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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敏
陈爱敏 ，清华大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美国戏剧、美国亚裔文学、易卜生研究等。专著有《认同与疏离——美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的东方主义视野》《西方戏剧十五讲》；编著有《英美诗歌与戏剧赏析》《异彩纷呈：20—21世纪之交美国戏剧研究》。
在美国华裔作家当中，既有借助创作融入主流，为解脱自己东方人身份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东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的附和者，也有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抵抗“东方主义”的颠覆者。本文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视角为理论依据，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详细阐述了不同时期的美国华裔作家对“东方主义”的建构、解构和超越。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2—118页。
陈爱敏
近二三十年来蓬勃发展的美国华裔文学，由于作家的华人血统和中美两国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作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与两国的方方面面如文化、政治、风土人情等紧密相连，但由于作家各自的家庭、社会和经历等特点，作者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表现出很大差异。如果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他们的文本，读者既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对“东方主义”的亲和与依附，也可以读到另一些作家与“东方主义”的不懈斗争，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些新生代作家对“东方主义”的超越。那么，美国华裔文学与“东方主义”有什么样的联系？华裔作家又是如何建构与解构“东方主义”的呢？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主义”，其创新点之一就是将纯文学研究扩展开来，把文学与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色彩，其批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王宁72）。“东方主义”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统辖东方的野心：首先，东方主义是指“任何教东方、写东方、研究东方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无论是在特殊的还是在一般的方面，都是一位东方主义者，他或者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东方主义”（赛义德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尤其是当今美国众多与亚洲有关的研究机构或者团体，像“东方研究”或者是“区域研究”，热衷于这些研究的学者、专家以及与东方有关的各种论文、书籍、会议等，都可以归入这个类型之中。有人认为这其中有政治与非政治的行为之分。西方的东方研究机构的建立有一些是由政府授意的，还有一些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参加者并非都带有政治目的，比如美国每年一度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年会，参加者有知名的评论家、教授，也有一般的讲师、助教和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会议专门设议题讨论非裔文学或者亚裔文学等。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政府直接投资或是院校自发建立起来的东亚研究机构，还是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东方研究相关的论文等，都会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政界决策的依据，为他们应对东方、控制东方甚至是侵吞东方提供帮助。“在赛义德看来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西方权力者的贪欲，这无疑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经不再是纯学术，而成了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王岳川44）。
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赛义德3）。他认为，无论西方历史上的哪一个阶段，凡是以东方与西方这一基本二分法作为起点的对东方、东方人、东方习俗、东方“心性”、东方命运等等进行本质主义陈述的写作都属于东方主义。赛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成一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西方通过对东方的虚构使得西方与东方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且使西方得以用猎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使自己终于能够把握“异己者”。有这么一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作家，正充当了这样的“创造者”的角色。为了融入主流话语之中，摆脱自己黄种人的身份，他们有意识地站在西方立场上，用白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父母、前辈，“审视”中国文化，竭力向西方呈现东方人丑陋、落后的他者形象，来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不仅分析并指出了西方控制、主宰以至于最终统辖东方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它的历史演变。“从19世纪早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与英国主导着东方与东方学（东方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渐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法国与英国的方式处理东方”（克利福德5-6）。从赛义德的这段话便可以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等列强对东方的侵略、瓜分和控制；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膨胀起来的美国对东方新的霸权。他指出了“东方主义”的延续性，告诉我们今天美国在不折不扣地操纵着“东方主义”话语。换言之，美国是当今“新东方主义”话语的制造者与控制者。其实，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随着现代工业、国防、科技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其帝国主义野心就随之膨胀，他们将扩张野心伸到了太平洋以外的亚洲。