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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胜忠
孙胜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历任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安徽省外国语言文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20 世纪西方文论。专著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参编著作有《美国文学词典：作家与作品》《美国文学大辞典》；译著有《寻欢作乐者的历史》。
本文在回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和内容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呈现出“唯文化批评”的弊端和悖谬。笔者认为，文化批评只是文学研究的视角之一，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过度的文化阐释不仅会忽略文学文本中的审美价值，还有可能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打入冷宫。因此，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应该走出“唯文化批评”的误区，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文学性的探讨上，还文学批评以本来面目。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第82—88页。
孙胜忠
当下国内美国文学研究中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在2002年10月由南京大学承办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 11届年会”上，两个主题发言中就有一个是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在八个大组讨论中，有一组讨论的专题就是华裔美国文学，而仅在发给与会者的76篇论文摘要中就有11篇论述华裔美国文学，实际就这一话题发言者更多。2006年11月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13届年会”又有一个子主题是“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族裔文学”，讨论的当然又主要是华裔美国文学。在由刘海平和王守仁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002）中就开辟了两个专章——第二卷第七章“有关美国华裔的文学”和第四卷第五章“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共99页，介绍华裔美国文学，这在中国美国文学史的撰写历史上是空前的。该书的主编在“总序”中写道：“中美文化的撞击和融汇构成华裔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华裔文学诞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专门研究亦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刘海平、王守仁：xi）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近年来对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学者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时关注的是“中美文化的撞击和融汇”。国内甚至还有华裔美国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就成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种种情况表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确实在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股“热”。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热本身无可厚非，它有理由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此类文学作品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但问题是它是否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主要的研究视角。文化批评是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金钥匙”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来进一步检讨一下当下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目前在国内美国文学研究方面虽然形成了一股热，但其研究的视野却主要局限于文化批评的范畴之内。为了客观地描述目前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现状，笔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还特别检索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所显示的 30项检索结果中，2项为学术动态报道，1项为访谈录，11项为人物介绍，2项为现状分析和理论述评，其余14篇是真正意义上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专论，但这14篇学术论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文化批评的视角。即便是那篇访谈也是在“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谈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
此外，《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辟有“华美文学研究”专栏，所刊载的3篇论文也都选择了文化批评视角，关键词中分别含有“中国文化”“文化差异”“东西文化冲突”，堪称“文化研究专栏”。这一调查结果大致反映了目前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现状，即华裔美国文学批评似乎只有文化批评一途。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要么探讨华裔美国文学的创作主题，而这些主题无外乎流浪、漂泊和寻根之类，其根又必然是华夏之根；要么谈论文化认同，而认同的又似乎顺理成章地就是中国文化。这种趋同、单一的研究现状和一厢情愿，甚至自作多情的心态不能不令人生疑。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它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理应与其他文学有着某种共同的机制，对它的批评和研究也必然同其他文学批评一样有着共同的机制。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和内容作一番审视，并以此来观照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方向和应走的途径。
要针砭时下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流弊，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文学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按照雷·韦勒克的观点，文学研究可划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托的领域（雷·韦勒克：546-47）。其中，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从上文的检索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它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本文集中探讨在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应该研究什么问题。
