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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描述主义的模态论证(modal argument)中，必然性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模态论证本质上就是使用必然性这个模态概念来进行的。就此看来，模态论证是否正确和有效，在于其中使用的必然性概念是否正确和有效，也在于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方法是否恰当。本章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得出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具体说就是，由于在标准的模态论证中存在着两种必然性概念的混用，并且构造模态论证的那些理论家并未对其在范畴上加以明确的区分，因此，模态论证表面上的力量和强度，甚至多数哲学家所相信的有效性，实质上依赖于某种严重的概念混淆。
模态论证尽管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仔细考察将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是两个基本版本的某个变种。这两个基本版本中的一个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一个名字n的意义是一组弗雷格式描述(descriptions)D，那么，“n是D”是必然的。但直觉上，“n是D”并不是必然的，因此，描述论是错的。
第二个版本是这样的：日常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这个假定有直觉和事实的基础，而同样有直觉和事实基础的是，描述论者所设想的那些作为名字意义的描述是非严格的。因此，描述论是错的。
第一个版本的论证所使用的资源和假设更容易为描述论者和直接指称论双方所接受，并且，第二个版本的一个前提(即日常名字是严格指示词）的建立，依赖于第一个版本论证的结论。由此看来，第一个版本肯定是更有希望且更基本的，这也是本章要考察的直接目标(限于篇幅，本章不专门去讨论第二个版本的模态论证)。根据本章对这个版本模态论证的考察，我们发现，即使是这个看起来更有希望的版本，也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版本的论证对名字本身有两种语义学解释，而对必然性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但是，构造模态论证的哲学家并未加以必要的区分。于是，模态论证相当于从对名字的一种解释出发，借助两种必然性概念之间的悄然转换，而得出了对另一种解释下的名字的结论。描述论并不导致反直觉的结果，当把“n是D”解释成罗素的所谓单称命题时(此时名字是直接指称的)，描述论者完全可以承认它不是必然真的，即它可以在某一可能世界是假的。问题在于，描述论者在语义学的范围内，根本不准备把“n是D”解释为单称命题，而是解释为弗雷格式的命题。
自从直接指称论者提出了包括模态论证在内的反描述论的主要论证之后，模态论证一直是受到最多关注的论证。不但如此，多数描述论者自己也认为模态论证是有力量的，因此必须修改自己的理论，以便在模态论证下保全自己的理论。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则描述论者针对模态论证而对自己的理论所进行的修改就是不必要的。所以，本章的结论可视为对描述论提供了某种支持。
通常认为，关于专名，弗雷格风格的描述论者至少承认如下基本的断定：
第一，专名的语义内容包括涵义与指称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可以完全地刻画一个专名的语义学性质。
第二，专名的涵义由一个描述集D构成(D＝{d 1 ，d 2 ，·dn})。
第三，一个专名的涵义以如下方式决定了它自己的指称：一个个体是那个名字的指称，当且仅当，有那个个体且只有那个个体满足D，或至少D的一个特定子集。
第四，逻辑形式为F(n)的简单主谓句(在这里，名字n被使用，而不是被指涉）的真值条件是：满足名字n的描述集D或D的一个特定子集的唯一个体具有F所表达的性质。
在说明模态论证本身之前，需要一个准备性的工作，就是要给出争论双方都接受的一些有关的共同假设。在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上，直接指称论者与指称描述论者共享如下的基本断定：
(P1)如果一个语句(或陈述、命题）
是分析的，那么，它就是以意义为真的。
(P2)如果一个语句是分析的，那么，它是必然真的，同时，它的真是先天可知的。
(P3)两个同义的语句，如果一个是先天的或必然的，则另一个也是先天的或必然的。
(P4)如果一个专名同义于一个描述集D，且d
i
属于D，那么，“n是d
i
”是分析的(在这里0<i≤n，n是一个自然数)。
(P5)如果一个专名同义于一个描述集D，且d
i
属于D，那么，“n是d”
i
即是必然的，又是先天的。
(P6)至少对于多数日常物理对象，在它们实际拥有的性质中，有一些是必然的而另一些并非是必然的，。
前五条主要是关于语句的，第六条是关于对象的，所以它是一个关于形而上学的断定或假定，可以把这个叫作“素朴的本质主义”。
使用上面的结果，可以回来简明扼要地刻画模态论证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在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表达得最为典型：
(MA1)如果描述论是真的，那么一，个专名将同义于一个描述集D。(可由描述论的第二个基本论点得出。)
(MA2)如果描述论是真的，那么，“n是d i ”是分析的(在这里，d i 属于D)。[从(MA1)和(P4)推出。]
(MA3)如果描述论是真的，“n is d i ”是必然的。[从(MA2)和(P2)或(MA1)和(P5)推出。]
