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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
吴冰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历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小说、美国亚裔文学、英语文体学、英语写作和口译。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全球视野下的亚裔美国文学》《华裔美国作家研究》等十余部。
本文论及了有关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六个热点问题，即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译名与界定，美国华裔文学究竟属于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美国华裔文学是否认同或在宣传中国文化？中国读者可以从美国华裔文学中受益吗？中国人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以及美国华裔文学的翻译问题。这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王理行、郭英剑的《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以及王理行的《论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回应，反映了中国学者对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所持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5—23页。
吴冰
80年代国内刚开始译介华裔美国文学时，一般用“美国华裔文学”，按照中文表达的习惯，把涵盖面大的放在前面，同时也和“美国犹太文学”（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黑人文学”（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印第安文学 ”（Indian A merican Literature）等提法一致。后来，随着华裔美国文学在国内译介的普及与深入，尤其看到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早的台湾单德兴等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华裔美国文学”，国内许多人也开始采用这一译名。我觉得这一汉语语序与英语语序一致的译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中，Chinese American这个词组是定语，用来修饰 literature，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意思是“华裔美国人创作的文学”。我们的汉语习惯说“华裔美国人”，不说“美国华裔（人）”，但说“美国华人”、“美国犹太人”、“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实际上，目前国内两种用法都有赞同者，两种译法也各有其道理。如果把“美国”放在前面，则用“美国华人文学”要比“美国华裔文学”好，既可以和“美国黑人文学”一致，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此外，如何界定亚裔美国文学/华裔美国文学至今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金惠经（Elaine Kim）在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其社会背景介绍》（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一书中把“亚裔美国文学”定义为华裔、日裔、朝裔以及菲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发表的作品。她解释说，所以仅包括四个族裔的文学，因为其他族裔为后来者，他们的作品直到20世纪 80年代仍然较少。她还说，由于难以面面倶到，她只能舍弃亚裔美国人用亚洲各国语言撰写的在美经历以及用英语撰写的有关亚洲的文学作品。由此可以理解她把亚裔美国人用亚洲各国语言撰写的在美经历以及用英语撰写的有关亚洲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在亚裔美国文学之内。 ① 概括地说，金惠经对“亚裔美国文学”的定义涉及三方面，即作者、使用语言和内容。借用她对亚裔美国文学的定义，华裔美国文学则可定义为“华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发表的作品，也包括用华文写的在美经历或用英语写的有关中国内容的作品”。
评论家张敬珏和Stan Yogi在1988年出版的《亚裔美国文学：注释书目》中把定居在美国或加拿大的所有亚裔作家的作品统统包括在内，无论这些作家在哪里出生、何时定居北美、如何诠释个人经历，其中也包括父母中有一方为亚裔以及不是北美永久居民但作品是描写亚洲人在美、加经历的作家的著作。 ② 用上面的定义做参照，华裔美国文学的定义则为定居在北美的所有华裔作家（包括父母中有一方为华裔以及不是美国永久居民的作家）所描写的华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历的作品。他们的定义同样涉及作者、使用语言和内容。作者方面，他们不强调美国国籍；在语言上，他们也没有做任何限制；他们注重的是作品内容须描写亚洲人在美、加的经历。不强调语言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有的美国犹太作家，如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
张敬珏等把定居在美国的所有华裔作家包括在内也有一定道理，否则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会被排除在外。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是某国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国籍，而是他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那个国家的人一致。有些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从价值观到思想感情都已经与本国人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甚至格格不入，倒更像“外国人”。“定居”往往表示一种“认同”，自愿定居在美国的人首先是由于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如崇尚个人的价值、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竞争、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等等。至于定居在美国、用英语写的中国故事是否属于美国文学，美国出版和评论界似乎也把它们算作美国文学，如哈金的《等待》 就获得了1999年美国第50届全国图书奖。
然而，张敬珏等给“亚裔美国文学”下了定义之后，有个别作家仍然难以归类，如水仙花的妹妹Onoto Watanna/Winifred Eaton（Reeve）[一译“夫野渡名”]，她有华人血统，用英语写作，但写的大多是日本人或美国人而不是华裔美国人在日本的经历。我认为从血统上看，她应该算是华裔美国作家，但她的作品很难说属于“华裔美国文学”。其实赛珍珠的一些作品也有类似问题。
