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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亨迪卡(Jaakko Hintikka)，芬兰人，1929年生，受教于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冯·赖特，于1953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作为初级研究员在哈佛大学工作3年，然后在赫尔辛基大学、芬兰科学院、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波士顿大学任教，并长期在斯坦福大学兼职。亨迪卡的研究领域异常广泛，在数理逻辑、数学基础和数学哲学(分配范式、模型集、树方法、无穷深度语言、IF逻辑）、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可能世界语义学、认知逻辑、命题态度、博弈论语义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逻辑、语义信息）、哲学史(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弗雷格、胡塞尔、皮尔士、维特根斯坦）等众多领域或论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作者或合著者，他出版了40多本著作，编辑了20本文集，在国际期刊或论文集中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其六卷本文选于1996—2004年间出版。美国著名的《在世哲学家文库》于2006年出版《雅各·亨迪卡的哲学》一书，共971页。
亨迪卡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逻辑学和哲学舞台上极为活跃且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曾任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美国哲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以及世界哲学联合会副会长。他还长期担任国际性哲学杂志《综合》的主编，大型哲学丛书《综合文库》(已出版270多卷）的主编。2005年，因其在模态概念，特别是知识和信念概念的逻辑分析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罗尔夫·肖克奖”(Rolf Schock Prize)，该奖被视为逻辑和哲学领域的诺贝尔奖。2011年，获得美国哲学联合会颁发的“巴威斯奖”，以及“芬兰狮子级大十字勋章”。
笔者在亨迪卡生前曾对他做过一次访谈，下面是经过整理的访谈录。
问 ：您在国外哲学界特别是逻辑学界很有名，但中国一般读者对您和您的工作仍所知甚少。您能够谈一谈您的学术经历以及您的学术工作的特点吗？
答 ：当然可以。我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主修数学。由于受埃洛·凯依拉的影响，决定以哲学作为辅修专业。在此期间，我听了冯·赖特教授的许多课，当时听课者只有几个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受他指导并与他讨论。甚至在他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期间，我还去那里拜访过他，并在那里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如果说凯依拉给我提供了进入哲学领域的最初动力，那么冯·赖特则给了我在这个领域的绝大多数训练，并激发了我的独立思想。在他的指导下，我以有关一阶逻辑中分配范式的论文于195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哈佛大学著名的研究员学会(Society of Fellows)，任初级研究员，获得3年自由研究的机会。在此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国际哲学界领袖人物的同行，并实际上成为美国哲学界的一员。1959年，我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实践哲学教授，1965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直至1982年。1970年，任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这期间发生了某些严重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研究计划没有得到芬兰科学院足够强的支持，于是我于1978年移居美国，先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现任波士顿大学教授。总的说来，我很喜欢并适应我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长期以来，我总是奔走于芬兰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我的学术活动和时间也相应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分配。即使我定居美国之后，我仍保留着芬兰国籍，与我的芬兰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常在一起合作从事研究工作。这也是我的学术工作的特点之一。此外，我的学术活动受到两种不同力的牵引。一方面，从思想气质上说，我是一匹荒原狼，不得不独自寻找思想发展的道路。除早年受冯·赖特影响之外，塑造我思想的绝大多数哲学影响来自阅读，而不是个人接触。在我逐渐熟识蒯因之前，我已受到他的很大影响。我从未见过贝思(E·W·Beth)，但他是另一个早年对我的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在卡尔纳普邀请我去讨论我的工作之前，我正忙于发展我自己的归纳逻辑思想。在我见到维特根斯坦时，我对他的工作并没有认真的兴趣。弗勒斯达尔(D·Föllesdal)使我对当代哲学中的现象学传统感兴趣。如果要找什么线索的话，我的大多数思想源自我试图发展我自己更早的思想。另一方面，外在的刺激，如对他人工作的报道与批评，偶尔也会成为我的思想的催化剂，但仅仅当时机成熟时它们才会对我起作用。
