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一

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若问哪一个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容易招惹是非，又最不容易捉摸，那恐怕就非安德烈·纪德莫属了。有哪个作家活着的时候能够做到，让“右翼和左翼的正统者联合起来反对他”呢？又有哪个作家死的时候还能够做到，人们老大不乐意还得写悼念他的文章，将重重尴尬与怨恨编织成献给他的花圈呢？同那些虚伪的、思想狭隘而令人作呕的悼念文章相反，萨特和加缪所写的纪念文章则显示出感情的真挚，认识深刻而评价中肯。

萨特在《纪德活着》一文中写道：“思想也有其地理：如同一个法国人不管前往何处，他在国外每走一步，不是接近就是远离法国，任何精神运作也使我们不是接近就是远离纪德……近三十年的法国思想，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它另以马克思、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作为坐标，它也应该参照纪德来定位。”

加缪在《相遇安德烈·纪德》一文中则写道：“纪德对我来说，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典范，是一位守护者，是王者之子，他守护着一座花园的大门，而我愿意在这座花园里生活……向我们真正的老师献上这份温馨的敬意是理所当然的。对他的离去，一些人散布的那些无耻谰言，无损于他的一根毫发。当然，那些专事骂人的人至今对他的死仍狺狺不休；有些人对他享有的殊荣表现出酸溜溜的嫉妒，似乎这种殊荣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才算公正。”

两位大师从不同的立场与认识出发（尤其萨特能站在与纪德的分歧之上），不约而同地向纪德表示了敬意，这就从两个方面树立了榜样，表明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纪德，只有透彻地理解他，才有可能公正地评价他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

然而，漫说透彻，就是理解纪德又谈何容易。别的先不讲，拿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来说，就曾以不同的态度对待罗曼·罗兰和纪德，这正是基于对纪德的深刻不理解。

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算是齐名的作家。然而，罗曼·罗兰于一九一五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还要等三十二年之后，到一九四七年，在七十八岁的高龄才获此殊荣，是因其“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其实，纪德的重要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绝大部分都已经发表，主要有：幻想小说《乌连之旅》（1893）、先锋派讽刺小说《帕吕德》（1895）、散文诗《人间食粮》（1897）、小说《背德者》（1902）、日记体小说《窄门》（1909）、傻剧《梵蒂冈的地窖》（1914）、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1919）、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自传《如果种子不死》（1926）。此后，纪德虽然还发表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游记、日记和通信集，但是他的主要文学创作活动到一九二六年就告一段落了，人称“文坛王子”的地位已经确立，当然也就无愧于获奖的那段评语了。但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还要花上二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弄懂了纪德。的确，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

通常所说的迷宮，如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克里特岛迷宫，人进去就会迷路，困死在里面。忒修斯是个幸运者，他闯进迷宮，杀死了牛头怪弥洛陶斯，不过也多亏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才最终走出来。然而，纪德的迷宫则不同，它不仅令人迷惑，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点：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这座迷宫的一道窄门；他的许多朋友、绝大部分读者，从这种窄门挤进去，仅仅看到一个小小的空间，只好带着同样的疑惑又退了出来。至于他的敌人，往往连窄门都闯不进去，只好站在门口大骂一通了。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为友为敌，还是普通读者，大都未能找见连通这些作品的暗道密室，未能一识纪德整座迷宮的真面目。克里特岛迷宫中有牛头怪，纪德迷宫中有什么呢？

纪德迷宮中，有的正是纪德本人。

换言之，纪德笔下的神话人物忒修斯进入的真正迷宫，正是纪德本人。

二

纪德生于巴黎，是独生子，父亲是法律学教授，为人平易随和，读书兴趣广泛，往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十分富有，安德烈·纪德一生衣食无忧，在库沃维尔有庄园，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全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纪德早年体弱多病，异常敏感好奇。不幸的是他十一岁时，性情快活、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只剩下凝重古板、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家庭教育失去平衡。母亲尽责尽职，对儿子严加管教，对他的行为、思想，乃至开销，看什么书，买什么布料，都要提出忠告。直到一八九五年母亲去世，纪德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同他表姐玛德莱娜结合，时年已二十六岁了。

纪德受到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酿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后来他又接受尼采主义的影响，全面扬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宣扬并追求前人不敢想的独立和自由。纪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纪德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忽而逝，这是他摆脱家庭和传统的第一动因：“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他过了青春期才真正焕发了青春，要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在懂得珍惜的时候，能获得第二个青春，应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德身上久埋的青春激情，一直陪伴他走完一生。

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的《人间食粮》，正是作者这种青春激情的宣泄，是追求快乐的宣言书《人间食粮》充斥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记录了本能追求快乐时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天真、鲜活自然的特性。恰恰是这些特点，得到了青年一代的认同。长篇小说《蒂博一家》的《美好的季节》一章中，有一个情节意味深长：主人公发现了《人间食粮》，说“这是一本你读的时候感到烫手的书”。纪德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最喜爱的作家”（莫洛亚语），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道出了青少年的心声。