实际上，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就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他著名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世界（社会）、作品、作家和读者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这至少说明文学研究不是单一视角的，而是多维的，更何况他把作品置于他那个三角图形的中央，并认为其他三个要素都是批评者用来“定义、分类和分析作品”以及判断作品价值的（Abrams：6） ① 。而文化批评主要涉及其中的一个要素，即世界或社会，至多还会涉及作者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在承认历史、社会和现实对理解文学作品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按照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所言，“诗必须作为诗来阅读”（雷·韦勒克：552），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学作品必须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实际上，这里的诗指的就是文学作品。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现实的知识对于解读文学作品恐怕只具有附属的价值，充其量也不过是研究文学作品的视角之一。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关键还在于它的文学性。关于文学性（lit erariness），罗曼·雅柯布森在论及文学科学的对象时认为“文学学科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所以，“诗对它所陈述的对象是毫不关心的”，文学的本质特性只能在作品本身，而不可能在其他区域。（王岳川：129）文化批评专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诸方面，而忽视了思想内容是如何在作品中得以表达的，忽视了对文学的表达方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忽视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长期浸淫在这种研究中，文学研究就会逐渐丧失其本质特征，甚至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所取代。“如果仅仅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意义，那是舍本求末。”（周小仪：51）人们常常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文学作品给人生带来的启示，“如果这就是文学的本质，那么文学就被包含在哲学及伦理学之内，文学所固有的东西则不存在了。”（池上嘉彦：9）如此，文学及其研究也就丧失了它们存在的根基和理由。这可能也是当下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应该是文学性。文学性是文学的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是文学文本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周小仪：51）。这种“独特性”才是文学批评理应研究的对象，其目的在于发掘文学文本所取得的特殊审美效果，因为文学指涉的就是那种具有审美想象性的特殊文本。一般认为，文学阅读具有六种功能——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劝说功能、交际或协作功能、
元语言功能和审美功能。（D.佛克马、E.蚁布思：194-99）从文学阅读的六种功能来看，文学研究，尤其是对文本的批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离不开对文学性的探究。后三种功能不言自明，即便是前三种，离开了对文学性的追问其功能也难以得到发挥。拿文学的认知功能来说，持文化批评立场的学者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现实主义小说之类较逼真地再现现实的文学样式。但这仅仅是千姿百态的文学表达形式中的一部分，更多的现当代文学文本将读者想了解的信息隐藏在陌生化、变形、自由联想和拼接等手法和技巧中。对这些文本的解读离开了对文学性的探讨是难以想象的。欧洲的浪漫主义和中国的“诗言志”传统等强调的都是文学的情感功能，但文学文本往往“不是对情感的直白的表露，而是把对情感的表现隐藏在风格化的语言和虚构性的故事之中”。（D.佛克马、E.蚁布思：195）同样，文学的劝说功能也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和政治口号式的表达来实现的，而是要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法来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实现作者的意图，对读者产生影响。文学文本的这些特征都要求批评者对文本的语言、结构和作者的创作技巧等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即对文本进行文学性探讨。
总之，作为文学客观本质属性的文学性是发挥文学功能和实现作者意图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理应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从文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以及文学的功能来看，文学研究大于文化批评。
如同文学可以“把现实中的矛盾和自我的分裂状态加以‘想象性地解决’”一样，（周小仪：58）文学批评本身也时常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它也能对我们的心理起到一种抚慰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批评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唯文化批评”现象反映的其实就是批评者需要得到一种心灵的抚慰。文化批评可能多少带有一种豪气，给人以快感，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得出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是寻找华夏之根，认同中国文化之类的结论还会带来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研究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仅使批评者自身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补偿，还能调动读者的民族情绪，甚至更容易吸引刊物编辑们的眼球，从而使论文容易被采用，对一些批评者来说，这似乎于己于人均有利。