参照以上评论家的看法，结合近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我认为，凡是华裔美国人以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写华裔美国人事情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华裔美国文学，其中最典型的、目前数量最多的“华裔美国文学”是有美国国籍、华人血统的作家所写的在美经历或有关美国的作品。至于使用语言，的确不能只限于英语。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就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一样，中国文学包括所有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文学作品。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不仅包括“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也应包括“华裔美国华文文学”。
依此定义，像哈金《等待》一类的作品不能算华裔美国文学，而更像是作者把自己有关中国的作品译成英文发表。哈金是以中国人的视角，写了一个中国故事。当今已经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即使他们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他们有关中国的作品如果不反映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就不能算华裔美国文学或“典型”的华裔美国文学。我所以强调华裔美国人的视角，是因为华裔美国作家有时复述中国历史、神话故事或经典，但由于视角不同，他们笔下的故事已经不是中国人熟悉的故事，而是一种再创作。汤亭亭、赵健秀的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如他们笔下的关公和孔子。
过去由于不知道华裔美国作家的中文名字，只能用音译；目前，国内仍然有些人主张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应以音译为主，理由是他们是美国人。
但多数人主张用他们的中文名字，因为他们不仅是美国人，还是华裔，用中文名字能表示他们的“华裔”身份。何况不少华裔美国作家也认同自己的中文名字，如汤亭亭、任璧莲、谢汉兰等作家送给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的书上都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恐怕是她们会写的极少数汉字中的几个字。更重要的是，许多第一代华人移民是以“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他们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自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姓氏，改姓对华人来说是既心酸又无奈的事，因此他们的后代一旦有机会，便要恢复原姓，如Frank Chin的全名Frank Chew Chin中的Chew就是“赵”。
至于华裔美国作家的英文名字，我注意到有评论将汤亭亭称为Hong Kingston，这样比仅用Kingston要恰当，能够体现她的华裔身份以及对于女性的尊重。
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作家无论用英文或华文写作的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过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由于了解中国文化，写作对象又是华人读者，其作品的内容、视角、思想感情较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更加接近中国作家。至于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如汤亭亭，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她曾说：“实际上，我的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 ⑤ 对于汉学家指责她歪曲中国神话的批评，她说：“…… 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神话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 ⑥ 正因为如此，中国读者不应该用衡量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标准来批评他们，尤其是谴责他们伪造、歪曲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这是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关键。
既然华裔美国作家创作的是虚构文学作品，就不能把他们的作品当作真实的历史或社会现状来读，尽管这些作品与作家创作时的中美两国国内社会状况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风云变化等因素关系密切。国内成熟的读者已经不把美国文学当作美国历史或现状来看，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看了美国通俗小说或好莱坞电影后，误以为美国人都是私生活如此不检点！相比之下，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人对美国了解多，许多非亚裔/华裔读者甚至评论家确实对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描写的一些情况信以为真，误认为是中国真实的历史或社会现状的写照，称赞作家某些细节的描写增加了对神秘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因此有责任心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创作时，的确需要考虑“无知”的普通美国读者受到的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影响，避免进一步误导他们。
那么该如何看待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效果呢？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生长、受美国教育，他们的作品中存在东方主义不足为奇，这是居于强势地位的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至于华裔美国作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或批评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作品是否都属于东方主义，这就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主要看他们反映的是否“确有其事”，批判得是否有道理。
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歧视，尽管有些事例不准确，但“大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作家为了出版，往往要做妥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黄玉雪的 《华女阿五》。尽管作者写作的初衷是想“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但美国当局看重的是黄玉雪可以用现身说法表明“一个穷苦中国移民的女儿能够在有偏见的美国人中获得立足之地”，作为少数族裔的美籍华人可以从美国民主制度中受益。因此，《华女阿五》1945年出版后，美国国务院不仅出版了该书的日语、汉语（香港版）、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泰语、缅甸语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语言的译本，1953年还出资请作者到45个亚洲城市做巡回演说。华裔作家赵健秀因此怒斥黄玉雪为“汤姆叔叔”。黄玉雪生活在美国排华最严重的加州，但书中只有两处轻描淡写地提到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黄玉雪有意回避，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该书是在黄玉雪的英语老师和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之下写成的，最后定稿主要出于她们之手。编辑伊丽莎白·劳伦斯删去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由老师艾丽斯·库珀协助串联。据黄玉雪本人说，删去的是“过多涉及个人的”的部分。她对采访者解释说：“有些东西没有了，我原本是希望保留在书里的（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目的）。因此，你知道，你多少得和他们一起干。”因此，在评判种族歧视这一重大问题上，还应该就具体的作家做具体的分析。