莫洛亚还明确指出：“那么多青少年对《人间食粮》都狂热地崇拜，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青年加缪看了纪德的《浪子回家》，觉得尽善尽美，立即动手改编成刷本，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演出。的确，青少年在纪德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寻求文学趣味之外的东西，是纪德直接感受事物，直接感受生活的那种姿态。纪德甚至要修正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代之以“我感知，因此我存在”，将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考虑：“我应当感受到什么？”而纪德时时在把握：“我感受到什么？”他的感官全那么灵敏，能突然同时集中到一个点，集中到一个事物上，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或者，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他将各种各样的感觉，听觉的、视觉的、嗅觉的、味觉的、触觉的，全都汇总起来，打成一个小包，如纪德所说：“这就是生命。”同样，纪德将感受事物的战栗，化为表达感受的战栗的语句，这就是用生命写出来的作品。读纪德的作品，最感亲切的，正是通过战栗的语句，触摸到人的生命战栗的快感。可以说纪德著作的主旋律，就是感觉之歌、快乐之歌、生命之歌。

纪德认为，在人生的路道上，最可靠的向导，就是他的欲望：“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应当指出，早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纪德就特别迷恋《一千零一夜》和希腊神话故事，他虽然受母亲严加管教的束缚，但还是能经常与阿里巴巴、水手辛伯达为伴，与尤利西斯、普罗米修斯、忒修斯为伴，在想象中随同他们去冒险、去旅行，从而形成了他那不知疲倦的好奇心。进入第二个青春期，他那种好奇心就变成层出不穷的欲望。他同欲望结为终身伴侣。他一生摆脱或放弃了多少东西，包括家庭、友谊、爱情、信念、荣名、地位……独独摆脱不掉欲望。欲望拖着他到处流浪，将半生消耗在旅途上，尤其是北非，不知去过多少趟，甚至几度走到生命灭绝、唯有风和酷热猖獗的沙漠。而且，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纪德，还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计划。可见，纪德同欲望既已融为一体，就永无宁日：一种欲望满足，又萌生新的欲望，“层出不穷地转生”。他在旅途上，首先寻找的不是客店，而是干渴和饥饿感，也不是奔向目的地，而是前往新的境界，要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寻求更大的快乐：“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间，隔着他的整整一生。他随心所欲，要把读他的人带到哪里？读者要抵达他的理想，他的目的地，就必须跟随他走完一生。

纪德认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应当作的，“不是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经历的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换句话说，将来成为他一生的形象，同他渴望的理想形象合而为一了；再说得直白点儿：成为他要做的人”（《日记》1892年）。

“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经历的生活”，这样做需要十倍的勇气；而“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写出这样的话就需要百倍的勇气，再言出必行则需要千倍的勇气。因为他提出的放纵天性，“做我们自己”，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大逆不道”，他必须“无法无天”，才能挣脱家庭和传统道德的束缚，赢得随心所欲、成为真我的自由。

纪德首先意识到，他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总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天性，长此下去就要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完人”，即符合传统道德而天性泯灭的人。其次，他也看到当时文坛活跃的两大流派，象征派诗人如马拉美等，完全“背向生活”，而天主教派作家，则以一种宗教的情绪憎恨生活。更多的无聊文人身负的使命，就是掩饰生活。总而言之，在纪德看来，人们遵照既定的人生准则，无不生活在虚假之中。因此，必须同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走一条逆行的人生之路，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于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我决不走完全画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

同样，他也“要文学重新投入人生这个源泉中去”（《纪德谈话录》），并且大力实践，相继发表了《帕吕德》《乌连之旅》《背德者》《浪子回家》等等，尤其《人间食粮》和《如果种子不死》，前者是追求感官快乐的宣言书，后者是他同传统道德教育的一次彻底清算。

纪德就是这样，开着自制的、以行和以文为双组发动机的新车，动力十足地闯进社会，逆向行驶，横冲直撞，撞倒了路标指示牌，撞翻了许多路障。有人不禁惊呼：纪德是常规行为和传统道德的“颠覆者”，也是文学的“颠覆者”。

