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整天，热浪几乎让人难以忍受，但傍晚，一阵微风在西边扬起，从落日的热浪中，从树木茂盛的小山后看不到、听不见的海面吹来。风摇曳着棕榈树铁锈色的手指状叶子，将各种干燥的夏日的声音扩散开去：蛙声、尖细的蝉声，还有从附近居民的小屋里传出的不绝如缕的音乐声。

在怡人的夕阳下，班加罗斑驳并起皮的油漆，以及阳台和干水塘之间的草地不再显得那么寒伧；两个英国人——他们与无数同胞一样，背井离乡到这个蛮荒世界谋生——正坐在各自的摇椅里，手里拿着威士忌、苏打水和过期的杂志，享受着短暂而又虚幻的安宁。

“安布罗斯·艾伯克龙比一会要来这儿，”年长的那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留了口信说要来。丹尼斯，劳驾，再来一杯苏打水好吗？”接着他情绪不佳地又说起来：“克尔恺郭尔、卡夫卡、康纳利、康普顿—伯内特、萨特、‘苏格兰人’威尔逊。他们是谁？他们要干吗？”

“我听说过其中几个。我离开伦敦时他们正成为谈论的话题。”

“他们谈论‘苏格兰人’威尔逊？”

“不，我想没有。没人说起他。”

“那就是‘苏格兰人’威尔逊的。那儿的那些画。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

弗朗西斯·欣斯利爵士的兴致即刻消退。他丢下《地平线》杂志，眼睛望着一片渐渐浓起来的阴影，那儿曾是一个池塘。他有一张敏感、智慧的脸，如今被常年舒适而又无聊的生活多少磨去了棱角。“我们曾经谈论霍普金斯，”他说；“谈论乔伊斯、弗洛伊德和格特鲁德·斯坦因。我也一点都读不懂他们。我对新潮的东西向来不在行。‘阿诺德·贝内特受左拉的影响’、‘弗莱克受亨利的影响’ ，这是我能理解的最接近现代的东西了。我最擅长的话题是‘英国散文中的英国牧师’或‘诗人笔下的骑兵描写’——诸如此类。人们似乎一度喜欢这些话题。后来他们失去了兴趣。我也是。我始终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驿马。我需要变化。我从不后悔离开家乡。这儿的气候适合我。这儿的人很正派、很慷慨，而且他们并不指望你听他们说话。始终记住这一点，好孩子。在这个国家，这是社会安定的秘密。他们说话完全是自得其乐。他们说话的目的从不是为了让别人听。”

“安布罗斯·艾伯克龙比来了，”年轻人说。

“晚上好，弗兰克。晚上好，巴洛。”安布罗斯·艾伯克龙比说着走上台阶。“又是个大热天，嗯？不介意我坐下吧？”他对递来威士忌的年轻人说，“请来杯苏打水。”

艾伯克龙比爵士身穿深灰色法兰绒上衣，打一条伊顿漫步者领带，平顶硬草帽上系着板球俱乐部标志的丝带。这是他在晴朗的日子里不变的装束；而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他总会戴一顶猎鹿帽，外罩一件圆领披风。用艾伯克龙比夫人不无炫耀的话来说，他仍“不到”六十，但痛苦地装嫩了多年，如今他倒渴望年迈的荣耀了。他最近的虚荣是希望有人这样说起他：“那个老伙计。”

“一直想来看你。这个地方就是不便，人忙得不可开交，生活按部就班，彼此失去联系。不能互不来往啊。我们英国人得抱成一团。你不能躲起来不见人，弗兰克，像个老隐士。”

“我记得有段时期你住得并不远。”

“是吗？说真的，我相信你说得没错。那多少让人想起往事。那是我们去比弗利山庄之前。现在，你当然知道，我们住在贝尔艾尔。但实话告诉你，我又有点待不住了。我在太平洋帕利塞得买了一小块地，只等建筑费用降下来。过去我住在哪儿？就在街对面，是吧？”