大约从50年代初开始，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才能在哲学中比在数学中更有用武之地，于是逐渐地把研究重心先是移向逻辑，后则转向哲学。大约在10年或15年以前，我对当时所做的许多哲学工作感到失望。我仍然认为分析传统是正确的，是有发展前途的；仍然认为西方学术传统是正确的，甚至它使用的传统工具逻辑也是正确的。但我对很多东西越来越不满意，例如：由克里普克和马库斯等人所发展的新的指称理论；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并未把握住维氏哲学的真正精髓，或者说并未使维特根斯坦哲学成为可理解的。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某些基本的想法、意图、方案，甚至是逻辑语言体系。
问 ：据我所知，您是一位世界知名的逻辑学家，在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归纳逻辑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您能够谈一谈您的逻辑研究吗？比如说，您自己认为您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结果？
答 ：我在逻辑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是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很难像在数学中那样谈所谓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这些：
一是一阶逻辑中的分配范式。我从冯·赖特的有关思想出发，通过量词的层层深入，得到了有穷一阶语言中的分配范式，建立了这种范式的基本性质。我使分配范式成为处理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和哲学领域中许多不同问题的工具，其应用之一是导致我提出了可以用来刻画足道的(非重言的）逻辑推理的演绎信息概念。后来我在《逻辑、语言博弈和信息》(1973)一书的几章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概念及其哲学意义，它的模型论基础为我和兰塔拉(V·Rantala)所提出的瓮模型(urn model)所确保。
二是我在推广分配范式的语义基础上发展了模型集(现被称为“亨迪卡集”）技术。模型集是满足某些条件的一阶语言公式集，是对于世界的局部描述，可以用它证明一阶逻辑的完全性。我还把模型集用于研究模态逻辑，特别是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的语义学，以及它对于一系列内涵性概念如命题态度词和感知动词的应用。严格说来，一度流行的“克里普克语义学”说法从历史角度看是不公正的。它实际上是由几位逻辑学家发现的，首先是康格尔、蒙塔古和我本人，然后是格劳姆(Guillaume)和贝思，再然后才是克里普克。
三是我进一步把分配范式用于研究归纳逻辑的概率测度问题，提出了归纳方法的二维连续统、K维连续统、归纳接受理论和归纳语义信息理论。我的一些学生继续和发展了我在归纳逻辑及其延伸——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所谓的“归纳逻辑的芬兰学派”。
四是在70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逻辑学、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无人地带，对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语义学进行新探索，发展了“博弈论语义学”。在思考逻辑和语言作为描述世界的工具时，我遇到下述问题：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受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博弈的重要性。但我比维特根斯坦走的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现在，博弈论语义学已在逻辑学、哲学特别是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许多方法论考虑的基础。
五是关于问题、回答以及问答对话的理论，它是认知逻辑和博弈论语义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创立于70年代，近年来我已把它发展成“探究的询问模型”(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简单说来，这一模型可以看作数学博弈论意义上的二人零和博弈，其中一方为“提问者”，他是主动的；另一方为“自然”或“信使”，只作为答案之源。自然所给出的答复又成为后来的探索可资利用的前提。最好的寻求信息的策略取决于所允许的问题的复杂度。询问博弈可以用贝思语义表列的变体来加以形式化。我认为，这一模型揭示了科学推理的真正逻辑，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要应用。我已把它用于逻辑教学，1991年出版了与伯奇曼(J·Bachman)合著的逻辑教科书《假如……会怎么样？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现在此书很受欢迎。