的确，纪德在做人和做文两方面，都百无禁忌，特立独行：他无视传统习惯，揭露约定俗成，打乱各种规则，冲破各种限制，挣断一条条有形和无形的锁链，从而引起无数惊诧和愤怒，招来无数谩骂和攻击。纪德的敌人在抨击他的长篇大论中，却也触及了他这些作品的核心：人的概念，即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人存在的理由。尼采说上帝死了，纪德反反复复探索了大半生，最后也走向无神论：“独我的崇拜还能把上帝创造出来，崇拜可以离开上帝，而上帝却离不开崇拜。”于是提出没有上帝，人应该怎么办。人的问题，历来就是上帝的问题，灵与肉分离，鄙弃罪孽的尘世，但求灵魂的拯救。纪德一旦认识到上帝不存在，就主张追求肉欲的快乐并不是罪孽：“您凭哪个上帝，凭什么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他在《人间食粮》中完成的这种解放，在三十年后发表的《如果种子不死》中又有回响。

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种深厚的天性，没有了上帝，人要做真实的自我，选择存在的方式就有了无限可能性。纪德感到他“自身有千百种可能，总不甘心只能实现一种”。（《日记》1892年）他显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我的内心的任何欲念，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

生活犹如他童年所看的万花筒，能变幻出光怪陆离的奇妙图景。这种生活的复杂却同他内心的复杂一拍即合。纪德在《如果种子不死》中写道：“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相互辩驳。”“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正是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纪德面对生活的复杂无须选择，仅仅随心所欲去一一尝试。

纪德认为，有多少相互敌对的欲望和思想，共处并存在我们身上，人有什么权力剥夺这种思想或那种欲念存在呢？要完完全全成为真实的自我，就必须让自身的差异和矛盾充分表现出来，决不可以想方设法去扼杀不协调的声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取代了上帝空出来的位置。这种完全获取了自由的人，虽然不能全能，却能以全欲来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才无愧于争得的自由。因此，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面把握各种各样的生活真实，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存形态，自由享用人间的所有食粮。

《梵蒂冈的地窖》第五篇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情节。朱利尤斯·德·巴拉利乌尔同拉夫卡迪奥讨论无动机的行为，朱利尤斯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伪造生活，怕的就是它不像我们当初的自画像，这很荒谬。我们这样做，就可能把最好的东西给歪曲了。”接着，他又问拉夫卡迪奥：“……您理解‘自由的天地’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伪造生活，这是世人最荒谬的悲剧，因为歪曲的，可能恰恰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朱利尤斯一旦摆脱了节制他生活的礼仪习惯，眼前呈现出真正的生活空间，一片自由的天地，他就不禁万分惊愕。他注视那片陌生的空间，不见一块禁止通行的标牌，也不见规定的路线，连指示方向的牌子也没有一块。自由的天地，就意味着可以走任何路线；既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只好独自往前走，身边没有助手，身后更没有牵着线团的阿里阿德涅，必须独自一个人去冒险。

在自由的天地中，如果只选定一个目标，只定一条路线，那么也就冒一种危险，事情就简单多了；好与坏、乐与苦各居一半几率。然而，面对自由的天地、陌生的空间，根本不做任何选择，或者说无一舍弃地选择整个生活空间，无一遗漏地要走所有可能的路线，那么，也就没有止境地去冒层出不穷的危险了。

生活的好坏与苦乐，不可预设，也不能预知，只能遍尝之后才能确认，因此，纪德的一生，他创作的一生，就是不放过任何可能性，永远探索，永远冒险。这种不加选择的全面选择，我们权且称为全欲。全欲就意味全方位地体验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不惜品尝辛酸和苦涩、失望和惨痛。全欲，就意味不专，不忠，不定。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

纪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同他多方向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他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另一方面，他那些迥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作品，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虽有先后，但大多是同时酝酿构思的。可以说，没有后面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刺激的《扫罗》，就没有前面的《人间食粮》；而没有前面《背德者》中那个为了感官的享乐就背弃道德的人物，也不会有后面《窄门》中那个压抑正常感情的清教徒的故事。

因此，以定格、定势、定型的尺度去衡量，去评价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总要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纪德的这座迷宫，就好像变幻莫测的大海：没有定形的大海……惊涛骇浪向前推涌，波涛前后相随，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随即脱离，从不逐浪而去。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随即穿越而过，抛下那处海水，继续前进。我的灵魂啊！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绝不要带进天国。

如果以主题词的方式，从总体上描述纪德的一生及其创作，那么用“动势”“变势”，也许比较贴近吧。应当说，贯串纪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的，正是一种动势、一种变势。

纪德就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每天清晨，他都要体味新生的感觉，体味新生感觉的温馨；每天清晨，他都要丢下昨日的躯壳，上路去迎接新生。未知物的孕育、艰难的更新，生命在纪德的身上就是这样不断隐秘地运行，神秘地再生；新的生命在他体内成形，那新生命即将是他，又和原来的他不同。

同样，纪德笔下的各种人物，无论是追求生活幻梦的乌连、时时在调侃的《帕吕德》中的那个主人公，还是《浪子回家》中的那个浪子，无论是《伪币制造者》中那位小说家爱德华、《梵蒂冈的地窖》中的那个“无动机行为”的拉夫卡迪奥，还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牧师，以及普罗米修斯、扫罗、康多尔王、柯里东、忒修斯，等等，无论哪一个都是纪德的一种生活尝试、一个心灵的影子，一种欲望的演示，都是纪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纪德的全部。

