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贸易与生产

贸易

约瑟夫·帕尔默（Joseph Palmer）在1775年到访波尔多，他被深深震撼了：

波尔多之美，没有几座城能比，它似乎拥有广泛商贸往来所赋予的一切富饶。它优雅地坐落在加龙河（Garonne）畔……直线延伸3千米以上的码头，以及一列常规建筑物，实在叫人眼红，宽阔河道中水流湍急，大小船只来往贸易，更叫人艳羡。

12年后，四处游历的农学家阿瑟·扬证实了这一正面评价。在比较英国国内状况与他在法国看到的状况时扬不说法国好话是出名的，因此他的印象尤为权威：“我听说了许多，也读到了许多，但这个城市的商业、财富和壮丽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巴黎没法跟伦敦比，但利物浦（Liverpool）也没法跟波尔多比。”乘船过河时，扬又补充说：“加龙河的景色很好，目测有伦敦泰晤士河的两倍宽。我觉得，停泊在河里的大船数目让它成了法国必须吹嘘的 最华丽 的水上景观。”

由于这座城市的建筑表明18世纪是其全盛时期，今天的任何一位访客都能发现证实上述描述准确性的视觉证据。王家广场（Place Royale）尽管极为壮丽，却并非最具特色的地点，因为法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地方。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大教堂对面的崭新大主教宫殿。最能体现波尔多繁荣的则是由维克托·路易（Victor Louis）设计、建于1772—1780年的大剧院（Grand Théâtre）。大剧院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大小，因为它虽然非常大，却不及那不勒斯的圣卡洛（San Carlo）剧院或米兰（Milan）的斯卡拉（La Scala）剧院。大剧院是独立建筑物，这也不算特别，因为腓特烈大帝在柏林椴树下大街 （Unter den Linden）上的剧院早在至少一代人之前就具备这一特点。波尔多剧院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建筑物，不仅有剧院，还有音乐厅和阶梯。将阶梯视为同等重要的建筑空间看似不合情理，实际上却没那么过分，因为门厅、阶梯与观众席的大小相当。阶梯让波尔多上流社会有机会互相展示华丽，既看别人，也被人看到。维克托·路易意识到，剧院里的观众和舞台上的歌手是同等重要的表演者。在为国王修建的剧院里，王家包厢是其主要建筑特色，而在为波尔多这样的商业大都市修建的公共剧院里，门厅、阶梯和其他公共房间才是特色所在。阿瑟·扬必定充分领会了这座城市的商贸与文化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他写道：

这座剧院大约在10年到12年前建成，在法国，它是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剧院，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望其项背的剧院……男女演员、歌手、舞者、管弦乐队等诉说着它的财富与奢侈。有人向我保证，从巴黎来的当红女演员一个晚上能拿到30～50路易（louis）……每天晚上都有若干剧目上演，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周日也不例外。盛行于当地商人中的生活方式是高度奢侈的。他们的房屋和机构开支都很大。这里有大型娱乐活动，其中许多还是在（银）盘上表演的。巨额赌博则是糟糕得多的事情；还有些可耻的记载说商人们出钱包养剧院的歌女、舞女，这对他们的信用毫无益处。

这种显眼的炫耀源于商业。1717—1789年，波尔多的贸易额年均增长4%，从1 300万利弗尔增长到将近2.5亿利弗尔，增长到几乎20倍，它在法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从11%上升到25%，城市人口也翻了一番，从5.5万增加到11万。尽管商业繁荣部分归功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葡萄酒销量有所增长，但商业繁荣的主要源头是西印度殖民地——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及最重要的圣多曼格岛（Saint Domingue），它是世界最大的蔗糖产地。在圣多曼格岛上，蔗糖产量从1714年的7 000吨增加到1789年的8万吨。此外，依靠发展富裕起来的并不仅仅是商业巨头，因为波尔多的整个经济都是由其主导产业塑造的。例如：有700～800人受雇于造船场，300～400人在制绳场工作，300人被蔗糖精炼场雇用，等等。

我们将会看到，整个欧洲经济在18世纪都有所发展，但是国际贸易是最生动的成功案例。原始动力可能来自欧洲之外。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伊比利亚国家治下的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发展趋势，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海关收入说明了这一点，在1720年之前的50年中，收入增长了2600%。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明显增长创造了相应需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荷兰商人。他们把黄金从中国带回欧洲，巴西矿业产出又迅速增长，这都有助于缓解长期的铸币短缺问题，也让欧洲货币得以维持稳定。在北美、加勒比地区和远东，停滞了一个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再度启动，而登上舞台的是能够自我维持的扩张。从1740年到1780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4到1/3。事实上，用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的话说：“18世纪中叶是近代历史上最显著的贸易扩张阶段之一。”从18世纪第二个十年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对外贸易量翻了一番，对外贸易额增长了4倍，而在同一时期，法国殖民地贸易额惊人地增长到原先的10倍。

冰冷的统计数字则揭示了这一巨大浪潮的人力成本，例如，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18世纪从大约4万人增加到1789年的大约50万人，而在同一时段，每个奴隶的价格还翻了两番，可见当时对奴隶劳工的需求。所有的航海大国都卷入其中。葡萄牙与荷兰进口的奴隶人数超过自己殖民地所需，它们便将多余奴隶出售给贪婪的西班牙、法国业主。英国人可能是最为活跃的国家集团，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指出，奴隶制是“不列颠帝国的核心制度之一，奴隶贸易是英格兰人的主要贸易之一”。奴隶制当然还是利物浦繁荣的基石，1750—1780年，当地奴隶贸易船出港航次接近2 000次，相比之下，同期的伦敦只有869航次，布里斯托尔只有624航次。

跨大西洋贸易提供了十分惊人的统计数据，但欧洲贸易的核心还是在欧洲内部。雅各布·普赖斯（Jacob Price）曾评论，传统“贸易地图”的持久性是值得注意的，贸易主干道源自波罗的海，经低地国家延伸到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分支则延伸到挪威、不列颠诸岛和地中海。在16世纪，虽然跨洋航线加入了到美洲和远东的航线，但波罗的海—加的斯航线依然是船运的大主顾。在1660年，这条航线是由荷兰人主导的。尽管——或者说正因为——脱离西班牙统治的斗争长达80年（直至1648年才结束），但荷兰人已建立起规模、复杂性和繁荣程度都着实惊人的贸易体系。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他们在欧洲贸易中的优越地位：1670年，荷兰商船总吨位为56.8万吨，超过了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总和 。荷兰贸易的基础是波罗的海诸国，尤其是波兰—立陶宛生产的巨量剩余谷物，其中大部分是黑麦。这些谷物几乎都被运往荷兰共和国，80%的运量由荷兰船舶承担。随后，大约40%的谷物从荷兰输出，供给欧洲诸多地区，尤其是本地产出不足以供养本地人口的南欧地区。充足的基本食物供应让荷兰农民能够专注发展最适合其土壤、气候的农业分支，即牲畜、乳制品、蔬菜、大麦、啤酒花、烟草、大麻、亚麻、油菜籽（用于生产灯油）和各类染料来源（茜草、淡黄木犀草和菘蓝）。沿着荷兰人无可比拟的水上航道，这些经济作物及其制成品被运往遍布北欧、西欧各地的市场。在贸易额方面更重要的是“贵重商品贸易”，荷兰人从南欧收集到诸如香料、糖、丝绸、染料、水果、葡萄酒、白银之类的商品，将它们带回北欧各地，到了17世纪60年代，这一贸易分支产生的利润已达到波罗的海大宗货物贸易的7倍之多。它还提供了许多原材料，为共和国繁荣的制造业门类奠定了基础，这些门类包括：细布、丝绸、棉花、精炼糖、烟草、皮革、木器、挂毯编织、陶瓷、铜器和钻石切割。

技术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荷兰的优势。著名的“笛形船” ［被英格兰人称作“长笛船”（fluteships）或“飞船”（flyboats）］是在16世纪末被首次引入航海的，一亮相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阿姆斯特丹造船场采用标准化设计和节约劳力的设备，尽量增加了笛形船的承载能力并缩减了成本。据估计，一艘载重250吨的英国船，其建造成本要比它的荷兰对手高出60%。作为专门用于大宗货运、无须充当战舰的船，笛形船的运营成本低得多，所需的船员也少得多——载重200吨的船只需10名船员，类似吨位的英国船则需要30人。结果，荷兰货船能够以低于其他国家竞争者1/3到1/2的报价提供服务。依靠这样的优势，荷兰人在运输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17世纪下半叶，他们主宰了波罗的海，将当地弄得就像荷兰殖民地一般。例如，瑞典的哥德堡（Gothenburg）港口由荷兰人建造，归荷兰人所有，让荷兰人运营，荷兰语甚至是该港口的官方语言。阿夫朗什（Avranches）主教在1694年写道：

或许可以说因为荷兰人是铜矿业的主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瑞典王国贸易的主人。这些铜矿的承包人总是缺乏现钱，而且在瑞典找不到什么现钱，这样就得把货物抵押给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让商人预付他们急需的现款。焦油和沥青产业也是一样，阿姆斯特丹的某些商人已经从国王手中买到了大部分承包权，此外还支付了可观的预付款。结果，这类商品和其他多数商品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比在瑞典还便宜。

荷兰人强行要求他们的船在通过分隔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峡时享有最惠待遇，因此丹麦的主权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荷兰商业的第二大分支是由渔业支撑的。荷兰的鲱鱼产业被称为“大渔业”并非无故。每年6月底到12月初，由捕鲱船［buizen，眼红的英格兰人称其为“巴士船”（busses）］组成的特设船队跟随鲱鱼群从设得兰群岛（Shetlands）前往多佛尔海峡，一路上捕捞到大量渔获。这些鱼经过盐渍处理，被装进桶内运回马斯河（Maas）一带的港口，以便转手输出。事实证明，天主教欧洲地区的人们是特别好的顾客。 鲱鱼季过后，捕鲱船南下比斯开湾或葡萄牙，大量收购加工鲱鱼所需的优质盐。就总产值而言，大渔业可以与英格兰纺织业争夺“欧洲最大的单一商业门类”的称号。北海的鳕鱼捕捞业和北极的捕鲸业就没那么重要了，但也有利可图。北极的捕鲸业在17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当时，荷兰人每年派出240艘捕鲸船，带回高达6万吨将要变成灯油和肥皂的鲸脂。

荷兰人也利用了东方的资源。在16世纪的最后一年，有许多船从香料群岛返回阿姆斯特丹，船上一共装载了27万千克胡椒和11.3万千克丁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东西。这趟贵重货物贸易的利润超过100%，众人纷纷跟上。3年后，各类公司被合并起来组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贸易事业之一起步了。在其巅峰时期，即17世纪末，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拥有150艘贸易船和40艘战舰，雇用了2万名水手、1万名士兵和将近5万名文职人员。荷兰人要在东南亚占据主导地位，就得先从葡萄牙人手上把它夺过来，他们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干劲和侵略性，赶走了一个又一个香料岛屿的控制者。截至1660年，荷兰人已经占据了科钦（Cochin，位于印度西海岸）、马六甲（Malacca，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印度尼西亚（包括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婆罗洲（Borneo，今加里曼丹岛）、西里伯斯岛（Celebes，今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今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西部、台湾岛和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葡萄牙人在东方只剩下南印度的果阿（Goa）和中国的澳门。后来，英国人尝试强行挤入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遭到荷兰人激烈回绝，这样的回绝不消说也是残酷的，1623年臭名昭著的“安汶岛屠杀”尤为残暴。40年后，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还极力张扬此事，以此为发动第二次英荷战争争取支持。