六是我近些年来发展和创立了“友好独立的一阶逻辑”(independence-friendly first-order logic)，简称“IF逻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将导致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问 ：您是一位非常活跃和兴趣广泛的哲学家。您能够谈一谈您的哲学研究吗？
答 ：一般说来，我的哲学探索所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的结构以及逻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芬兰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生动的历史感和对哲学史以及一般思想史的极其尊重。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哲学史。我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论文也许是关于论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提出，“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从“我思”到“我在”的推理，它的特点归结于企图思考“我不存在”的自我否定性，与断定“我不存在”的自我否定性相似。所以“我思”并不表示一个前提，而是指称某种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某些思维行为的自我否定或自我证实的特征显示出来了。
我发现，我的历史研究与我在某个专门课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新的理论或技术常常有助于揭示、显露某些历史理论隐含的预设，发现人们从未意识到的新方面或新特征，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精确性或质量。例如，假若没有数理逻辑方面最深奥的理论之一——关于无穷深度语言的理论，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另外，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见又反过来启发或促进我在某个专门问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正如前面谈到的，正是从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发展出了我自己的博弈语义学。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的博弈语义学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博弈说是很不相同的，且非常重要，可以视为我在哲学方面的主要工作之一。
问 ：在您已出版的众多论著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答 ：我的下面这些书和文章是最重要的，我将简要解释一下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1)《数学原理的重新考察》(1996)
这本书主要探讨我新近创立的IF逻辑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书中，我批判了数学基础研究领域长期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如：认为逻辑的基本部分就是普通的一阶逻辑；真定义不能在同一层次的语言内给出，只能在更高层次的语言内给出；包括初等数论在内的足道的一阶数学理论必定是不完全的；数学思维必定涉及像集合、类、关系、函项、谓词这样的高阶实体；批判了弗雷格的组合性原则；等等。我用IF逻辑证明：可以在一阶水平上表达等基性(基数相同）、无穷、同一语言中的真概念；在过去60年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由哥德尔、塔斯基所给出的那些不可能性结果，如不完全性定理、真的不可定义性定理等，并不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所有普通的数学理论都可以建立在一阶层次上，并且免除了有关集合和高阶实体存在性的所有那些麻烦问题。我认为，我的IF逻辑及其造成的冲击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当然这是一场杰弗逊意义上的革命。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发展出上述思想太晚了，失去了与希尔伯特、哥德尔、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切磋讨论的机会。
(2)《普遍语言和理性演算——20世纪哲学的终极预设》(1997)
这是我的两卷本哲学论文选集中的一本，另一本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此卷收集的论文探讨了关于语言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语言作为普遍的中介和语言作为演算。从比较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哲学家包括皮尔士、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对塔斯基关于真定义的结果做了评论，认为它是非结论性的。
(3)《真定义、斯柯伦函项和公理集合论》(论文，待发表)
(4)《对于辖域来说，没有辖域？》(论文，1997)
(5)《逻辑学中的一场革命？》(与Gabriel Sandu合著，1996)
(6)《论知觉的逻辑》(论文，1969)