就在街对面，二十余年前了，那时，这个萧条的地区还是时尚中心；弗朗西斯爵士年富力强，是好莱坞唯一有爵士身份的人、英国侨界的老前辈、大都市制片公司首席编剧，以及板球俱乐部主席。那时，这个年轻，或还算年轻的安布罗斯·艾伯克龙比常常跑来跑去在他著名的系列影片中饰演令人疲惫的角色——特技的、英雄的、历史的角色，几乎每晚到弗朗西斯爵士府上吃宵夜。当今的好莱坞，有爵位的英国人多的是，有几个是真货，而人们知道安布罗斯爵士会轻蔑地把弗朗西斯爵士说成是“劳埃德·乔治的产物”。如今，大步流星的挫折已带着那位老人和那位正在老去的人分道扬镳。弗朗西斯爵士屈就公关部，十多个头衔还留有一个：板球俱乐部副主席。他家的游泳池曾星光闪耀，像一座游动着肢体修长的美人鱼的水族馆，如今，水池空寂，爬满裂缝，杂草丛生。

然而这两人之间有一种颇具骑士风范的纽带。

“‘大都市’那儿情况怎样？”安布罗斯爵士问。

“很头痛。我们与胡安妮塔·德尔·巴勃罗闹别扭。”

“‘性感、柔弱和多情’？”

“这么说并不确切。她是——或曾经是——‘乖戾、炫耀和虐待狂’。我很清楚，因为这个说法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如人们所说，这是一句‘流行语’，在个人宣传上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德尔·巴勃罗小姐最初是我的一个特别的女弟子。我还记得她来的那一天。可怜的利奥因为她的眼睛买下了她。她那时叫贝比·阿伦森——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头秀美的黑发。所以利奥让她扮西班牙人。他要她把鼻子削去大半，并送她去墨西哥待了六星期学唱弗拉门戈歌曲。随后他将她交给我。我给她取了名。我让她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难民形象。我说她仇视男人，因为她受到了佛朗哥的摩尔人的侵害。那时这是个新角度。我把握住了。她也表现得相当出色，你知道——她真的有一副令人惊惧的天然的愁容。她的腿不上镜，我们就始终让她穿长裙，在暴力场景中用替身来表现她的下半身。我为她感到骄傲，她至少还能再红上十年。

“现在公司上层政策上有了变化。今年我们只拍摄健康的影片以取悦‘正派者联盟’。所以，可怜的胡安妮塔必须重新开始演爱尔兰姑娘。他们漂白了她的头发，染成朱红色。我告诉他们，爱尔兰妞的头发是暗色的，但彩色片技师固执己见。她一天十小时学爱尔兰土腔，真难为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他们把她的牙齿都拔光了。之前，她从不微笑，她的一颦一蹙足以演个悍妇。而现在她得始终傻笑着。那就意味着要装副假牙。

“我花了三天时间想要找一个她满意的名字。她一概拒绝。莫琳已有两个现成的名字；迪尔德丽——没有人发得准音；乌娜——听起来像中国人；布丽吉特——太普通。问题是，她的脾气坏透了。”

安布罗斯爵士入乡随俗，已然停止了倾听。

“啊，”他说，“健康的电影。电影都需健康。我对刀叉俱乐部说，‘我一生拍电影有两个原则：从不在摄影机前做你不欲在家里做的事情，从不在家里做你不欲在摄影机前做的事’。”

他想继续这个话题，而眼下弗朗西斯爵士沉入了自己的心事。这样，两位爵爷坐了差不多一小时，并排坐在摇椅里，时而相谈甚欢，时而心不在焉，透过镜片凝望着暮色，而那位年轻人则时不时给他们及自己的杯子里添加饮料。

这时辰适合怀旧，在沉默的间歇，弗朗西斯爵士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在雾蒙蒙的伦敦街头，人们刚永久地摆脱了齐伯林飞艇带来的恐惧；想起哈罗德·门罗在诗人书店大声朗读；布兰顿最近在《伦敦信使》发表的文章；罗宾·德·拉·康达明在伦敦剧场的午后演出；与莫德在格罗夫纳广场共进午餐，与戈斯在汉诺威酒店大阳台一起喝茶；十一个神经质的劣等诗人刚离开舰队街一家小酒馆去市郊玩了一天板球，那个拿着长条校样的男孩扯了扯他的袖子；无数的宴会上为无数的不灭的记忆无数次地干杯……