荷兰共和国的总人口只有大约200万，然而荷兰商人似乎出现在世界各地，以地名的形式留下他们的名片，合恩角（Cape Horn）、布鲁克林（Brooklyn）、新西兰、范迪门角（Van Diemen）、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都是典型案例。1625—1667年，纽约是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殖民地。荷兰人甚至在南美、加勒比地区、南非以及东方海域都有了驻地。1667年，皇家海军测量师威廉·巴滕（William Batten）爵士向塞缪尔·佩皮斯评论荷兰船队的无所不在：“上帝啊！我觉得荷兰人是魔鬼拉出来的！”其后不久，他的同胞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补充说：“荷兰人的贸易向远方极力扩展，可以说只有全能的主在创世之初设下的约束才能限制他们。”环球贸易复合体的基础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与城市同名的银行建立于1609年，它很快甩开了传统领导者威尼斯与热那亚，成为欧洲金融市场的中心。不久，一家贷款银行也加入了市场。再加上于1609年搬入崭新豪华建筑的股票交易所，多家银行让荷兰商人有了经营生意时的先发优势。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阿姆斯特丹那样轻松、快速、廉价地提供信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阿姆斯特丹那样的货物保险能力。阿姆斯特丹金融机构做事颇有条理，在登记保险单时还用上了印刷表格。它们提供的保险服务十分优越，在1672—1674年的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就连英国船队也在阿姆斯特丹投保。对所有欧洲商人来说，阿姆斯特丹的账单是支付外贸资金的公认方式。17世纪中叶，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性基础，当和平于1648年恢复时，荷兰人得以占据有利地位，迅速建立起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所说的“世界贸易主导权”。

荷兰人的主导地位将持续很长时间。直至18世纪中叶，荷兰人依然主导着运输业：在1767年驶入波罗的海的6 495艘船中，有2 273艘（35%）属于荷兰。然而，这样的数据掩盖了严峻的衰退，衰退既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是绝对意义上的。此时，许多开往波罗的海的荷兰船已是来自弗里斯兰（Friesland）和瓦登群岛（Wadden Islands）的小船，荷兰的大宗货运船数量大为减少。比如说，霍伦（Hoorn）的大宗货运船队吨位从17世纪80年代的1.07万拉斯特 降至18世纪30年代的1 856拉斯特，又继续下滑到18世纪50年代的1 201拉斯特。标志着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结束的决定性时段似乎是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当时“贵重商品贸易”衰退，渔业崩溃。衰退范围越来越大，造船业开始收缩，在阿姆斯特丹以北的赞河（Zaan）河畔，造船场数目从1690年的40多家降到18世纪30年代的27家，到了1750年只剩23家。只有殖民地物产的转口贸易有所发展，但即便在这一层面上，相对于法国、英国完成的大规模扩张，荷兰也处于相对衰退之中。

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与欧洲整体发展趋势相悖，实现了人口、财富的增长，而在欧洲其余国家开始普遍发展的时候，它却面临衰退。从1600年到1650年，荷兰人口从140～160万增加到185万～190万，随后便陷入停滞，到了1700年，人口可能略有增加，达到195万，人口增长停滞却成了18世纪的标志。第一次可靠的人口普查于1795年进行，普查共录得人口207.8万。更为严重的是人口分布问题。就在欧洲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许多荷兰城市却经历着去城市化，正如表4所示：

哈勒姆和莱顿尤为突出的数据，体现了曾让这两个城市成为欧洲最繁荣社区的细布产业陷入崩溃的结果。在莱顿，细布年产量从1700年的2.5万匹下降到18世纪30年代后期的8 000匹。

荷兰共和国蒙受了与其他诸多享有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同样的命运：它的扩张是如此迅速，它的财富是如此惊人，以致注定会招惹别的国家带有忌妒的敌意。当时盛行的正统经济观念认为，世界上的金银货币或者说“现钱”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国家在繁荣发展时只能以牺牲他国为代价，这样的信条导致敌意更容易滋生。马修·德克尔（Matthew Decker）爵士在1744年总结道：“因此，如果不列颠的出口超过进口，外国人就必须用贵金属付账，国家就会富裕起来。但如果不列颠的进口超过出口，我们就必须用贵金属付账给外国人，国家就会贫穷下去。”此外，鉴于某国实力往往与其拥有的现钱有关，政府是有责任通过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对应手段统制经济的。以英国议会为例，它在1651年、1660年和1696年通过了《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要求所有往来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均需由英国船舶承运，所有殖民地出产也都只能运往英国港口。法国人的态度与此类似。1670年，科尔贝在他为路易十四准备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在整个欧洲流通的货币总量是固定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则会不时增加货币总量。事实说明，要是（王国内部）流通的白银只有1.5亿利弗尔，而我们又要增加2 000万、3 000万或5 000万流通量，就必须在同一时段内从各个邻国拿走同样的货币数量。

和英国人一样，科尔贝紧盯着荷兰人，他在同一份报告中宣称，往来于法国港口的贸易曾有9/10由荷兰人操纵。他们带进法国的货物要远多于带走的货物，法国人得用硬通货付账，“这让他们变得富足，却让我们这个国度变得贫穷”。为了纠正这一状况，1662年，由外国船舶运输的货物每吨均需征税50苏，其结果是：“我们业已看到法国的船舶数量每年都在增长，过了七八年，荷兰人就几乎被排除出港口间的贸易了，（现在的）贸易是由法国人操持的。水手、航运人员的人数增加，金钱被留在国境之内，这些都是难以估量的好处。”每当某个欧洲政府施行类似科尔贝的重商主义政策，荷兰人就会受到不利影响。例如，瑞典人在1724年通过了《物产法案》（Produktplakatet），只允许携带本国物产的外国船舶进入瑞典港口。这导致运费和物价上涨，同时伤害了瑞典商人和瑞典消费者，但对荷兰人伤害更甚。

英国人和法国人还都以发动战争的方式直接打击荷兰商业，前者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对荷兰开战，后者则是1672—1678年、1689—1697年和1702—1713年对荷兰开战。在上述所有冲突中，荷兰人都证明他们能够发出远远超出自身体量的猛击。1667年掠袭梅德韦河（Medway）或1673年三度大破英法联合舰队的战绩表明，就连1∶14的人口劣势也是可以克服的。但从长远来看，战争之神总是站在部队规模更大的一方。数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必然导致过度劳损，这最终耗尽了共和国的资源。尤为重要的是，偿还累积债务、维持武装力量所需的税负给荷兰经济造成了结构性损害。在1678年，荷兰国债为3 800万盾，到了1713年就上升到1.28亿盾。早在1659年，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就惊奇地发现：“虽然他们的正常税收已经和与西班牙交战时一样重了，可人们还乐意缴纳特别税，真是奇怪。”他又举出例证补充道：“据我估计，在一家普通旅馆吃道肉菜，就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缴纳19种货物税。很离奇，却是真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在17世纪末估计，尽管荷兰共和国的人口不到英国的一半，它却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普通荷兰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相当于英国人或法国人缴纳的三倍。

这些针对消费征收的高额间接税导致工资相应上涨，竞争力相应下降。莱顿织布工的工资是边界对面南尼德兰工人薪水的两倍，是毗邻的列日（Liège）主教侯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立诸侯）的三倍。难怪到了1700年，荷兰人的传统顾客们已在着手寻找其他地方更为合算的供应商了，顾客们也发现用自己的船运输货物更为便利。其他的造船国迟早会缩小与荷兰的技术差距，建造自制版笛形船，发展自己的商船队，摆脱荷兰中间人，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以普鲁士与波尔多的直接贸易为例，其贸易额从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普鲁士人在军事上表现出了活力，这样的活力在商业中也显而易见。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的商船从1751年的79艘增加到1784年的165艘，而且船也越来越大：载重超过100拉斯特的商船从1751年的2艘增加到1784年的78艘。在波罗的海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与汉萨同盟间的运输业竞争愈演愈烈，瑞典人在哥德堡发展出可与荷兰匹敌的鲱鱼捕捞业，挪威人则取代荷兰人，成为该地区主要的鳕鱼供应商。18世纪中叶，荷兰的鳕鱼捕捞业已经缩水成不到17世纪90年代的20%。到了18世纪70年代，荷兰人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中所占份额仅仅略高于40%，而约一个世纪前，荷兰人是垄断这一贸易的。荷兰人在捕鲸业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721年，有355艘船在格陵兰周边海域参与捕鲸，其中大部分——251艘——依然是荷兰船，但此时已有55艘来自汉堡，24艘来自不来梅（Bremen），20艘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比斯开湾港口，5艘来自卑尔根（Bergen）。

随着欧洲其他国家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并着手发展自己的商业，它们对荷兰转口贸易的需求减少了。这并不意味着在黄金年代发展出的大型贸易联合体在18世纪陷入了崩溃。几个重要部门还在持续扩张，至少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发展。荷兰商人依然在拓展新领域，例如东印度地区利润丰厚的咖啡生意，表现出他们昔日的进取与活力。然而，荷兰国内无疑出现了从制造业和商业转向金融业的现象，人们尤其倾向于给外国政府提供贷款。鉴于许多政府愿意支付5%以上的利息，将积累的资本投入银行业是相当明智的举动。因此，荷兰共和国成了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所说的“食利经济体”，即便不大能算是欧洲经济里的寄生虫，也是较为被动的玩家。

在与荷兰逆向而行的国家中，俄国的成功相对而言最引人注目。1660年时，它还是个偶尔出现的偏远原料供应国，到了1815年，它已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彼得大帝在1700—1721年的“北方大战”中取得胜利，他的胜利给俄国带来了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权，其中包括了纳尔瓦（Narva）、里加（Riga）和雷瓦尔 （Reval）的港口，更不用说还有他新建的圣彼得堡。后者要到1703年才建立，可到了1722年，它的货物吞吐量就高达阿尔汉格尔这个俄国原先的主要港口的12倍之多。俄国牢牢捍卫“通向西方的窗口”，它与西欧的贸易从1726年到1749年翻了一番。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南方的吞并成果同样重要，不过这经常遭到忽略。1774年的《小凯纳尔贾条约》给俄国带来了在黑海边的立足点，使俄国商船有权在黑海上航行；1779年的《艾纳勒卡瓦克协定》 则增加了俄国商船可以穿过海峡驶入地中海的权利；俄国在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还在1787—1791年的战争中加以巩固，这让黑海北岸落入俄国控制；1807—1812年的战争又令俄国几乎扩张到多瑙河三角洲。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则让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向西推进了500千米以上。