(3)～(5)这三篇论文，或证明了IF逻辑的各种重要结果，如可在IF一阶语言内给出它的真定义；或探讨了它在逻辑学、语言学、数学基础等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第四篇论文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讨论知觉，把知觉现象归属于关于知识和信念的一般模态逻辑的一个特殊分支的对象。这篇论文对关于知觉的哲学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问 ：您教育和培养了正活跃着的这一代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您还是国际知名的编辑，主编著名的《综合》杂志和“综合系列丛书”。我想知道，您的教学和编辑生涯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师和编辑，因为我接触并熟识一些非常好的教师如塔斯基和冯·赖特。但我喜欢教学和编辑，把它们视为使我的思想保持活跃和新鲜的手段。我清楚地记得，正是1991年我在波士顿大学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我忽然领悟到完全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内定义它的真谓词。从去年开始，我对教学的方法和原理很感兴趣，并且在思考如何教授逻辑以及更一般的哲学之类的问题，也许由此会产生你前面问到的我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问 ：您近些年主要在研究什么课题？
答 ：现在？我的兴趣很广泛，喜欢同时在几个不同的领域或课题上工作，我常常发现这些工作是相互启发和相互促进的。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博弈论语义学，我试图把它向各个方面推广。实际上，我的IF逻辑就是我的博弈论语义学的扩展和延伸之一。二是数学基础问题，我越来越理解了由20世纪数学基础研究的经典大师如希尔伯特、塔斯基、卡尔纳普和哥德尔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重要性，尽管我常常与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致，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比近些年一直在争论的那些问题重要得多，值得经常回到他们那里去寻求灵感。三是我对语言理论感兴趣，特别是自然语言的逻辑、语义学和方法论。1991年，我与我的学生桑杜(Gabriel Sandu)出版了一本书：《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把我的博弈论语义学与乔姆斯基的管制约束理论加以比较。我也继续对维特根斯坦、亚里士多德、皮尔士等人的思想感兴趣，并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我喜欢这种研究方式，让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课题上转来转去。
问 ：在您的学术研究中，逻辑与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您的哲学研究使您觉得有必要创立某些新的逻辑工具，然后您又把这些工具应用于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请您谈一谈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是再合适不过了。
答 ：我所用的逻辑工具在技术上是新的，在观念上却是旧的。例如，我的基于博弈论语义学的IF逻辑就是试图清楚地揭示数学家们一直在进行着的思考方式；我近年所发展的“探究的询问模型”也是试图发展哲学中相当古老的观念。正如有人开玩笑说的，我的询问模型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的设问法加上现代逻辑的包装。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有些中学老师相当好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的教学非常成功。
关于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几乎没有什么逻辑分支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蕴，而关于我们概念的逻辑或逻辑分析几乎都与许多哲学研究有某种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有可能把纯粹的逻辑洞见与哲学省思完全区分开来，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是如此，在哲学史上也是如此。例如，有什么东西比传统的范畴理论在哲学上更重要？而对它的评价反过来又与自然语言的逻辑和语义学密切关联着。在每一个主要方向上，我在逻辑方面的工作都开辟了逻辑分析的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导致对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的新见解，甚至导致对哲学史的新看法。