(MA4)但是，通常“n是d i ”并非直觉上必然的。
(MA5)因此，导致反直觉结果的描述论是错的。
模态论证的关键思路就是从描述论中推出一个反直觉的结果。于是，反驳这个论证的一个彻底的方式就是指出，从描述论中根本推不出模态论证所需要的那个反直觉的结果。让我们分几个步骤来表明这一点。
对于一个指称描述论者，“n是d i ”与“那个D是d i ”表达了语义内容完全一样的命题。(“那个”即英文的定冠词“the”)。当n是“亚里士多德”时，为简化论证并考虑一般的理解，可以规定D＝{d 1 ，d 2 }＝{柏拉图最著名的(那个）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老师}。于是，有了“n是d 1 ”和“n是d 2 ”：
(A1)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A2)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根据描述论对专名的语义学理解，名字“亚里士多德”同义于“那个D”。从(A1)和(A2)，我们可以根据名字之间(至少根据描述论的弗雷格式版本，摹状词也是名字）的这个同义性，进一步得出与它们同义的另外两个语句：
(B1)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B2)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那个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B1)和(B2)明显是分析的。根据(B1) (B2)和(A1) (A2)之间的同义关系，且根据(P3)，当然(A1)和(A2)也是分析的。根据(P2)，可知以上四个语句都是必然真的，即以下四个语句是真的：
(C1)必然地，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C2)必然地，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那个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C1′)必然地，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C2′)必然地，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乍听起来，(C1′)和(C2′)是很奇怪的，甚至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如果人们知道描述论者对于专名的语义解释，因此知道，这些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的语句不过是那些仅仅根据规定为真的语句的简写，则容易理解“奇怪”或“错误”只是表面的。因为仅当我们把这些语句理解为对世界进行了某种描述时，我们才“感觉”到奇怪或错误，可问题在于，从描述论中产生的这些语句并没有对世界进行任何描写，它们只是以意义为真的。
如前所述，假如人们以描述论者的方式理解名字，他们从“n是d i ”只能推出形如“这个D是d i ”的以意义为真的语句。重要的是，恰恰因为此类语句以意义为真，它们也只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是必然的。其理由正像从蒯因的第二类分析性语句(他的第一类分析语句是逻辑真理)，比如“单身汉是未婚的”，人们不可能推出描述任何实质性的形而上学事实的语句一样(当然，也许蒯因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许多人可能以为，对于描述论者，下列语句似乎会引起更实质的困难：
(E1)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必然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E2)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必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如果(E1)和(E2)中的摹状词“这个D”(the D)在模态语境中取宽范围(wide scope)解读，也即它多少起类似于卡普兰的d that(the D)的那种作用，描述论者不可能允许从“(B1)和(B2)是分析的”，或相应的(C1)和(C2)，导出(E1)或(E2)这样的结果。类似地，给定n与相应的那个摹状词(the D)的同义性，因此(A)与(B)两组语句的同义性，描述论者也不可能允许从“(A1)和(A2)是分析的”，或相应的(C1′)和(C2′)，导出如下结果：
(E1′)亚里士多德必然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E2′)亚里士多德必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当然，根据假定，在(E1′)和(E2′)中的名字“亚里士多德”也以宽范围的方式来解读。正是在此种解读下，(E1)、(E2)、(E1′)、(E2′)才是反直觉的。因为它们所说的其实是，在实际世界恰好具有如此这般的一组偶然性质的那个特定的人，在其他所有可能世界都具有这组性质中的一个。可是对名字的此种解读，或对名字的如此的使用方式，并不属于描述论者，因为名字实际地被解读为非描述的严格指示词。更大的麻烦在于，在上述推理的前提中，名字却是依描述论者的方式来解读的依据这种解读。，“亚里士多德”或“具有D组性质的那个对象”在任意可能世界都只是指在那个世界恰好具有D组性质的那个对象。D作为名字的意义决定了那个对象，并且，在不同的可能世界，所确定的对象也许不是同一个个体。因此，前提和结论中的名字具有实质不同的语义内容。为清楚表达从描述论可以导出的，以及从那里不可以导出的，我们用下标来区分表面语法和标记法相同的两类本质上不同的名字。下标“1”表示描述论解释下的名字，下标“2”表示直接指称论解释下的名字。用新标记来重新表达上边的结论，我们就可以说，给定n与相应的那个摹状词(the D)的同义性，因此(A)与(B)两组语句的同义性，描述论者不可能允许从“(A1)和(A2)是分析的”，或相应的(C1′)和(C2′)，导出如下结果：
