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爱民
程爱民 ,南京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历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院长、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美国华裔文学。专著有《梭罗的自然观与道家自然观比较研究》、《中国文化概观》 (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20世纪英美文学论稿》、《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编著有《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跨国语境下的美洲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译著有 《青年生活启示录》、《终极证人》、《逾矩的罪人》和《第二十二条军规》。
本文着重探讨了美国华裔文学100多年来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粗略而言,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走向繁荣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华裔文学在每个阶段所再现的主题内容都不尽相同。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大多是自传或自传体文学,主要表现的是华人/华裔在两个世界之外的迷茫;第二、第三代美国华裔作家着重表现的是美国华裔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以及少数族裔的“边缘文化”心态;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现从自我迷惘到自我认同再到自我超越,把处于两个世界之外、两种文化之间的无归属状态转变为联结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的力量的经历则成为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观照的重点。本文条理清晰地从宏观角度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主题变化,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46—54页。
程爱民
从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之日起,
他们就把中国古老的文明、文学和文化传统带到了这个新的国度。如果从1887年李恩富(Yan Phou Lee)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算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被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今天,美国华裔文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在美国当代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逐步受到关注并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一批美国华裔作家也已杀入或正在杀入美国文学“主流”。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美国华裔作家大多具备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但他们在整体上是更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受力的群体,他们大多意识到美国华人/华裔的双重文化/民族属性(cultural/ national identity)及其“他者”地位;于是他们以考虑自身的存在状态为契机,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物视角关注着华裔群体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表现了他们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所寄予的美好憧憬和无限希望。
粗略地说,美国华裔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至今可谓走向繁荣阶段。
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华裔文学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实为移民文学,形式多为口头文学,如歌谣、故事等。由于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太少,因此,第一本重要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当推李恩富于1887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随后有容闳(Yung Wing)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该书用自传体方式描写异国风采,迎合美国人看东方的心理,是早期华人崇尚白人优越论的典型体现。由于历史、文化、出版诸方面原因,他们在美国华埠内外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今天的批评家大多认为,真正在美国华裔文学开创初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一对中英混血儿姐妹艾迪丝·伊顿(Edith Eaton)和温妮弗莱德·伊顿 (Winnifred Eaton)的作品。姐姐以“水仙花”(Sui Sin Far)为笔名,妹妹以日本名Onoto Watanna为笔名。尤其是姐姐艾迪丝·伊顿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她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太太》( Mrs. Spring Fragrance , 1912)也常被认为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
一般认为,第一部由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以英文撰写的自传是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及其光荣后代》(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 1943,又译《虎父虎子》)。这是早期华裔文学中较重要的一部作品,描写了父子两代人由于对中美文化持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早期华人力图认同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心理和生活历程。
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 Fifth Chinese Daughter , 1945)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也是今天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社会和历史的必读之作。黄玉雪本人也因此书的出版而一夜成名,获得很多荣誉。该书出版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加州的中学选作文学课本。此书对后来的一些华裔作家(如汤亭亭等)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美国政府于1943年废除了实行长达61年的《排华法案》之后,出现了一个较短时期的移民高潮。这些移民中也有一批知名作家,如林语堂(Lin Yutang)、黎锦扬(Chin Yang Lee)等。前者用英文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唐人街家庭》( Chinatown Family , 1948)等,后者出版了《花鼓歌》( Flower Drum Song , 1957)。
李金兰(Virginia Lee)和宋李瑞芳(Betty Lee Sung)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发表了《太明所建之屋》 (
The House That Tai Ming Built
, 1963)和《金山》 (
Mountain of Gold
, 1967)。这两部作品仍然承袭了刘裔昌和黄玉雪的传记文学传统,也是早期屈指可数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两部作品。
美国华裔小说产生的时代相对较晚。张粲芳 (Diana Chang)的《爱的疆界》( Frontiers of Love , 1956)是第一部由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写的小说。张粲芳生于美国,不到一岁即被带到中国,在上海具有浓厚欧洲氛围的外国领事区内长大。她的小说主要描写她作为美国人眼中的上海,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是混血儿。女主人公西尔维亚(Sylvia)由于其父母分属不同的种族和文化传统而对自己的血缘属性、民族/文化身份感到迷惘而找不到归属。由于张粲芳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美国华裔生活和经历相去甚远,因而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有些人更看重稍后出版的雷庭招(Louis Chu)的 《吃碗茶》( Eat a Bowl of Tea , 1961)。但是我们认为今天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忽视张粲芳的《爱的疆界》,因为该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许多美国华裔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雷庭招的《吃碗茶》被认为“是第一部以美国华埠为背景的美国华裔小说”。[1:198]但该书出版后并未受到重视,尤其是小说的喜剧结构、唐人街英语和广东四邑方言的运用更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理解,因而作家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然而经过赵健秀等人的重新发现,这部小说越来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赵健秀等人在《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 中对这部小说高度赞扬,认为它“从一个美国华裔的角度而不是完全从‘中国人或白人化的中国人的角度’真实而准确地描绘了美国华裔的经历”,[1:198] 是“第一部以不具异国情调的唐人街为背景的美国华裔小说,这部小说所描绘的唐人街颇具代表性”。[4:15]如果说《父亲及其光荣后代》、《华女阿五》、《太明所建之屋》和《金山》等几部作品一方面强调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白人对于华人的成见的话[11:128-9]《吃碗茶》则第一次真实地“描绘了非基督教的美国华裔社会,以前后一致的语言和敏感度,精确而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华裔移民的生活与时代”。[16:91]因此,正如金惠经教授所评价的:“这部小说现在已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传统的基石。”[8:155]除了以上提及的作家作品之外,还有不少华裔作家在这一阶段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短篇诗文。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国内风起云涌,唤醒了在美少数族裔人民对自身权利及身份的意识,也催发了学术界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和兴趣。这股风潮不仅激发了一批在美国出生且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华裔(即所谓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作家的创作冲动,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理论、观点、灵感和空间,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繁荣。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成了美国华裔文学的转型期和觉醒期,是美国华裔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华/亚裔文学选集和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问世,受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有的作品很快进入美国文学主流,把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是几部文学选集,它们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美研究中心编选的《根:美国亚裔读本》( Roots :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 ,1971)、许芥昱(Kai-yu Hsu)和海伦·帕卢宾斯克斯(Helen Palubinskas)合编的 《美国亚裔作家选》( Asian - American Authors , 1972)、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rey Paul Chan)和徐忠雄(Shawn Hsu Wong)等四人合编的 《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 American Writers , 1974)以及王燊甫(David Hsin-Fu Wand)主编的《美国亚裔遗产: 散文与诗歌选集》( Asian - American Heritage : An Anthology of Prose and Poetry , 1974)。
