足，不要用无法理解的事情去打扰她们自己漂亮的小脑瓜。面对布鲁特的厌女症、牧师的神学理论和洛维尔的傲慢，梅利莎只能盼望在来生过上公平的日子。

萨拉·埃杰顿和玛丽·查德利有多大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不少能说明风尚的例子。在《关于婚姻的一些反思》（ 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 ，1706年出版）中，玛丽·查德利的笔友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写道：“如果说所有男人生来自由，那为什么所有女人生来就要充当奴隶？”如同等待民族学家发现的“被湮没的民族”，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欧洲女性是“睡美人”（借用威廉·洛维尔爵士的意象），她们对千百年来压抑的怨恨只能通过文学来表达。我们很容易看出，她们的确普遍满腹苦水。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歧视女性。至少在这方面，近代早期罗马法的传播带来了退步，原因是它对女性的态度是以这种假设为支撑的——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弱。《查士丁尼法典》 明确地指出了女性的“脆弱、低能、不负责任、无知”。这类空洞的容器当然不能被赋予拥有财产的权利。因此女性嫁人时带去的一切都被当成丈夫的财产，只有当丈夫去世后，她才有希望赢回控制权，甚至这时她仍可能不是地产的第一继承人。她未婚的女儿往往会被冷落。即使一处地产并没有被正式“限嗣继承”（保证地产完整无缺代代相传的一种法律策略），男性继承人也通常（甚至必然）享有特权。就像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年出版）中，亨利·达什伍德（Henry Dashwood）的女儿们在父亲死后发现，财产都归父亲的前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她们只能指望父亲的继承人出于好心替同父异母的妹妹“做点事情”。亨利·达什伍德没预料到，儿媳在一章的内容里就成功地将两个女孩能拿到的财产从每人1 000英镑降到了一个子儿没有：

我敢说，他说的是胡话。十有八九那时他已神志不清了。要是神志正常的话，他就不可能想出这种事，居然会求你从自己孩子手里拿出你的一半财产。

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简·奥斯汀并没有偏爱自己的同性，她将范妮·达什伍德（Fanny Dashwood）塑造成贪得无厌的女性，让范妮说出了自己那善良却软弱的丈夫的最坏想法。

埃杰顿、查德利、达什伍德等人都能读会写，她们相当幸运，因为女性的一大不利条件就是缺乏教育。在欧洲各处，男性的识字率都更高，虽然有零星证据表明，女性的识字率也在上升。例如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它强调所有信徒都需要直接接触上帝之道），到1580年时，大约一半教区都获得许可建立了面向男童的德语学校，然而只有10%建立了面向女童的学校。到17世纪晚期，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94%和40%。别处的比例就没这么好了，例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大概65%的男性会签名，而只有35%的女性会。此外，在设有面向女童的学校的地方，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女孩专注于缝纫和编织等实用科目，让她们为在家庭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一封公布于1655年、写给两所英国大学的信里，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恳求她的男性尊长不要藐视女性在智力上的努力，免得“我们因沮丧而像白痴一样失去理性”。女性严重缺乏自尊的后果是：

我们放弃所有汲取有益知识的努力，仅仅忙于杂乱、琐碎的事务。它不光夺走了我们的艺术才能，还剥夺了我们进行更高层次思考的能力，因此女性变得像蠕虫，只能生活在无知的迟钝世界里，只有良好教育的滋润才能让我们偶尔透透风，而我们这些被养在自己家里的鸟儿很少能获得这样的滋润。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对女性来说，18世纪发生的知识变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沙龙的发展给一些享有特权的个人提供了赢得实质性影响的机会，小说的出现也给了她们一种非常适合描绘所处世界的文体。然而，启蒙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比人们所期待的要含糊得多。人们对物质世界及其法则理解得更透彻了，但未必会因此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在其中的人类。18世纪晚期，女性可能不再会被当作女巫处以火刑，却照样被高高在上的男性当作弱者加以保护。梅里·威斯纳（Merry Wiesner）指出，“科学革命”不仅没能摧毁“女性劣等”的传统信条，还可能通过对理性、秩序、掌控、机械过程等“男性”特质的偏爱，将“女性劣等”这一想当然的观点更深地植入了欧洲文化。进步知识分子——例如第三代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和大卫·休谟（两人都始终单身）——发展了关于“礼貌”的一些新思路，然而这些也不能带来平等。替近代商业城市社会及其文明话语的优越性辩护的人们可能会呼吁更加殷勤地、慷慨地对待女性，却同样假定，她们应该继续顺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1792年的《替女性权利辩护》（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出色的文才，激烈地反对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善意。