地缘政治状况的变化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落实到商业层面。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继续被西方，尤其是被它的主要顾客大不列颠视同殖民地，即原料供应地兼制成品市场。英国人知道俄国人缺乏各类商业基础，便在1734年的贸易条约中要价极高且绝不松口。虽然1766年的后续条约修订了其中义务较为繁重的条款，但基本剥削要点仍维持不变。事实证明，实现经济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进程：1773—1777年，俄国所有港口平均每年仅有227艘俄国船入港，在载重超过200吨的船中，仅有12～15艘是真正的俄国船。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进入俄国的1 748艘船中，超过600艘是英国船。然而，当一支舰队自波罗的海扬帆起航，行经北海，于1770年6月24—26日在爱琴海上的切什梅大败土耳其人（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压倒性的胜利之一），俄国已成为海上大国的事实便尽人皆知了。它打算以此取得商业红利，因而随后便在各个贸易中心设立外交代表。在接下来的10年中，俄国任命了16位总领事和30位领事，他们的负责范围遍及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18世纪的最后20年，俄国商业快速发展，南部地区新港口带来的机会促进了发展，在南部，赫尔松（Kherson）于1778年建立，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于1783年建立，敖德萨（Odessa）于1793年建立。在1794年，共有406艘俄国船从俄国港口出航，这依然低于英国船的数量1 011艘，但已清楚表明俄国正在建立值得一提的商船队。从1775年到1787年，俄国商船数量增加了8倍。对外贸易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正如表5所示：

俄国的商贸发生了世纪性的转型，俄英关系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当1766年的贸易条约即将于1786年期满时，英国人惊讶且沮丧地发现他们无法以旧日的条件续约。这没什么可讶异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80年即已显露了她的意图，当时，她组建了武装中立同盟，这是一个非交战国的联合组织，尽管名为武装中立，实际却针对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俄国人明白他们已拥有自己的商船队和贸易机构，因此产生了自信，事实证明，怀有这种自信心的俄国人是固执的，贸易条约就此失效了。1787年1月，俄国人与法国人签署了贸易协议，这令英国人感到更为震惊。此举给伤害加上了侮辱意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也有严重的政治影响。皇家海军和英国商船都非常依赖俄国的造船原料，这不仅包括制备桅杆和木板的木材，还包括沥青、焦油、树脂、松节油等木材衍生物，以及用于制作帆布的亚麻和用于制作绳索的大麻。现在，既然俄国已经通过黑海打通了与地中海的直接贸易联系，那么可怕的事情便有可能发生——这些“海军军需”可能会提供给英国的死敌。

相应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1781年，一位名为安托万（Anthoine）、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的法国商人前往赫尔松、圣彼得堡和华沙，调查此类方案的可行性。他随后前往凡尔赛，向法国当局报告状况。1783年4月，随着在美洲进行的战争告一段落，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伯爵呼吁海军部长卡斯特里（Castries）加快项目进程，以免英国人采取反制措施。安托万正式获得经赫尔松向法国出口海军军需的独家权利，并从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得到了10万利弗尔贷款。1784年，一位制作桅杆的能手前往赫尔松与安托万会合，协助他挑选合适的桅杆。安托万还与波兰要人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公爵 签了合同，让后者提供300根桅杆的用材。到了1786年，又有263根桅杆运抵马赛。很难估计这番贸易到底产出了什么。与法国人的期望相比，实际运来的桅杆尺寸小、质量差，安托万对给自己捞好处更感兴趣，对增进国家利益则没那么在乎。土耳其与俄罗斯在1787年夏季爆发的战争使项目骤停。179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取消了贸易协议，以此作为对法国处决路易十六的回应。

尽管这种弑君行为并非主要原因，但它还是促使大不列颠参与了法国革命战争，从而导致法国海外贸易陷入濒死的痛苦。可早在那场致命危机之前，法国的贸易就已出现了损伤迹象。法国商人在18世纪初奋力夺取了黎凡特贸易的控制权，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他们发觉英国、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竞争者们带来的廉价纺织品正在抢他们的生意。截至1783年，法国商品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40%左右。那一年也是北美殖民者最终取得胜利，让英国人承认他们独立的年份，这原本也该是殖民者的法国顾问兼盟友进入他们商业王国的年份，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法国商业体系僵化，过于依赖受保护的殖民地贸易，当中又特别依赖转口贸易，仅后者便占到18世纪80年代出口总额的1/3以上。更具体地说，这一商业体系过度依赖圣多曼格，殖民地贸易总额的3/4、大部分转口货物都源于此地，它还吸纳了法国将近2/3的海外投资。在1791年8月的奴隶大暴动将圣多曼格这只金鹅骤然斩首之前，那里就因过度开发导致的土地贫瘠和奴隶价格上涨而相当虚弱了。此后，法国人再也没能控制这个岛屿。

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令波尔多的贸易额在不到一年内下降1/3了，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1日向大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宣战，此后英国皇家海军统治了海洋，令法国的海外贸易实质上陷入崩溃。汉堡商人洛伦茨·迈尔（Lorenz Meyer）于1801年从波尔多发回报告：

波尔多辉煌不再……殖民地的破坏与丢失已经消灭了商贸，破坏了这座法国第一城的繁荣。这种状况是随处可见的。股票交易所里依然到处是商人，但大部分人只是出于习惯才过来。做生意是罕见的现象。唯一没有消失的商业门类是国内的葡萄酒生意。

1789年，法国对汉堡的转口贸易货物（主要是蔗糖和烟草）价值5 000万利弗尔。而在1795年（这个年份已经好于前两年了），法国仅仅向汉堡输出了291桶蔗糖，而且主要是由中立国船只运输的，在此期间，英国人则输出了25 390桶。也正是在这一年，法国外贸总额下降到1789年的50%。革命前的7年中，海外贸易在法国全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从25%下降到9%。就算在1815年，它也只达到了1789年的60%。这种衰退对法国腹地的制造业也产生了相应影响。以马赛为例，其工业产值从1789年到1813年下降了3/4。

18世纪的重大教训是，商业的关键在于航运和保护航运的能力。这是法国人有时不愿领会又时常不能领会的教训。事实上，凡尔赛有时可以听到鼓吹海军和商业利益的声音，在科尔贝漫长的首席大臣任期（1661—1683）内尤其如此，但在更多的场合下，这样的声音还是被陆军盖过了。在争夺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中，法国的传统和地理条件都对陆军有利。法国人好几次努力建立一支能够与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匹敌的海军，却总是陷入迟疑。因此，所有决定性的海上交战都以法军的失败告终。法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法国商船队相对弱小。尽管法国人口是大不列颠的3倍，法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也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但它的商船队规模从未超过大不列颠的一半。约翰·哈巴卡克（John Habbakuk）爵士将这种失败描述为这一时期经济史中“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在1767年，有203艘船从波罗的海经松德海峡驶往法国港口，有299艘反向而行，但其中只有10艘是法国人的船。因此在战争时期，当法国动员舰队的时候，只能从大约5万名熟练海员储备中征召人员。英国这方面的人数则是法国的两倍以上：1801年的人口普查记载皇家海军里有13.5万名海员，商船队里有14.4万名海员。

那便是耶拿桥（Pont d’Iéna）和奥斯特利茨车站（Gare d’Austerlitz）坐落在巴黎，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却位于伦敦的缘故。“第二次百年战争”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终于滑铁卢（Waterloo），我们不应夸大交战双方的反差。这并不是基于土地的法国贵族政权与基于商业资本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间的简单对抗。1629年之后，法国贵族获准拥有船只参与海外贸易，1701年之后，特许贵族可以参与一切形式的批发生意，而且不会因此丧失他们的贵族身份。许多贵族参与了贸易。法国历史学家居伊·肖锡南—诺加雷（Guy Chaussinand-Nogaret）写道：“从1770年起……贵族阶层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大型海外贸易公司，有时候还组建海外贸易公司。”西非公司成立于1774年，旨在开拓卡宴（Cayenne）殖民地并供应奴隶，在它的24位股东中有迪拉斯（Duras）公爵、赛瑟瓦尔（Saisseval）侯爵、朱米亚克（Jumilhac）伯爵、沙特勒韦（Chartreuve）修道院院长、弗雷塞尔维尔（Fresserville）伯爵、梅尼尔格莱兹（Mesnilglaise）侯爵、格里尼翁（Grignon）侯爵、布拉尼（Blagny）伯爵和罗什德拉贡（Rochedragon）侯爵。另一方面，英国议会直至1815年仍由大地主把持。这一时期的英国贵族拒绝商人或金融家进入贵族行列。在约翰·坎农（John Cannon）看来，运营这个国家的贵族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排外的精英统治阶层之一”。

然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异。法国政府所在地是凡尔赛宫，它是完全由人工创造出来的，是按照仅仅一个人的吩咐在一块绿地上被建造起来的。英国的首都伦敦是一座庞大的港口兼金融中心。即便英国王室的重要性有时候曾被低估，但它在规模、宏伟程度和声望上都是无法与法国王室相比的。我们将在后文看到，伦敦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公共领域中心，人们在这个公共领域里可以捍卫、运用商业利益。“外交政策的优先”往往会有影响。1688年荷兰执政来到英国，后成为英王，他创造出“海上强国”的概念，这是一个天然同盟，纽带在于英、荷两国共同对抗法国的绝对主义与天主教，捍卫自由、新教和贸易。17世纪90年代，两国成功遏制了路易十四的野心，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了诸多胜利，这似乎表明整个世界的权力平衡已转入英—荷轨道，特别是转入这一轨道中的英国部分。丹尼尔·笛福在写于1726年的《英格兰生意人指导大全》（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中宣称：“我国不仅是一个贸易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他的补充或许更具争议：“我们的气候是世界上最适宜人居的气候。”这种得意扬扬的论调不断重现。爱德华·扬（Edward Young）较为知名的身份是《夜思》（ Night Thoughts ）的作者，他在1730年发出欢呼，声称整个世界都齐心协力让英国富裕起来：

华丽岛！何等的浪潮奔涌，

何等的溪水流淌，何等的风儿吹拂，

何等和煦的太阳照耀，何等的雨水浇灌，

可奔涌、流淌、呼吸、照耀、浇灌都是为你？

每一颗心都怦怦直跳，想要看到

每一块土地的每一个季节如何在你的海岸上融合？

……

旁人买卖或许凭自己的兴致，

不列颠 ，大海的美丽女儿，

为 贸易 而生，要耕耘她的田地——波浪，

还要收割每片海岸的作物：

一块小小的土地！可让她自豪吧，

上帝赐下了 世界 ，那时也 赐下 水面 。

不列颠 ！看哪，宽广的世界：

固体 空间不到一半，

流体 则占据三个部分；海上的帝国！

为什么？因为贸易。 海洋 涌动

是为着贸易，为着种种贸易：

为了 贸易 ， 海洋 为你奔涌。

10年后的1740年，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在《阿尔弗雷德》（ Alfred ）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作者借隐士之口，让他在最后一次劝导中告知遭遇围攻的撒克逊国王：