虽然这几部文学选集现在看来大多带有初创期的特点,但它们都具有表现族裔文学存在的宣言性质,尤其是赵健秀等人合编的《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受到后来华/亚裔美国文学编选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是“新亚裔美国文学意识的催化和根本的文选”。[7:xxvi]其序言现在常被认为是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具有相同意义的美国亚裔文学的“独立宣言”。黄秀玲女士曾这样评论道:
当60年代那一代亚裔美国活跃分子把注意力转向文学时,他们的兴趣不是抽象的或学术的。……尤其是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在他们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中,为亚裔美国文学缔造了宣言。[3:40]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反映“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同吋,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发表了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 1976),将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该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奇特的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并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非小说类奖。汤亭亭也因此作品一鸣惊人并杀入美国文学“主流”。1980年汤亭亭又发表了《中国佬》( China Men ,又译《金山勇士》),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1989年她又发表了《猴行者:他的伪书》( Tripmaster Monkey : His Fake Book ),获得当年美国笔会小说奖(PEN Fiction Award)。汤亭亭的出现,使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在美国通俗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同时也正式走入美国主流文学的行列。
此外,徐忠雄(Shawn Hsu Wong)在1979年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家乡》( Homebase )。作品通过说故事、书信、想象和做梦等手法,表现了男主人公及其三代祖先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再现了美国华裔历史的一部分,尤其是修建铁路、开发西部的历史现实。这部作品出版后曾获得太平洋西北地区书店奖(The Pacific Northwest Booksellers Awar)和华盛顿州长作家节奖(Washington State Governor’s Writers Day Award)。
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华裔作家中,赵健秀和汤亭亭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创作思想、主题和手法也对其他华裔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赵健秀的作品个性鲜明,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文化及种族问题。他在探寻华裔文学传统的过程中,以恢复华裔男性雄风为己任,在抵抗主流同化的语境中开始审视过去的华裔文学,积极消解美国主流文学中的种族刻板形象(racial stereotypes)。他在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呐喊的同时,一方面抨击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和他们心目中扭曲的华人形象,尤其是将华人“女性化”的形象;另一方面批评、驳斥任何在他眼中违背中国文化、迎合白人读者、强化华人男性“女性化”形象的华裔作品。他对黄玉雪、汤亭亭、黄哲伦以及谭恩美、任璧莲等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
与赵健秀不同的是,汤亭亭以现代女性(女权)的眼光去追寻华裔女性的传统。她更侧重于描写女性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她的《女勇士》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叙述者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中国与美国、过去与现代之间,抒发了她对中国男权压迫的愤恨,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位女性和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失落和失声。她同时也展现了在权力不平等的社会中,从自我厌恶到迷惑、反抗,再到寻求自我身份的不平常的成长过程。她的作品深受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创作手法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美国华裔文学无论是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或质量上看,还是从受关注的程度或影响上看,都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繁荣景象。美国华裔文学逐步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承认,并进入美国大学、中学的课堂,受到美国大众读者的欢迎。可以说,美国华裔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开始逐步走出“边缘”,走向繁荣和成熟。正如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开拓者金惠经在1992 年所说:“此时我们正经历着亚裔美国文化生产的黄金时代的开端。”[10:xi]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除了 4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作家,如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等在继续创作之外,美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十分活跃且富有影响的新生代华裔作家。他们中一些人的作品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谭恩美(Amy Tan)在1989年出版了《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文坛明星。这部小说发表后雄踞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销量达四千多万册,并先后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1年“最佳小说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等多个奖项。目前该小说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0多种语言。她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 The Kitchen God’s Wife , 1991)一经问世,也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小说之一。 ③ 一般认为,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汤亭亭在当时还是一枝独秀的话,谭恩美的出现则引来了美国华裔文学百花争艳的春天。除谭恩美之外,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的华裔作家还有李健孙(Gus Lee)、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任璧莲(Gish Jen)、伍慧明(Fae Myenne Ng)等一大批年轻作家。
谭恩美作为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喜福会》探寻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关系以及两代人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总体上看,谭恩美在作品中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谭恩美和汤亭亭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两个高峰。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伸与继续,但她的小说较汤亭亭的作品更为凄美动人。这是因为,作为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似乎具有一种摆脱不掉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具有东方女性独特的细腻情感和审美趋向。她在创作中十分关注家庭关系、亲情血缘以及华裔妇女的身份地位,因此她的作品更具人情味;此外,在她小说中,中国母亲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因而引起了美国华裔以及其他族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谭恩美有别于汤亭亭:前者更为美国普通读者所喜爱,而后者则更受到批评界的关注。
在这个新生代华裔作家群中,任璧莲是另一位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影响下,以轻快、诙谐、反讽的笔触,质疑、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族裔的本质论式的偏见,探讨民族或文化身份的严肃主题。她至今已发表了《典型美国人》( Typical American , 1991)、《希望之乡的莫娜》(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谁是爱尔兰人?》( Who’s Irish ?, 1999)等多部作品。在其代表作《典型美国人》中,任璧莲探讨了华人族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两种不同语境中遭遇的自我建构和文化身份问题,旨在批判“熔炉”模式中“典型美国人”的定义,提倡建立“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这部小说对于白人主流社会与华裔移民、对于所谓的典型美国特征和族裔经验的反讽和抵抗就反映在小说的题目当中。
《典型美国人》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长期以来,处于东西方文化夹缝之间的美国华裔作家常常强调文化的冲突和文化人格的分裂,任璧莲却乐观地提倡东西方文化的融汇和共存,这是她的独特之处。任璧莲的思考对当今时代为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所困扰的人们不无借鉴意义。
除了谭恩美和任璧莲之外,李健孙和雷祖威的创作也受到美国主流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他们四人曾被批评家称为美国文学界的“四人帮”。
第二,华/亚裔文学选集的出版在这一时期也形成高潮。据统计,从1989年至20世纪末,有近 20种华/亚裔文学选集出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夏威夷华人作品集》《被禁的针线:美国亚裔妇女作品选集》《两个世界之间:当代亚美戏剧选》《哎呀呀!美国华裔和日裔文学选集》《异国人的歌:当代亚美文选》《美国华裔诗歌选集》《当代亚美小说选集》《未断的线:亚美妇女戏剧作品选集》《美国龙:25位亚美作家》《美国亚裔文学选集与简介》等。 ④