在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鸠看来，女性天生低男性一等，然而绝大多数欧洲女性可能对此毫不关心，因为她们是目不识丁农妇的目不识丁的女儿。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攒出足够的钱，好吸引一个丈夫。刚过10岁甚至更早，她们就离开家庭去寻找工作。她们从事的主要是家政服务。在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充当女佣的乡下女孩占了城区人口的13%。一个家庭只要境遇稍有改善，最先要添置的奢侈品就是用人。我们需要运用一下想象力，来体会在公共设施被引入、电能得到利用以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苦差事——打水，在城镇里经常要排长队；每天去市场采买所需的物资；清理炉灶，让火一直点着；倒夜壶；清洗、压平和熨烫衣物；拿起和敲打地毯……如此种种，周而复始，让人精疲力竭。要是一切顺利，在辛苦十几年后，她们就能攒下足够的钱，回到村里嫁人。然而有些女佣碰到了麻烦——不明智地怀上了孩子，或者倒霉地生了病。穷困离要命的赤贫仅一步之遥。

除了充当用人，选择另一条路的女性越来越多。在18世纪，许多国家的乡村制造业扩张非常迅速，我在下一章将深入讨论。为了规避城市行会限制竞争的行为，企业家越来越倾向于把纺织业中无须多少技能的生产流程，特别是纺纱，“转到”农民家中。有时，女人们会被集中到一栋建筑或“工场”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乡村来到大型城市，因为那里有制造业：里昂、尼姆（Nîmes）、图尔（Tours）和意大利北部的丝织业，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花边制造业，英格兰北部的羊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纺织是让人联想到底层女性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因拉客而被捕的女性会被送到感化院（Spinnhuis，直译即“纺织屋”）从事矫正劳动；在里昂，因丝织业周期性经济萧条而失业的女性被迫卖身，她们聚集在砖窑附近取暖。不管在哪里，面临贫困的威胁时，充当妓女都是最后的出路。虽然数据肯定不精确，但是据估计在18世纪中期，伦敦有1万名妓女，而巴黎的妓女人数是伦敦的两倍，对巴黎1/13的女性来说，卖身是部分甚至全部收入的来源。毋庸置疑，其中存在悬殊的等级差异，最顶端是嫁给王公贵族的交际花，往下是水准不一的妓院中的妓女，底层则是露天接客的街头流莺。1763年5月，詹姆斯·博斯韦尔就遇到了一名街头流莺：“在干草市场底下，我碰见了一个强健、快乐的年轻女子，我拽着她的胳膊，带她去了威斯敏斯特大桥，然后戴好“整套盔甲”（指安全套），在这座高贵的建筑物上和她交欢。我们办事的时候，泰晤士河就在下面流淌，这种怪念头让我觉得特别好笑。”

“老姑娘”（spinster，它的另一个意思是“纺织女”）这个词显示，纺织业中的工作机会同样将未婚女性带进了城镇。在人们通常早婚的东欧，这种女性不算多，然而在约10%～15%的女性终身不嫁的西北欧，某些地区确实有多达1/4的女性一直独身。在乡村，所有农民都需要一个打理家事的妻子，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女性独身率也最高。凭着在英格兰乡间四处骑行而赢得的权威，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评论道：“只需看一眼就能明白，在世人当中，农夫是最不能没有妻子的，要是真的没有，那他就不可能干好自己的活儿。”农妇需要照顾家畜，种植蔬菜，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处理乳制品，腌制小菜，替全家贮存过冬的食物，等等。特别是在相对贫穷的地区，男人被迫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漂泊在外寻找工作，因此女人就需要下田耕种。阿瑟·扬没见到什么男人，误认为男人在家里无所事事，而他们的妻子却在辛苦劳作。

这段时间里，上述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也没有改变。然而，有些人，特别是美国学者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富有想象力地指出，人们看待女性身体的视角出现了剧变。自公元2世纪和盖伦时代开始，人们普遍认同的生物学公理是男女两性的性器官相同，区别在于女性的藏在体内，所以阴道是反转的阴茎，阴唇是包皮，子宫是阴囊，卵巢是睾丸。由于解剖和观察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事实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异相当大，足以构成两个非常不同的性别。这让拉克尔做出了优雅简洁的评论：“我们所知的性别，是在18世纪的某个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平等地位也同时得到了确立。恰恰相反，自然科学现在能够给旧有的偏见以更权威的支持。当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圣经》给这种歧视提供了最可信的理由。《圣经》中有大量歧视女性的内容，圣保罗在《以弗所书》5:24中的这句话将这种歧视讲得最为明确：“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有一点确实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对女性性欲的普遍态度。过去人们猜测，女性对性爱更加热衷，因为她们能够体验多重高潮。17世纪晚期最流行的性爱启蒙读物是尼古拉·德·韦内特（Nicolas de Venette）的《夫妻恩爱或婚床之乐：关于人类繁衍的若干讲座》（ Conjugal Love, or The Pleasures of the Marriage Bed Considered in Several Lectures on Human Generation ），该书于1686年首先以法文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书中明确地指出：“女性的欲望要比男性热烈得多，正如麻雀由于太热、太容易被爱欲影响而不会长寿一样，女性寿命更短，她们具有毁灭性的热度一点点将自己耗尽。”虽然韦内特那颇具独创性、杂糅了（错误）信息和性欢愉的作品在18世纪被继续印行，这种刻板印象却慢慢发生了改变。现在，值得尊敬的女性是被动的，甚至是冷淡、天性纯洁、守贞的，男性则被描绘成在性爱上精力充沛的掠食者。男性的滥交即便没有得到赦免，也会被看作事物的自然规律，被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男孩就是男孩”之类语带怜悯却不含反对之意的格言越来越流行。