关于逻辑，我想再说几句话：康德曾经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已趋于完善，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发展，并且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但此后不久数理逻辑的兴起与繁盛完全证伪了康德的断言。但是当代有些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弗雷格、罗素所创立的逻辑，亦称一阶逻辑、量化理论、低阶谓词演算，又持有与康德类似的观点。但我想强调指出，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逻辑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我的IF逻辑就为逻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前景，它甚至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领域内的一场革命。
亨迪卡教授在谈话中提到的他的最好的书和论文的英文名称及出处：
(1)The Principles ofMathematics Revisit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Lingua Universalis is Calculus Rationator.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
(3)“Truth Definition，Skolem Function，and Axiomatic Set Theory”，Bul-letin ofSymbolic Logic 4(3)，1998.
(4)“No Scope for Scope?”，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1997.
(5)(with Gabriel Sandu).“A Revolution in Logic?”，Nordic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1，No.2，1996.
(6)“On the Logic of Perception”，in Perception and Personal Identity，eds.by Norman S.Care and Robert H.Grimm，Cleveland: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1969:140 175.
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雅各·亨迪卡于2015年8月12日在芬兰波尔沃去世，享年86岁。从波士顿大学退休后，他与妻子在波尔沃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亨迪卡于1929年1月12日出生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市(万塔)。他从1947年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并且在1953年完成了关于分配范式的博士论文答辩。他在30岁时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的实践哲学教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雅各·亨迪卡在许多地方担任过重要职位，包括芬兰科学院(1970—1981)、斯坦福大学(1965—1982)、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978—1900)和波士顿大学(1990—2014)。
亨迪卡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出版了40本著作，编辑了20本文集，在国际期刊或论文集中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他是现代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55年所做的关于量化理论和模型集的工作是现在的标准参考文献。
模型集是相关逻辑语言语句的集合，这种语言构成了对可能事态的描述。在命题逻辑中，一个模型集m是任何满足特定封闭条件的语句的集合：
C1.如果p属于m，那么p的否定￢p不属于μ
C2.如果合取式(p∧q)属于μ，那么p和q都属于μ
C3.如果析取式(p∨q)属于m，那么p和q至少有一个属于μ
C4.p的双重否定￢￢p属于μ，那么p属于μ
C5.如果￢(p∧q)属于μ，那么￢p和￢q至少有一个属于μ
C6.如果￢(p∨q)属于μ，那么￢p和￢q都属于μ
在谓词逻辑中，增加了另外4个条件来适应“存在一个x使得p”即(∃x)p和“对于所有的x来说p”即(∀x)p这两个类型：
C7.如果(∃x)p属于μ，那么至少有一个个体常项a，p(a/x)属于μ
C8.如果(∀x)p属于μ，并且个体常项a出现在μ的公式中，那么p(a/x)属于μ
C9.如果￢(∃x)p属于μ，那么(∀x)￢p属于μ
C10.如果￢(∀x)p属于μ，那么(∃x)￢p属于μ
在C7中，p(a/x)是用a替换p中的自由变元而得到的结果。
等式a＝b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C11.如果p属于μ，a＝b属于μ，并且q除了在一个或多个地方a与b互换外与p相同，那么q属于μ
C12.对于任何个体常项a，￢a＝a不属于μ
在1955年的工作中，亨迪卡用模型集给出了一阶逻辑的完全性证明。这项工作在多个方向得到发展。
一个方向是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现在的挑战是，为了适应真性概念(必然、可能）、道义概念(必须、不允许）和认知概念(知道、相信)，如何推广模型集的思想。亨迪卡的想法是，模型集必须与一个模态系统结合起来，以至于一个模态系统的模型集(事态、可能世界）可以有其他与之不同的系统的模型集(事态、可能世界)。模型集出现于1957年的两篇论文《道义逻辑中的量词》
和《作为指称多样性的模态》
中。在1958—1959年期间，他在哈佛讨论班上(不幸的是，笔记被遗失了）通过使用先前谓词演算的完全性证明来获取量化模态系统M、S4、S5的完全性证明。在《模态与量化》
一文中，他强调了模型集与卡尔纳普状态描述之间的关联，并且模态系统的使用在《知识和信念》