我看到你的商业， 不列颠 ，执掌世界：

所有国家为你效劳，外国的一切洪流

都要低头，向 泰晤士河 纳贡。

英国人认为，他们相辅相成的四大成就——权力、繁荣、新教和自由——都是由商业保障的，因此商人也享有很高的地位。1722年，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在戏剧《觉醒的恋人》（ The Conscious Lovers ）中借西兰（Sealand）先生之口道：“我了解市镇和世界——请允许我说，我们商人是一种绅士，是最近这个世纪从这个世界成长起来的，你们这些拥有地产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地位远高于我们，可你我一样体面，也几乎一样有用。”约翰·盖伊（John Gay）在《忧伤的妻子》（ The Distress’d Wife ）中的表述更为有力：“（商人的）名字是耻辱吗？哪儿的行当这么体面？是什么能够扶持我们国家的每个个人？是商业。国家的荣耀、信用和权力依赖于什么？商业。王国政府的光辉和尊贵得益于谁？商业。”丹尼尔·笛福同意他的看法：“英格兰人的贸易创造了绅士，让这个国家到处都有绅士。”除了上述文学例证外，瑞士旅行者塞萨尔·德·索叙尔（César de Saussure）的权威意见也可以作为补充，他于1727年评论道：“在英国，商业不像在法国和德意志一样被人瞧不起。这里的良家子弟乃至有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商人而不受轻视。我曾听说有贵族的长子因奢侈放荡的举止而让家庭陷入贫困，最后幼子成为商人复兴了家业的事情。”英国过去的政治理论中有条公理，认为良性政体有赖于市民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维护者是有地精英，他们的独立自主确保了自身的德行。此时则出现了新的看法，人们更愿意将商业社会视为全然合法的私人交际空间，而非腐败巢窟。

最后，还是地位问题让1660—1815年的英国商业有别于法国商业。在法兰西，商业虽然重要，但它不过是种种国家特质中的一种而已。在大不列颠，商业却至关重要。这个国家商业成功的速度极快，竟引来与贸易毫无关系也毫无共鸣的观察者们的广泛关注。第四代奥福德（Orford）伯爵霍勒斯·沃波尔曾告诉与他通信的霍勒斯·曼：“你再也认不出自己的国家了。你离开的时候，它是个自给自足的清静岛屿。现在你将发现，它成了世界的首都。”举足轻重的托利党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博士意识到：“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行当能够吸引人类这么多的关注，也没有什么商业成果能让人们以如此大的好胜心追逐。”这也引发了许多负面评论，以来自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评论为例，他在1758年写下了长达80页的粗野之语——《对时代举止和原则的判断》（ A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 ），表示过度的贸易和源自贸易的财富带来了柔弱、不虔诚和颓废。这类主观印象背后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例如，商船队的规模从1702年的3 300艘（26万吨）增长到1776年的9 400艘（69.5万吨），几乎增加了两倍。货物进口贸易额从1700年的大约600万英镑发展到1770年的大约1 220万英镑，同期的出口额则从647万英镑增长到1 430万英镑，翻了一番还多。要是这些观察者能够活到18世纪末，他们还会有更多赞扬或批评的理由。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业已确定，1697—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5%。18世纪80年代棉纺业起飞之时，出现了真正可观的加速发展，1780—1800年，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1%。到1801年，出口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有显著增长，达到了18%，比1783年翻了一番。本章开头提到约瑟夫·帕尔默对波尔多壮观景象的艳羡，要是他能够在1818年游览伦敦，就会发现那里有绵延6.5千米的造船厂、1 100艘帆船、3 000艘驳船、3 000名船夫和导航员、4 000名码头工人，以及（使人不快的）1.2万名税务官。这时，伦敦已是巨大的贸易中心，它让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了世界的仓库［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语］。

都城

变化吸引了当时人的眼球，也吸引了历史学家的眼球。伦敦与利物浦、南特与波尔多、汉堡与但泽、圣彼得堡与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商业中心具备现代化的活力，看起来像未来的城市，它们也的确是这样的城市。然而对大多数市民来说，给他们提供生计的并非商人。1660—1815年，典型的城市经济并非港口经济，而是宫廷经济。这是都城（Residenzstadt） 的黄金时代，居住在城墙之内的人们——统治者和他的官员、教士与廷臣——是“都城”存在的理由。上述特权集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集团，他们在城市里花费从乡村以税收、地租、司法费用等形式榨取的金钱。农民被迫付出的牺牲让都城得以繁荣。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的世界上，家政服务虽然并未消亡，却也趋于边缘化，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它却是城市里的主要工作来源。举例来说，约翰·佩策尔（Johann Pezzl）对18世纪80年代末的维也纳进行了社会调查 ，他在调查中鉴别出了至少一打“侯爵”的家庭雇员，即那些享有侯爵（Fürst） 头衔的权贵所维持的家仆。最为富有的侯爵家族包括利希滕施泰因（Liechtenstein）家族、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家族、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家族、迪特里希施泰因（Dietrichstein）家族和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族，每位侯爵每年要花费30万～70万古尔登。在这一精英阶层之下是大约70名伯爵，每人每年花费5万～8万古尔登，接着是50名左右的男爵（Freiherr），这些人的家庭支出大约在2万～5万古尔登之间。佩策尔从位于中间的伯爵阶层中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来说明为何城里有大批仆人：

女主人需要使唤一两名贴身女仆、一名贴身男仆、一名洗衣妇、两名用餐侍女、一名另加的女孩、一名门卫、一名信差和三名普通侍从。

男主人需要一名秘书、两名贴身男仆、一名听差男仆、一些猎人、一些信差、一些骠骑卫兵、两名普通侍从。

宅邸的一般勤务需要有一名大管家、一名侍者、两名清洁女工、两名家仆、一名门卫。

厨房里有一名大厨、一名糖果师傅、一名馅饼师傅、一名烧烤师傅，还要有常见的厨房帮工、厨房搬运工、洗碗工、厨房女仆等等。

马厩由一名马厩长、一名骑师、两名乘车的车夫、两名骑马的驭手、两名骑马护卫、两名马夫、四名马童等照管。

这是一种文化，在此之中地位意味着一切，排场决定着地位，而排场只能依靠“规模相称”的仆从队伍来维持。所以佩策尔补充道：“据估计，维也纳的男女家仆总数是2万，实际数目只多不少。”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维也纳的总人口大约是22.5万。在这些直接依靠贵族生活的仆人之外，几乎所有从事贸易、零售或生产的人都是都城关联体的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创造了相应的经济，即奢侈品贸易和（将劳动力吸引到维也纳的）奢侈服务的网络。同时期的作者伊格纳茨·德·卢卡（Ignaz de Luca）在调查中记录如下：“城里的绝大多数贵族是廷臣或公务员。整体而言，贵族阶层拥有巨额财富，能够随意花费，这对劳动人口而言可谓恩赐，尤其是在维也纳这样一个有着大量作坊主、工匠和其他劳工的地方。”大卫·休谟在1768年有过略带酸味的评论，他说这座城市“完全是由贵族以及仆从、士兵和教士组成的”。

即便是近东河谷文明中形成的第一批城市，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依靠租金过活”的食利者阶层定居下来维系的。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食利者阶层在欧洲许多地区占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各国宫廷的地点固定了下来，到了17世纪末，宫廷已经不再到处巡回。曾有位被派驻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宫廷的疲倦的大使抱怨道：“在我整个出使期间，宫廷就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过15天以上。”而在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治下，宫廷已在凡尔赛停驻下来，迅速将一块绿地变为一座都城暨全国第十大城市。直到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统治时期，维也纳才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固定首都，直到1683年土耳其人围城失利、威胁最终解除后，维也纳才由边境要塞变为都城。此后，像圣卡尔教堂（Karlskirche）或欧根亲王的夏宫“美景宫”（Belvedere）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在古老的要塞之外陆续建成，这显示了统治阶层的信心——土耳其人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了。截至1720年，维也纳城及其周边地区已修建了不少于200座各类豪宅，到了1740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这时，这座城市开始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首都”（Haupt — und Residenzstadt）为人所知。

宫廷立于这些都城的中心位置，这是王权与贵族特权的交会之地。宫廷是“表现”场所，统治者的权威通过排场和仪式展现出来；它又是娱乐场所，上流社会人士可以在此宴饮、跳舞、赌博、参加舞会、欣赏歌剧和芭蕾舞，通常会玩得很开心；它还是谈判场所，中心与边境、首都与外省可以在此达成协议。它既是冲突场所，也是解决冲突的场所。欧洲的大地主权贵们不再试图以在自己庄园另立权力中心的方式挑战君主。在英格兰的玫瑰战争（1455—1485）、法兰西的投石党战争（1648—1653）、“三十年战争”（1618—1648）和拉科齐·费伦茨二世（Rákóczi Ferenc II）领导的匈牙利起义（1703—1711）——仅在此列出其中几场较为重要的动乱——结束后，统治者与特权阶层都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联盟。无论新的宫廷话语如何提升了王室的形象，这都不是绝对主义对贵族政治的简单胜利。在此可以借用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引人注目的隐喻，在宫廷里，“权威的外壳掩盖着各式各样的‘权力门厅’，它们半是补充，半是竞争”。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关于宫廷应该怎么组成，欧洲各地发展出了亚当森所说的“期望的标准化”。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宫廷都在政治和文化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我们在此需要强调它的经济角色，特别是要在脑海里牢记宫廷事业的庞大规模。奥利维耶·沙利纳 曾就凡尔赛写道：“它远不仅仅是从王国各个省份召来的大贵族的聚会，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微缩版本，有着自己的教士、士兵、官员、商人和家仆。”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凡尔赛共有1万名宫廷人员，这让他的宫廷成为整个王国内除军队外——军队本身也在宫廷里拥有强有力的代表——的头号雇主。此外，在太阳王或他的同类周围还环绕着许多行星，每颗行星又都拥有自己的卫星。

许多宫廷人员身着教士服装。都城有强烈的教会氛围，在天主教国家尤为明显。事实上，公开表现的虔诚便是上文提到的“期望的标准化”之一。高级教士和宗教机构都能在宫廷里引起某位王家赞助者的关注。事实上，教会在很多地方都处于都城经济的中心。罗马最为明显，它既是圣彼得继承人的圣座所在地，也是他世俗领地的首都。罗马还是长久以来主宰着神圣枢机团和由神圣枢机团产生的教皇职位的大贵族家族所偏爱的居所，那些最惹人注目的豪华宅邸（palazzi）的名字便说明了这一点：阿尔铁里（Altieri）、博尔盖塞（Borghese）、基吉（Chigi）、科隆纳（Colonna）、埃斯特（Este）、法尔内塞（Farnese）、菲亚诺（Fiano）、潘菲利（Pamphili）、鲁斯波利（Ruspoli）、夏拉（Sciarra）等等。由于几乎每个天主教修会都认为有必要在罗马维持一个分支，结果当地共有240所男修道院和73所女修道院。罗马城的总人口在1740年是14万，而修会人员和教区神父加起来就占了7%，全城大约1/3的不动产也归各个修会所有。

罗马还有两个可以夸耀的资产，它们吸引游客从欧洲各处成群结队地赶到这里住宿，哪怕只是短期住宿。第一个资产是它作为天主教世界首都的地位。虽然基督徒朝圣不像穆斯林朝觐那样有很强的义务性质，但前往罗马及其众多教堂和圣徒遗迹朝圣对虔诚的教徒依然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天主教会的禧年，教徒对朝圣尤为热忱。据说在1650年有70万人完成了朝圣之旅。只可惜这些人还是去早了几年，没能赶上贝尔尼尼 设计的环绕圣彼得广场的宏伟柱廊完工，它足以同时容纳10万名朝圣者。第二个资产是追寻文物的新时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欧洲富人去探寻这个大陆的文化财富，对他们来说，游览古典时代遗址，尤其罗马的遗迹是必不可少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表示，“一个没有在意大利待过的人总会感到自卑，因为他不曾看过一个人应当看到的东西。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欣赏地中海的海岸”，因为“我们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艺术，几乎一切令我们高于野蛮人的东西都来自地中海边”。既然这时的旅行已经安全得多、轻松得多，对自认学识有成的年轻人来说，前往自己在古典学教育中透彻研读过的地点旅行就成了必备之事。约瑟夫·斯彭斯（Joseph Spence）于1732年陪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伯爵旅行，没有人能够比他说得更好了：