虽然在18世纪，精力充沛的女性不少，但她们大多藏在色情小说的书页里。如果说妓女是最古老的职业，那么色情小说也一定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只比宗教文学晚一点点。从17世纪晚期开始，后文谈到的公共领域扩张和小说整体发展促成了色情文学创作的井喷。17世纪50年代，《女子学校，又名女士哲学》（ L’École des filles ou la philosophie des dames ）和《女士学院》（ L’Académie des dames ）出现在巴黎，随后成了经典。这标志着引领色情书籍风尚的地区发生了变化，法国取代了意大利，其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两本书很快在欧洲流行开来，由于人们对其中描述的活动需索无度，因此它们传播得越发迅速。1668年2月9日，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出门去了斯特兰德街，到我的书商那里买下了这本空虚、流氓的《女子学校》（原文如此）。我买的是平装本，故意没要装帧更好的版本，因为我决心一读完这本书就烧掉它，它不会出现在我的藏书清单里。要是它被搁到了那里，就是对其他书的侮辱。”翻译几乎立刻跟进。比如说，1683年出版的《修道院里的维纳斯，又名身穿罩衣的修女》（ Vénus dans le cloître ou la Religieuse en chemise ）在同年就可以买到英译本。出于不能充分解释的理由，色情书籍的出版存在周期性的浪潮。18世纪40年代是色情书籍的好时候，出版了一大批书，包括佚名的《沙特勒看门人东·布格史话》（ Histoire de Dom Bo ugre , portier des Chartreux ，1741年出版）、狄德罗的《冒失的首饰》（ Les Bijoux indiscrets ，1748年出版）、阿尔让（Argens）侯爵的《哲人泰蕾兹》 （ Thérèse philosophe ，1748年出版）、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的《范妮·希尔》 （ Fanny Hill ，1748—1749年出版）。除了最便宜的版本，这些书都因有合适的插图而增色。那个世纪是色情文学浪潮发展的顶峰，萨德侯爵的众多著作可谓色情文学的极致：《朱斯蒂娜》（ Justine ，1791年出版）、《闺房哲学》、《朱丽叶》（ Juliette ，1798年出版）。他题目最恰当的一本书《索多玛120天》（ The 120 Days of Sodom ）写于1785年，然而在1904年才得以出版。

不管是在哪里创作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所有色情文学都是男性写来愉悦男性的。女性通常不是被描述成欢乐、放荡且完全享受男性关注的生物［莫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范妮·希尔、泰蕾兹、朱丽叶］，就是被描述成无瑕的天真少女，她们相当羞怯，却在见到诱惑她们的男性时非常热切。在法国小说中，首先引诱她们的最可能是教士或修士。在《哲人泰蕾兹》（它是整个18世纪最成功的色情小说之一，被萨德誉为“唯一表明了目标而不提到怎样实现的作品”）一书中，同名女主角偷偷观望着她的朋友埃迪斯（Eradice）同一名方济各会修士进行“灵性操练”。一开始是冥想，接着用桦木条笞打埃迪斯的裸背，最后自背后插入，迪拉（Dirrag）神父告诉他毫不起疑的受害者，这是他碰巧拥有的“圣方济束腰带的一点残余”。泰蕾兹这样记录他们祈祷活动的高潮：

“你的心灵舒适吗，我的小圣人？”他问道，流露出一声叹息，“至于我，我看到天堂之门打开了，恩典足够带我上天，我……”

“哦，神父！”埃迪斯叫道，“这种快乐穿透了我！哦，对，我感觉到了天堂的极乐。我觉得，我完全灵肉分离了。插呀，神父，插呀！把我身体里不纯洁的东西都根除掉。我看……到了……天……使。再深一点……现在使劲……啊！……啊！好……圣方济！不要抛弃我！我感觉到了束……束……腰带……我不行了……我要去了！”

换言之，不管一名女性可能多么虔诚，男性性器官的吸引力都是不可抵御的，特别是在这被看作宗教圣物的时候。能说明色情文学源自男性的另一条线索是，描绘两名女子交欢的场景大受欢迎。在反教会的法国色情小说世界里，此类场景几乎总是出现在女修道院里，这发展成了一个次级文学类型，狄德罗的《修女》（ La Religieuse ）是这类文学的代表。

至于男同性恋者，17世纪晚期，同性恋亚文化在欧洲主要城市发展了起来，可能在较小的城市也有。在伦敦，宫廷就是榜样，17世纪90年代时，一个小团体围绕什鲁斯伯里公爵、波特兰（Portland）伯爵等人成形了。人们普遍认为，国王威廉三世及其侍者阿诺尔德·范·凯佩尔［Arnold van Keppel，1697年受封阿尔伯马尔（Albemarle）伯爵］也参与其中，但这并不正确。在外面的街道上，同性恋俱乐部、小酒馆和露天的“巡游地”数量激增。到1709年，它们已经多到足以吸引低俗记者内德·沃德（Ned Ward）的目光。在关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各俱乐部的报道中，他写道：