(ER 1 ′)亚里士多德 2 必然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ER 2 ′)亚里士多德 2 必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当注意到名字在模态论证中被以不同方式来使用，则可知这个论证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论证中，当前提真时，有可能结论为假。从(A)和(B)的分析性可导出，(C)和(C′)，因为分析性蕴涵必然性。但当(C1)、(C2)、(C1′)、(C2′)为真时，(E1)、(E2)及其他类似的语句也许并不是真的。把(C1′)和(C2′)准确地表达为
(C1′)必然地，亚里士多德 1 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
(C2′)必然地，亚里士多德 1 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我们将不难看到，它们肯定是真的。因为在任何可能世界，“亚里士多德 1 ＝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都是真的。尽管如此，(ER 1 ′)和(ER 2 ′)却是假的。因为完全可能在一些可能世界，在实际世界恰好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学生和老师。至少在通常用来进行模态论证的那个系统中，当名字不是严格指示词，而是非严格的描述时，□(the D是d i )并不蕴涵(the x:Dx)□(x是d i )。当然，□(the D是d i )，或者□(n 1 是d i )就更不可能蕴涵∃x(x＝n 2 )∧□(n 2 是d i )，或者□(n 2 是d i )。
论证前提的真值不同于其结论的真值，这足以表达相应论证是有问题的。尽管如此，论证仍然看来是有力量的，结论的奇怪感仍未消失。不过，论证表现出来的力量只是一种错觉。在模态论证的刻画中，你总是可以发现，n 1 在论证过程的某一步悄然地被n 2 所代替。实际上，许多语言哲学中的直觉困惑，可以通过明确两种名字间的区分而得以消除。也由于这种概念的不合法的替换，使得以“2”做下标的直接指称论解释下的名字，当出现在相应的语句中时，实际上让这些语句表达了某种素朴的本质主义观念。此种素朴的本质主义观念有着直觉上的基础，是普遍所接受的观念。多数人也许默然地接受它，使得与它相冲突的哲学结论听起来会是奇怪的。可问题在于，从前面我们对于含有两类不同名字的语句的直值条件的刻画可以知道，直觉上不自然的或奇怪的结论，并不可以从描述论的真前提导出。除此之外，有一个在哲学上更实质的混淆或混用，造成了论证的进一步的缺陷。当一类名字在论证中被另一类名字悄然替换的同时，也借助于这种名字的替换，一类必然性概念在论证中被另一类必然性概念悄然替换，这是模态论证之无效的另一个原因，或者应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
在模态论证第一个版本从前提到结论的不同步骤中，真的存在两种必然性概念吗？论证的前提(MA1)直接引用了描述论关于名字意义的基本假定，也即一个专名同义于一个描述集。根据直接指称论和指称描述论双方都同意的(P4)，在假设描述论为真的条件下，“n是d i ”是分析的。于是，又根据双方都同意的(P2)，“n是d i ”也是必然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必然性是属于什么范畴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语句被断定为必然真的。
来看一下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个句子，“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那个人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这个句子告诉我们的只是，具有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及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两个性质的那个人，也具有两个性质中的一个。这个语句明显是真的，但说它是必然真的，则不能简单地加以判定。因为这里存在着此模态命题的两种解读。根据一种解读，这个模态命题说的是，在每一可能世界w，语句“那个在w中具有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两个性质的那个人，也在w中具有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的那个性质”是真的。根据另一种解读，这个模态命题说的是，存在着一个人，他在我们的实际世界中具有是柏拉图的最著名的学生和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两个性质，并且在每一可能世界w，关于这个人的语句“他具有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的性质”是真的。或者它说的是，在实际世界具有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两个性质的那个人，也在除实际世界外的所有其他可能世界具有是柏拉图的最著名的学生的性质。