第三,美国华/亚裔文学开始得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承认,具体表现为:(一)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史或文学选集,如1988年出版的由爱默里·艾略特主编的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是目前最权威的美国文学史之一,该书辟有专章论述美国亚/华裔文学。这是美国权威文学史家第一次在书中专门论述亚/华裔文学。此外,美国两大主流文学选集《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和《希斯美国文学选集》也从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收录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二)“美国现代语文学会”1988年出版了由张敬珏和斯坦·约格编选的《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书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的。这本《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开创性的;二是这本书目提要是由“美国现代语文学会”出版的。大家知道,“美国现代语文学会”是美国文学界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术组织。这至少说明美国主流文学界已认可华裔文学的重要性和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三)自20 世纪80年代末起,一批美国学院派教授开始接纳华裔文学,美国许多大学,包括一些一流的大学,相继成立了“亚美研究中心”,纷纷开设“美国亚/华裔文学”课程;(四)不少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相继进入美国大众传媒界,有的被改编成电影,如雷庭招的《吃碗茶》、谭恩美的《喜福会》,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上映;黄哲伦的《蝴蝶君》不仅登上百老汇的舞台,而且被改编成电影于1993年发行;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两部作品被合并改编成一个剧本于1994年上演。
同小说创作一样,华人移民在早期的生活和创业中也创作了不少诗歌,但发表的、尤其是以诗集形式出版问世的很少。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美国华裔界人士逐步整理、翻译和出版了一些早期华人、华裔诗歌作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金山歌集》( Songs of Gold Mountain ) ⑤ 、《天使岛诗集》( Island :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⑥ 等。如果说《金山歌集》(两卷,1911,1915)以诗歌形式开创了华人移民文学,记录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种种经历和感受,《天使岛诗集》则是中国移民在一种特定的情景中“铭刻”下的文学,表现出了华人族裔对祖国和家庭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在蒙受异族的歧视和虐待后的悲愤以及雪耻扬眉、光宗耀祖的决心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诗歌是相对于中国、尤其是美国文学和社会的“另类的历史、竞争的叙述和被压抑的声音”。[6:viii]
美国华裔诗歌创作从数量或从受批评界关注的程度上虽不能同华裔小说创作相比,但华裔诗人诗作的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早期的如:蒋希曾
(Tsiang Hsi Tseng)的《中国革命诗歌》(
Po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1929)、莫恩·关(Moon Kwan)的《中国镜子:诗歌和戏剧》(
A Chinese Mirror: Poems and Plays
, 1932)、大卫·拉费尔·王 (David Rafael Wang)的《高脚杯月亮》(
The Goblet Moon
, 1955)、华拉斯·丁 (Walasse Ting)的《中国月光:33位诗人的 66 首诗》(
Chinese Moonlight:
63
Poems by 33 Poets
,1967)、王梅(May Wong)的《坏姑娘的动物书》(
A Bad Girl’s Book of Animals
, 1969);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人诗作就更多了,如:美美·伯森布拉格(Mei-Mei Berssenbrugge)的《鱼魂》(
Fish Souls
, 1971),玛丽·李(Mary Lee)的《牵手》(
Hand in Hand
, 1971)、卡洛·蓝(Carol Lern)的《草根》(
Grassroots
, 1975)、约翰·姚(John Yau)的《穿过运河街》(
Crossing Canal Street
, 1976)、艾里克·乔克(Eric Chock)的《一万个希望》 (
Ten Thousand Wishes
,1978)、玛丽·王李(Mary Wong Lee)的《透过我的窗户》(
Through My Windows
,1979)、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的《穿过半岛和其他诗歌》(
Crossing the Peninsula and Other Poems
,1980)、亚瑟·苏(Arthur Sze)的《迷惑》(
Dazzled
, 1982)、张粲芳的《马蒂斯在追求什么》(
What Matisse Is After
, 1984)、 陈美玲(Marilyn Chin)的《矮竹》(
Dwarf Bamboo
, 1987)、林小琴 (Genny Lim)的《冬居》(
Winter Place
, 1989)、梁志英(Russell C. Leong)的《梦尘之国》(
A Country of Dreams and Dust
, 1993)等。
如果从发表的年代看,美国华裔戏剧创作起步要晚得多,绝大多数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但实际上有相当一批华裔剧作家一直活跃在美国华人社区的舞台上,如加州洛杉矶市的“东西剧团”、旧金山市的“亚美剧团”等,但他们创作的剧本大多未发表。除了赵健秀和黄哲伦的剧作之外,在已发表的剧作中比较重要的还有:美美·伯森布拉格的独幕剧《一、二杯》( One , Two Cups , 1974)、保罗·林(Paul Stephen Lim)的《出发点》( Points of Departure , 1977)、梅尔·吴(Merle Woo)的《平衡》 ( Balancing ,1980)、黛安娜·周(Diana W. Chou)的《一个白皮肤亚洲人》( An Asian Man of a Different Color ,1981)、林洪业(Darrell H. Y. Lum)的《橘子是幸运的》( Oranges Are Lucky , 1981)和《我的家在街那头》( My Home Is Down the Street , 1986)、劳伦斯·叶(Laurence Yep)的《恶魔》( Daemons , 1986)和《中国雇工》( Pay the Chinaman ,1990)、林小琴的《唯一一种语言》( The Only Language , 1986)、《鸽子》( Pigeons , 1986)、《纸天使》( Paper Angels ,1991)和《苦甘蔗》( Bitter Cane , 1991)、黛博拉·罗金(Deborah Rogin)根据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两部作品改编的《女勇士》(1994)等。
这些戏剧大多采用华人生活题材,用写实的手法,或描写早期华人移民和劳工的生活和境遇,如 《中国雇工》、《苦甘蔗》和《纸天使》等;或表现华人家庭关系和处境,如美美·伯森布拉格的《一、二杯》,描写了华人母女之间的关系;或反映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黛安娜·周的《一个白皮肤亚洲人》。
在所有华裔剧作家中,以赵健秀和黄哲伦的影响为最大。赵健秀不仅以《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蜚声美国文坛,而且也是第一位引起美国主流批评界关注的华裔剧作家。他的《鸡笼中国佬》( 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 1972)是在美国剧院正式演出的第一部美国华裔剧本;第二个剧本《龙年》( The Year of the Dragon , 1974)也引起很大反响。
黄哲伦是另一位获得美国主流文学界承认的华裔剧作家。他的《蝴蝶君》( M.Butterfl , 1988)是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华裔戏剧作品,并获得1988 年托尼最佳剧作奖(Tony Award for Best Play)。此外,他的《家庭忠诚》( Family Devotions )、《舞蹈和铁路》( 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刚下船的人》( FOB )和《睡美人之屋》( The House of Sleeping Beauties )以及《航行》( The Voyage , 1992)等在美国文学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在主题内容上,早期华裔文学作品大多属自传或自传体文学,主要表现的是华人/华裔在两个世界之外的迷茫,即所谓的between the worlds。因此,如果说“自传为(美国)黑人作家开了一道门,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12:15]那么,美国华裔文学的序幕也可以说是由自传或自传体文学拉开的,这一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早期作品往往以家族或个人的经历为题材,主要描写了早期华人/华裔在美国的奋斗史,表现了华人移民在美国创业的艰辛以及他们的淘金梦、发财梦,其中有背井离乡的孤独、对故乡和仍留在故乡的父母妻儿的眷恋,有遭歧视、受迫害时的悲愤,有受挫折时的痛苦,也有成功时的喜悦。
据记载,华人抵达美洲大陆已有两个多世纪了。两百多年来,艰辛的移民历史在华人及其后裔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代代生活在海外,祖国离他们有万里之遥,在他们的心中已变得比较陌生。他们无法再称自己为中国人;然而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是竞争对手,是抢白人饭碗的外国人,因而遭到歧视与压迫,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随着岁月的推移,现代华裔的社会状况和地位有了较大的改变,许多华人已走出了唐人街。但是,由于华人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与种族认同,以及他们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和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就使得他们始终感到美国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阻止他们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因而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既不属于中国,又不属于美国,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
如果说早期华裔作家较为关注的是华人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况,那么,在美国出生的第二、第三代华裔作家更多地在思考并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去关注中美文化关系,探讨民族/文化身份(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问题,着重表现华裔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中的失落。
不论是在美国已生活了几代的老移民,还是20 世纪移居新大陆的华侨,一般的华人家庭总是要求子女学习并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习俗,借以维持与祖国的联系。而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人子女因为生活在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耳濡目染,受着美国文化的熏陶,平时读的是英文书籍,而非孔子的经典,往往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接受美国文化与价值观。然而,无论华裔青年已经美国化到何种程度,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关键时刻总会对他们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一代华裔极易产生一种迷茫和身份危机:“我究竟是谁?”