这城里有一帮特别的、 搞鸡奸 （sodomitical）的可怜虫，他们自称 娘娘腔 （Mollies），堕落到没有了任何男子气的举止或男子汉的行为。他们更情愿将自己想象成女子，模仿一切在习俗上归于女性的小小虚荣，说话、走路、聊天、礼仪、哭泣、责骂都受到了影响，效仿一切柔弱娇气的做法。连下等女子的放荡都学来了，他们互相诱惑，毫不庄重地肆意妄为，做出种种可鄙、永远不应该得到名字的兽行。

1725年，巴黎的警察编了一部“大备忘录”，其中记载了113个声名狼藉的“下流之人”的名字，包括洛热（Lorges）公爵和替他拉皮条的仆人、一些别的仆人、库阿特（Couatte）神父、维拉尔（Villars）侯爵（维拉尔元帅的儿子）、维拉尔—布朗卡（Villars-Brancas）公爵、昂特拉格（Entragues）侯爵、于米埃尔（Humières）公爵，还收录了他们情人的名字和互相起的昵称。研究了上述全部警察记录的莫里斯·勒韦（Maurice Lever）发现，所有阶层都有代表，不过，歌剧界、戏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人士占的比重少得让人吃惊。他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相当独立，它是一个有着自身准则、行话、规范、姿态、对手的社会。他们喜欢“巡游”的区域是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和卢森堡花园的某些部分，要是天气恶劣不适合户外活动，他们可以在附近的旅馆租个包间。在荷兰共和国［它给世界贡献了“巡游”（cruise，荷兰语kruisen）这个动词］，这种事情发生的地点就太多了：公厕、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海牙附近的林地、小酒馆（如海牙的“小海豚”或阿姆斯特丹的“大蛇”）、无数公园和教堂、海牙大教堂的塔楼，甚至是荷兰法院召开会议的大楼底层。

鸡奸者（当时的人多喜欢使用这个词）进了法院就会碰上大麻烦。同欧洲别处相比，荷兰共和国对他们的迫害更猛烈也更残忍。1676年之前，迫害其实并不存在，在1731年真正爆发狂热之前也只是零星发生，1731年后，人们“非同寻常地、意外地发现了亵渎行为”，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在造成大破坏的洪水之后寻找替罪羊。荷兰法院确信存在全国性的同性恋网络，决定“将这种恶行连根拔起”。在仅仅两年时间里，75人遭到处决，数百人仓皇流亡才幸免于绞刑。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格罗宁（Groning）附近，当地乡绅鲁道夫·德·梅普舍（Rudolph de Mepsche）以鸡奸的罪名逮捕了30多名农民（其中有成人也有孩子），处死了其中22人。后来在1764年、1776年、1797年都发生了迫害。1791—1810年，阿姆斯特丹几乎年年发生迫害。1730—1811年，尽管引入的《拿破仑法典》已将同性性关系除罪化，仍有大约200人遭到处决，还有人数大致相当的人被判处长期单独监禁。

在法国，死刑相对少，时间间隔也长，场面却非常惊人，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1661年11月在巴黎市政厅广场，43岁的雅克·肖松（Jacques Chausson，曾担任海关官员，此时失业）和36岁的前同事雅克·波尔米耶［Jacques Paulmier，别名法布里（Fabri）］被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也就是没有先行扼死），罪名是对17岁的奥克塔夫·德·瓦隆（Octave des Valons）进行同性性侵。审问过程中，他们在酷刑威胁下透露，曾经替贝莱（Bellay）侯爵和贝勒福雷（Bellefore）男爵招揽过年轻男性。警察没有对这些供述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两人被处死之后，一首叫作《肖松和法布里诉冤》的歌谣在巴黎街头被人传唱：

要是我们烧死所有

跟他们同样行事的人，

那么，呀，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

许多法国贵族

和重要的教士

都要去见造物主了。

1725年，巴黎警察局长勒努瓦（Lenoir）估算，首都里有两万个“声名狼藉之辈”。一代人以后，在警察那里挂过号的人数据称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无畏报》（ Gazette cuirassé ）补充，要是将所有同性性活动积极参与者的姓名印发出来，就会比《百科全书》——对开版达到了28卷——的卷数还要多一倍。然而，18世纪在巴黎因鸡奸被处决的7人中，5人也被宣判犯有盗窃和谋杀罪，另一人则只是模拟像遭到焚烧。1750年，让·迪奥（Jean Diot）和布鲁诺·勒努瓦在巴黎市政厅广场被处以火刑，此前他们被逮到在蒙托尔格伊街（the rue Montorgueil，巴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正中性交（当时喝醉了）。人们对判决如此之重普遍表示惊讶。埃德蒙·巴尔比耶（Edmond Barbier）律师在日记中透露了这样的观点：对他们处以重刑的用意在于遏制最近迅速传播的恶习。尽管法律的真正威力只是偶尔临头，但同性恋者要承受不间断的骚扰，“巡游地”那里有不少密探，准备诱捕在求欢时缺乏警惕的人。仅1749年，密探们就逮捕了234人，大部分被捕的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不长，但经历很不愉快，人格受到了侮辱，更不用说后来遭受的社会排斥了。