至于对一些女作家的批评，如说谭恩美在作品中将“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美国”比较，描述中国封建迷信、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将个别写成典型而产生东方主义或“一种东方主义效果”，这一问题也值得作深入的探讨。对作家而言，关于错位比较的批评确实值得重视，因为这种比较一来有失公允，二来会使作家失去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成熟读者的信任，同时又会误导受东方主义影响的无知读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1.作家这样写主观上有否为出版而取悦白人主流强势文化的意图；
2.自愿流放到美国的华人都有离开中国、向往美国的原因，他们该如何反映这些中国背景才不至于落入“东方主义”；
3.中国文化中有否这样的糟粕，比如歧视、压迫妇女、封建迷信、赌博等。
华裔作家对作品中的“东方主义效果”应该付多少责任也值得考虑。是否有把华裔文学当作真实的历史或社会现状的误读现象？而又是谁该首先对误读负责？我以为华裔作家有其自身独特的审视两种不同文化的优势，但也有特殊的难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读者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主流强势种族歧视文化的“熏陶”造成的。
既然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是他们的再创造，他们传达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何况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熟悉，引用时难免出错。如汤亭亭在《孙行者》 中大量引入《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但她把关云长写成了关长云（Gwan Cheong Wun），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成了 “Ku San the Intelligent’，让唐三藏对孙悟空说“我敢打赌你翻不出我的掌心”等。 ⑦ 挪用、改写中国古典文学是汤亭亭的写作手法之一，但以上显然不是有目的的戏仿。
华裔美国作家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部分其实是他们创造的华裔美国文化。关于这一点，徐忠雄在他编写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的序言中说得好：
美国每个小城镇都有中国餐馆卖“华裔美国食品”，这种食品是在美国发明的，类似从前的中国食品。福饼和 chop suey是美国原创。
的确，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福饼”，它和chop suey
一样，是在美华人的创造。实际上，当今的不少美国白人作家也是创造性地利用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白雪公主等故事来写作的，如约翰·巴斯的 《吐火女怪喀迈拉》、唐纳德·巴塞尔姆的 《白雪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上，赵健秀在《大哎咿》中的态度与在 《哎咿》里完全不同，他以捍卫传统中国文化自居，大量引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孙子、司马迁等等，以表现自己的正统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并将中国文化传统定义为“英雄主义”传统。赵健秀把《水浒传》看作是《三国演义》的续编，后者探讨报私仇的道德观念，前者则表现大众报仇、反对腐败官府的道德观念，或“天命”；赵健秀认为这两种观念正是孔子的基本思想。而《西游记》的“齐天大圣”又表达、发展了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的精神。赵健秀把孔子看作史学家、战略家、武士，因此和孙子有了共同点。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信仰“人人皆生为战士。我们生来就是为维护个人的完整人格而战。一切艺术皆武术。写作即战斗”，正是《孙子兵法》培育了“生活即战争”的精神。 ⑨ 由此可见，不通晓中文的第五代华裔赵健秀，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是华裔美国文化，是华裔美国作家的再创造。
尽管华裔美国作家不是在“宣传”中国文化，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及的中国文学、传统习俗、历史人物等无疑会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历史等的好奇和兴趣，如美国的“花木兰”热恐怕要归功于汤亭亭的《女勇士》。
所以，有责任心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创作时也需要考虑“无知”的普通美国读者，同时最好能加强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汤亭亭曾说她写作时从不做研究， ⑩ 我却认为，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有助于华裔作家的创作，能够扩大视野，打开思路，把他们的创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可以断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世界会对中国更加关注，华裔美国作家也会更认真、自觉地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并在创作中更好地利用它来表现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华裔美国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了解华裔美国，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对有心的中国读者来说，华裔美国文学还可以作为“反思文学”来读。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的影响，经过几代人以后，华裔美国人还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价值观和习俗，这些正是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元素，其中哪些有助于或有碍于他们的成功，这些反过来又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糟粕的认识，对于我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有启迪作用。
用英文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多属第二、三、四，甚至五、六代华人移民，他们受的是美国教育，往往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老一辈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所作所为，对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劣根性往往看得更清楚更客观。即便是作品中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内容，由于我们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或“他者”，客观环境允许我们心平气和地审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吃碗茶》所揭示的个人和家族的关系、家长作风、父子关系、歧视妇女、面子问题、“为亲者讳”等情况在目前的中国仍然存在。有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值得进一步思考，如“知恩报恩”。