对美国而言，它要控制的东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美国华裔批评家李磊伟将美国的“东方主义”历史分成两个阶段： 185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老东方主义”的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第二个阶段，可以将其视为“新东方主义”的开始。如果说“老东方主义”通过制定法律、起草相关的文件、发布相关的报告、撰写与东方有关的文学作品和建立针对东方的研究机构来控制、主宰甚至侵略并统治东方的话，那么“新东方主义”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际，改头换面，以学术会议、文化交流、大众传媒等形式对东方实行的新一轮殖民战略。不可否认，无论是老的“东方主义”还是“新东方主义”，都是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实行颠覆、控制和殖民化的、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殖民话语，是我们必须加以识别和提防的。当今成名的一些华裔作家，都是在20世纪出生、美国本土上长大的，他们受美国新、老“东方主义”的影响极其深刻。在这样的环境中，华裔作家表现为两种态度：一种是为自己的双重身份而感到困惑，想尽力摆脱华人身份和中国文化的束缚，融入主流话语当中。因此，他们在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东方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父母、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构了“东方主义”的画面。而另一些华裔作家，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环境中，感受到民族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从自己的良知出发，竭力维护华人形象，强调并宣传正宗的中国文化经典，来解构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
“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于东西方关系的二分法上，具体来说就是先进与落后、优与劣之分。在西方，东方人常常“被置于由生物学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诫所建立的框架之中”。因此，东方人与引起西方社会不安的诸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像罪犯、精神病人、妇女和穷人等，他们成为“令人悲哀的异类”（赛义德36），将要被解决、被限定……东方人放纵、懒散、残忍、堕落、愚昧、落后，是未开化的民族。赛义德所总结的东方人的特性，在一些华裔女作家的笔下似乎都能见到，她们已经将其落实到了在美华人和中国人的身上。
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三位华裔女作家，在西方主流话语当中以书写中国母亲/父亲、唐人街的风土人情和中国文化而出名，但是她们的身份、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她们的作品不免打上了“东方主义”的印记。她们在自传、小说和儿童故事当中有明显的“东方化”母亲/父亲、唐人街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亚裔美国人叙述者的角色、美国的市场和‘他者’的故事，这三者对她们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Ma 12）。在西方读者眼中，她们是东方人，她们的特殊身份和有关东方的知识使得她们“能够”代表东方来说话，她们深知她们所要吸引的读者是那些对东方充满好奇和幻想的白人。因此，市场的运作要求她们选取“他者”“神秘”的故事来充当创作素材。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书的销售量，她们才想到了自己双重身份的优势，将目光转向东方和东方人，用她们拥有的第一世界的语言，向西方呈现第三世界的“看点”。利用独特的身份、瞄准诱人的市场、虚构“他者”的故事，这就是黄玉雪、汤亭亭与谭恩美三个女作家迅速崛起、获胜的法宝。
黄玉雪《华女阿五》的写作和出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作者声言要找一个不引起民族对立的突破口，让美国人了解中国。这个突破口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因为这样做可以不偏不倚，不会引起读者对华人的反感，书也才能销得出去。不过，尽管作者希望采取“中立”“客观”立场来书写唐人街的华人生活习俗以及中国文化和传统礼仪，但其作品还是暴露出一边倒的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厌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仔细阅读其作品，读者不难看出作者深藏于字里行间复杂的思想感情。中国文化当中压抑她个性发展、限制她自由的父权制，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原始、怪异的饮食习惯，愚昧、落后的祖先崇拜和迷信等，似乎这些丑陋的方方面面俯拾皆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来说，黄的描述无疑成了他们获取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的重要来源。最好的一则例子就是黄在自己再版的《华女阿五》的前言中所说的，一个美国士兵赴越南战场之前登门拜访，感谢她提供了东方文化的读本。殊不知，这是作者精心选材的结果。显然作者是没有得罪西方人，赢得了“模范少数民族”的称号，但这是以损害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形象为代价的。
汤亭亭的《女勇士》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向西方读者呈现了一幅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画面。在这样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文化腐朽：重男轻女的思想充塞了人们的头脑，生男孩的父母亲就要大操大办、整天庆贺；“养闺女还不如喂只鸟”，因为“生了女儿在替别人忙”（Kingston 48）。女人是无度的淫荡：无名姑妈与村上不明身份的男人通奸；人性残忍：母亲残忍地用刀子割断女儿的脐带；姑妈被逼抱着孩子投井自杀；思想愚昧：鬼怪横行，闹得有房子也无人敢居住；社会动荡不安：剑客互相残杀……还有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作为西方读者，读后肯定会瞠目结舌，领悟到什么是中国文化，因为“东方人”自己创作的故事绝对是真实的，这正好印证了西方读者头脑中固有的中国人形象。尽管这是明显的“东方主义”，但是汤亭亭认为这是文化误读，曲解了她的本意。美国华裔文学评论家马胜美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是公众读者的文化误读，倒不如说汤亭亭有意识地歪曲中国文化罢了。（Ma 14）”