身处罗马的乐趣之一，就是你不断地看到那些读史时心向往之的大事件发生的地点。 这 是尤利乌斯·恺撒被布鲁图（Brutus）捅死的地方，他倒在那座雕像底部，发出了最后一声呻吟； 这里 曾站立着抵抗高卢人，保卫卡皮托山（Capitol）的曼利乌斯（Manlius），他后来企图成为僭主，就在 那里 被人从 那 块岩石上扔了下去。

虔诚的朝圣者在数量上仍然占优，但拥有购买力的是世俗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好骗的英国人——他们在这两方面名气都不小。游客们也会涌向威尼斯。那里有美丽的环境与建筑，性开放（特别是狂欢节期间）也是出了名的，还有高品质的公共娱乐，尤其是歌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吸引着从欧洲各地前来的高消费游客。

享乐成分最少的则是军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类别都城。柏林无疑是这类的代表，每个前往那里的访客都会震惊于身着制服的士兵无处不在。当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即位时，这座城市的平民有68 961人，包括随军家属在内的驻军总数则达到21 309人。等到他于1786年逝世时，“如同项链一般”的军营——有位观察者如此评论——已经环绕着这座城市，平民人口与驻军人数分别增加到113 763和33 635。圣彼得堡紧随其后，它在1789年的人口是218 000，其中包括55 600名士兵及士兵家属。

维也纳、罗马、威尼斯或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是都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最显著例证，但它们的数量远不及遍布欧洲各地的无数小型都城。都城最为出众的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由世俗诸侯、教会诸侯和仅仅在名义上臣服于皇帝的帝国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混合体。不管确切头衔如何（统治者的头衔多种多样），每一位统治者都支配着一个宫廷、一座都城。有些都城非常小，以歌德、赫尔德（Herder）、维兰德（Wieland）等许多名人定居的魏玛为例，它在18世纪末仅有7 000人左右。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神圣罗马帝国只有两座真正的大城市——拥有17.5万人的柏林和拥有22.5万人的维也纳。它们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都依赖统治者。美因茨（Mainz）是中等规模都城的典型，它是与城市同名的大主教兼选帝侯的首都，在18世纪80年代有大约3万人，其中1/4左右是贵族、教士、官员、各类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选帝侯的花费对经济造成了可观的间接影响。宫廷需要食品、饮料和娱乐，选帝侯宫殿和政府建筑需要养护，各类政府机构则需要约1 000种不同的商品。法国的入侵浪潮始于1792年，此后，宫廷、贵族和教士都离开了，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在这时显现出来。美因茨尽管是地位相当重要的法军驻扎城市，也成了托内尔山（Mont Tonnerre）省的省会，但人口还是下降了1/3，仅仅略高于2万。离开美因茨的好几千人追随他们的生活来源，流亡到弗兰肯（Franken）地区和巴伐利亚地区的宫廷。

能够提供居住地的并不仅仅是国王或诸侯的首都。每一座能够吸引食利者定居在城墙之内的城镇都多少算是一座都城。这适用于像巴斯或巴特皮尔蒙特（Bad Pyrmont）这样的温泉疗养地，也适用于图卢兹或基辅（Kiev）这样的行省中心，同样适用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或昂热（Angers）这样的宗教中心。这就难怪昂热在1789年后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这座城镇在1793年被旺代（Vendée）叛军攻占后，一位当地神父在布道时讲述了教士阶层的善行，声称他们“一手接受，一手给予。他们是乐善好施的虹吸管，汲取水后将水分配出去，滋润土地……教士阶层本身就是在救济。他们的财产属于人民”。神父发现教堂会众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历史学家在解释为何法国大革命招致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敌意时，应当更关注实际的经济利益因素，而不是只看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

生产

手工业行会依然是最普遍的制造业组织形式，人们对于利益的看法即便没有遭到行会的操纵，也必定受到它的强烈影响。行会的漫长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肩负繁多的任务，质量监控、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福利、地位维系、宗教热忱和集体娱乐只是其中的几项。当然，行会的核心就是在特定社区内垄断特定商品的生产。在18世纪的多数时候，大部分欧洲城镇里有抱负的制造业从业者都得加入某个行会。一般而言，受训者先得当三年学徒，然后作为满师学徒工离开城镇，前往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镇，从各类雇主处收集行程证明。这样的游历通常持续至少两年。返回家乡城镇后，他还是不能立刻申请进入师傅行列。首先，他得作为满师学徒工再工作大约两年，然后才有资格将其学徒出师的作品提交给行会，作品若能通过，再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他就能成为工匠师傅。这只是大致情况，实际进程可能会长得多或短得多，特别是在申请人与现有师傅关系密切的时候。毋庸赘言，这个漫长而复杂的程序让行会可以控制师傅的人数，管理学徒出师作品的章程则是尤为有力的控制武器。

和其他许多享有垄断权力的组织一样，手工业行会也天然具有僵化倾向。到了18世纪，许多行会都表现出全然消极的保守姿态，坚守遭到现实冲击的既有做法，墨守成规，怀疑创新，仇视竞争，敌视外国。行会尤其在意将成员资格局限在“自己人”当中。近代早期的价值体系优先考虑的是荣誉，而且行会师傅们也像所有权贵或高级教士那样坚定捍卫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因此，申请加入行会的人必须是男性合法婚生子，并且属于正确的宗教派别。与“不光彩的行当”接触会造成污染，这为排斥诸如刽子手、屠夫、制革匠、理发师兼外科医师、牧人、乐手、演员、小贩、乞丐等外人之子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奇怪的是，公务员的后代也会被排除在外，至少在德意志境内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场工作的工人后代同样受到了排斥。僵化执行此类章程也许有公报私仇的成分。例如，勃兰登堡有个织布匠在1725年被逐出行会，因为他妻子的祖母据说是牧人后代。有个被人指认和当地刽子手一起喝酒的补鞋匠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比这些间或发生的歧视举动更严重的是，工匠师傅用将竞争降到最低程度的方式维持垄断，给进取与创新造成了沉重负担。在法国，盘剥最为严重的是学徒出师的阶段。满师学徒工往往需要制作一件十分精巧的作品，需要给被指派去评判作品品质的评审委员会成员送礼，在这之后，要是他顺利通过评审的话，还得给行会交一笔入会费。在巴黎，蒸馏酒匠人进入行会需要缴纳800利弗尔，药剂师入会则需要1 000利弗尔。然而，行会现有师傅的子孙时常可以被免去若干要求，有时甚至是全部要求。对制成品尺寸和质量琐碎而细致的规定扼杀了创新，妨碍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举例说，1782年引入多菲内地区的新规定包括了265个段落。新商品并不被当作机遇，反而被视为威胁。以印花棉布为例，1686—1759年通过的一系列条例都对它加以禁止。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在1770年表现出的态度堪称典型，它阻止了一位棉纺织业主在贸易业立足的尝试：“要是生产者同时成为商人，那就会扰乱所有商业秩序，还会违反规定何人可在城市从事贸易的明智法规。”当开明的改革者杜尔哥（Turgot）于1776年建议路易十六立即废除行会时，他满怀激情地历数此类弊端。他指出，行会对昂贵且无用的学徒出师作品要求过多，许多有才能的工匠不得不离开法国去外国工作。行会认为它们确保了产品品控，杜尔哥则将其斥为一派胡言：“在那些自由贸易已经长久立足的地方，自由从未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居住在郊区和其他幸运地点的工人并不比住在巴黎的干得差。全世界都知道行会的检查体系是骗人的。”他最后总结说：“陛下，我认为，行会的毁灭是您可以赐给人民的最大好处之一。”然而在推进必要的立法工作之前，杜尔哥就因一次宫廷阴谋而下台了。他的工作得留给革命来完成。

其他政府经常采取措施打击行会里的陋习。在神圣罗马帝国，1731年的《帝国贸易法令》（Imperial Trades Edict）既列出了针对行会的全面控诉，也提出了改革方案。该法令第十三条第一段显示出，行会在运作时还保留着某些近代之前的理念：

在某些地方，硝皮法制革匠和鞣皮法制革匠［原文为红制革匠（Rothgerber）和白制革匠（Weissgerber），系两个使用不同材料和技术的制革行当］就加工狗皮过程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其他无用分歧互相争吵，而且，那些不用处理狗皮的人说要处理狗皮的人是不光彩的，还会说在此类地方工作的学徒就该受到他人惩罚。类似的是，要是某个工匠砸死、打死或溺死了猫狗，甚至只是碰到了猫狗的尸体，就会有人找碴，剥皮匠甚至会跳出来，用匕首之类的威胁工匠，要他破财免灾。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令是在着力恢复此前的措施，那些措施可以追溯到1530年、1548年、1577年等年份，而且法令承认，“总体而言，这些非常有益的规定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逐渐出现了其他弊端”。鉴于执行状况取决于帝国的各个诸侯，实际成果微乎其微。在大部分地方，行会根深蒂固，任何从根本上挣脱行会的尝试都会造成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困难年头，统治者不得不与各式各样的团体打交道，其中也包括行会。此外，行会在某些行业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甚至活力，它们远非“颓废”、“濒死”或“过时”——这里仅举出三个经常用以形容18世纪行会的形容词——行会依然在不断涌现。不论在哪里，只要政府认为社会和谐与生产管理比生产力更重要，行会就能找到朋友。因此在1789年后的动荡时代里，甚至到了1848年之后，世人还能看到又延长了寿命的行会。

就像硝皮法制革匠和鞣皮法制革匠知道杀死猫的方法不止一种，对付行会的方法也不止一种。在欧洲大陆的君主国，特别盛行的方法是给受宠的实业家特许权，允许他们在行会体系之外活动，生产特定商品，通常是奢侈品。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定下了步调，此人于17世纪60年代掌管法国的经济政策。1662年，他花费4万利弗尔买下了“坐落在巴黎圣马塞尔郊区（Faubourg Saint—Marcel）的一栋大房子，人们通常称它为戈布兰家（Gobelins）的房子”。科尔贝在屋子里安置了许多由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统一指导的挂毯工坊。其后不久，就有了“超过800名挂毯织工、雕塑家、艺术家、金匠、绣花工，以及制作一切辉煌壮丽的产品的工人”。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完成由勒布伦设计的描绘路易十四功绩的一系列巨幅挂毯。为了体现王室经济实业与王室排场的完美结合，其中一件挂毯描绘了“国王路易十四访问戈布兰制造场”。其他类似的实业紧随其后，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制镜业和制皂业。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凡尔赛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君主都觉得必须效仿法国。这种模仿固然有跟风的成分，但重商主义的考虑也是推动力之一，君主们希望以减少贵重物品进口的方式扩大贸易顺差。在欧洲大陆各地，行会之外的制造业机构纷纷出现，它们享有政府的支持，并得到各类财政与金融特权作为奖励。以美因茨选帝侯国为例，该国境内建立了生产丝带与穗带、棉布、铅笔、巧克力、金银项链、帽子、丝绸、手术器械、纸牌、缝纫针、西班牙面条、肥皂、羊皮纸、化妆品、塔夫绸、印花棉布等等商品的机构。我们很难评估上述实业以及其他地方存在的类似实业的总体效果。它们是提供了本不存在的资本与实业，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以扼杀竞争的方式阻碍了发展？当然，其中许多实业都是短命的，它们在一场场危机间摇摆，只能依靠进一步追加资本维持下去，一旦王室的资金用完，它们就会垮掉。像迈森（Meissen）瓷器或宁芬堡（Nymphenburg）瓷器这样的成功案例相当罕见。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王室提供的补助金辩护，他们指出补助的金额相对而言不算高。就连路易十四也不过在1667—1683年给制镜业预支了284 725利弗尔，在1665—1685年给制皂业预支了大约40万利弗尔而已。他在20年里给享有特权的制造业发放了共计约1 600万利弗尔的补助金，这个金额听起来相当可观，不过，考虑到同一时段内法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5亿利弗尔，这也就显得没那么多了。而且，19世纪进入全面工业化的地区中也有许多可能曾在18世纪得到特别待遇。