但这种以无数面具出现的文化批评却得出了雷同的结论，似乎众多的华裔作家只为一个“真理”而写作，当然从他们的作品中也只能析出相似的主题。这种预先设定的文化假设已使文学文本本身变得无足轻重，在此情境下，一个令人堪忧的症候便日益显露出来，那就是，以文化为发射台，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以中华文化为助推器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正日益将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射出了审美的轨道，它的着落点当然也就在文学美学领域之外。如此下去，一切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批评已不再是美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文化学的，甚至是政治学的。因为这种研究已不再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再审视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是如何通过特定的题材来再现人的生存状态的。这里的“人的生存状态”即便是“华裔的”，它所揭示的也应该是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缩影，就像威廉·福克纳所描写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它所反映的必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那么高的美学价值。“唯文化批评”会阉割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那些最具审美价值的东西，也必然会淹没文学史上那些真正的艺术家。而这正是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情势。众多的所谓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实际上已演变成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研究，唯独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对文本的美学探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消失使华裔美国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地位不是作为艺术家而得到认可，其作品也不是作为艺术品而得到确认。这似乎应和了他们在美国的处境，一些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其作品获奖时常常获得的是非小说类作品奖，甚至出版商干脆就把它们当作非小说出版，如汤亭亭的《女勇士》当初的境遇。
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进行过度的文化阐释的弊端还在于它极可能使批评者和读者把质量低劣的文本当作文学瑰宝，而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打入冷宫，因为他们的眼光不在艺术表达形式上，而在内容上。就如同国内某些在国际上获得奖项的影片一样，那些“评委大人们”带着猎奇的心态感兴趣的是中国男人们还留有长辫子，一个男人娶了几房太太，甚至是朝酒缸里撒尿，等等。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吗？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吗？这些所谓的中国人的形象迎合了部分本来就带有偏见的西方人的心理。如同一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所谓中国文化一样，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妖魔化中国人的形象，是部分华裔美国作家（或许还包括那些一心想在国际上拿大奖的中国导演们）为融入西方主流话语、摆脱“他者”身份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是他们因文化认同危机所产生的焦虑感的表现。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形象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周小仪：60）为数不少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创作中强化了东方形象，而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那些“唯文化批评”的实践者们的行为看似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反动，实际上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不自觉的认同，因为此类批评的前提是承认有这么一种文化存在，然后生硬地在文本中找寻那种“正宗的”中国文化，并试图颠覆西方/东方这对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无意中落入了东方主义布下的陷阱，至多是在想象中消解了西方/东方这对矛盾，象征性地带来一种文化快感。就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来说，实际上，“作为美国文学一部分的华裔文学所着力体现的是美国文化，它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与其自身间隔着巨大时空跨度的外部文化，吸纳其中有利用 [应该是“有利于”——引者注]自身发展的因素，以强化其以美国/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内核”。（赵文书：74）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对那些着力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寻找中国文化的批评者们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从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中也可以看出“唯文化批评”的悖谬之处。有人曾向华裔美籍作家任璧莲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从Mona ③ 的形象看，她似乎不是一个纯华裔美国人的形象，而是一个当代美国人。这是否是当代美国作品的趋势？”她回答道：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我的人物似乎超越了他们的种族身份，但我又必须说有时候我确实仍能感觉到自己身上“他者”的烙印。……然而这种感觉不是我意识中的主导，……尽管我的人物有时被放到社会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进行定义，但这种定义不是唯一的，当然他们自己就更不是仅以这唯一一种方式来定义他们自己了。至于你提到的群体代言人问题，我不认为历史背景的改变导致了作家对这一角色兴趣的减弱，事实上，严肃的作家从来没有兴致要承担这样一种角色。（任璧莲： 112-13）
任璧莲的话有四点值得注意：其一，她希望其作品中的人物能超越种族身份的限制；其二，“他者”的感觉在她的意识中已不明显，换言之，她主要是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身份在写作；其三，她作品中的人物不能仅仅“被放到社会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进行定义”，即不能仅仅从社会、历史或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她的小说；其四，严肃的作家从来没有兴趣来承担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言下之意，她无意代表华裔美国人说话，更不要说来代表中国人了。她甚至都不愿被界定为“少数民族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民族作家，但又不仅仅如此。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名词可用来描述我，但不能用来界定我。”（任璧莲：113）汤亭亭也认为她是创作美国作品的美国作家。为此，同为华裔美国作家的赵健秀把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和任璧莲等斥之为“被白人同化了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这些作家失去了华裔民族性”。（管建明：114）已失去了华裔民族性的作家还能代表华人吗？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常常极力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例如，汤亭亭《孙行者》中的主人公惠特曼·阿新就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任璧莲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人》中的主人公是华裔，但这一书名已鲜明地表明了她的观点，即华裔就是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典型的美国人的观念和理想。（倪大昕： 12）在这些主人公及其创作者们都把自己定位为美国人的作品里还要刻意寻觅中国文化岂不显得荒谬？汤亭亭就拒不认为自己“信守中华文化传统”，甚至坦言，“在我所有的书中，我把古老的[中华]神话拿来把玩，让人看到神话是如何变化的”。（赵文书：70）面对这些“把玩”中华文化的玩家，不知那些虔诚的文化批评者是否有被愚弄的感觉？由此可见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唯文化批评”的弊端和悖谬。