要是不幸被抓，英国的男同性恋者会面临差不多的命运。17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一系列意在改善公共道德的“改良社团”的成立，这种风险大大增加。第一个受害者是喜欢冒险的爱德华·里格比（Edward Rigby）上尉，他被19岁的威廉·明顿（William Minton）坑害了，后者则是受了“礼仪改良协会”中的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的教唆。当里格比在铁圈球街（Pall Mall）上的乔治客栈（George Tavern）包间里进行同性性活动时，明顿大喊“威斯敏斯特！”这个约定的暗号，等在隔壁的一名法院工作人员、一名巡警、两名助手当即破门而入。对里格比的判决相当典型——戴枷示众三次，每次两小时，罚款1 000英镑，一年监禁。他后来的生涯成了“流浪汉小说”的素材。逃往法国以后，他改宗天主教，成了海军军官，1711年在同英国的海战中被俘，被带到梅诺卡岛（Minorca/Menorca）上的马翁港（Mahon）。他在那里越狱潜逃，偷偷搭上一艘热那亚的船，回到了法国。

根据伦敦报纸《飞邮报》（ The Flying Post ）的说法，1698年12月20日，里格比上尉在铁圈球街戴枷示众时“看上去非常愉快”。要是如此，他必定是个硬汉，因为这种折磨真的非常严酷。1810年9月27日，被宣判犯有鸡奸罪之后，6个人在草市街（Haymarket）被处以枷刑，他们是在之前官方突然搜查维尔（Vere）街上“白天鹅酒馆”里一家男妓馆时被抓的。自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到草市街的路边，观者如云，多达数千人，并且都决心以言辞和投掷杂物的方式来表达义愤，有份报纸称：“用言语不足以表达一路上人们对这些怪物的普遍憎恶之情。”因此，抵达实际的戴枷示众地点时，乘着敞篷马车的犯人们已经满身污垢。而在那里，“至少50名妇女获准站在（示众地点前的）圈里，不停向他们投掷烂泥、死猫、臭鸡蛋、土豆、整桶整桶的粪血内脏（是一些屠夫自圣詹姆斯市场带来的）”。但至少他们活了下来。第二年，“白天鹅团伙”的另两名成员被公开绞死，观者如云，其中包括坎伯兰（Cumberland）公爵（乔治三世之子，后来的汉诺威国王）、塞夫顿（Sefton）伯爵和雅茅斯（Yarmouth）伯爵，有流言称，他们都是遭到处决之人的主顾。

跟牵涉其中的人数比起来，死刑算是很少的了，各种形式的检举也一样。在伦敦，一名在公共场合寻求满足的同性恋者是有可能不被察觉的，要是他小心谨慎，运气够好，又出身上层的话，那就更容易躲开了。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威廉·冯·阿兴霍尔茨（Johannes Wilhelm von Archenholz）的德意志访客在1789年写道：“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因这种罪行而遭到定罪和惩罚，这不是因为被指控犯罪的人少，而是因为他们非得尽最大可能做好防范后，才会屈从于这种野蛮的欲望。”1730—1830年，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只审理了70起鸡奸案。更常见的危险是，男妓会试图敲诈勒索以增加收入，例如，又名“胖菲莉斯”（Fat Phyllis）的查尔斯·沃恩（Charles Vaughan）会打扮成女子，参加化装舞会或去戏院。1790年，他犯下了诈取卡夫（Cuff）牧师财物的错误，立刻被后者扭送至地方法官处。

人们对同性恋流行感到恐慌的时候，总喜欢怪罪外国人，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国别偏见由来已久：14世纪中叶，议会向爱德华三世请愿，要求驱逐外国工匠和商人时，一项指控就是他们带来了“糟糕得连名字都不该有的恶习”。有首名叫《女子对维纳斯的抱怨》（ The Women’s Complaint to Venus ）的歌谣同1698年爱德华·里格比上尉的戴枷示众有关：

英国好人的面孔多么开心呀

直到穆西厄（Mounsieur，原文如此） 自法国来

教给佩戈（Pego）一支舞

调子是老索多玛 的拥抱

然而现在我们完全过时了：

可怜的妓女可能得去当修女

因为男人们掉转枪口

把激情转移到彼此身上。

在荷兰共和国，人们宣称，在1713年为签订《乌得勒支和约》而举行的谈判之前，他们完完全全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前来谈判的西班牙和法国使节将它带了进来。此后它被称为“天主教恶习”，这属于敌基督的大阴谋，敌基督设在罗马的总部也是“娈童之母”。