美国是近代世界史上最著名的移民国家之一。如何在它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继承中华文化,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这一直是美国华人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在这漫长的文化兼容与互补过程中,华裔却遭受了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美国在1882年还颁布了《排华法案》。这项歧视性的法令以及1884年的追加限制几乎把华人赴美移民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60多年,直到1943年才由罗斯福总统签署《马格纳森法》,废除了此项法案。但长达 61年的排华法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使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18:182]经过这样一段艰辛曲折的历史,美国华人就更希望能够保存本国的文化与习俗,留住他们的根。但是,多年的海外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并改变他们的一些观念。不仅如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华人经过努力已走出了唐人街,他们如同沙子一样散落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逐渐失去了个性,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同化了。美国华裔的这种双重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大多具备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常常使他们感到困惑,使他们陷入困境。
最能反映这种困惑和“边缘文化”心态的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他们不甘于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丧失自己的身份和传统,不愿被主流文化同化。他们想通过文学作品发出华人自己的心声,打破“欧美文化中心”的一统天下,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为华人和中华文化争得一席之地。他们不再像老一辈华裔作家们那样注重表现美国华裔在异国社会中的生活和境遇,而是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物视角关注着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碰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 ⑧ 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意识到自己的夹缝地位,因而产生了孤独感,并在中美两种人格倾向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且由于代沟及文化上的差异,年轻一代的华裔会在事业、爱情及家庭等问题上与父辈发生激烈的冲突,两代人时常处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之中。只有在他们经历了挫折逐渐成熟之后,这种关系才会得到改善;同时,华裔子女才会感到他们与父母、与中国文化血脉相承,不可分割。这种在两种文化中探寻的历程,是基于华裔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感受和思索,他们可以在这面镜像中,或明或暗地照见自身的存在。
正如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许多当代美国华裔作家都经历了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惘、文化冲突的压力、价值观念的失落到重新定位自我、寻找自身价值、寻求文化沟通的再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虽是痛苦的,但意义却是深远的,它表达了新一代华裔作家的理想境界:“一个非白人,一个有色人,同时又完全可能是一个真正资格的美国人。”[5:684]这种从自我迷惘到自我认同再到自我超越,把处于两个世界之外、两种文化之间的无归属状态转变为联结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的力量的经历也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华裔文学作品的主题。
正是由于华裔作家的这种独特的经历和身份,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消解文化对立、促进中美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重任。他们试图用他们的笔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一座连接中美两个国度的文化巨桥。其实,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本质便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基础;也正是人类相通的共性使许多华裔作品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心灵或精神联系在一起,历史地展现了中美文化和价值观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中发展的过程。
③ 谭恩美的近作还有:《一百个神秘的感觉》( One Hundred Secret Senses , 1995,又译《灵感女孩》)、《正骨师的女儿》( The Bonesetter’ s Daughter , 2001)等。
④ 这一时期主要的华/亚裔文学选集有:Chock Eric and Darrell H. Y. Lum,eds. Pake: Writings by Chinese in Hawaii ,1989; Lim, Shirley Geok-lin et al, eds. The Forbidden Stitch: An Asian American Women’s Anthology , 1989; Berson, Misha, ed. Between Worlds: Contemporary Asian-American Plays , 1990;Watanabe,Sylvia and Carol Bruchac, eds. Home to Stay: Asian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 1990; Chin,Frank et al.,eds. Big Aiiieeeee! :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1991; Chin, Marilyn and David Wong Louie, eds. Dissident Song: A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Anthology , 1991; Wang, L. Ling-chi and Henry Yiheng Zhao, eds. Chinese American Poetry: An Anthology ,1991; Hagedom, Jessica, ed. Charlie Chan Is Dea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1993; Hong, Maria, ed. Growing Up Asian American , 1993; Hongo, Garrett, ed. The Open Boat:Poems from Asian America , 1993; Houston,Velina Hasu, ed. The Politics of Life: Four Plays by Asian American Women ,1993; Uno, Roberta, ed. Unbroken Thread: An Anthology of Plays by Asian American Women ,1993; Yep, Laurence, ed. American Dragons: Twenty-fiv Asian American Voices , 1993; Hongo,Garrett,ed. Under Western Eyes: Personal Essays from Asian American , 1995; Kudaka. Geraldine, ed. On a Bed of Rice: An Asian American Erotic Feast , 1995; Wong, Shawn Hsu, e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Anthology , 1996;Cheung, King-kok,ed. 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2000.
⑤ 1987年,谭雅伦(Marion K. Horn)选择其中一些翻译成英文并以《金山歌集:旧金山唐人街的广东诗歌》( Songs of Go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为书名出版。
⑥ 在1910至1940年,17万多华人移民被拘留在旧金山湾内的天使岛上。许多华人在拘留期间在移民屋的木墙上书写或刻下了许多诗句。1980年,麦礼谦(Him Mark Lai)、林小琴(Genny Lim)、杨碧芳(Judy Yung)三位天使岛移民的后裔编译出版了诗集( San Francisco: HOC DOI [History of Chinese Detained on Island] Project , 1980. Rp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美国主流文学选集之一《希斯美国文学选集》(1990年版)中收录了其中13首。
⑧ 加拿大华裔学者赵莲最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再沉默》( Beyond Silenc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 1997)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此书虽是对加拿大华裔文学的评述,但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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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剑
郭英剑 ,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曾历任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翻译、美国华裔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专著有《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大学与社会:郭英剑高等教育文集》、《域外,好书谭》和《墨影书香哈佛缘》;编著有《赛珍珠评论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译著有《重申解构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公众的信任》、《全球化与文化》、《大瀑布》、《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交锋地带》、《神秘的河流》、《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创造灵魂的人》以及《此时此地》等十余部。
“冒现的文学”是针对新兴文学而提出的一种文学概念。与主流文学相比,“冒现的文学”毫不逊色,既充满令人惊奇的内容,又不断向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提出挑战。为此,本文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定义为“冒现的文学”,凸显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本文还依据“冒现的文学”的概念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总结,探讨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兴盛的原委,并进而指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经历了发展后,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8—93页。
郭英剑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一批华裔作家开始走上美国文坛,自此,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些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就获得了美国主流话语的认可。其标志就是马克辛·洪·金斯顿等华裔作家入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而到目前为止,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华裔文学已被公认为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 [1] 从而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定格在了美国的文学史上。华裔文学创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成绩,代表作家之多,代表作品之重,获得认可程度之高,已经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佼佼者。