1989年，谭恩美以她的《喜福会》一举成名。同样是以书写华人生活、中国文化为内容而获得成功的作家，谭恩美对东方、东方人的态度似乎比汤亭亭要温和得多，这部分是因为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发表后的一二十年中，又有更多的华人移民来到了美国，而更主要的是美国政治和文化气候的改变，这使得她们不再急于要将自己与亚洲人区分开来。正像金惠经（Elaine Kin）在《亚美文学阅读》（ Reading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n ）中所言：因为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改变，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内部移民政策的变化，早些时候显得非常重要的“亚洲人与亚洲美国人之间身份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了”（Kim 8）。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谭恩美不再像汤亭亭那样对中国人、中国文化采取敌对的态度，“不过，在她的作品当中还是能看到‘东方主义’的影子”（Ma 15）。最精彩的一则例子就是《喜福会》 当中，安梅的母亲为了救婆婆一命而从自己的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在药罐里，熬汤给病入膏肓的婆婆喝。在此，“东方主义”者常说的中国人残忍、愚昧、非理性等特性，都在这一幕中得到兑现。当然，中国人的这些弱点，在这部小说的其他部分以及其他几部小说中都屡见不鲜。
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曾总结了历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人们用许多词来表达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赛义德49）。细读这些华裔女作家的文本，东方人落后、东方文化低劣的一面，在她们大部分的作品中都能看到，事实上她们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东方主义”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东方主义”的同谋。
“生活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的信仰是：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生来就是战士。我们生来就是要维护个人的尊严，所有的艺术都是战斗的艺术。写作就是战斗。”（Chan 35）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唐人街牛仔”的华裔作家赵健秀发出的呐喊，它代表了一些亚裔作家群落的呼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亚裔作家群落通过编辑出版《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和《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再现了华人移民在美国修筑铁路、开凿隧道、建设美国西部家园的历史事实，借此他们要向剥削、压迫华人的白人社会讨回公道，要打破长期以来亚裔男性在主流话语中的“失语”状态，重振男子汉的威风。这也正是以赵健秀为代表的一些亚裔作家群落从70年代以来进行的颠覆“东方主义”的辉煌事业。他们的努力使得美国华裔/亚裔文学，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一样，在主流话语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近几十年来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大众媒体瞩目的中心。
除了这些男性作家群落之外，其他一些华裔作家的共同努力也使得美国华人的声音在西方越来越响亮。从70年代开始，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等一大批作家的登场，使得华裔作家的队伍壮大起来。这些作家群落的出现，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了一个新时代；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开始，西方人听到了来自华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和想象作家的声音。华人的声音，有赞美、有愤怒、有呐喊，还有声讨。他们通过文学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灿烂、民族的伟大、华人品格的高贵，而且他们还第一次向世人们揭露了美国政府、西方社会与舆论对华人的压迫、敲诈和非人的种族歧视，揭开了华人建设美国功不可没的历史事实。应该说这些作家群落的出现，打破了“东方主义”话语，颠覆了美国的“新东方主义”阴谋，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以赵健秀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群落的文学实践是华裔/亚裔作家的愤怒的呐喊的话，那么，以汤亭亭、黄哲伦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则是温和但是非常成功的发言。“这些作家从驯服、对抗两种姿态的经验和教训中采用了更安全、更有效的发言方式，并试图摆脱自传写作的传统，借文学/历史/文化隐喻或象征，表达现实中的个人乃至族裔群体的普遍境遇”（宋伟杰132）。虽然评论界对汤亭亭毁誉不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女勇士》向西方展示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传统的男权主义歧视妇女的落后现象，有迎合白人读者之嫌，但是，汤亭亭以她敏锐的目光与深邃的洞察力和对华人移民及其对移民后代在美生活境遇的同情与关注，所创作的《中国佬》与《孙行者》是对主流话语压迫与歧视华人移民罪行的声讨，是对华人后代仍然遭受不平等境遇的揭露，更重要的是对美国的“新东方主义”的颠覆。因为在美国媒体尤其是电影当中，开发西部的英雄是白人，只有他们才能算得上男子汉。而华人充其量不过是厨工、理发工、洗衣工等角色，是白人的奴仆而已。美国的法律和种族歧视已经使他们完全女性化。而透过汤亭亭的《中国佬》，读者看到的中国劳工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用自己结实的臂膀支撑起钢筋铁骨，用勤劳、有力的双手铺建了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一条条铁路和桥梁。他们不是无能、柔弱的女性，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汤亭亭不仅通过力量的展示来歌颂华人的英雄气概，解构白人心目中的东方男人的刻板形象，而且还别开生面，让“一贯”沉默“失语”的父亲们/男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写作《中国佬》和《孙行者》等反响强烈的小说，将华人及其后代的过去与今天的状况呈现给西方读者。她所获得的成功，本身就展示了华人的言说能力，打破了主流话语边缘化与压制少数族裔声音的企图，颠覆了美国“新东方主义”控制与主宰东方/东方人的野心。