非常明显，两个解读下相应的语句有不同的真值条件。根据第一种解读，模态算子范围内的那个语句不可能是假的，也就是说，它是必然真的。因为这个句子只是告诉了人们一个几乎不会有人怀疑的真理：被描述或规定为满足A和B的对象满足A或B。这个语句在概念上是真的。反之，根据第二种解读，这个语句一般是假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恰好具有一个非本质性质的人，可能在其他的世界不具有这个性质。尽管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但当所说的必然性来自分析性时，则不能允许第二种解读。分析性的真理及其必然性，既不依赖于对象存在，也不要求谈论任何具体的对象，一句话，这是在罗素和埃文斯(Ev-ans)意义上对象独立的(object-independent)命题。而第二种解读实际上是把(C1)解读成(ER 1 ′)，后者是对象依赖(object-dependent)的。同时，这个模态命题在性质上是从物模态。考虑到从物和对象依赖双重因素，则该命题的真假依赖于世界中的形而上学的事实。
与此相对照，分析真理的真及其必然性，最终地依赖于语言表达的意义和结构，这样的命题，其必然性应该被理解为从言模态的，它的真完全由描述被给定(或者说被规定）的方式和描述的内容来决定。换句话说，它的真不仅与实际世界的事态无关，也与可能的事态无关。简单地说，分析语句的必然性是语言的必然性，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当非严格的描述被规定为一个名字的意义组分时，这些描述当然不能在每一可能世界都确定同一个对象为名字的指称，但在每一可能世界被描述所确定的对象总是具有那些描述性质。原因在于，在一个可能世界w中满足这些描述是一个对象在那个世界是名字的指称的充分必要条件。对象本质上被描述所定义，没有人能够想象对象不具有定义所要求的那些性质。克里普克反复地强调康德的典型语句“金是黄色的金属”不是分析的，以便于说明他的必然性和先天性概念。但这并不表明克里普克与康德有不同的关于分析性的理解，而是说他们对于名字的语义学性质有不同的解读，对于必然性的性质也有不同的理解。
在典型的模态论证中，也在模态论证的直接指称论者的解释中，实际上使用了两种必然性概念。
一直以来，直接指称论者相信必定与指称描述论的推论相冲突的那种必然性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但是，描述论本身却并不蕴涵任何关于形而上学必然性的观念。因为两类必然性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且用于讨论完全不同的主题。所以，同一个人既可以同时承认关于两种必然性的断定，也可以同时承认一个而反对另一个，而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当某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规定为名字“亚里士多德”的意义，那么，在这个规定下，“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这句话会是错的吗？我们几乎肯定要回答，这句话总是对的，如果在一个场景下，大家在说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并且大家都熟悉的学者。这时谈话者中的一人问：“亚里士多德从来也没教过书，这个可能吗？”尽管对此的回答要依赖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人会认为当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存在时，会引起任何矛盾。
与普通人在这一点上一致，直接指称论者与指称描述论者共享对两种必然性的基本直觉。比如，萨蒙(N.Salmon)也认为在自己的语义学系统中，那些以意义为真的语句是分析的(比如，当名字的意义就是它的指称时，“a＝b”或“如果晨星存在，晨星是暮星”等等，如果是真的，则是以意义为真的)，甚至是逻辑真理。因此，既是必然的，又是先天的。
既然这些命题是先天的，那么它们就没有对世界有任何实质性的断定(除非像一些笛卡尔主义者那样，你相信有一些先天可知的天赋观念)，故此这里的必然性就不会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然而，即使是萨蒙，也没有清楚地区分两种必然性。
直接指称论与指称描述论的分歧，不在于它们对不同的必然性概念的理解上，而在于它们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上，同时，在于它们对名字的语义学理解上。
由于在语言的必然性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之间并没有概念的联系，任何从一种类型的必然性到另一种类型的必然性的推导都必须谨慎小心。没有极强的一些前提假设，这些推导都是不合法的。而当加上一些很强的前提时，那些前提本身往往带来极大的理论风险。我们的结论可以再加以推广，使其更具有一般性。原则上，从一个语言学的结论直接推导形而上学的结果是不合法的。直接指称论者萨蒙已经就一个具体的理论给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来表明这一点。他指出，直接指称论的语义学理论并不蕴涵本质主义，而仅当本质主义已经被假设时，从直接指称论的语义学理论加上本质主义，才能导出本质主义。
把萨蒙的结论向前再推一步，则我们可以说，任何语义理论本身都不蕴涵形而上学结论，而仅当形而上学的理论内容已经被假设时，形而上学的结论才可以从这个语义学理论加上那些已被假设的形而上学内容导出。注意到无论是直接指称理论，还是指称描述理论都只是语义学理论，因此，它们并不应该直接提出任何形而上学的主张。一个指称的描述论者可以相信强的本质主义而不会有任何矛盾，同时，一个直接指称论者可以拒绝相信任何本质主义也不会有任何矛盾。一句话，根本就不存在描述论的语义学结果与关于实际对象的形而上学或日常直觉的冲突，也不存在恰当的从描述论的语义学或任何语义学直接到达形而上学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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