“冒现的文学”(emergent literature)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个词汇。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不能不提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院长的乌拉德·高吉克教授(Wlad Godzich),高吉克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文及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早在1991年,高吉克就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冒现的文学”及比较文学,并任教于欧洲研究所。他曾于欧美多所知名大学担任教授或项目主持人。此外,他出版过许多备受赞誉的文学及语言学理论作品,最知名的如: 《散文的冒现》( The Emergence of Prose ,Minnesota,1987)、《文学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Literacy , Harvard,1994)等。高吉克教授的声誉建立在他对全球化、人文主义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上。他现在担任《理论与文学史》(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与《冒现的文学》( Litterature d ’ emergence )丛刊的主编。高吉克教授的“冒现的文学”这一概念,是针对新兴的文学而提出来的。他认为,跟先前我们众所周知的主流文学相比,冒现的文学未必就会逊色,更主要的是,在这些冒现的文学中,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内容,而且它们还在不断向霸权挑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冒现的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冒现”的意义,有助于少数族裔文学立足于多元文化,更有助于人们去重新定义和改写文学史。
应该说,对冒现的文学的认识,是一个深具前瞻性的话题。美国华裔文学无疑属于冒现的文学,与它所相对的就是美国主流的文学与文化经典。华裔作家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各自生存环境中的遭遇和感受展现了出来,正是其特异之处,带给了美国乃至西方读者以惊奇甚至震撼,并以此去挑战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本文想以此来定义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试图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简要的论述。
众所周知,中国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那个时候起,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就开始拿起笔书写个人和族裔的情感世界。但真正的“华裔文学”的兴起,我认为,那还是近30年来的事。但为了说明和更好地认识当代华裔文学,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华裔文学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往前追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华裔作家,是19世纪后期的李恩富(Lee Yan Phou,1816—1938)。他在1887年出版了自传《我在中国的少年时代》(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1887)。尽管这部作品非常幼稚,主要描写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习俗,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是华裔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
此后大约半个多世纪,华裔作家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有其历史的原因。主要是从 1882年《排华法案》(the Exclusion Act)后,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美国对华人的大门越关越紧。一直到1943年,一位名叫帕迪·刘(Pardee Lowe)的华裔,出版了自传作品《父亲和他光荣的后裔》(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 1943)。这部作品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但华裔文学第一位重要作家,还是非王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莫属。她在1945年出版的《第五个中国女儿》 ( Fifth Chinese Daughter )是华裔文学早期的代表作。
王玉雪属于华人移民的第一代子女,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她开始写作时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她因受严格的家庭教育而学习过中国文化,但与此同时她在学校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育。因为考虑到难以在美国主流话语中立足,所以,作为作家的她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目的就是要向读者介绍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习俗。不可否认,她获得了成功,成为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代言人。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她的作品无论从创作思想还是从创作手法上都还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而她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但她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正因为如此,她才被马克辛·洪·金斯顿称作是“华裔文学之母” [2] (P.120)。
在王玉雪之后,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作家,两位移民美国的作家林语堂和黎锦扬(Chin Yang Lee, 1917—)。后者的代表作为1957年出版的《花鼓歌》( Flower Drum Song )。第三位是路易斯·朱 (Louis Chu, 1915—1970),其代表作是 1961 年出版时《吃碗茶》( Eat a Bowl of Tea )。
如果为华裔文学划分时代的话,那么,上述作家无疑应当属于第一个时代。这个时期的华裔文学,时间跨度大,作家少,作品少,社会影响相对小。他们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几乎清一色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当然,这是少数族裔文学发生的特点,在美国,黑人文学的兴起也是从自传开始的。第二,大都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作品,充满了美国梦的特征。主人公大都是在美国经过个人奋斗后获得了成功。《第五个中国女儿》通过描写主人公摆脱了父亲及家庭的掌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父亲和他的光荣的后裔》中,最后当儿子娶了一位美国太太的时候,这使得做父亲的感到非常骄傲。或许这就是其“光荣的后裔”之“光荣”所在吧。第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作品中有诸多中国传统习俗和旧时文化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华裔文学,还不具备我在本文中所称谓的冒现的文学之意义。倒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话语来解读它们是非常适宜的。比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指涉的有关东方的古老、神秘、落后、女性化等,都可以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鲜活的例子。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虽说这些作品都还幼稚,但它们已经具有了后来华裔文学的特点,即以写代际间的冲突来写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在《父亲和他光荣的后裔》中,作者就写了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当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时候,都是美国文化或说美国文化的观念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同样与后来的华裔文学有很多的共同点。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我认为,应该从1970年代算起。7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一批华裔作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时期有三个代表人物:马克辛·洪·金斯顿、艾米·谭和弗兰克·陈。
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在 197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4年后,即1980年,她又出版了《中国佬》 ( China Men )。1989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三部小说 《孙行者》(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
就这三部作品而言,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尽管金斯顿的《女勇士》也写的是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她的创作显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创作思想、看问题的视角已经具有了普遍性。她在小说中所写的不仅是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中国女人的事,而是所有女性的心理感受。到了《中国佬》 出版的时候,其创作目的是在努力为华裔美国人争得历史和社会地位。因此,她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虽然穿插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的故事(比如关于道德和流放、知难而上的寓言等等),但更像是在宣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比如中国人的勤奋、机灵、有教养和坚韧不拔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看作是金斯顿站在一个较新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而到了《孙行者》时,她对待中西文化乃至文明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转变,她也开始批评美国社会文化中所有的缺陷了。
金斯顿是华裔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她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文学作品。金斯顿的意义首先在于:她是第一个被美国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作家。其次,透过作品,她将“美籍亚裔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在百万读者的面前,也鼓舞了新一代作家将他们独特的心声和经历告诉亿万读者。” [3]
艾米·谭(Amy Tan, 1952—)因在1989年出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而一举成名,该作品当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9个月之久。两年后,她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 The Kitchen God’s Wife )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应该说,艾米·谭的《喜福会》确实再现了华裔、尤其是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并且凸现了两代人之间在信仰、价值标准、传统和现代上的矛盾与冲突。其《灶神之妻》更是突出了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以《灶神之妻》为例,该小说取材于艾米·谭自己母亲的故事,可以说是母亲的一部口述史。母亲自幼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那时的妇女受到了社会和夫权的双重压抑和压迫,大多数妇女既迷失了自我又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然而,在一个生长在美国文化之下的女儿看来,像母亲这样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是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令她感到困惑不解。当然,最终女儿和母亲有了沟通。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在作品里,读者看到的是只是一种努力,并不能说就已经了解了。正如作者对采访者所说,创作《灶神之妻》的目的就是去了解母亲。 [4]
艾米·谭与金斯顿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金斯顿和艾米·谭同属失去族裔记忆的一代,即他们脱离了自己父辈或祖先的历史文化环境,丧失了族裔文化的传统标记,对其族裔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此二人均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只知道自己是“美国人”。因此,他们都像其前辈作家一样,对中国文化持批评态度。只是到了金斯顿,这种批评深入到了更高的层次。甚至发出了“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将文化延续了5 000年”这样的疑问。
其次,与金斯顿一样,谭也是以母女关系为主题进行其文学创作的。就主题思想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把《喜福会》解读为是《女勇士》主题的延伸。小说通过讲述母女之间的故事和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呈现出了的复杂的关系。在其作品中,矛盾和冲突都体现在华裔社会内的各种关系(以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如家庭中的母女关系等为主)之中。