在这些作家群落当中，黄哲伦是另一位比较成功的华裔作家，他的成绩尤其体现在戏剧上。他以温和的笔触、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反映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现状和所处的尴尬境地，以此来揭露主流话语对华人所持的民族偏见。他集中体现华人移民生活的“华美三部曲”：《刚下船的人》（ F.O.B. ，1979）、《舞蹈与铁路》（ 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1981）和《家庭忠诚》（ Family Devotions, 1981），接连获得了许多奖项。这些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华人移民内部对中西方文化所持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最能体现黄哲伦才华的要数《蝴蝶君》（ M. Butterfly 1988）罗伯特·斯克罗特声称：“《蝴蝶君》通过对观众心目中的文化与性别假设的挑战”，对人们的偏见进行了“彻底的颠覆”（Skloot 59）。玛介里·加布称赞说：“在《蝴蝶君》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角色’幻想的解构与分解正在起作用，而且正展示在观众面前”（Garber 143）。黄哲伦自己也称他这个剧本是对《蝴蝶夫人》的解构。事实上，该剧上演之后，从观众到评论界一直将其看成是一个颠覆工程，是对普希尼的古典歌剧《蝴蝶夫人》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解构。那么，引起评论界如此兴趣的《蝴蝶君》，到底解构了什么？颠覆了什么？与东方主义有什么样的联系？《蝴蝶夫人》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它由法国作家普希尼（Puccini）对历史上一系列文学经典的重构而来。它所表现出来的表面上是日本女子为了对美国军官的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但是实质上却影射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男女关系，实际上又是主宰与顺从的关系，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强弱关系的体现。长期以来西方人凭借着他们的幻想，为了达到控制、主宰东方/亚洲的目的，肆意制作、扭曲、侮辱东方民族的做法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方女性是他们“制作”的重要对象。因为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女人表现出无度的性感”，而且“总是愿意的”（赛义德37）。
然而，黄哲伦《蝴蝶君》中的东方“女人”已不再温顺、被动、听人摆布。黄哲伦将《蝴蝶夫人》中的女性角色换成了男性，正显示了东方人的男子汉气概。在剧中东方人处处掌握着主动权，让痴迷者/狂妄者自食其果：法国外交官因越南策略上的失败被革职入狱。在 《蝴蝶夫人》当中， 亚洲女人对西方男人的迷恋导致了她最后的自杀；而在《蝴蝶君》当中，西方女人（法国外交官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对东方（男）人的幻想，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如果以前的“蝴蝶夫人”经典在宣扬西方殖民者的荣耀的话，那么，黄哲伦的《蝴蝶君》文本，是给西方殖民主义者一个警示：对东方的幻想只能导致西方的最终失败。
长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以“东方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华人以及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中国人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成为定型的刻板形象。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顺从、温柔、乐于为爱献身；东方男人则愚昧、无能，只能听别人的摆布。但是，近几十年来，华裔作家的集体创作，使得美国“东方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华裔作家用英文书写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出版，犹如华人愤怒的呐喊声，打碎了西方自我陶醉、自我标榜的美梦。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这支华裔作家群落当中，既有用自己的文学创作颠覆“东方主义”的作家，也有借助创作融入主流，为解脱自己东方人身份而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新东方主义”的附和者。
Chan, Jeffery Paul, et al., eds.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 New York: Meridian, 1991.
詹姆斯·克利福德：“论东方主义”，罗钢等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Cliford, James “On Orientalism,” Theories of Post Colonialism . Ed. Luo G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Garber, Maigorie, “The Occidental Tourist M. Butterfly and the Scandal of Travestism”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 Ed. Andrew Parker,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Kingston, Maxine Hong.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6.
Ma, Shengmei. 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s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Said, Edward W. Said’s Self Selection, Trans. Xie Shaobo,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Skloot, Robert, “Breaking the Butterfly The Politics of David Henry Hwang ,” Modern Drama 33.1 （1990）： 59-66.
宋伟杰：“文化臣属·华埠牛仔·殖民谎言——论华裔美国作家刘裔昌、赵健秀、黄哲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程爱民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Song Weijie,“Cultural Submission Cowboys in China Town and Colonial Lies on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P.Louie, Frank Chin and Herry Davie Hwang,” A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 Ed, Cheng Aimin,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王宁文化批评文选之4》.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Wang Ning, Going Beyond Postmodernism, Wang Ning’s Selected Works on Cultural Criticism IV . 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Wang Yuechuan, Post Colonialism and New Historicism .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