安布罗斯爵士的过去有着更多的冒险经历，但他生活得像个存在主义者。他认为自己就是那时那刻的那个人，沉湎在为数不多的几次精彩之中，沾沾自喜。

“好吧，”他终于说道，“我该走了。不能让太太久等。”但他并不起身，而是转向年轻人。“你怎么样，巴洛？我们近来没在板球场见到你。我想。你在‘大都市’很忙吧？”

“不忙。其实我的合同三周前就到期了。”

“啊呀，怎么回事？也好，我想你乐得休息一下。我就会这么做的。”年轻人没有答话。“要是你听我劝告，就安心歇一阵，直到有什么事情吸引你。别匆忙行事。这儿的人尊重那些知道自己价值的人。最重要的是保持那些家伙对你的尊重。

“我们英国人有特殊的地位来保持这种尊重，你知道的，巴洛。他们可能对我们有所嘲笑——我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的穿着打扮，还有我们的单片眼镜——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拉帮结派、不合群，但苍天在上，他们尊重我们。这些犹太佬是识货的。他知道他在买什么，知道你在这儿遇到的都是最好的一类英国人。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大使，巴洛。我告诉你，这是一种责任，而这儿的每个英国人不同程度地分担这种责任。我们不可能都位居要职，但我们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失败者中你决不会看到英国人——当然除了在英国。在这儿大家都明白，多亏我们树立的榜样。有些工作一个英国人是不能去做的。

“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不幸的例子，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一个布景设计师——来到这儿。小伙子很聪明，但完全入乡随俗——穿现成的鞋子，用背带取代皮带，出门不打领带，在杂货店用餐。后来，真是难以置信，他离开了制片厂，和一个意大利人合伙开了家饭店。当然受骗了，之后他就在一家酒吧调鸡尾酒。可怕的活计。我们在板球俱乐部募到一笔钱，要把他送回家，但这个笨蛋不想走。他竟然说他喜欢这个地方。那个家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巴洛。他就是个逃兵。有幸的是战争爆发了。他这才回国，并死在了挪威。他赎了罪，但我总是想，要是无罪可赎该有多好，嗯？

“现在你在你自己的行业里是个有声望的人，巴洛。要是你没有声望，你就不会在这儿了。我并不是说诗人现在很受欢迎，但他们迟早会有求于诗人的，他们一旦这么做，他们就会毕恭毕敬来找你——要是你在此期间没有做什么事让他们对你失去尊重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呀，我在这儿像个老太婆似的唠唠叨叨，而我太太在等着吃饭呢。我得走了。再见，弗兰克，很高兴跟你叙谈。希望能在板球俱乐部常见到你。再见，年轻人，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我可能看起来像个老朽，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们两个谁也别动。我自己能走。”

此刻天相当黑了。汽车在棕榈树后等着，车灯射出一大片扇形的亮光，光线扫过班加罗前的空地，逐渐消失在指向好莱坞大道的方向上。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丹尼斯·巴洛问。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这就是他来这儿的原因。”

“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当然。要是被英国侨界驱逐可以算作殉道的话，那就准备接受棕榈叶与光环吧。你今天还没去上班？”

“我上夜班。我今天其实写了点诗。写了三十行。你想读一读吗？”

“不用了。”弗朗西斯爵士说。“作为对我的流放生涯的一个补偿，我不再需要读未发表的诗歌——或者说，不需要读任何诗歌了。拿走吧，好孩子，删节润色随你便。诗歌只会让我痛苦。我不想去读懂它们，那会把我引向质疑一种牺牲的价值，而我眼下是赞同这种牺牲的。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是英国诗歌的希望。我听人们这么说，我也诚心诚意地相信这一点。我听任你逃离束缚，这是我对艺术事业的巨大贡献，而我自己则早已同那种束缚和解了。

