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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枢纽》初版已逾五年。该书面市后，引发了不少争议。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实现了最初的写作意图，该书本就是要突破既有问题域，呼吁人们进入范式反思，重新定义问题，这种努力引起争议，毫不意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并未实现写作意图，因为争议虽多，进入到范式反思层面的探讨却比我期待的少很多。
另一方面，该书问世后不久，世界仿佛按了加速键，进入迅猛的变迁节奏，各种冲突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短短几年时间，很多领域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枢纽》的下篇有较多关于现实的论述，已然面目大变的世界，对书中的相关论述也提出挑战。
我已在再版的末尾增补了一章，将这几年的新思考整合总结了一下。在这篇再版序言中，我想就本书的写作意图再做个简单阐述。实际上，范式反思与现实的疾变，恰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下面先从现实的疾变谈起。
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2020年以来的疫情，2022年的俄乌战争，将世界裹挟入越来越大的旋涡，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认真挖掘，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系列旋涡的生成，都与近年来的诸多失衡有着深层的关联。
《枢纽》第七章中提出的“全球经贸双循环”假说
内蕴着一个推论，就是该循环结构意味着全球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日益不一致，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失衡。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到2018年，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是这一变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贸易战通过关税进行，但只有在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的情况下，关税才能达到贸易战所期待的效果；如果两个空间不再一致，则经济活动有各种办法规避关税的控制。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不一致蕴含着风险。诸多国家彼此在经济上有着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一国的内政行为会通过经济过程的传导，对其他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便是经济活动本身也会外溢出诸多政治效应。如果没有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安排来为这些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缓冲，形成制度保障，便有诱发动荡的可能。
《枢纽》在第七章里曾经引用印度经济学家拉詹的一段分析：“魏玛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二战之后组建了几大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即GATT），目的就是回应这个问题，为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提供政治基础。
这几大国际经济组织是以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当时运转还算有效，但到今天，现实已经侵蚀掉了它们的基础，各国间的经济关系重新进入缺乏政治基础的状况，风险就浮现出来了。这是近些年各种国际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
《枢纽》第七章中以WTO为例进行了关于国际治理秩序的讨论，随着近几年我的新思考，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可能已经需要迭代，但是其中的基本的方法论仍然是成立的，所以我并未调整正文中的内容，但在这篇再版序言以及最后的增补篇章中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经济空间的运行脱离于政治空间，政治空间所承载的福利功能便会遇到挑战，因为福利依托于经济；民主政治以既有的政治空间为基础，福利问题就会在民主政治中引发反弹，形成有民粹气质的政治。内政问题会溢出为外交效应，各国的内部困境如边疆困局等，也会在外交上被作为博弈杠杆。
通过这些简单的讨论可以看出，今天的世界正在遭遇整体性的失衡。失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失衡，一是范式与问题之间的失衡；前者相对容易理解，后者需要简单再解释一下。在我们观察世界的时候，问题并不是自动浮现的，它是通过理论范式而被我们把握住的，比如，面对同样的天文观测数据，地心说和日心说两种范式所提出的问题会截然不同；每一种范式都有其适用边界，如果现实已经演化得超出该范式的适用边界，该范式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真问题。所以“范式与问题之间的失衡”，准确来说应该是，随着现实的深刻变迁，范式与真问题之间出现了失衡。
一旦进入到这种失衡状态，就需要提出一种“元问题”，要对范式本身进行反思。整体性的失衡，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才能对其提出真问题，局部性的视野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与把握。范式是对“整体”进行定义的，范式反思天然地要进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对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极为重要。
严格说来，《枢纽》一书的写作并不是历史学的写作，而是历史哲学的写作。我在研究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实，调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非常有价值，一旦找到一个好的论述框架，把它们串联起来，不仅每一颗珍珠的价值都会被充分表达，而且由于它们进入了一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当中，每颗珍珠具体的意义也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就是历史哲学。
这种历史哲学式的写作，也带来了本书的两种读法。一是从头到尾读下来，这是由哲入史的读法；一是跳过高度哲学化的“绪论”章，直接从第一章“地理与历史”开始阅读，读完正文再回头来读开篇的“绪论”章，这是由史入哲的读法。后一种读法的阅读体验可能比前一种还要更好些。
有朋友质疑历史哲学写作的价值，在我看来，历史哲学的写作在今天不仅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须的。因为范式反思的底层，便应是一种历史哲学层面的反思。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因为它处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当中，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在对外的层面上；历史哲学的重构，可以为克服这种焦虑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
我在《枢纽》的导言中提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来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该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历史哲学是政治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它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研究与写作，关涉到三种学科进路：历史哲学的写作，政治哲学的写作，以及政治社会学的写作。我想先对后两种进路的学科边界加以一定的解释，再返回来讨论历史哲学。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是搁置价值判断，先说清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实然研究。而政治哲学则是提供一套叙事逻辑，使得未定型的现实被导入某种规范化的秩序，让各种具体存在都获得统一连贯的意义和判断标准，它并不负责对现实给出一套真实的刻画与解释，却能为现实赋予确定性，也就是应然研究。假如现实的逻辑跟政治哲学的路径不匹配，那政治哲学就只是个理想的目标，但我们没法解决怎么达成那个目标。此时便需要一套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把现实跟政治哲学联结起来。但因为政治社会学只关注现实，搁置价值判断，有可能导向某种很强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需要政治哲学为它充当一个终极的锚，来锚准这个方向，但这个锚本身并不负责解释现实，否则锚就不稳定了。