虽然这些奢侈品工业的产品现在会陈列在宫殿的墙壁上，也会放在博物馆的展示柜里，但当时它们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还很小。颠覆了行会在制造业中主导地位的主要力量是农村产业的扩张，特别是纺织业，但也包括手套、丝带、袜子、鞋子、帽子等商品的生产，它们不仅是满足当地需求的小规模生产，还拥有庞大的外销市场根基。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商人资本家，这些人以“包出”的方式协调各道工序。商人资本家买下原材料并将其送到劳工家里，先是交给纺纱工，然后交给织工，最后交给漂洗工和染匠来把布匹变为成品。商人在“计件工作”基础上付工资，并设法找到布匹交易代理人，将产品投入市场。这一体系具备多方面的优点：它利用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它将对固定资本的需求降到最低；它使农民除了获得小块土地的出产外，还有机会在天黑后或农闲时节赚到外快；它让妇女、儿童、老人这些非熟练工也能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它促进了劳动分工；它还规避了行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尤其是对品质的控制和对企业规模的限制。

外包劳动人数众多、发展迅速，极好地证明将生产外包给农村劳动力符合时代的需求。在普属西里西亚，亚麻布产量在1755—1775年从8.5万匹增长到12.5万匹，织机数量从1748年的19 810台增加到1790年的28 704台，截至1790年，从事亚麻布产业的已超过5万人。表6显示了1768—1779年这短短11年里，波希米亚地区亚麻、棉、羊毛纺织工人数量的可观增长。

据梅尔顿估算，下奥地利制造业的从业者人数从1762年的19 733增长到了1783年的94 094。18世纪发展起来的其他许多“工业区域”也有类似数据。这类快速发展的地方，意大利有伦巴第的宽阔带状地区，它位于米兰以北的山区，从奥斯塔山谷 延伸到加尔达湖（Lake Garda），还有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区和阿尔诺河（Arno）以北的托斯卡纳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有位访客在1770年将加泰罗尼亚描述为“位于西班牙核心的小小英格兰”，到了18世纪90年代，加泰罗尼亚已经拥有兰开夏郡（Lancashire）以外规模最大的染匠和织工群体。法国有布列塔尼、曼恩、皮卡第和朗格多克。南尼德兰有佛兰德和特文特（Twente）。神圣罗马帝国有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西里西亚和南萨克森。哈布斯堡君主国有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上下奥地利。英格兰有兰开夏郡、约克郡的西区（West Riding）、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和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鉴于每个织工操作的织布机都需要25名辅助人员（其中包括6名纺纱工）以维持材料供应，制造业的从业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漂白行业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和巴尔门（Barmen）——下莱茵地区贝格（Berg）公国里的两个邻近城镇——的扩张是包出制侵蚀行会地位好例子。漂白行业原本由行会垄断，但人们充分利用伍珀河（Wupper）将加工转移到周边地区，相关企业从1690年的15家增加到1774年的100家，再到1792年的150家。在结束与行会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后，政府于1762年解除了所有生产限制。

在概述农村制造业的发展时，我有意避免使用有争议的“原始工业化”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由其支持者于1972年首次提出，旨在解释从传统形式的制造业到工业革命的突破，认为原始工业化导致了人口增长、农业商业化、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劳工无产阶级化和大市场的形成。其后出现的批评将原始工业化这个概念批得体无完肤。有人指出，这种现象起源的地区佛兰德是极为特别的，只有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上的一两块小飞地能够与其相提并论。希拉格·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是原始工业化概念最有力的批评者，他总结说：

在18世纪欧洲的其他地区，管辖原始工业的是传统机构（就像农业一样）：行会、商人组织、拥有特权的城镇、农村村社、封建地主。关于原始工业化的大量研究表明，影响工业发展情况的主要因素是制度，而不是原始工业存在与否。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外包劳动最主要的缺陷是无法控制劳动力。劳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想要劳作时才不受监督地工作。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准时，就算市场和商人呼吁提供更多的商品，劳工也会出现好逸恶劳的倾向。有个对策是将生产集中到某一中心，工资由计件发放变为计时发放。它需要以建筑物形式存在的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且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它也的确令工人在监督下持续工作。事实证明，这类“工场”在18世纪是抓住市场机遇的有效做法。据估计，1800年的欧洲德语区有大约1 000家工场，其中280家位于哈布斯堡君主国（下奥地利140家、波希米亚90家），220家位于普鲁士，170家位于萨克森，150家位于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领地［于利希—贝格（Jülich-Berg）、普法尔茨、巴伐利亚］。其中有些单位在某一中心地点雇用了大量工人，举例说，18世纪80年代，林茨的官营羊毛工场雇用了102名染匠和精整工，奥格斯堡的印花棉布公司雇用了350人，柏林的王家纺织场雇用了大约400人。就连奢侈品工场的工人人数也很多，迈森工场和柏林工场在1750年都有400人左右。引人注目的是，位置越偏东，由贵族大亨拥有、经营的这类大企业也就越多，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弄到原材料和廉价的农奴劳动力。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是海因里希·弗朗茨·冯·罗滕汉（Heinrich Franz von Rottenhan）伯爵，他在自己位于波希米亚的庄园里建立了两家大型棉纺工场和一家冶铁工场。尽管国家直接控制其中一些大企业——如柏林的库房（Lagerhaus）工场，它为普鲁士军队生产制服——但这在数量上只占总体的6%。另一方面，还有难以计数的私营业主从制造业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奥格斯堡的“印花棉布大王”许勒（Schül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博隆加罗（Bolongaro）兄弟（烟草），以及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家族（丝绸）便是其中几个典型。工场的集中化现象并没有局限于西北欧：1779年，巴塞罗那的9家毛纺场雇用了3 000人，而在俄国，也有许多工场的劳工数以千计。

一场“工业革命”？

关于19世纪初欧洲制造业单位规模的增长，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列出连篇累牍的证据，为免乏味，这里就不补充太多了。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数量增加了，质量是否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换句话说：是旧体制下生产的商品更多了，还是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英格兰“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就像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一样确定。它们时常被人凑成一对，作为现代世界开始的标志，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仍然深受欢迎的《革命的年代》（ The Age of Revolution ）中就是这么做的。霍布斯鲍姆也为他“双重革命”中的经济一重给出了相当传统的定义：

“工业革命爆发”这个说法有什么含义？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枷锁。从此以后，生产力持久迅速地发展，而且——直至目前为止——人员、商品和服务都处于无限度增长之中……经济起飞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被同时代人使用，人们接受“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所花的时间则要长得多。它在19世纪20年代以法文形式révolution industrielle首次得到运用，也是法国权威经济学家热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 Adolphe Blanqui）率先宣布了这一现象的世界历史意义，他在1831年写道：“当时，工业状况的变化比有社会生活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剧烈。”而且，另一个法国人——历史学家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提供了工业革命之于现代社会重要性的经典历史学陈述：

现代工厂制度起源于18世纪后1/3时段的英格兰。世人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它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因而大可以将它比作一场革命，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政治革命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海峡对岸的观察者或许比受到工业革命直接影响的人们更具洞察力，因为在英格兰，这个说法直到很久之后才流行开来。在不列颠图书馆的目录里，数以百计标题中含有“工业革命”的图书出版于20世纪，但这样的书只有几本出自19世纪，没有一本出自18世纪。虽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初版于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中频繁使用该说法，但这部著作要到1886年才从德文译成英文。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英格兰工业革命讲稿》（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在他身后出版，从此，“工业革命”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很长时期中不断被人提起。

工业革命首先重塑了英格兰，而后改变了欧洲大陆，最后扩展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样的观念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人们消耗了多如海水的墨水进行争辩，讨论工业革命究竟是令工人阶级坠入“彻底的兽性状态”［理查德·奥尔蒂克（Richard Altick）语］的坏事，还是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流入最刻薄的磨坊主手中的好事，但它的实际存在还是被普遍接受了。20世纪中叶，认为世界经济史上发生过一场影响人类一切活动层面的革命（就好像是普罗米修斯与普洛透斯结合起来）的观点又焕发了生机。在《经济增长的阶段》（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一书中——它的前身是作者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用航空比喻总结了工业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起飞（take-off）。

起飞是妨碍稳定增长的旧障碍物和阻力最终被克服的时期。促成经济进步的力量过去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和地方带来现代活动，现在则扩张开来，并开始支配社会。增长成为社会的常态。复利似乎成了社会习惯和制度结构的一部分。

很少有源自经济学的术语能够如此流行。几乎在罗斯托著作出版的同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也出版了（1962年），这本书提出了另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工业化模型，也促使人们接受了“起飞”这个术语，不过，格申克龙本人更偏爱较为灵活的比喻——大冲刺（great spurt）。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起飞”这样的转折点曾发生在过去，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信念风行一时，它鼓励政治家们创造出了“技术革命的白热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语］或“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就连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之后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停滞也未能扼杀这个概念，八十年代末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反倒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的概念，第一次工业革命基于煤和铁，第二次基于化工和电力。因此，“起飞”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然而，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就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政治学家强调旧制度的法国和革命后的法国之间存在连续性一样，也总有历史学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做出同样的强调。虽然罗斯托声称英国经济在1783—1802年起飞了，可他也承认从登机口到飞机跑道得滑行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有人认为它从没上过天，甚至认为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架飞机。他们并不把工业化视为一场革命，而是将它看作一个演化进程，且认为用机械来比拟这个进程并不恰当，倒不如将它比作以中等速度生长——介于生产缓慢的橡树和速生莱兰柏之间——的生物。他们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含义不固定，从马克思主义者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都能利用。例如，迈克尔·福雷斯（Michael Fores）就抱怨它“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学术概念，各个作者想让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已故的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说得最尖刻，他给一篇文章冠以挑衅的标题“工业革命——一个用词错误”，继而断言：“或许从没有一个源自经济史学家辞典的术语像‘工业革命’这样为大众所接受。可那是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而且还传达了关于经济变化本质的极具误导性的看法。”