一书中达到高潮。其主要想法是，给“主体a知道p”即Kap这样的概念增加如下新的封闭条件：
C.K 如果K a p属于一个模态系统Φ的模型集μ，并且μ∗(相对于主体a来说)与Φ的μ不同，那么p属于μ∗
也就是说，知识概念的逻辑分析促使我们考虑与当前事态不同的事态。
亨迪卡在认知逻辑方面的工作与蒯因对模态逻辑的批判相背而行。蒯因清醒地意识到，存在概括这样的量词规则以及同一替换规则在真性逻辑中具有误导性。就同一替换规则而言，亨迪卡意识到，在认知逻辑中人们不能总是从
(1)a知道海德先生是谋杀犯，即K a (M(h))和
(2)杰克尔医生与海德先生是同一个人，即j＝h推出
(3)a知道杰克尔医生是谋杀犯，即K a (M(j))就存在概括规则而言，人们不能总是从(1)推出
(4)(∃x)Ka(M(x))
蒯因对这种情况的分析(或者说亨迪卡对它的解释）是，在第一个例子中同一替换的失效表明，“海德先生”这个词项所占据位置是指称不透明的。这种不透明性是在第二个例子中不能进行存在概括的原因。蒯因的解决方案是把这些规则限制到指称透明的语境中。
亨迪卡挑战了蒯因的论证
。对他来说，同一替换失效，既不是由于指称的失败，也不像蒯因有时似乎建议的那样是由于单称词项指称对象的方式，而是多样指称，也就是说，是由于a不得不考虑与当前认知事态不同的其他认知事态。在有些“可能世界”中，专名“杰克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指称两个不同的人
。亨迪卡认为，如果a知道海德先生与杰克尔医生是同一个人，那么同一替换在认知语境中是完全有意义的，由此得出如下原则：在a的所有认知事态中这两个名称指称相同的个体。亨迪卡认为，如果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那么“量化”的必要条件不再是同一替换(＝指称透明性)，而是要求单称词项“海德先生”在所有认知事态中都命名相同的个体
。这个要求(在简单的情况中）等价于如下原则：a知道谁是海德先生，亨迪卡将其表示为(∃x)Ka(x＝h)。
在《知识和信念》的书评中，齐硕姆指出，亨迪卡关于存在概括和同一替换的要求预设了跨界识别方法，在此基础上人们必须能够说出什么时候一个世界中的个体与另一个世界中的个体是相同的
。齐硕姆评述了某些跨界识别的方法，包括本质性质，但他认为，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完全可接受的。然而，他的批评促使亨迪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展出跨界识别的方法。他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他与达格芬·弗勒斯达尔(Dagfinn Föllesdal)关于这个问题的交锋发表在期刊《理论》上。
他在《个体、可能世界和认知逻辑》
和《论知觉的逻辑》
中也发展了这些方法，他还引入了公共识别和视角识别的区分。我或许听说过奥巴马，知道他是谁(美国总统)，但从来没见过他。当我最终见到他时，我视角地识别出他，也就是说，我把他放置在我的视觉地图上。或许我见过他，但没有把他与奥巴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没有公共地识别出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知道奥巴马是谁。
值得注意的是，在真性模态中，亨迪卡通过要求专名在所有相关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称相同个体来说明“量化”的合理性，这相当于要求单称词项是“严格指示词”。这是克里普克后来在《命名与必然性》中辩护的观点。
虽然亨迪卡既考虑所谓的专名描述论又考虑直接指称论，但他最终为一种中间立场辩护，他的跨界识别方法并不构成专名的缩写(涵义)，而是与识别指称的语境结合在一起，既包括真性语境也包括认知语境。另外，克里普克认为，由齐硕姆提出的跨界识别问题并不出现在真性逻辑的语境中：可能世界是假设的，所以居住在可能世界上的个体也是假设的。
后来的情况表明，亨迪卡在认知逻辑方面的工作在逻辑、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高度促进作用。“第二代”认知逻辑增加了“社会”层面(多主体认知逻辑)，这导向了分配知识和公共知识这样的想法；“第三代”在前两者之上又增加了“动态”层面，这促进了博弈论的认知基础和动态认知逻辑的发展以及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工作。这里指出其两类结果。起点可以是一群主体，对于给定的主题来说，每个主体都具有部分知识。一个不知道p的主体(他既不知道p也不知道￢p)知道，另一个主体知道p或知道￢p。因此，第一个主体自然会询问第二个主体是否为p。这里的想法是，主体通过问答获得了关于特定话题的公共知识。第二类结果出现在博弈论中。它表明，关于博弈的局中人的特定假设，例如理性的公共知识，暗示了解决博弈的特定算法(逆向归纳、占优策略的迭代消除)。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亨迪卡与其合作者开始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动态逻辑”。但是这种“动态逻辑”所针对的现象不同于我在上一段提到的现象。亨迪卡的系统被称为探究的询问模型(IMI)，它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推理和论证的系统中，他把早期在认知逻辑方面的工作与问题和预设整合在一起。