在林露德写的关于19世纪华人刘锦浓的传记小说《木鱼歌》里，少年刘锦浓被范妮·伯林格姆收为养子，受报恩思想的影响，他大半生为她家无偿服务。由于他吃、住在工厂主老伯林格姆家，他不敢参加华工的罢工斗争，遭到同胞疏远。老伯林格姆剥削他，只给他极少工钱，不够他还债并寄钱养家，因此国内亲人饿死时，刘锦浓深受自己良心以及华人同胞的谴责。尽管在范妮·伯林格姆的帮助下，刘锦浓培育出以他命名的获奖优质橙，对美国柑橘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最后仍然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和祖国与家人断了联系、在异国他乡既无家庭又无华人朋友的孤独名人！《木鱼歌》主要说的是刘锦浓的“成功”历程和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不过读者从中也看到白人、华人和黑人三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造成刘锦浓的喜、悲剧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有哪些社会历史原因？中国人推崇的“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泉涌相报”的美德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尺度？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无疑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作为华人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又怎样从海外华人的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这也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几年来，国内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形成了由老中青组成的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和华裔美国华文文学两大分支。
前者的基本队伍是大学英语系的师生，后者的基本队伍是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华裔美国华文文学研究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大陆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研究台港文学，随后扩大到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至北美、欧洲、澳新华文文学。华裔美国文学早在1986年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视野。在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由于有黄秀玲的《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 一文，会议名称更改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此时，学者们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暨南大学的饶芃子教授。近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林涧教授领导的“华人文学研究所”也异军突起。大陆的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研究真正开始是在20世纪90年代。2003年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大陆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已经培养出多届硕士、博士。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南大学等都陆续开设了有关课程，并培养了一批对华裔美国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大陆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和华裔美国华文文学两支队伍各有特点和优势，老中青三代也各有所长。若两支队伍能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将会为提高中国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做贡献。
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和华裔美国华文文学由于使用语言不同，针对的读者不同，特点也不尽相同。
概括地说，用华文创作的作家比用英语创作的作家享有更多自由，尤其是处理高度敏感的主题时可以不考虑主流社会的社会准则、规范。他们探讨的有争议的主题与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不同，如华人和其他种族和少数族裔的关系；华裔美国妇女的女权意识；非闹市/非商业区和闹市/商业区（uptown和downtown）华人的不同利益——前者为住在郊外、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专业人士，后者为住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华人聚居区里的贫困移民劳工；华人移民和美国生华人的相互排斥；跨种族的恋爱问题等。不过，虽然他们在创作时可以不考虑主流社会的社会准则、规范，但传统中国价值观对他们仍有限制和约束。
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移民作家，往往对美国社会问题闭口不谈，他们倾向于描写符合公众想象力的形象，而用华文写作的作家能够没有顾虑，更加直率地讨论华人群体以及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如华埠的贫困和犯罪；同时，与一些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作品不同，这些作品表明华裔美国人并不都是成功人士或模范少数族裔。
大陆的学者把华裔美国华文文学放到海外华文文学中去研究，视野更加开阔。饶芃子教授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
一文中，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出的观点值得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研究者借鉴，也为中文系有志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学子指明了方向。
相比之下，大陆的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研究范围较窄。在国外，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只是“亚裔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尽管有其独特之处，却没有人单独把它分离出来研究。
