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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并不都是愉悦的。
人的一生，其实阅读的最大的一本书便是生活。但这本书对我而言，从来也不曾给我带来过什么愉悦。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数十年来，也就只有于阅读之中，赖所获得的愉悦，聊以自适。所以，对于书籍，对于各式各样能够到我手中的书籍，我都是心存感激的。
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天地，当你沉埋这个用文字建造起来的虚幻世界里，你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画地为牢的孤独便会暂时忘怀，久而久之，阅读的最大愉悦就是这种对于身外一切纷扰的遁逃。我不甚害怕那些岁月里的熬煎，只是害怕无书可读，那种孤独，才是真正无法排解的。
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当然对我而言，还有其三，那就是上面所说的逃遁了，即或是极其短暂的逃遁，能够忘却那视你为贱类的一张张唾弃的脸，一双双蔑视的眼，也是于阅读中获得的最高愉悦了。不过，这只是属于我的个例，不足为训。
求知也好，消闲也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求知未尝不具消闲的功能，消闲未必收不到求知的效果。可以说，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若能使我获得阅读的片刻愉悦，那也是我于孤独中的最佳伴侣了。当许多人都把背冲着你的时候，书籍不抛弃你，与你为伴，便是极其可贵的朋友了。
正如我的胃口不怎么挑食的习性那样，对于书籍，只要能看得下去，总是不放过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少选择。因为我对好心人的谆谆教导，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从来抱敬谢不敏的态度。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不过，近年以来，视力严重衰退，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以上穿一条裤子齐声叫好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尽管如此，我仍旧主张阅读，只要时间和空间允许，尽其一切可能地阅读，阅读一切可能读到的书。
古人说过，“开卷有益”，这绝对是真理。古人还说过，“敬惜字纸”。在他们眼里，凡是有文字的纸张，都应采取珍惜的态度。这当然未必可取，那反映了印刷物不普及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惜物心态。但应该看到，这种书籍崇拜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是中国文化得以数千年赖以不堕的物质基础。
但后来，尤其到了今天，中国有太多的书，而这些太多的书里有着太多的糟粕，这也是令想读书的人颇感挠头的烦恼。如果无所适从，茫然失措，因噎废食，糟粕固然没了，精华也随之而去。其实，不去其糟粕，何来精华？读书的全部愉悦，就在这种抉择之中。好和坏，自己判断，糟粕和精华，自己说了算，予取予弃的生杀大权，自己手中把握。这种不受别人干涉，不看别人脸色，不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不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自由，便是无与伦比的快乐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与胃口决定多吃、少吃，或者不吃，是差不多的。那些有学问并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的，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所以，碰上这类闲书，我总是要拿起来翻一翻的。不惮吹灰之力，也许获益其中，哪怕分文不值，弃之也不嫌迟。当然，阅读，有快乐，也有不快乐。读得丧气，读得败兴，读得大倒胃口，读得恨不能找根绳子将自己勒死，那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当读小说成为我的一份职业时的体会。那时，我编《小说选刊》，我从来没认为那是一份美差。因此，阅读的愉悦，只是相对而言，但手不释卷，则是读书人一生的追求，这是不可动摇的。
鲁迅说过：“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由此可见，求知和求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春华秋实，你付出得多，收获就会多，只要读书，就有收获。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多读一本书，多一分智慧的光亮。
于是，我就会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唯一可读的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这虽是荒谬的假设，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偏偏不发生，如果，这个假设万一成真，给我只能拥有一本书的选择自由，根据我个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长达二十二年的阅读经验，一种处于基本上相似的班房状态下的阅读经验，我会在下列两种书籍中择其一：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鲁迅的杂文集。
这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从十几岁时读起，一直读到今天，七十多岁了，仍时不时要翻开这两部书中的某一回、某一篇，像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样，追求这个“悦”。
为什么我要挑选这两部书之一进班房呢？因为，有些艰深的书籍，是毫无疑义的好书，但啃起来十分吃力，在唯可面壁的孤独中，除那位革命家可以啃下《反杜林论》外，我想一般人都缺乏那种攻坚的毅力。有些精彩的书籍，既能引起阅读兴趣，也能产生阅读快感，然而，多读几遍以后，也就索然无味，俨然鸡肋。
唯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唯有鲁迅的杂文集，是永远读不完也永远读不厌的书。它俩都是既能够得到求知的满足，也能够饱享消闲的愉快的书。最初读时，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流连忘返，美不胜收。后来读时，如登泰山而小天下，恢宏堂奥，气象万千，学无止境。老实说，曹雪芹笔下的世界离我们很远，然而，我们却有如同身在金陵那条街上的亲切感觉。鲁迅批判的锋芒与现实生活已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总能在心灵深处得到呼应、共鸣，和那种对于民族的、对于国民性的切肤之痛。
因此，《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上。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二十二年，这两位大师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革”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唯一的慰藉。
记得1957年的春天，我还是二十出头年纪，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十卷本的红布面的《鲁迅全集》，买到十六册本的万有文库版的《石头记》。初初起步尝试写作的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将其视作临摹的法帖，将其看成作文的范本，甚至极其手工业式地抄录两位大师的语汇、句式、起承转合的连结词等等，以求得其真谛。在那个没有电脑可以检索的年代里，这种极原始的一笔一画的劳动，倒也是强化阅读的一种虽笨拙却见效的方法。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史传是可以画等号的。曹雪芹的书、鲁迅的书，其实就是形象化的一段历史记载，而优秀的历史著作，譬如我们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对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肯定。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从那以后，文史，尤其是史，便是我阅读的新领域。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二十四史陆续问世以后，八十年代后，中国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各种史籍、类书、集成的大部头图书的推出，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现在广泛传播了。于是，活到老，学到老，便是浪费了青春、荒疏了学业的我们这一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要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语密切相关的。“学问”，典出《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由“学”和“问”两个单独意义的汉字组成，是一个地道的古代汉语。外国人将这个古老的汉语语词，转换成他们的语言时，通常译为 knowledge ，或者译为 learning ，只能说是大致吻合，认真地说，并不十分贴切。因为，汉语“学问”，包含着“学而问之”和“问而学之”两层意思在内，与外国人所说的“knowledge（知识）”“learning（学习）”不尽相同。其中的“问”字，老外这种译法是体现不出来的。
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无论是吃橄榄式的阅读，吃甘蔗式的阅读，还是吃石榴式的阅读，先问一声“为什么？”最为关键。
学问的问，是获得阅读愉悦的最为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