“你小时候，他们带你去看过一部叫做《彩虹的尽头在哪儿》的圣诞剧——一部很愚蠢的戏剧吗？圣乔治和一个海军军官坐在一块飞毯上，去一个龙的国度把一些丢失的孩子救出来。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干涉。那些孩子很快乐。我记得，他们用没有拆封的家乡来信作贡品。你的诗歌就是我家乡的来信——像克尔恺郭尔、卡夫卡和‘苏格兰人’威尔逊。我纳贡，我不抗议，也没有什么不满。再给我来一杯，好孩子。对你来说，我是 死亡的象征 。我被龙王牢牢地控制了。好莱坞就是我的生命。

“不久前你看到一本杂志上的那幅照片吗？一只狗的头被活生生砍下来，俄国人出于某种下流的目的，将一只瓶子里的血泵入狗头来维持它的生命力。当狗头闻到猫的气味时，它还流出口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的状况也正是这样。制片厂用一只泵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仍然能够作出一些本能的反应——仅此而已。一旦我们同供血的瓶子断了联系，那我们就崩溃了。我不禁想，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你亲眼目睹，一年多来，日复一日，这激起了你的坚定决心，要在一个独立的行业里有所作为。你看到了先例，也许偶尔也看到了教训。在你还能离开制片厂的时候，我或许费了许多口舌劝你离开。”

“是的。说过一千次。”

“肯定没那么多吧？也就在我喝多了的时候说过一两次吧。没有一千次。我想，我的建议是回欧洲去。我从未建议过你从事你后来选择的那份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如此具有伊丽莎白时代气息的工作。告诉我，你觉得你的新雇主对你还满意吗？”

“我的表现还合他的意。他昨天这么对我说的。先前雇的那个人言行不当得罪了他们。他们觉得我态度恭敬。这是我忧郁的气质，加上英国口音的缘故吧。我们的几个客户对此颇有好评。”

“但我们的英国同胞呢？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会支持你。刚才那位来访者说什么了？‘有的工作一个英国人就是不能去做。’你的工作，好孩子，显而易见就是这样一种工作。”

丹尼斯·巴洛晚餐后去工作。他开车去伯班克，经过几家明亮的汽车旅馆，经过 林中低语陵园 的金色大门和灯火通明的殿堂，几乎开到这座城市的尽头，才到达他工作的地方。他的同事迈拉·波斯基已戴好帽子，新化了妆，等着交班。

“我希望没来迟。”

“你真好。我在天文馆有个约会，要不就给你准备咖啡了。一天没什么事要做，除了寄几张纪念卡。哦，舒尔茨先生说，这么热的天，要是有东西运过来，就直接放冷柜。再见！”她走了，留下丹尼斯独自负责这儿的事务。

办公室的布置偏于灰暗，好在壁炉架上一对铜制小狗冲淡了这种氛围。单单一辆低矮的铁和白瓷的小推车就把这个地方与美国无数的现代接待室区别开来；还有那种诊所的味道。电话机旁有一盆玫瑰；花的香味抵挡着石碳酸皂的味道，但并不占上风。

丹尼斯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脚搁在小推车上，定下心来读书。在空军的生活已经把他从一个门外汉转变成一个痴迷者。有几段陈词滥调的诗句通过多种多样的联想，总能产生他所渴望的感觉；他从不实验新花样；这些就是专利药物，有特别神奇的功效。他打开诗集，如同一个女人打开她熟悉的烟盒。

窗外，汽车不停地驶过，有的进城，有的出城，车灯雪亮，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

“我在你怀中慢慢凋谢，” 他读着。 “在这个静默的世界尽头， ^[1] ” 他重复地自言自语：“在这个静默的世界尽头。在这个静默的世界尽头……”如一个僧侣重复一段含有深意的文字，反复地祈祷着。

这时，电话铃响了。

“幸福猎场。”他说。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嘶哑，似乎很激动；在别的场合，他会以为她喝醉了。“我是西奥多拉·亨克尔，贝尔艾尔市，维亚多勒罗沙 207号的沃尔特·亨克尔太太，你得马上来。我没法在电话中跟你说。我的小亚瑟——他们刚把他送回来。他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不担心，因为他以前也这样。我对亨克尔先生说，‘哎，沃尔特，我不知道亚瑟在哪儿，我不出去吃饭了’，亨克尔先生说，‘见鬼！你不能最后一刻才说不去莱赛斯特·斯克伦奇家’，所以，我就去了，坐在莱赛斯特·斯克伦奇的右手边，这时他们带来了消息……喂，喂，你在听吗？”