但金斯顿和艾米·谭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创作思想来说,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二人还是有差别的。金斯顿是竭力反对与中国有关的传统文化的,尽管她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但其基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而艾米·谭似乎不是去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而是深思自己是如何游离于这两者之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喜福会》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对文化中国的理解,例如,在作品中,女儿对待母亲就持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如果说金斯顿的《女勇士》目的是在表现中西两个世界的对立,那么,艾米·谭的《喜福会》则着力表现母亲希望女儿能够在主流社会成功立足的故事,如果说有对立,那更多的是成功与失败的对立。另外,较之金斯顿的《孙行者》这样一部主要涉及华裔美国人体验的作品而言,《喜福会》也是进了一步的,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它所谈的故事可以属于美国任何一个少数族裔的移民家庭。 [5] 其实,仅就二人作品的题目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艾米·谭在创作起点上比金斯顿更进了一步。金斯顿的《女勇士》讲述的是鬼怪缠绕的故事,它的副标题就是“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子的童年回忆”。而到了艾米·谭,其作品《喜福会》的意象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麻将。所谓“喜福会”,实际上就是四个家庭主妇聚在一起打麻将。在麻将桌上,四方叫做“风向”。因此,在小说中,这四方不仅具有了象征意义,且被当作一种结构安排:整部小说被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当代华裔文学还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他就是弗兰克·陈 (Frank Chin)。
这位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华裔作家,写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同时他还是亚裔文学的极富影响力的倡导者。他早在1974年就与人合作编纂了第一部亚裔文学选本《哎咿!美国亚裔作家选集》(1991年又重编此书,出版了《大哎咿!华裔与日裔文学选集》等学术性著作)。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对西方文化猛烈的批判性,尤其是其对金斯顿、大卫·亨利·黄 (David Henry Hwang)等华裔作家言辞激烈的批评,从而常常使人们想到他的批评家身份,而忘记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他的剧本《鸡笼里的中国佬》( The Chickencoop Chinamen )早在1972年就在纽约上演。两年后,又上演了《龙年》( The Year of the Dragon )。他这些作品中,大都含有自传的成分,其中总会有一个男性的主人公,不是背叛了他的家庭就是背叛了他的族裔。到8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转向去重新阅读中国古典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他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唐纳德·杜克》( Donald Duck ),写了一个起名字与唐老鸭(Donald Duck)音义相近的12岁孩子成长的经历。1994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庚加西高速公路》,其中的主人公又走向了传统的英雄本色。
弗兰克·陈曾猛烈抨击金斯顿对祖先文化的歪曲,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在亚裔文学选集中,金斯顿和艾米·谭等作家都被排除在外了。他认为,像金斯顿这样的作家应该承担起建立与维护唐人街文化的责任。因此,他对金斯顿等的创作深感失望,指责她们任意改写中国神话传说,背叛了唐人街文化,成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帮手。当然,无论是金斯顿等作家,还是批评家,或者一般读者,都认为其评论过于偏激,难以服人。但其要保护族裔文化、颠覆西方人心目中类型化的东方文化原型的这种意识,则是令人不能不深而思之的。
另外一位与弗兰克·陈观念相近者,是近年来在美国戏剧界有一定声望的剧作家大卫·亨利·黄(David Henry Hwang)。他根据历史上意大利戏剧家普西尼(Puccini)曾经创作过歌剧《蝴蝶夫人》创作的《蝴蝶君》( M. Butterfl )试图颠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9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吉什·任(Gish Jen,1955—)首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Typical American )在1991年的出版,完全可以标志着华裔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虽然说吉什·任早在1984年就因其短篇小说 《水龙头幻影》( The Water Faucet Vision )就被选入了 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而脱颖而出,但作为一名作家真正屹立在文坛的还是靠她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典型的美国人》一书之所以“典型”,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金斯顿式或艾米·谭式的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的故事,而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在什么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给出明确的界说,但它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促使我们再一次去审视什么是美国人和什么是中国人这样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刻板形象。”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吉什·任笔下人物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也不故意去认同所谓美国文化,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就是美国人”。这一点与此前的华裔作家大为不同。在他们的笔下,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新一代主人公与其父辈及其祖先文化所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他们与父辈有不同的话,我们从其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无声的或是有声的话语,“我已经变成了美国人”,或者说“我只是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
吉什·任在1996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梦娜在希望之乡》(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更是明确超越了文化认同的主题,她进一步在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其结论是:作为美国人即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这也就是说,想追求什么文化属性都是可以的。因此,说作者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探索者”,是恰如其分的评论。 [6]
我想,如果说艾米·谭在金斯顿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那也只是一种量变,而到了吉什·任,华裔文学则出现了可喜的质的转变。吉什·任不是在等待着主流话语的认同,而是自身就认为自己是主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 《典型的美国人》之所以命名为“典型的美国人”的意义所在吧。
同期还有一些作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位是戴维·王·路易(David Wong Louie,1955—),代表作为《爱的痛苦》( Pangs of Love , 1991)。另一位是格斯·李(Gus Lee,1947—),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中国崽》( China Boy , 1991)。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两部作品都是1991年出版的,但他们还不能与《典型的美国人》相提并论。
1999年,在华裔文学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华裔作家哈·金(Ha Jin,1956—)的小说《等待》荣获了该年度的美国全国图书小说奖。实际上,早在1990年哈·金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在沉默之间》( Between Silences ),而在1996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池塘里》( In the Pond )和短篇小说集《词语的海洋》( Ocean of Words )。在199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红旗下》( Under the Red Flag )。我想,哈·金获奖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而在于他的小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代表了华裔文学的新发展。他是华裔文学中新移民文学的代表。
1980年前后,中国开始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中国青年进入到美国学习,而后就在那里生活。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岁月,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哈·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到目前为止,他写的故事都与美国没有关系。然而,尽管他写的是中国——这是真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大陆,而不是其他作家笔下的文化中国——但他的作品却具有永恒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层次地去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专注于所谓东方的神秘、落后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哈·金的作品中,所谓中国、中国人、中国事件,都成了作家创作的基本素材而已。对读者而言,你所看到的是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引发你联想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作为个体的内心世界。
哈·金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不再有很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也不去挖掘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当作大的社会背景去探索个人所面临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哈·金能够成为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的原因所在吧。
在大致论述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及其代表作家后,我们不能不看到,唯有“当代”华裔文学,才能真正称为我们前述的“冒现的文学”。因为,唯有当代华裔文学,才真正触及到了沉淀在华裔中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冲突来自哪里呢?在家庭中,孩子们的反抗与叛逆,大都是由于上一辈在回头观看和抚摩他们留在身后的东西和历史,而年轻一代则在向往着往前走。当然,当代华裔文学也是经历了发展和变化的。这一点,我们从华裔文学作品题目的变迁,也可以得到点启示。比如从金斯顿的《中国佬》《孙行者》到谭的《喜福会》《灶神之妻》都有着浓郁的东方文化的色彩。而到了吉什·任的《典型的美国人》和短篇小说集 《谁是爱尔兰人?》( Who's Irish? ),再到哈·金的 《等待》,你已经很难看到中国的影子了。在我看来,虽然后期的作家也写中国,笔下同样少不了中国人和中国事,但这些中国人和中国事都是素材而已。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许多新一代作家的小说和故事更多地是围绕着这些人物组织起来的。这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自身那模模糊糊的亚裔背景。这些作家更感兴趣的是确立小说中人物的个性,而对设置历史和出身的背景却不甚关心。”新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在未来,真正能在美国文坛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华裔,非他们莫属。这也说明,华裔文学在走向成熟。
那么,为什么会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尤其是80至90年代出现了一批实力派华裔作家呢?