而历史哲学则同时兼有实然与应然两种气质。它需要在实然层面说清楚历史过程，又需要在应然层面对历史过程给出某种规范性的意义赋予，如此方能在历史叙述中将共同体的身份边界打造出来。所以，在《枢纽》一书的写作中，我尝试以历史哲学的手法来整合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先把价值判断、政治哲学搁置起来，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这一系列角度，从古代到当下，把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尽量完整地梳理出来，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种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有可能驯化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政治哲学有多种叙事逻辑，诸多派别，没有哪种叙事逻辑能适应所有历史处境。但用这样一种写作方法的代价是，我所调用的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思考进路有可能会相互影响对方的理论逻辑；以及，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经常地来回跨越，还会容易让人把我在书中所做的事实判断当成价值判断，形成误读。《枢纽》出版后遇到的很多批评，都是与这种误读有关的。
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分中，又会有一个新的质疑被提出来：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我的回答是，“搁置”是分层次的或者说分位阶的，在一定位阶上的搁置完全有可能，但这以在另一些位阶上不搁置为前提，否则甚至连提出问题都不可能。因为，对问题的提出，首先要有一个被提问题的对象，而对对象的取舍，已经包含某种价值判断在内了；在给定对象的前提下，在这个层面上，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可能的。
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应然性表达，还会引出一种质疑：它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历史规律”，但“历史规律”真的存在吗？我对此的回答是，历史哲学的写作不是要发现历史规律，其应然表达会有某种似乎像是“历史规律”的外观，但这只不过和政治哲学一样，是要找出一种精神秩序，对各种特殊性加以某种规范性的整合，从而对价值与方向给出引导与约束。历史哲学所呈现的“规律”并不指向一种实然存在，而指向一种应然判断。
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我的写作是一种历史哲学式的写作，但他们对我采用黑格尔式的哲学框架有不同意见。实际上，我的这种框架选择，与我对中国近代转型历史的理解有关。
近代中国的转型历史极为动荡起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发生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向上。从对外来说，正是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冲击，启动了中国的转型历程，这也是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传统中国逐渐获得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边界感，其自我意识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单方向地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国的体量决定了，西方冲击中国的过程，反过来也会在西方世界造成改变，因此这是西方、中国各自的自我意识不断地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共生演化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所提到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可以提供一种宏大的视野与格局，对这样一种过程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不至于过多地偏重于抽象价值的表达，从而对历史的某些面相会有一种拒斥。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经常把中国近代史表达为一种屈辱史，然而在黑格尔式辩证法中，正是这段历史为中国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充实提供了基础。
这样的整合方式，就能不仅仅是从具体的史实层面超越对近代的屈辱史叙述，也从哲学层面超越了它。倘若屈辱史叙述不能被超越，则中国只有与世界在绝对意义上相对抗，才能成就自身，这种叙述在当下直接就会引导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把中国与世界相对立起来；而中国正是在加入全球秩序之后才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至今仍受惠于此，狭隘民族主义无疑是有悖于中国的利益的。借用黑格尔式的框架，则能够在一种历史哲学的叙述中，直面中国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并从中发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对当下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对内来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有着各种血泪、心酸、痛苦与死亡，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自我撕裂。中华民族要想实现自我和解，此前历程中各种阵营与派别的痛苦与死亡，便都需要获得意义。否则，撕裂就始终无法被弥合，始终会有一部分人被历史性地甚至被现实性地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自我意识便仍有残缺，民族的自我立法过程也就仍未完成。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可以在民族的精神生成史当中，将各种战争与死亡都整合为统一的历史进程，让它们都成为民族精神生成史当中的路标，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角度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便都能够获得意义，并上升为牺牲，从而为民族的自我和解提供一个重要的哲学路径。
这个民族的内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整体抑或局部，若哪一个层面未曾被整合进来，则民族的精神自觉便仍未完成，它可能仍然面对着自身社会中某种形式的内在对抗性，但这种内在对抗性，却恰恰是不断向更深层次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基础。
还有些朋友质疑，我在《枢纽》中所采的政治哲学取向，是一种从权力出发的霍布斯路径，而非从权利出发的洛克路径，但霍布斯路径很容易带来对权利的伤害，为何不从洛克路径出发？后者显然更加可欲。
然而，“可欲”与“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霍布斯路径与洛克路径，哪一种能够成为可能，有历史处境差异的问题。英美的历史处境与法德这种大陆国家的历史处境是不一样的。英美走的显然是洛克路径，在这个路径里，天赋人权是整个理论架构的基础前提。但是霍布斯曾经提问，在“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当中，所谓的“权利”由谁来保障？没人能够保障的话，“权利”就相当于没有。因此，霍布斯所关注的首先是政治奠基的问题，这才能让权利的保障者出现。再一次地，因为内在于人性的一些困境，讨论政治奠基问题的起点就只能是权力。此处还要多解释一句，我所说的政治奠基当中的“政治”，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其核心问题是对共同体的打造与健康延续，共同体的打造不仅仅是个权力问题，更是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打造成功之后，权利始获得其基础。法德这种大陆国家，走的就是广义的霍布斯路径。中国的历史处境更加类似于法德，所以我并不认为“可欲”的洛克路径在这里是个“可能”的选项。
说了这么多，还要回答一个更加凛冽的问题，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层面的理论努力，对历史究竟能有多大影响呢？有很多历史条件的孕育，不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写作所能替代的，于是这种写作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色彩。然而，学者的本分也许就是要做这样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