丹尼斯拿起他放在吸墨笺上的工具。“我马上就去，亨克尔太太。我记得你说维亚多勒罗沙207号。”

“我说我坐在莱赛斯特·斯克伦奇的右手边，这时他们带来了消息。然后他和亨克尔先生只能把我扶上车。”

“我马上来。”

“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原谅自己。想想他就这么孤零零地被送回家。女佣出门了，市里的那个货车司机只好从药店打电话来……喂，喂，你在听吗？我说市里的那个清洁工只好从药店打电话来。”

“我在路上了，亨克尔太太。”

丹尼斯锁好办公室的门，把车从车库倒出来；这不是他的车，而是那辆浅黑色的厢式货车，业务专用的。半小时后，他到了那个不幸的人家。一个肥胖的男人从花园小径上走来招呼他。他穿着正式的、本地最新款的晚装——多尼盖尔粗花呢外套、凉鞋、草绿色丝衬衫，领口敞开，上面绣着很大的字母图案。“见到你很高兴！”他说。

“沃·亨先生，幸会！”丹尼斯不由自主地说。

“你说什么？”

“我是‘幸福猎场’的。”丹尼斯说。

“那好，来吧。”

丹尼斯打开货车的后车厢，拿出一个铝合金盒子。“这个够了吗？”

“足够了。”

他们进了房子。一个妇人，也穿着晚装——一件低领长袍，戴着钻石头饰，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只杯子。

“对亨克尔太太来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不想看到他。我不想谈到这件事。”这妇人说。

“‘幸福猎场’会负责一切。”丹尼斯说。

“这边走。”亨克尔先生说。“在储藏室里。”

锡利哈姆犬躺在水池旁的滴水板上。丹尼斯将它放进盒子里。

“你能搭个手吗？”

他和亨克尔先生抬着盒子走向货车。

“我们现在就商量一下安排，还是你明天上午打电话给我？”

“我上午很忙，”亨克尔先生说。“我们到书房去。”

书桌上有个托盘。他们喝起威士忌来。

“我这儿有本小册子介绍我们的业务。你是考虑土葬还是火葬？”

“你说什么？”

“埋掉还是火化？”

“我想，火化吧。”

“这儿有些不同风格的骨灰盒照片。”

“最好的就行了。”

“你想在我们的骨灰室订个壁龛，还是愿意把骨灰放在家里？”

“你说的第一种。”

“那宗教仪式呢？我们有个牧师，他总是乐于帮忙。”

“噢，先生你——？”

“巴洛。”

“巴洛先生，我们两个大概都不是那种经常上教堂的人，但我想，在这种场合下，亨克尔太太会需要你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安慰。”

“我们的A级服务包括几项有特色的内容。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一只白鸽——象征已故者的灵魂——会在火葬场上空放飞。”

“好的，”亨克尔先生说，“我估计亨克尔太太会欣赏鸽子的。”

“每逢周年纪念日，我们会寄上一张纪念卡，不另收费。卡上写着： 您的小亚瑟今天在天堂想念您 ， 摇着尾巴 。”

“这个想法很美妙，巴洛先生。”

“那要是你现在就签这份订单……”

他经过客厅时，亨克尔太太庄重地朝他鞠了一躬。亨克尔先生陪他走到车旁。“认识你太高兴了，巴洛先生。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那正是‘幸福猎场’要做的。”丹尼斯说，然后开车离开了。

在行政楼里，他将那条狗放进冰箱。冰箱里的空间很宽敞，已经放着两三只小动物的尸体了。在一只暹罗猫边上，摆着一听果汁和一盘三明治。丹尼斯拿着这份晚餐走进接待室，一边吃，一边继续他被打断的阅读。

[1] 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诗歌《提托诺斯》（ Titho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