亨迪卡喜欢以面对自然界(主题）的理想科学家(探究者）所进行的博弈的形式来呈现IMI。这个博弈在一个固定的模型(论域）上展开，这个模型编码了我们的现实世界或其中一部分。探究者具有一些背景知识，被编码在理论T中，他的目标是解决特定问题C。在每个阶段，探究者都在逻辑步骤和询问步骤之间进行选择，前者是从他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东西中进行的演绎，后者是他向自然界提出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术语，表示探究者可能做出的任何新的观察或测量。他把“答案”加入他的背景理论T中。最终，探究者从理论T以及迄今为止所收集的前提集中得出C或C的否定。因为要求必须知道(或带有特定概率地相信）答案，所以认知逻辑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给模型的构成要素做出特定假设，亨迪卡能够分析科学哲学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解释、归纳等等)。
亨迪卡工作的重要意义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承认，2005年，“由于他在对模态概念特别是对知识和信念概念的逻辑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亨迪卡逻辑和哲学方面的“罗尔夫·肖克奖”(Rolf Schock Prize)。
亨迪卡早期在量词方面的工作所引导的另一个方向是博弈论语义(GST)。其主要思想在《关于量词的语言博弈》
一文和《逻辑、语言博弈和信息》
一书中得到概述，并在《量词与量化理论》
一文中得到充分展开。同样与主流相反，亨迪卡在此建立了自然语言量词处理的系统方案，既与蒯因把量化理论看作所有科学论域的“标准记法”的观点不同
，也与蒙塔古在《日常英语量化的恰当处理》一文中提出的方案有别。
亨迪卡基于博弈论的思想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一阶语句A的语义博弈是由解释A的非逻辑符号的模型中的两个局中人参与的，即我自己和自然界。步骤的顺序是由A的逻辑形式指示的。一个析取公式(存在量化）提示了我自己的步骤，我选择一个析取支(把M论域中的一个个体看作量化变元的值)。一个合取公式(全称量化）提示了自然界的步骤，它选择一个合取支(把论域M中的一个个体看作量化变元的值)。否定公式转换局中人的选择以及胜负的规则：如果博弈最终的原子公式被选择的变元值所验证，那么我自己获胜；否则，自然界获胜。M中的真(假)被定义为存在我自己(自然界）的获胜策略。亨迪卡注意到，这种真的定义等价于标准模型论的真概念，但也看到，其启发性在语言学和哲学上的优点，其中包括自然语言量词和代词的博弈论分析、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博弈的说明等等。在同一篇论文中，与蒯因的“一阶论题”相反，并且基于亨金(Henkin)在分支量词方面的工作，亨迪卡给出了自然语言语句的例子，在他看来，这需要比通常一阶逻辑更强的表达力。分支量词背后的想法是，它们可以表达通常一阶逻辑不能表达的特定类型量词的独立性或非独立性。其中一个类型是：
对于任何x和任何y，存在一个仅仅依赖于x的z，并且存在一个仅仅依赖于y的w
亨金用分支量词翻译为
分支形式是为了说明，∃z仅仅依赖于∀x，∃w仅仅依赖于∀y。预期的解释是由博弈论解释保证的，而现在这又通过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来解释。在这个博弈中，在给z选择语义值时，我自己仅仅知道x的值，在给w选择语义值时，我自己仅仅知道y的值。亨迪卡给出如下自然语言语句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类型：
任何作者都喜欢一本他自己的书，正像任何批评者都不喜欢某本他所评论过的书。长久以来一直在争论这类例子是不是自然的。
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他继续发展了这些思想，与他的合作者在代词、条件句、限定摹状词和意向现象的分析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亨迪卡在分支量词方面的工作导向了IF逻辑(Independence-Friendly Logic)，这是与桑杜一起给出的一个逻辑系统。
它在过去30年里是亨迪卡工作的中心。IF逻辑是他早期在博弈论语义方面工作的推广，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数学基础上。亨迪卡在《数学原理的重新思考》
一书中探索了他的主要思想，其中基于桑杜关于真的可定义性的结论(在该书的附录中)，亨迪卡认为，IF逻辑是数学基础和自然语言逻辑表示的恰当逻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的大部分工作致力于表明带有概率的IF逻辑的扩张(IF概率）构成了量子力学的真正实验逻辑。亨迪卡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导向了几个独立和非独立的逻辑，被应用于量子力学和社会选择理论。在发展这个方案时，他经常担心时间不够用。2015年8月7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在他主持的“物理科学的哲学”分会场上，他介绍了他自己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思想。
亨迪卡多次提到，他唯一真正的老师是冯·赖特。我听说，冯·赖特曾经说过，雅各·亨迪卡是他唯一真正的学生。但是亨迪卡本人有许多学生，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教授，如希尔匹伦(Risto Hilpinen)、托梅拉(Raimo Tuomela)、皮塔瑞伦(Juhani Pietarinen)、尼尼罗托(Ilkka Niiniluoto)、克努提拉(Simo Knuuttila)、兰塔拉(Veikko Rantala)、马尼伦(Juha Manninen)、卡尔松(Lauri Carlson)、萨瑞伦(Esa Saarinen)、辛拓伦(Matti Sintonen)、桑杜(Gabriel San-du)，我认为，其部分原因是他的慷慨。与他的许多学术同辈不同，他从不把他的思想仅仅保留给自己，而是与他的学生共同分享这些思想，以便共同发展这些思想。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同事，为我们持续不断地提供“精神食粮”。