首先,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中心论已经在文化研究领域里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突现,也使得多元文化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话语。在美国,所谓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主要是指除了白人文化之外的少数族裔的文化。它强调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少数族裔必须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多元文化理论针对的是美国的所谓大熔炉理论,认为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根本无法熔化外来的文化,而且如果熔化到最后都熔成了白人,那是不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理论主要是用来批评主流的政治文化的。这涉及一个多元的人类社会能否形成或能否找到一种共享的原理的问题。因此,没有多元文化,也就没有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的兴盛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多的族裔文学与文化开始意识到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
其次,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秉承着多元文化传统的社会,因此,族裔文化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形成与美国主流文化并存的局面。比如,仅从文学来看,以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1923—1999)为代表的犹太文学,以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9)、托妮·莫里森(1931—)为代表的黑人文学,都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金斯顿和艾米·谭都已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很重要的作家,而新生代的吉什·任和哈·金则更是出手不凡,代表着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强劲的创作实力,使得华裔作家后继有人。
表现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会是华裔文学永恒的主体之一。族裔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范围中,总是在本体文化的坚持、认同与放弃的彷徨、斗争中在不断的选择和调整,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族裔文化的选择会呈现出复杂性。我相信,这一点,会在今后的华裔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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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苍
李贵苍 ,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曾任汕头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华裔文学。专著有《奥兹国的红龙:美国华裔文学》( Red Dragons in the Land of Oz: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 2003)、《文化的重量》、《书写他处:亚裔北美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编著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集》《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译著有《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
本文从“民族视角”切入美国华裔族群的文化认同,详细阐释了该视角的理论内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民族视角”是一种强调异质性、杂合性和多样性的后现代视角,主张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可变性和间际性,将不同和差异作为思考文化认同的出发点和终点。在这种理论框架下,间际性和多重性就构成了华裔身份认同的核心特征。这不仅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审视自身文化的异同和独特性,还为他们提供了抵抗种族、文化群体二元论的有效策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族视角”并非看似那么完美,它同样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首先,“民族视角”一味强调差异,有可能使认同问题复杂化;其次,“民族视角”忽视了中国的移民话语以及中国文化在华裔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第52—57页。
李贵苍
纵观西方近2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拉康(1901—1981)、福柯(1926—1984)、阿尔都塞(1918—1990)、德里达(1930—2004)等理论大师的淡出或逝世,理论创新似乎失去了先前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的气势,但在其理论基础上对主体形成和“自我”的认同以及功能的研究和关注,探讨“我是谁”、“我何以成为我自己或者成为‘非我’”、“我”是自主的“施动者”(agent)、表演者(actor)还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等等问题的研究,却始终没有松弛,这大概可以算作“后大师时代”西方文学理论界一个小小的亮点(Culler 108120)。笔者认为,对以上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自我”是与生俱来的“给予”还是后天形成的,抑或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后通过表演而渐渐形成的,并会因为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在过去的理论传统中,“自我”基本上被认为是先天“给予”的,具有相当或有限的理性,有一定的完整性。笛卡儿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典型。即使在康德哲学中,个人也必须先有理性的主体,才有认识事物的可能。主体的完整性也常常用来解释个人的具体行为,比如说“我做了那样的事恰恰说明我就是我”。然而,不论是当代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理论,都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解释,都对自我的给予观从不同的视角提出挑战。拉康在《镜像阶段》中认为6至18个月的婴儿能利用反映于镜子之中自己的身影确认自己的形象,这使他逐渐摆脱支离破碎的身体而获得自我的基本统一性。镜像阶段之前,自己的身体仅仅是一堆破碎的物体,这时的婴儿无法通过自我的感知认识自己身体的完整性,只有外在于自身的镜像才能为他逐步形成内在的主体意识提供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当然,“镜像”不过是个象征,是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主体的结构性整体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并不是个人主体意识的核心。拉康到后来干脆发出“我思,故我不在”的豪言壮语(Barry 112),将“自我”与理性的关系完全割裂。女性主义者认为自我的形成与性别认同密不可分,由于个人的性别角色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故自我只能是社会思潮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男人和女人并不是生就的,性别并不是个人的自然成分,而是因教化而变成的角色的表演或者行为。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自我或者“主体”绝对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在阶级关系中渐渐形成的。同性恋理论则认为自我的形成取决于个人的“性取向”,坚持异性婚姻的“主体”与人的自然出生毫无关系,而是社会通过它的非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对同性婚姻的长期压制和排挤而形成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关注被殖民者的“自我”和“主体”在文化错位状态下是怎样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杂和性”(hybridity)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等等问题。
与此相呼应的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和学者对华裔“自我”的形成和认同的不懈探索,并将这一问题置于移民、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等各种语境下考察,逐步形成了三种重要的理论视角:生民视角、民族视角和离散(全球)视角。限于篇幅,本文将只对最近20多年间关于民族视角的探索和争议做一个理论总结。
民族视角的兴起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后现代主义对所有建立在整体性思维基础上的文化和社会理论的解构,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张扬,对各民族之间文化区别的重新认识和重视,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东方主义文化操作的无情揭露,对内殖民主义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等等,无疑对广大的华裔学者和文化人提供了一次解放思想的契机,使得他们有了挑战生民视角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环境。换句话说,没有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大概不可能把这个刚刚崛起的华裔文学领域放置于美国全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高度进行重新思考。人们可能还会是纠缠于“生民视角”关于“亚裔”知“亚洲人”的分类上,或者仍然自恋般地窃喜自己有在美国的出生权,然后再抱怨自己的出生权被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抹杀掉了。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使更多的学者看到了生民视角者将华裔美国人本土化的褊狭和绝对化。
亚裔/华裔文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民视角的文化认同观,并认为有必要打破生民视角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首先质疑随同生民视角产生的“还我美国”主张中所暗含的过分强调本土出生权的企图。生民视角的倡导者呼吁寻找华裔在美国的历史之根,并以此作为他们思考认同问题的出发点,在初期确实有它的积极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拥抱自己在美国的根,有助于他们反驳主流文化拒绝承认华人对美国的历史贡献的东方主义霸权意识,也有助于他们更理直气壮地大呼一声“还我美国”。然而坚持民族视角的学者从根本上不认为带有浓厚种族色彩的“生民视角”提倡的华裔的美国之根,犹若魔杖一样,轻轻一挥,就可以催生出他们理解中的“华裔认同”。民族视角中坚信女性主义思想的学者也不认为寻找美国之根的努力能够修补华裔作为一个整体族群在美国文化和社会中的懦弱形象。非出生于美国的学者和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华裔)文化的形成——在人们的想象中、实践中和传承过程中——在社区里是横向发生的,而不是纵向发生的”(Lowe 64)。于是,附着于华裔在美国的“根”之上的文化之“根”被消解了,人们认为华裔文化的形成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
按照这种理解,文化不再是一代一代传承的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处世哲学,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因为承载着文化传统的人——如果我们认为传统可以部分继承的话,是时刻变化着的文化个体。假如文化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被认为是动态的,在变化中不断丰富成熟,那么,文化认同从逻辑上讲就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地并不能自动地赋予一个人完全的文化认同,文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继承而来的,不可能是从某个历史起点或者事件中挖掘而来的,更不可能是从所谓的华裔之“根”上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即使华裔的文化认同得以产生,它也不可能不受一个社会或社区文化政治的影响而固定不变。后现代理论认为,文化认同从来都不是一种实现了或者说是完成了的自我状态,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动态、应变的松散的文化认同观。故Lowe接受了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并指出:“与其说华裔认同是一个固定不变、完全确立的‘赋予’,毋宁说华裔的文化实践会促使认同的产生(Lowe 64)。”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Elaine Kim 一改她早期的观点,不再坚持认为亚裔的文化之根有助于认同的产生,在写给《查理·陈死了:当代华裔美国小说选集》的“前言”中重新为亚裔的认同下了定义,认为亚裔的文化认同在本质上是“流动的和可以转变的”(xi)。