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关于同性恋的认识主要来自审判记录、警察报告和讽刺性的小册子，因此实际情况肯定没有那么离谱。女性之间的同性性关系尤其如此，露出文献“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来自非虚构世界的证据只可能偶尔被人发现一丁点，例如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书信中，1685年时她提起，在曼特农（Maintenon）夫人（路易十四出身寒微的妻子）于圣西尔（Saint Cyr）创立的女修道院学校里，

有些年轻女士彼此相爱，她们被逮到犯了各种各样下流的错误。曼特农夫人差点哭瞎了眼睛，她将所有圣徒遗物展示出来，以驱走纵欲的恶魔。她还派去了一名教士，进行反对淫荡的说教，然而他提到的那些东西任何端庄的女士都听不下去。她们全都离开了教堂，而犯人们忍不住偷笑。

就惩罚而言，被迫倾听布道好像严苛了一点。缪拉（Murat）伯爵夫人亨丽埃特·德·卡斯泰尔诺（Henriette de Castelnau）要幸运些，她是出了名的同性恋者，大约同一时间，她被流放到了一座偏远的城堡，受官方监视。在别处，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深藏不露的恶习，不被提及也不宜提及，只在当事女子决定炫耀这种关系时露头，18世纪80年代在英格兰，张扬的埃莉诺·巴特勒（Eleanor Butler）（“高挑、富有男子气概”）和萨拉·庞森比（Sarah Ponsonby）（“柔弱、白皙、美丽”）就是这样做的。人们表达对女同性恋的观点时，所用的言辞同谴责男同性恋时一样极端。在1700年的一篇论述中，卢多维克斯（路易吉）·马里亚·西尼斯特拉里·德·阿梅诺［Ludovicus (Luigi) Maria Sinistrari de Ameno］神父指出，就女性之间的同性性关系而言，膨大的阴蒂应当作为定罪的证据，酷刑和火刑都是合理的。这种极刑好像非常少见，几乎不存在，不过在1721年，一名以男子方式生活的德意志女子在巴伐利亚遭到处决，罪名是和她的同性爱人发生关系，两人过着某种形式的婚姻生活。

移民

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知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员流动不算容易。有些迹象表明，1648—1815年人口压力相当大，因此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大部分流动是自西向东的，自人口稠密、人口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区域流向人口稀疏的广阔地带——普鲁士、俄国，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说的位于多瑙河流域和本都山区的“欧洲草原边疆”（黑海以北和黑海西北的欧洲）。回顾了一系列统计信息后，德奈什·西拉吉（Dénes Szilágyi）得出结论：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 ）的人口翻了一番多。这是总体情况，小区域内的变化更大。例如，18世纪，巴奇—博德罗格县（Bács-Bodrog）的人口由3.1万增加到22.7万，而巴纳特（Bánát）地区由4.5万增加到77.4万。这类变化大多是由移民造成的。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遭到了划时代的挫败，随后撤退到巴尔干半岛，这让移民成了可能。1690—1691年，可能多达10万名塞尔维亚人向北迁移，来到了塞尔维亚北部现在名叫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地区，这是巴尔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大部分移民来自西边，但没有这么集中。人们自洛林、普法尔茨、黑森和士瓦本（Schwaben）前来，农民到此寻求土地，工匠则是寻求职位。他们同时受到“推力”和“拉力”的作用——“推力”是故乡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在不实行分产继承的地区；“拉力”则是地主们急于招募人员填充空荡荡的地产，因此向他们提供了免费或廉价的土地。

在这一宏大的重新定居计划中，哈布斯堡当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保护新赢来的领土，当局在匈牙利南部边疆划出了一片准军事地带。当局随后决定让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在那里进行军屯，将他们组织成若干个团，赋予他们人身自由，给他们免费的土地，以此充当他们抗击土耳其人的报偿。18世纪时，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组织了招募活动。1782年，普法尔茨的一名目击者记载道：

在所有镇子、村落或小村庄，印刷出来的告示都被传来传去。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奖赏被看得很高，整片地区的人好像都想移民。众多家族（包括过得不错的）走上了移民之路，道路拥挤不堪，看起来，谁都想离开。

自设立在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茨韦布吕肯（Zweibrücken）和沃尔姆斯的代理机构出发，奥地利招募人员在这一区域巡游，替1781年的特许状打广告——它承诺免除赴加利西亚（通过对波兰的瓜分，最近归入帝国）定居者的强迫劳役捐税，白给他们40轭土地，他们能拥有信奉新教的自由，10年内免服兵役，得到足够旅途所需的补助金。横越欧洲的旅途危险艰难，不少人又回去了，破了财却长了见识。然而足够的人留了下来，永久地改变了中欧和东欧很多地区的人口和民族结构。2.7万多名德意志人更是大胆无畏，他们响应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类似的诱人号召，在伏尔加河沿岸定居下来。1914年时，他们的人数增加到60万左右。

