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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是在儒家的史观当中完成的，它所叙述的地理范围覆盖了今天整个中国的疆域，甚至还要更多。所以，真实的中国历史，不应被理解为作为一元实体的儒家文明不断扩张从而成就今天的疆域与人口的历史，而应该被理解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普遍精神的现实化过程，正是因为这个体系的内部运动，而呈现出其时间结构。
在这个体系当中，大致以长城作为南北分界，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作为东西分界，以浙闽丘陵、两广丘陵作为海陆分界，有多个历史行为主体在不断地互动。它们的互动过程，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这不仅仅是指周代的状态，更是指秦统一中原之后，长城南北定居的中原帝国与游牧帝国对峙、互构，互为条件、互相生成的状态，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有时表现为超越定居-游牧之对峙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无论哪种样态，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多元的体系而存在的。儒家地区是这个体系当中文化最高的部分，是整个体系历史的记录者与叙述者，儒家的天下观念也成为笼罩在整个体系之上的正当性基础。但是这个体系的担纲者却不一定来自儒家地区，相反，当这个体系外化为普遍帝国的时候，其担纲者必定来自非儒家地区，其缘由详见后述。
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体系的演化史。普遍精神的现实化过程，便是这个多元体系不停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的过程，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经常是在一系列战争之后，冲突的各方终于形成均势，整个体系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寻找均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从东汉末到隋唐；特定的均衡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宋辽澶渊之盟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或者是作为长寿帝国的明清。
这种均衡状态可能呈现为外部均衡，即相对稳定的列国状态，此时是若干个政权彼此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等；也可能呈现为内部均衡，即相对稳定的多元帝国状态，普遍帝国形成，最典型的便是大清。就体系的演化而言，它有一个特定方向，即朝整个体系的综合成本最低的方向演化。所谓的体系成本，首先是因军事压力而来的财政成本，那么，作为体系史的中国史，其演化方向就是朝内部均衡演化。因为，在外部均衡的情况下，体系内有多个政权对峙，每个政权都得负担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整个体系的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的情况下，体系被一个大一统王朝所整合，也就只需负担一支常备军，整个体系的综合成本便大幅下降。所以，不考虑外部扰动变量（也就是掌握现代技术的西方）进入的情况下，就东亚大陆的体系史而言，它迟早会演化为一种内部均衡样态，我们在历史中具体收获的这个样态便是大清。至于掌握现代技术的西方在什么时候到来，是个历史的偶然，我们今天所收获的历史，也是这种偶然的结果。更进一步，从《春秋·公羊传》当中所提的“大一统”当有“王者无外”这个意象上来说，通常所说的古代中国统一王朝，还可以分成两种，分别是外部均衡下的“小一统”王朝，和内部均衡下的“大一统”王朝。外部均衡下，中原是统一的，但它仍然面对着草原等方向的“外”，从体系上来说并不是统一的；只不过历史叙述的能力掌握在中原手中，所以它也会把中原的统一称作“大一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整个体系的演化在每一次大循环的时间结构中，最终都会向内部均衡，也就是普遍帝国的方向收敛，但是过程多有曲折。而均衡又会因为小冰期、小暖期交替的气候变化，或者技术、经济等的变迁而被打破。冰期到来会导致生产骤减，暖期时间足够长则人口过度增长，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人口-资源压力关系发生变化；有政治意义的技术变迁会引入新的经济要素乃至全新的精神要素，进而引发社会结构出现根本变化。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已经建成的无论何种均衡走向瓦解，体系进入寻求建立新均衡的艰难历程。
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多元的地理结构形成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会带来各区域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逻辑，并且这些逻辑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复杂的互动乃至互构的关系。进一步地，对任何一个政治体而言，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都是其存续所依赖的基础前提，而这两种能力又都与自然地理有着深刻关联。军事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容易理解，比如北方的骑兵不适于在南方河网纵横之地作战，南方的水军不适于在北方干燥广袤之地作战等。财政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则在于地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会决定何种实体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不同的地理结构也决定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成本会大有差异，比如政府控制山区社会或海洋社会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社会，这决定了政府与社会的博弈能力，以及财政征收能力。这些还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亲和性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对作为体系的“中国”而言，都构成了其秩序形成路径及秩序持续能力的约束条件。
因此，对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体系史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不同地理区域的诸运行逻辑加以分析，这是有效理解中国历史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