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研究的老中青队伍中，青年人接受新理论最快，近年来的博士论文和文章中使用的批评理论更加多样化，种族、身份、性别政治，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反叙事策略，对抗记忆，文化研究，流/离散研究，第三度空间，全球化，去国家化等等理论和术语大都是由青、中年学者引进、介绍的。如今由于有许多出国与留学的机会，我们在使用文艺批评理论方面可以说已经和世界接轨，青、中年学者这方面的贡献和成绩功不可没。如果能提点要求的话，就是在解释、引用、运用理论时，把文章写得更通俗易懂些，要用理论来分析作品，而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者用作品来证明理论；另一点是最好能对外国的理论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另外，就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而言，中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了解，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如尝试借用中国文艺理论来分析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同时，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应该基于对美国文学及其传统的总体了解，华裔美国文学毕竟是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对总体缺乏了解，对分支的研究就会出现偏差，也不容易深入。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也带动了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尽管早在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林露德的《千金姑娘》（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阿良译），更多的译本却是在1998—2004年间出版的。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汤亭亭的《女勇士》和《孙行者》；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汤亭亭的《中国佬》、任璧莲的 《典型的美国佬》、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李健孙的《支那崽》和《荣誉与责任》、雷祖威的《爱的痛苦》和伍慧明的《骨》。
要做好华裔美国文学的翻译，首先应该了解华裔美国历史，多查阅参考书。一些错误往往出现在这方面，如Burlingame Treaty不是《伯林盖姆条约》而是《蒲安臣条约》；queue tax不是排队税而是“辫子法案”（queue ordinance），它规定男性犯人头发不得长于一英寸，因此要求华人在狱中剪掉长辫；Wellington Koo不是惠灵顿·库而是顾维钧；Bloom’s Day不是“花日聚会”而是乔伊斯的书迷每年举行的Leopold Bloom’s Day庆祝会，读者按照《尤利西斯》中的描写走Leopold Bloom那一天的行程。
其次，要向懂得作者家乡方言的人请教。许多文章把《女勇士》中的“Ho Chi Kuei”理解为“好吃鬼”或“好奇鬼/怪”，或翻译成“胡扯鬼”，而根据华裔美国学者谭雅伦的解释，“Ho ChiKuei”/“好似鬼 [仔]”是第一代华人用以谴责第二代华人的用语，批评他们像洋鬼子一样。
再次，要认真细读原著，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错误，如《喜福会》中，Jing-mei/精妹，Suyuan/夙愿和Ying-ying/映莹的名字，作者在书中都分别解释为：
“‘Jing’like excellent jing. Not just good, it’s something pure, essential, the best quality.Jing is good leftover stuff when you take impurities out of something like gold, or rice, or salt. So what is left—just pure essence. And ‘Mei, ’ this is common mei, as in meimei, ‘younger sister. ’”
“‘Suyuan, ’”he says, ...“...it means‘Long-Cherished Wish.’...”
I was like her. That was why she named me Yingying, Clear Reflectio. ’”
最后，书名、人名的翻译也大有讲究。比如《孙行者》，也被译作《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
《猴行者：他的伪书》
，以及“猴子旅行大师”。
四种译法各有千秋，但把所有的意思都在中译名中体现出来并非易事，或许应选一个比较满意的，然后做注。
另如，水仙花的 Mrs. Spring Fragrance ，大部分人译作《春香夫人》，而山西出版社出版的“华裔美国作家英语名著系列丛书”主编范守义将书名译作《春郁太太》。我认为后者更好。因为“春香”像丫鬟的名字，同时，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郁”有“香气浓厚”的意思。
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还短，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强大，世界对中国的重视以及对中华文化兴趣的增长，华裔美国文学也会有不少新变化，会取得更大的进展，读者对华裔作家的评论也会更趋成熟。
① Elaine H Kim, Preface,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t ,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2, xi-xii.
② King-Kok and Stan Yogi Cheung, Preface,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 New York: The MLA of America, 1988.
⑤ Paula Rabinowitz,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 Skenazy, Paul & Tera Martined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8, pp. 171-72.
⑥ Maxine Hong Kingston, “Personal Statement, ”in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Shirley Geok-lin Limed. ,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 24.
⑦ Maxine Hong Kingston,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140,138, 285. 汤亭亭似乎把 “一丈青 ”译成 Pure Green Snake, 并将其别名误认为 “母大虫”，在 298页“扈三娘”又写成 Miss Hu the Pure, 因此 138页的 Ku 也可能是印刷中的拼写错误。
⑨ 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 Jeffery Paul Chan, Frank Chi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eds.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 1991.
⑩ Gary Kubota, “Maxine Hong Kingston: Something Comes from Outside Onto the Paper, ”in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 Paul Skenazy & Tera Martin eds. ,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8,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