纪德的文学创作同他的生活一样，极力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他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复自己，或者走上别人的老路；他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线，究竟是随笔、散文诗、小说、叙事，还是别的什么，让批评家无法分类。傻剧又是小说，不伦不类。而他称之为唯一小说的《伪币制造者》，更是前所未见：叙述的多视角、空间的立体和层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的确是小说创作的一次革命。

纪德自由行动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不选择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么进入纪德迷宫的读者，不预先设定方向也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三

纪德令人迷惑的多变，就是他总拿已知去赌未知，拿他的全部过去，再去赌新的未来。他时而疾驰，时而急停，不断地变换方向，不断地猛转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甚至做出惊世骇人之举。纪德的惊世骇人之举，影响面最大的要数殖民地事件和访问苏联，这也是右翼和左翼正统者永远也不肯饶恕纪德的两大事件。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纪德应苏联作协的盛情邀请，由五位左翼作家陪同访问了苏联，至八月二十一日回国，历时两月有余。归国不久便发表《访苏联归来》，三万多字的短文，加上次年出版的《附录》《补正》等材料，也不足十万字，可是却掀起轩然大波。一夜之间，纪德就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当年那种辩论和攻击的激烈程度，只有经过重大政治运动的人，才能有所领会。

事过六十余年，尤其在我国十年浩劫结束，苏联解体之后，那场大辩论和本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谈文中这些批评和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并且提出了忠告。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形成主流思潮的红色三十年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讲真话，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对与错，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屡证明了。今天读《访苏联归来》，最引人深省的，还是纪德这次面对大是大非急转弯的思想轨迹和心理历程。我们在敬佩之余，要看一看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如何不避艰险，走了这样一段历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战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又崛起，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养痈成患，越发暴露出虚弱、腐朽的一面。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忧患的意识，开始纷纷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希望。不能说他们这种选择，都是因为过分天真和狂热，至少像纪德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是经过充分思想准备的，绝非轻易受迷惑和轻率的决定。

纪德生在新教家庭，受传统道德的禁锢，青春一旦失而复得，他的心灵就变成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他以百倍的激情，去做他青年时代该做而未做的事情——追求快乐。为此，他完全摈弃了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拒绝任何生活准则，要享受真正的生活，做个真实的人。不要小看这“真实”二字，他一生如果有准则的话，这就是他的最高准则。从而他最憎恶虚假，他拒绝和鄙视的，大多是他认为虚假的东西。不过，他还仅限于追求个人自由和人生的快乐，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同友人动身去刚果和乍得旅行，次年五月回国，他就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大公司对土著民族的残酷剥削，发表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这样，围绕殖民地问题，议会里、报刊上都展开了大辩论，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纪德预言，照这样统治下去，殖民制度维持不了多久。抛开这场辩论的社会意义和纪德的论断正确性不谈，经过这个事件，纪德的思想里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正义。

进入三十年代，纪德越来越关注苏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越来越同情共产主义。一九三四年一月，纪德和马尔罗曾去柏林面见希特勒的干将戈培尔，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同年，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六月，纪德主持召开了世界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他成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朋友，究竟有什么思想基础呢？

纪德自道：“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这不是戏谑之言。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他在作品中仅仅传播自由，而不是宣扬信仰，只因他没有信仰可宣扬。但这不等于说他不在寻觅。他反复阅读过《福音书》，做了笔记并写成小册子《你也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没有教条的伦理；同样，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

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新食粮》中写道：“快乐对我来说，就不仅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还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纪德这个“背德者”能谈道德和义务，思想变化何其大啊。而且，他也不是空谈道德，在《新食粮》中还写道：“我的幸福就在于增添别人的幸福，我有赖于所有人的幸福，才能实现个人幸福。”

维护虚假的东西，就要丧失他终生最看重的人格，也违背重大抉择从不以功利为前提的品性。“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这就不仅仅是做人的真诚，而是信仰的真诚了。“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纪德与众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他对待生活和写作的态度贯彻到底，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成为他要做的人。这就是他多变中贯彻到底的不变。

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可以等同起来。

纪德原原本本经历了（包括心灵的行为）他要讲述的生活；同样，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他经历（包括心灵的轨迹）的生活。没有作弊，也没有美饰。倒是他在《柯里东》《如果种子不死》等篇中暴露自己的同性恋癖，是令“亲痛仇快”的事。

萨特在悼念纪德的文章中写道：

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纪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学创新两方面，都为后人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他的书是每次重读都有新发现的作品，是让人思考、让人参与的作品。

李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