这一争议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鉴于它涉及历史变迁甚至历史解释本身性质这样的本质问题，该争议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自然也不会在这里得到解决。然而，哪怕只是简要回顾1815年之前的若干关键经济领域也是有必要的。在极为重要的沟通领域中，支持“渐进论”的论据很充分。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改进，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具备革命性，但累积效应足以令当时的人们相信发生了真正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在此回顾1784年的往事，当时，61岁的德意志作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将速度视作他经历过的最大发展。他怀旧地回想起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缓慢思考、缓慢行动——完美契合的悠闲旅行步伐。是德意志人的邻居法兰西人在快速地思考、行动、行军、射击、狩猎、吃饭、走路、旅行。可他注意到一切都已经变了，不久前他在新建的大道上的那次旅行表明，现在德意志人也在冲来冲去，旅程快得“我都不能好好听、好好看了”。

我们不免会想，1798年去世的莫泽假如见到了铁路，会有何感想。有人推测人体无法忍受高于每小时48千米的速度，莫泽也很可能这么想。通常认为，铁路时代的开端是1825年第一条定期客运线的开通，当时，一列由蒸汽机车拉动的火车开始往返于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和达灵顿（Darlington）之间，不过，铁路时代并不是像晴天里的惊雷那样突然到来的。有必要在轨道和蒸汽机车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轨道被定义为可以沿着路轨拖曳轮式车辆的平行道路，它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极大地减小摩擦，因此在动力一定的前提下，拖动的载荷物也可以成比例地增加。动力可以是人力，也可以是畜力或机械力。木轨早在1500年左右就开始用于德意志境内的矿山，大约100年后也出现在英格兰境内。铁取代木材后，轨道的承重能力大大增加了。1768—1771年，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在什罗普郡特尔福德（Telford）附近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大型冶铁厂引进了铸铁路轨，还在路轨内侧加上了凸缘以提高稳定性。后来的铁轨由可锻铸铁制成，凸缘则被转移到车轮上。煤溪谷工厂内的铁轨长度最终超过了32千米。

这些早期的铁路通常是纯粹的私人事业，由矿业公司出资、修建、运营，但在18世纪结束之前，一些由马匹拉动车辆的公共铁路也出现了，比如从克洛伊登（Croydon）到旺兹沃思（Wandsworth）的货运线和从斯旺西（Swansea）到曼布尔斯（Mumbles）的客运线。18世纪90年代末，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实验基础上首次将蒸汽动力投入应用。到了1804年，他已能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佩尼达伦（Pen-y-Darren）铁厂里的轨道上展示一台蒸汽机车，它能够以每小时8千米的速度拉动10吨矿石和70名乘客。技术上的事常常是这样，一旦有了先行者，其他人就迅速跟进，跟进最快的是约翰·布伦金索普（John Blenkinsop），他制造的重达5吨的蒸汽机车“萨拉曼卡号”（Salamanca）在1812年能够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在平地上拖动90吨煤。威廉·赫德利（William Hedley）也制造过蒸汽机车，不过他更为知名的事迹是在1813年获得了一套平滑轮轨系统的专利。当然还有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他建造于1814年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是第一辆成功运用凸缘车轮的黏着式机车，能够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将30吨煤拉上山坡。简而言之，“铁路时代”早在18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得以成熟，说这是“革命”的确有些不恰当。

“铁路”涉及铁轨和蒸汽动力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发展也是渐进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不列颠地区就已普遍使用铁器。人们发现，如果使用木炭将铁矿石加热到高温并保持通风，就能形成一个金属固体块（“铁坯”）。重新加热后，金属可以被捶打成某种形状，这就是“熟铁”。如果向矿石中加入额外的碳，那么熔点就会降低，人们可以将液态铁注入模具当中，这就是“铸铁”。15世纪时，有人开发出一种能够利用加热、压缩后的气流提高温度的炉子，这就是“鼓风炉”。熔化的铁水流到模具里面，模具则由一条主通道和若干条与主通道成直角的较短通道组成，样子像一头母猪正在给它的猪崽喂奶，如此产生的铸铁也被称作“生铁”（pig iron，直译为“猪铁”）。被称为“提纯”的后续创新则让人们可以利用氧化去除杂质，留下半固态的可锻铸铁。

这个时代出现了两大创新。英格兰的铁产量在18世纪初期下降了，这并非由于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缺乏制造木炭的木材。贵格会教徒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经过多次实验，最终于1709年成功用焦炭取代木炭炼铁。焦炭是矿物煤在隔绝空气的状况下加热到某一高温后的残留物。由于焦炭中含有丰富的碳，它可以作为加热剂和铁矿石所需的必要添加剂替代木炭。另一方面，由于焦炭是一种比木炭稳固得多且更结实的物质，它在炉内能够承受的铁矿石重量也远大于木炭，因此人们可以建造比从前大得多的炼铁炉，从而产生相应的规模经济效益。达比设在煤溪谷的鼓风炉很快就达到每座每周生铁产量高达10吨的水平。由于煤炭资源当时几乎取之不尽，而且许多都靠近地表，因此，木材短缺对制铁的抑制就被消除了。

第二个重大创新旨在应对生铁产量的提高和“提纯”缓慢、不足间的不平衡。1784年，亨利·科特（Henry Cort）成功申请了“搅炼”工序的专利，它使用反射炉将生铁转化为可锻铸铁。反射炉使用热空气和气体加热金属，不让金属与燃料直接接触，从而避免了污染。搅炼过程包括在炉床上搅拌熔融的生铁，这让循环流通的空气能够除去铁中的碳和其他杂质。再加上科特在前一年取得的另一项专利——一套以更高效的方式制取条形铁的工艺，他的发明促进了铁产量的快速增长，让它在随后20年中翻了两番。大不列颠的生铁产量从1740年的17 350长吨 先后增长到1788年的68 300长吨、1796年的125 079长吨、1806年的258 206长吨。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勋爵于1786年预测道：“不夸张地说，科特的发明成果比占据北美13个殖民地对大不列颠更加有益，因为它会把铁贸易的主导权交给这个拥有巨大航海优势的国家。”在1750年，英国的铁进口量是国内铁产量的两倍，但到了1815年，这种关系已经扭转过来，出口量已是进口量的5倍之多。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铁产量增长很快，钢依然是非常稀少的金属。有人在18世纪40年代发明了一种在坩埚内制钢的技术，但钢还是非常昂贵，应用也仅限于刀具制造。廉价的钢要到19世纪中叶才能上市。

铁路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蒸汽动力——的发展也是渐进的。需求再一次推动了创新。这一回是因为随着地表矿层日益枯竭，煤矿不得不挖得越来越深，由此产生了用水泵排水的需求。1702年，沃里克郡（Warwickshire）有座矿山用了500多匹马操作水泵。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在1698年发明了第一台机械泵。这台巧妙装置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充满了蒸汽的巨大金属容器。将冷水倒在金属外壳上，就能使内部的蒸汽冷凝，从而产生真空，将矿井中的水抽出。该装置取得了专利权，被人称为“矿工之友”，但它基本没有实用性，因为交替冷却、加热的过程十分低效，锡焊的接缝也无法持续应对蒸汽压力，事实证明这是极为致命的缺陷。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05年发明的“大气热机”就比“矿工之友”有效得多，它使用冷凝蒸汽产生的部分真空来移动汽缸内的活塞。这台机器也有明显的缺陷：它动作很慢，对煤的需求又很大，它的热效率只有1%，换句话说就是每消耗100单位的煤炭，才有1单位是实际上用于抽水的。然而，矿井口的人们几乎不用考虑煤的成本，纽科门热机在短短几年内就被引入了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大型矿山，18世纪中叶，仅纽卡斯尔煤田一地就有50多台投入使用。

来自格拉斯哥的仪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找到了一种能够避免冷热循环的方法，而冷热循环正是此前的蒸汽机效率低下的原因，于是，真正的突破到来了。瓦特在修理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热机模型时发现了一种能将生成的所有蒸汽都利用起来的方法：“我想到，既然蒸汽可以膨胀，它就能冲入真空，要是在汽缸和排气管之间打通联系，它就会冲进排气管，在管里冷凝，不会导致汽缸冷却。”1769年，瓦特取得了“一种减少火机的蒸汽与燃料消耗量的新方法”的专利，与伯明翰（Birmingham）的制造业大亨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生产实用的蒸汽机，他的蒸汽机不仅被应用于煤矿，也被应用于其他各类生产。瓦特的后续改进，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初发明的双向蒸汽机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划时代的时刻，这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完全不受地点约束的动力来源。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阐述了这个观点：

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

马克思是在19世纪中叶写作的，那时，瓦特诸多发明的全部意义都已有目共睹。而在瓦特自己所处的时代，人们就没有那么激动了。截至1800年，英国各地运行的各式蒸汽机有1 000台左右。以产生的马力而论，传统能源，尤其是对毛纺业依然十分重要的水力还是远远超过了蒸汽机。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曾做过估算，即便在1800年，风力的贡献依然要大于蒸汽动力，此外，后者中仍有大约50%由纽科门式蒸汽机产生。

冶金和蒸汽动力的发展情况都不足以支撑工业革命的概念，只剩下纺织业了，更确切地说，是棉纺业。棉纺业没有冶铁业那么古老，但也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元900年左右，棉花从埃及传到了欧洲。18世纪，欧洲的棉花主要是从巴西、加勒比诸岛、中东和印度进口的，地中海沿岸和东大西洋的葡属、西属岛屿也有少量种植，直到1784年，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棉花才运抵欧洲。在了解18世纪末若干创新的意义时，有必要理解为何棉花既具有吸引力又很麻烦。棉花的优点在于平展、空心，有自然的卷曲，纤维较长。因此，它将舒适性与强度、耐用性结合了起来。棉花的严重缺点则是与其相关的产业都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在植株上生长的“棉铃”得先收获，再轧花（将籽实与纤维分开），接下来清棉、粗纱（拉伸、加长、加捻）、粗梳（混合、拉直并使纤维自然平行），之后才能纺成纱、织成布。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在他的经典研究《变革的种子》（ Seeds of Change ）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种出好棉花是件相对容易的事，但挑选100磅棉铃需要2个工作日，轧花在最好状况下也得50个工作日，动手舀水、清棉、粗梳又要20个工作日。上述所有努力只能产出大约8磅的可纺棉花，接下来的纺纱需要25—40个工作日。因此，典型的棉纱每磅需要花费12—14个工作日的劳动。即便其中有一些是较为廉价的童工或青少年劳力，这种无趣的工作成本依然高昂，代价依然不可避免。与1磅棉花相比，在同一时期将1磅羊毛从原料纺成纱线至多只需要1—2个工作日，亚麻是2—5个工作日，丝绸则是大约6个工作日。

就像霍布豪斯简要补充的那样，“难怪棉布是1784年的奢侈布料”。只有机械化才能把它变成大众消费得起的布料。这一进程断断续续，原本主要为其他织物设计的一些发明也做出了贡献。比如，约翰·凯（John Kay）于1733年发明的“飞梭”——它让织工的生产率翻了一番——原本是为羊毛设计的。然而，“飞梭”也要求纺纱速度相应加快，这就促进了机械纺纱装置的发明。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的滚筒纺纱机于1738年取得专利权。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并于1769年获得专利权。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于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于1779年发明“骡机”（之所以被称为骡机，是因为它结合了珍妮机与水力机的功能）。上述发明一起带来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规模经济效应的出现、质量的提高，以及纱线成本的急剧下降。变化幅度大到了甚至能够吸引诗人眼球的地步，以约翰·戴尔（John Dyer）为例，他在1747年的《幸福的贫民习艺所与良好的工业效应》（ The Happy Workhouse and the Good Effects of Industry ）中写道：