为了进一步解构生民视角建立在历史、地缘政治和种族观念之上的认同观,Lisa Lowe从理论和定量分析两方面,挑战生民视角企图在历史中发现认同起点的形而上学思维的褊狭。她在同一章中列举了大量的华人社区的例子后,断言构成华裔认同的形而下的文化实践活动“部分是继承下来的,部分是(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经过变化的,还有一部分是创造而成的”(65)。继承、改变和创造后的华裔文化不可能形成构成华裔认同的唯一文化基础,故华裔文化从本质上讲只能是杂和的,文化认同基本上也是杂和的,并应该具有包容性和可变性,绝对不是像生民视角坚持的那样,是所谓单一的和纯粹的,具有排他性和不变性。毋容置疑,今日的华裔社区从地缘构成上已呈多样性和开放性,不再像1965年以前那样由于受美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排华法案》的影响。从前的华裔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男女比例为10∶1,绝大多数为农民,主要从事体力劳动,鲜有其他谋生技能和手段;最近几十年的华裔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仅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来自于中国的所有地区,就职业区分,他们可以是厨师、餐馆小工、纺织女工、商业人士、电脑专业人才、学生、教授、科学家等;就身份而言,他们可以是难民、持不同政见者、非法入境的偷渡者,也可能是暂时无法回中国被迫滞留美国的各类人士。这些人到达美国后会不同程度地与当地的华人社区发生联系,进一步丰富了华人社区原有的多样性,因此Lowe得出这样的结论:“华裔美国文化的边界的定义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会受到社区内部和外部的不断挑战。(66)”文化边界的不确定性会理所当然地产生流动的和可以转变的认同观。认同的流动性和可变性的产生是因为认同在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受“出生地、死亡之地、不同居住地、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职业、阶级、社会关系、个人性格、体态、年龄、爱好、宗教、星象、工资水平等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影响。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众多的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冲突和掣肘,华人社区,用Lowe的话说,当然呈现“异质性、间际性(杂和性)和多重性”(67)。
华裔文化/文学领域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华裔当代文化在本质上具有中外文化碰撞和融合后产生的间际性(杂和性)。任何唯一性的概述都是对美国华人社区复杂现实的简单化或者蓄意歪曲。尽管文化认同本身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但是为了避免整体性思维的排他性弊端和对差异的忽视,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都回避对文化和认同做任何先验的规定性,以避免简单化或者教条化之嫌。于是,华人社区有时不再被认为是主要奉行中国文化的行为准则集中的地方,而是由不稳定因素和异质性构成的一个个更小的团体,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松散区域。在这样的区域内,区别性和多重性构成华人文化认同的制约因素。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融合以及族群文化内部的协调和磨合,使得华人社区及其文化带上浓厚的不确定性和多重色彩。最近几十年移民来源的多样性和成分的复杂性也使得谈论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同时也使得像生民视角那样的整体性思维的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就论述华裔认同的文化建构而言,Lowe和其他坚持民族视角的学者几乎完全接受霍尔的观点——“文化认同既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种‘存在’ ”(394)。虽然霍尔承认认同的相对确定性(存在),他并不认为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讨论“我们是什么”远远没有讨论“我们成为了什么”更有意义(Hall 394)。这里强调的是人们变成什么的过程,而不是认同形成的其他不可变因素,如历史、种族、语言、出生地、国籍、父母的籍贯等。
民族视角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认同形成过程的探讨,而探讨的重点是个体——尤其是华裔女性所呈现的区别性因素。接受不同、认识不同、认可不同、尊重不同,将不同和差异作为思考文化认同的出发点和终点,是民族视角者的共同偏好。霍米·巴巴在《文化的位置》 一书中关于“不同”做过精辟的阐述。巴巴认为详细解读“不同”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时空同一的状态,而这样一种状态为更深入的对话提供了契机。对不同和区别的强调使民族视角理论家相信并接受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并认为文化的间际性是一种不可否定的根本事实。另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多重华裔身份并不是对华裔或者中华文化以及整个华人族群的背叛。这样,民族主义者便完成了在理论上对生民视角的部分否定。就文学创作而言,汤亭亭、谭恩美、Gish Jen、Gus Lee等作家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华裔拥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的认同书写还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民族视角的学者关于华裔文化的异质性是构成华裔文化身份间际性和多重性的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关系的基本把握,即这两种文化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双方的融合仅仅是在表面层次上的。中美两种文化在浅显的交汇处催生出一个边沿空间,这样的空间在殖民瞬间的现在产生了文化和阐释的不确定性。美国主流文化和华裔族群文化碰撞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当代华裔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等观点,为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探讨华裔认同打开了另一道门,他们因而不必将自己的视角紧紧囚禁于“族群”和“本土性”事务之中。巴巴思考的也许是非洲大陆遭受欧洲列强殖民入侵的瞬间,是异族文化对非洲本土文化入侵的瞬间,而华人与美国文化的接触的情形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为了躲避内战与年馑,或者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大量的华人蜂拥美国,虽然有时空错位,但不存在文化入侵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华人自己将自己奉行的中华文化的行为准则和自己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直接带到了美国,是对美国文化的渗透和丰富,而不是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这些人到美国后,“必须在发展、同化和获取公民身份的话语中寻求自己的位置”(Lowe 103)。在Lowe的理解中,这种“寻求”会在两个层面上影响华人的自我和认同的形成。首先,移居美国就意味着渐渐地疏远自己的文化之根,其次,也意味着渐渐地与美国的国家认同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认同保持距离,因为“移民并不能毫不保留地接受(美国的)国家认同”(Lowe 103)。移居美国的华人在文化意义上的双层疏远,最终导致华人的自我意识处于双重错置之中,错置的结果使得华人/华裔处于文化间际性之中。文化间际性并不是一种无奈的境况,因为在这种文化处境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异化感才可以通过反抗话语进行表述。根据这种理解,华裔美国人的文化主体的形成不仅具有了多重性的可能,而且其形成主要是在对抗主流文化“国家认同”的压力的时候实现的,所以,华裔主体的核心就是形成对抗性的多重认同。如果说,美国的文化霸权在移民政策中主要表现为对归化和公民身份的过分重视,那么,华裔的多重认同/杂和认同反而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选择,因为具有这样的认同的人们能够进一步审视自己文化的异同和独特性,其次,具有这种认同还是抵抗种族和文化团体二元论原则的有效策略。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楚,文化的错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使人产生文化的杂合性,因而也不可能自动催发间际性认同,因为杂合性并不是两种文化传承的自然融合。用巴巴的话说,杂合性是殖民列强生产力、力量变化和巩固权威的符号,因为间际性认同不过是消除殖民统治的策略的一个名称而已……杂合性展现的是对所有歧视和统治场所的破坏和剔除。换句话说,杂合性/间际性的形成既是对殖民统治的挑战,也是对殖民统治被动接受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如果我们接受华裔的文化认同基本上是间际性的判断或说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内殖民主义”的存在及其作用。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间际性是抵抗种族和文化团体二元论原则的有效策略,同时又是——至少部分是——屈服于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文化和认同的间际性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是反抗殖民统治的策略,又能产生某种异化自己、奴役自己的力量,使处于文化间际性状态下的人们备受煎熬而难以自拔。毫无疑问,民族视角拓宽并发展了生民视角的认同观,但是坚持民族视角的学者将个性化和差异性推崇备之,似乎人与人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相同。如果每个人都将边缘当作主流歌颂,自己被边缘化了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地以为由于自己的推波助澜,美国社会的中心将从此存在于边缘之中,那么,民族视角的学者们是否根本无法抵御美国学界中心话语的影响——一味强调差异,拒绝任何带有整体性思维的观念,原本以为自己的研究的要旨是打破主流文化霸权一统天下的链条,不料自己却加入到了主流话语之中呢?
与任何一个社会或者社区一样,在美国的华人社区的确存在着文化的间际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存在并不能抹杀华裔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认同”的事实。因为有异质性和多样性而否认最基本同质性,其逻辑本身就不是十分严谨。多样性是一个有内涵却没有边界的概念,可以信手拈来描述任何程度上的不同。一个主要是白人学生的校园录取几个有明显种族特点的学生(黑人、亚洲人、印巴人等),完全可以说增加了校园学生构成的多样性。但是种族平等的理想果真实现了吗?肤色的点缀仍然不能改变美国校园的主色调(白色)。另外,多样性如果是指表面的不同,那么任何社区或者社会都可以因为成员的政治取向、阶级、性取向、性别、受教育程度、出身和家庭背景、心理、党派、收入状况等等方面的不同而分化为单一的个体,因为任何组织或者机构都不可能是由兴趣和背景完全一致的人组成的。如果一个社区里的成员为了丰富社区的多样性,而将自己的个性特点或者怪癖发挥到极致,社区的共同利益肯定是无法保障的。因此,如果过分强调华裔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就有可能会陷入到文化相对论的怪圈之中,而迷失了我们强调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初衷——建构挑战美国主流文化的反抗性认同。其次,民族视角通过阐述华裔文化的间际性,试图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证明华裔建立多样性认同的可能性,其根本思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 阐述差异不仅可以回避讨论文化/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有可能帮助消弭文化间的部分冲突。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此坚信不疑,并不遗余力地为多元文化主义高唱赞歌。应该承认,各种后现代派理论对文化的特殊性和异质性的研究的确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种族之间的文化异同及其特殊性。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文化和种族间的隔阂依然存在的事实,文化间的冲突仍然决定着国际政治的走向。华裔族群的文化空间虽然有所拓展,但并不能真正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华裔对自身文化传承的认同的可能性增加了,但这并不表明华裔创建华裔文化/文学传统的任务变得些许轻松了。
像生民视角一样,民族视角并没有像它期望的那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它不过是少了点排他性而已。如果说,生民视角建立在种族和本土事务上的话语体系有它与生俱来的狭隘性,民族视角强调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后现代视角忽视华裔共性的理论颠覆,对于建构华裔认同的宏伟目标的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朗。继续强调差异,还有可能使认同问题更趋复杂。其次,在这一领域的部分学者们发现以上两种认同视角均有其褊狭性,因为它们共同忽视了中国的移民话语以及中国文化在华裔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为了挑战以上认同视角,学者们呼吁将华裔族群的认同问题放在国际或者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思考,这种思考的角度,我将称其为“离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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