不管奥地利人做了什么，普鲁士人都能做得更好。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签署了《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1598年的《南特敕令》以及在特定区域给予法国新教徒一定程度宗教宽容的规定。这一天主教的夸耀行动造成约25万名胡格诺教徒迁出法国。他们大多前往两个最大的“难民方舟”荷兰共和国与英国，可还有很大一部分向东而去。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以后仅仅11天，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就签署了《波茨坦敕令》，邀请胡格诺教徒到他的领地定居，表示要是这些人确实前来，就可以获得各种物质奖励。约1.4万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不过这些移民对发展缓慢、人口稀少的新家的贡献堪比数倍于此的人。1689年，出现了又一股胡格诺教徒的迁移浪潮，当时路易十四的军队摧毁了普法尔茨，导致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向东逃难。在决定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中，年轻人的比例高得出奇，所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大大提高了。1720年时，1/5的柏林居民是胡格诺教徒（或祖辈是胡格诺教徒）。

各地纷纷采用促进移民的政策，还出现了一个新词：人口政策（Peuplierungspolitik）。它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一贯政策。173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自觉仿照祖父的榜样，欢迎2万多名被大主教撵出萨尔茨堡的新教徒来到他的领地。他特别渴望让人们重新在东普鲁士定居，因为在1709—1710年的瘟疫中，那里有约1/3的居民丧生。腓特烈·威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甚至任何时代）最蛮不讲理的统治者之一，然而他本能地明白，该怎样做出姿态。第一批来自萨尔茨堡的难民快到柏林时，他带着整个宫廷去迎接这些人，咏唱圣诗、同他们一道下跪，感谢全能上帝的神圣恩典。这被证明是一条非常出色的公关妙计，通过语言和形象向欧洲其他区域打了广告，确立了普鲁士第三大“难民方舟”的地位。当时有人说，法国是君主们的避难所［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Stanisław I Leszczyński）］，而普鲁士是受压迫民众的避难所。

他儿子的统治延续了他的许多特点。在腓特烈大帝漫长的统治时期（1740—1786）里，大概28万到30万名移民进入了普鲁士，吸引他们的因素有很多——免费的土地、牲畜、设备和种子，人身自由，宗教宽容，开始几年还无须承担兵役、税款、劳役捐税。根据京特·弗朗茨精确得可疑的数据，这些移民带来了6 392匹马、7 875头牛、20 548只绵羊、3 227头猪、200万塔勒现金。大部分移民在奥得河、内策河（Netze）、瓦尔特河（Warthe） 周围的土地上定居，由于排水工程的建设，这些土地得到了复垦，不过还有大约1/4移民是各种工匠，在城镇里定居。腓特烈大帝满意地宣称，他已经“在和平年代赢来了一个省”。这项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克里斯托夫·迪佩尔（Christof Dipper）已经指出，基于国家自身资源的人口再生是个漫长、不确定的过程，因此能够吸引移民的国家才会做到最好。

胡格诺教徒或萨尔茨堡居民遭到驱逐这类著名的事件非常少见。大部分移民是由有利可图的前景这一“拉力”，而非迫害这一“推力”造成的。大部分移民的流动也并未超出国界。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观察到，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其说是单一国家，不如说是一整个大洲，这种描述对俄罗斯帝国甚至更加恰当。难怪东部的这些庞大的多民族聚合体中出现了最高的人口增长数据记录。1719年的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762—1763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之间，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增长率是33.8%，西伯利亚诸省的人口增长率恰好是欧洲部分的两倍。全国范围内的最高增长数据当然出现在新的首都圣彼得堡，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就由沼泽地变成了大都市。1750年时，那里的人口已经达到7.5万，而且依然在高速增加。俄国还存在大量季节性移民，据一名旅行者估算，由于贵族们拖家带口返回了庄园，春天时莫斯科的人口减少了5万。18世纪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768—1774年的战争获胜后，大批人口涌向南部肥沃的无主土地。这些土地是通过《小凯纳尔贾 条约》赢来的，对逃亡农奴格外具有吸引力。

再往西，移民们跨越的距离没那么长，但人数要多得多。北欧、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不实行把农业人口束缚在主人们地产上的农奴制。在不列颠群岛，吸引移民的最强“磁体”是伦敦，在18世纪的西方世界，伦敦的人口增长举世瞩目：人口自1600年的约20万增加到1700年的约40万，再增加到1720年的约60万和18世纪末的近百万。在18世纪早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失衡让英国首都变成了“人口黑洞”［朱利安·霍皮特（Julian Hoppit）语）］，这一增长率只可能通过大量移民（每年约7 500人）来实现。出于很多原因，伦敦是一座独特的城市：不设防，从未遭到外国军队占领，是由私人而非公共财富修建的，没有规划，受宫廷和教会的影响极小，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还有，用约翰·萨默森（John Summerson）爵士的话来说，是“欧洲最不独裁的城市”。它在英国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超出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首都。巴黎的居民数量一直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2.5%，然而伦敦的居民数量在1600年时已经占到了英国人口总数的5%，1650年时占到了7%，一个世纪后增加到了11%。此外，交通便利、工作机会过剩意味着在那里或长或短旅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会更高。据托尼·里格利估算，英格兰成年人口的1/6曾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体验过首都的生活。伦敦居民非常清楚他们的特殊地位。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ayne）在1687年的自夸相当典型，他说，伦敦是“现在整个欧洲（或许整个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漂亮、最富饶的城市，巴黎与罗马加起来都比不过”。