接下来向我们展示

新设计的循环机器，

它拉着、转着一条线，绕成了圆锥形状

不用毫无必要地以手乏味苦干。

一只看不见的轮子隐于地板下，

它为这台和谐机器的每个部分

提供必要的动力。有个人专心致志地

俯视着这台机器，他说：梳完的毛，

平稳地绕在那些圆筒上，

圆筒轻轻转，毛线绕上去

直立的锭子快快转，

转出一条长长的平滑细绳。

到了1800年，极细纱的生产成本已经降到20年前的1/4。棉花从种种创新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坚韧的构造适合早期机器的粗糙技术，因为时尚层面开始出现转向轻质面料的长时段变化，因为通往温暖气候带的出口市场已被打开，因为穿着内衣成了所有阶层的习惯。据悉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估计，一名手工纺纱的劳工需要工作超过5万小时才能产出45千克棉纱，克朗普顿的骡机在1780年生产等量棉纱需要2 000小时，而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的助力骡机仅需300小时。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18世纪提高了150倍。英国进口的棉花总量从1750年的113.5万千克上升到1787年的近1 000万千克，而且到了1787年，大部分棉花都由机器清理、粗梳、纺纱了。按原棉消费量计算，1785年的棉纱产量是1760年的11倍，1827年的产量则是1785年的11倍以上。

当时的人明确感觉到有些重大事情已经发生了。约翰·艾金（John Aikin）在1795年写道：“棉花生产迅速而惊人的增长，或许在诸多贸易国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要说这是革命，还得加上许多限定条件。虽然飞梭等发明带来了大有希望的生产率的增长，织布却未能跟上纺纱的步伐。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于1785年取得了“动力织机”的专利，尽管他后来还做过改进，但因为纱线反复断裂，仍然无法解决将速度与连续性结合起来的问题。到1815年为止，英国只有大约2 400台动力织机投入运行。机械织布是19世纪的现象。塞缪尔·利利（Samuel Lilley）也曾指出，珍妮机、水力机、骡机这样的机器并不能与发明合成染料或无线电报这样的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他补充道：“工业革命早期——大约到1800年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使用中世纪技术并将它们发挥到极致。”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等人所做的就是将传统手纺车的不同部分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还有人指出，从纯粹定量角度来看，棉花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并不大。彼得·马赛厄斯的数据显示，在18世纪60年代，棉花业相关产值还不到经济总量的半个百分点，在18世纪80年代依然低于1个百分点。在1770年，棉花给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60万英镑，可羊毛贡献了70万英镑，皮革也贡献了50万英镑。

在所有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的产品中，棉花是在欧洲大陆上扩散最早、传播最快、分布最广的产品。不管我们从诸多地区性研究中搜集到的下列信息有多么冗长乏味，它们都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棉纺业在1815年时已经无所不在：1763—1785年，鲁昂的棉纺厂数目增长了1800%，博尔贝克（Bolbec）的增长了800%；在阿尔萨斯的米卢斯（Mulhouse），印花棉布产量从18世纪50年代的3万匹增加到18世纪90年代的12万匹；法国人在1786年进口了500万千克原棉（英国人同期进口了大约800万千克）；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位于米兰西北方向的加拉拉泰（Gallarate）、布斯托阿西齐奥（Busto Arsizio）和韦尔切利（Vercelli）开始加工棉花；在蒙扎（Monza），有人于1795年开设了使用骡机的棉纺工场；在俄国，棉布产业始于张伯伦与卡曾斯家族（Chamberlain and Cousins）于1755年开设的工厂，其后便迅速扩展开来；1782—1786年，布拉格新建了10家棉纺厂；截至1792年，加泰罗尼亚的棉纺业雇用了8万人；在奥属尼德兰，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梅赫伦（Mechelen）和图尔奈（Tournai）出现了棉纺厂；在阿尔萨斯，棉花工业各部门的工人在1806年共有25 026名，也就是说，这个省份将近一半的工人都受雇于棉花工业；1811年的鲁尔河省（Roër，法国吞并莱茵河西岸时新建的四个省中最靠北的一个）共有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在2 500家工厂里工作；1815年，整个欧洲的棉纺业共有150万个纱锭，其中法国有100万锭，萨克森有25万锭，瑞士有15万锭。此类信息还有很多，但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类企业有不少是以外包方式组织起来的，其中许多与其说是机械化工厂，不如说是手工工场。虽然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英国技术已经走向了欧洲大陆。有些企业家到大陆上寻找财富，其中就有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他未能维持住自己的专利权，之后便前往欧洲大陆。法国当局拨给他3 000利弗尔，并开出2 500利弗尔的年薪让他去诺曼底巡行，教当地工人如何使用他的发明，凯的三个儿子则在巴黎的一家工场里制造飞梭。机器可以仿制，可以靠贿赂操作人员得到机密，技术也会通过工业间谍活动扩散。1785年便有一个案例，当时兰开夏郡抓获了一个名叫巴登的德意志间谍，他打算招募机器操作工，被处以500英镑的大额罚款。截至1815年，从比利时到俄国的整个欧洲都有了当地版本的珍妮机、水力机和骡机。

为什么英国人会在该领域占得先机？这不能用单一原因解释，因为很难找到一项特征是英国经济独有的。优越的自然与人工交通条件？荷兰共和国在这方面绝不比英国差。原因在于商业和金融专业知识的积累，完备的货币市场，先进的商业化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宽容，以及对战争损害具备较好的免疫力吗？荷兰人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与英国人打个平手，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至少可以声称在某些领域与英国相当。原因在于原材料尤其是煤矿和铁矿（这是荷兰人所缺乏的）供应充足吗？然而比利时和德意志中西部若干地区也享有同样的优势。其他优势也是一样。要达到临界点，或许就得把上述所有优点都结合起来。

只看经济的供给侧可能也是让人失望的一个原因。英国人在需求方面是十分特别的。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曾在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中坚定地指出：“18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一场消费革命。数量空前的男男女女享受了获得物质财富的体验……消费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对应物，是供求平衡关系的需求侧为适应供给侧剧变而产生的剧变。”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现在成了“维持体面的物品”，过去维持体面才需要的则成了必需品。麦肯德里克、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罗伊·波特和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著作都阐明了18世纪的不列颠，尤其是18世纪的英格兰是如何越来越被改变了经济的消费欲望控制的。正如普拉姆观察到的那样，“消费之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强”，而且，“积极消费是成功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顾客不分阶级，总是对的，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承认：“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消费者的利益需要其保证的情况下才应当加以注意。这个原则是……完全不言自明的。”说到底，正是了解到热切的消费者们渴望购买商品，达比们和阿克赖特们才提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方法。戴维·兰德斯评论道：“令英国经济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对赚钱机遇的异常敏感和热忱回应。这是一个不论集体还是个人，都对财富和商业着迷的民族。”当然，欧洲大陆上也有消费者，特别是在低地国家和城市中心，但没有任何地方的消费者会像英国消费者那样人数众多、信心十足。

英国人自满地观察着欧洲大陆的发展，因为他们知道，模仿就是最诚挚的奉承。英国人可以在1815年摆出一副恩赐姿态，因为他们知道英国经济和欧陆经济之间原本就存在差距，刚刚结束的持续22年的战争则让差距大得难以逾越。这一事态的缘由我们会在后续章节里讨论，不过我们可以在此用一个问题收尾：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否伴随着甚至先于法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毫不怀疑：

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根本质变都不算革命，那么“革命”一词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了……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阶段”，或许能定在1780—1800年这20年间的某个时候（这已经尽可能精确了），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工业革命都很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从英国发端。

虽然霍布斯鲍姆喜欢认为保守主义（也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然不喜欢任何与革命有关的东西，但在工业革命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也同样确信18世纪末在英国发生的事件具有革命性，他几乎重复了霍布斯鲍姆的措辞：“我们用‘工业革命’表示的技术变革是自轮子发明以来最激烈的革新。”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将大不列颠视为“旧制度”的学者看到的并不是革命性变化，而是连续的发展。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以其典型的犀利笔锋写道：“‘工业革命’……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个很久之后才被用于纪念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所谓分水岭的历史学术语：在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旧制度，在英格兰，也应该有个工业革命来做同样的事情。”

经济史学家提供了充足的统计学证据来支持克拉克的观点。他们把工业化的起始时间越推越早，将工业化产生的影响越推越晚。正如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所述，工业革命“几乎写满了英国近现代史”。唐纳德·科尔曼在1989年，即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总结了当时的状况：

如果主要以当时数据或精巧的当代重构形式存在的证据大致正确的话……那么1830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似乎是缓慢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经济、技术变化也相当有限。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经济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可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说是发展出了更高的生产力，倒不如说是出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结构性转变。简而言之，人们越来越强调连续性，认为革命观点暗含的间断性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争议？矛盾的是，支持克拉克反对工业革命概念论点的一个论据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解读，成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克拉克的那个论据出自制造业业主、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15年出版的专题论述：

三四十年前，在这个国家从事贸易、制造和商业的人在帝国的知识领域、财富领域、影响面或人口中都只占有微不足道的比重。

在此之前，英国基本上是农业国。但从当时到现在，国内外贸易的增速不同凡响，已经把商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它从未在任何国家取得过这么大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这一改变主要源于将棉花贸易引入该国的机械发明。

这一制造业现象引发的直接效应是不列颠帝国的财富、工业、人口和政治影响力快速增长；而且，也正是依靠上述成果的帮助，在面对或许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可畏的军事力量、最 邪恶 的大国（法国）时，帝国才得以与其斗争25年。

克拉克认为该说法表明欧文主要将英国的 商业 繁荣视为其生存的关键。这的确如此，但它也将商业转型和机械发明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个国家的商业转型“主要源于将棉花贸易引入该国的机械发明”。就像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欧文并不会如计量经济学家一般严格区分各类财富创造形式。他所看到的就是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快到足以被称作革命的地步，尽管他并未使用“工业革命”这一术语。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人在短短几年内从赤贫变为巨富。按照1780年兰开夏郡某人的记载，不到10年内就有“原本全部家当不到5英镑的穷人拥有了马车和仆人，成了一座庄园的领主，还买下了一块价值2万英镑的地产”。值得注意的是，欧文还把这种物质繁荣与政治稳定、军事胜利联系起来。到了欧文出版他那本小册子的年份，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终于在滑铁卢战场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结束了。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所见，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1793—1815年）极大地增加了英国对其古老敌手的经济领先优势。对因军事胜利而得意扬扬的英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还是以自由、新教和繁荣——令他们国家伟大的三块基石——为基础的整个文化的胜利。换言之，更为广泛的综合发展在一个世纪内令英国从经济、政治都趋于边缘化的海外岛屿变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当时的人们在经济上体验到的根本性转变只是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此看来，商业与制造业的变革的确有资格被称为“革命”。工业化改变了世界，它的确始于大不列颠，也的确始于这一时期。 x2Nc6bZY8Qo5ypRc2ACbRwdajz3cDBZHTLY1Sh/dn8kDAof+9PDxZIh/bs8G2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