文学批评固然可以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角度进行所谓的外部研究，但即便是这类研究也必须以文学的艺术问题为中心，比如说，探讨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生平情况是如何影响作者的创作和文本表达的，文本又采取何种艺术表现手法再现社会、历史和文化景观的。同理，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学术经历的影响，这种影响本来是正常的。正如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所指出的，要理解文学文本，我们必须要考察在文本创作中共同起作用的三种影响，即种族、环境和时代，而这三种影响对批评者同样起作用。文学批评的使命就在于考察“这一个”文本是以怎样特殊的方式表达作品思想内容的。但文学作品无论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它总包含着某种普适性的东西，即那种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这种东西才是文学研究应该关注的焦点。华裔美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 一些华裔美国作家正在逐渐跨越族裔作家和移民文学的界线，转向美国文学的主流，即使他们的主人公仍以华人为主体，但代沟、家庭矛盾、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的价值、人的困境、生命的意义，以及人向命运抗争”等主题已“具有普遍意义”。（倪大昕：12）对于从艺术形式到作品的主题都已具备普遍性的华裔美国文学，我们就不应在批评实践中走文化批评的独木桥，更不应该将研究的视野仅局限在寻觅中华文化的再现上。
如果我们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仅局限于文化批评，那么最终失去的将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本身，因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自我否定和消解的行为。那种舍弃审美、只讲文化的研究方法可谓是“在别人的地里种自己的菜”，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实质性地将文学文本降格为文化读本。离开文学性谈文学，抛弃审美、专注于内容只会使我们丧失对严肃文学作品的甄别能力。内容和主题本身并不能决定一部文学作品品格的高下，判断一个文本是否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它的表达方式，即它是如何揭示作品主题的。诚如池上嘉彦所言：“对文学来说本质的东西不是表现了‘什么’（WHAT），而是‘如何’（HOW）表现。更准确地说，通过‘如何’表现，我们学到了对被表现的‘什么’的新看法，这是未曾经历过的，它使我们感动。”（池上嘉彦：9）这一点似乎已为美国的华裔文学评论界所认同，“美国评论界对华裔文学的评论，已从过去的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趣逐渐向对作品本身的机制、张力、结构、文体等等艺术特色进行考察”，而且这一转向被看作是“华裔文学开始趋于成熟”的征候。（张子清：3）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或推导，对于趋于成熟的或高品位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就它们的机制、张力、结构、文体等进行审美的内部研究。
乐黛云在给佛克马和蚁布思的著作《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所作的序言中总结道：文学研究应该是“研究”（Research）与“阐释”（Interpretation）的统一。“研究”是“ 一种较为严格的客观化操作程序”，而“阐释”则“强调带有‘前见’的主体在意义产生（即理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能动作用”。（乐黛云：1-2）前者是“内部”研究的特征，而后者常为“外部”研究所采纳，这两者的结合理应也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由此看来，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外部”和“内部”相结合的研究之路似乎才是正途。对文学性的探讨，即细读文本，并对此进行结构分析和审美评价的内部研究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它是洞悉隐藏在文本背后道德意识、社会意义、人际关系和文化生态的手段，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和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应该还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走出“唯文化批评”的误区。
① Donald Keesey在他的 Contexts for Criticism 书中还提出第五个批评要素——“文学”（literature），即与被批评的作品相关联的其他文学作品。这就是“互文性批评”（Intertextual Criticism），它强调一切文学的“技巧”（artific）和“常规”（conventionality），认为“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必须通过同其他采用相似惯用技巧（Convention）的作品类比才能获得”。Keesey也认为作品应该置于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见 Donald Keesey. Contexts for Criticism . Mountain View: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98: 3-4。
③ Mona是任璧莲第二部长篇小说《梦娜在向往之乡》（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中的主人公。
[1]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s: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 池上嘉彦。诗学与文化符号学。林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 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管建明。华裔美国文学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及其文化生存策略。广西社会科学，2003(2): 113-115.
[5] 雷·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 //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6] 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1—4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002.
[7] 倪大昕。华裔美国文学一瞥。世界文化, 1996(3): 12-13.
[8] 任璧莲。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璧莲访谈录。徐春耘, 译。国外文学， 1997(4): 112-113.
[9] 王岳川。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当代症候。湖南社会科学, 2003(6): 129-134.
[10]乐黛云。序言. 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张子清。美国华裔文学。孙行者。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12]赵文书。华裔美国的文学创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69-75.
[13]周小仪。文学性.外国文学, 2003(5): 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