在国土面积更大、地理状况更复杂的法国，移民模式相应地更加多样。一般来说，移民模式可以分成三种：季节性的，包括每年离开几个月的情况，临时性的，包括离开几年但最终回到家乡的情况，还有永久性的。就区域而言，西北部和中南部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人口相对稳定，后者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资源贫瘠的多山区域（如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区和比利牛斯山区）不得不将过剩的人口向下输送到城市和平原区域，让他们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季节性移民通常是已经成家的农村男青年，他们拥有或租赁一小片耕地，缺乏技能或至多算半熟练工，相当贫穷。这些人要找的活儿通常和农业有关，比如收割、采摘水果或伐木，不过他们也经常在建筑行业工作。到处都有这类普通人。据估计，1810年时约有20万名季节性移民在法国内部流动，还有80万人要靠他们养活。

这种凑合将就的经济对资源匮乏的村落中的可怜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奥尔文·霍夫顿在对18世纪法国穷人的研究中给出了解释。她重现了多姆山（Puy-de-Dôme）地区的圣让多莱尔（Saint-Jean-d’Ollères）村里的村民们年年为谋生而展开的挣扎。每年10月，200名成年男子都会离开村子去砍伐木材。第二年夏天他们会回来，在自己的田里干一阵子活，然后再次离开，去普罗旺斯采收橄榄。与此同时，数量差不多的另一群人（但是带着100个孩子）在11月离开，到贝里找梳麻活儿干。要是没能找到活儿，他们就继续往巴黎走，在找得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干活，或者乞讨。无论如何，家乡的食物短缺都意味着他们直到下一个复活节才能回去。干完了农活，他们接着前往普罗旺斯，去采摘喂蚕的桑叶，这种活儿一直可以忙到秋天，那时劳作周期就又开始了。村中的300个孩子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在路上奔波，充当烟囱清扫工，数量不明的一批成年人要充当小贩和（或）乞丐，勉强糊口。就连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活要干，在蹒跚前往镇子里乞讨之前，他们要在田里播种。长期在家中度日的社区成员只有幼童和他们的母亲。

在法国的道路上苦苦奔波寻找工作，必然又吃力又压抑。选择移民终极形式，也就是前往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人要多得多。漫长而艰巨的海上航行把勇敢无畏的移民带往有着飘忽不定未来的遥远土地，关于那片土地，他们所知甚少。在这一时期，很多移民横越了大西洋。1630—1700年，约有37.8万名不列颠群岛居民前往北美洲。其后更加稳定繁荣的一个世纪里，移民的步伐减缓了，虽然如此，截至1800年还有25万人离开。据信174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以后，4万名苏格兰高地居民移居国外。大量德意志人也选择了移民，其数量存在多种估算，应该介于10万人到20万人之间。到1800年，宾夕法尼亚似乎有1/3的人具有德意志人血统。自伊比利亚半岛向中南美洲的移民浪潮多次出现，但数据非常粗略。普鲁士大科学家、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1800年估计，西属美洲的总人口是1 690万，其中320万人是白人，只有15万名是半岛人（peninsulares），即第一代西班牙人。实际上，根据约翰·林奇的说法，半岛人的真正数量要少得多，介于3万人到4万人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到那里的移民人数一度最多），半岛人也只有约1.4万人，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0万，其中100万人是白人。大概25万名荷兰人也在17—18世纪移居国外，主要前往东南亚。

不情愿离开欧洲的好像只有法国人。早在1535年，他们就在北美洲创立了落脚点，然而大概100年过去了，魁北克只有65名法国居民，加拿大其他区域也只有100名。在科尔贝的积极指引下，17世纪中期，法国人向北美迁移的步伐加快了，到17世纪80年代，已经有1.2万名法国居民永久移居北美。然而1600—1730年，移民的总数仅仅达到2.7万人。始于1750—1775年的额外人口压力可能造成移民人数迅速增加，然而1759年时，法国人在魁北克被沃尔夫（Wolfe）将军击败，加拿大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场战败确保了英语（而非法语）变成世界通用语言，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典型的移民是同故国状况明显格格不入的年轻男子。比如说，1785年5月12日，约翰·邓拉普（John Dunlap）（他负责了《独立宣言》的印刷）给生活在蒂龙郡（CO. Tyrone）斯特拉班（Strabane）的内兄弟去信，颂扬“新世界”的优点：“上了年纪还有家室的人要是移民，日子会相当艰难。然而渴望自由、快活的爱尔兰年轻人应该离开家乡来到这里来，越快越好。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良好表现和勤勉都不可能带来像在美洲一样丰厚的报偿。”因此可以说，英国人将异见分子“出口”，在离本土近5 000千米的地方以美国独立战争的形式承受了革命的苦痛。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人同样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承受了革命的苦痛。然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法国的革命。 jCakAyFb4tNOVEMdlwCwjyehR2a+M4CytpCJrhTpKIy8TYAIZ/WBIcjsQHlWtQ9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